纽约时报丨畅销书中即将到来的美中战争

畅销书中即将到来的美中战争

卡洛斯·罗沙达（Carlos Lozada）

这不公平，但战争传奇往往比和平故事更令人兴奋。对战争到来的警告相较于善意的保证，也是如此，或许更加如此。风险和升级的可怖场景，几乎总是比那些解释如何避免打仗的反对声音更吸引人。鹰派相较于鸽派，现实主义者相较于理想主义者，那些相信噩梦的人相较于那些梦想另一种选择的人，享有一种叙事上的优势。

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全方位敌对态势，近期催生了一大批有关武装冲突爆发可能性的书籍，其中许多涉及如何先发制人的建议。假如说“谁失去了中国？”是冷战初期美国人的关切所在，那么“谁输给了中国？”有可能成为其当代版本。华盛顿和北京已有五十年的接触，这一时期的特点是美国的单级必胜论和中国上升为经济超级大国，这之后，两国眼下处于战争的“碰撞航向”：许多著作如此断言，尽管理据各有不同，有时甚至相互矛盾。

在这些著作中，对手之间注定要发生冲突，因为中国已经变得太强大，或是正在变弱; 因为美国太过傲慢，或是太没有安全感; 因为领导人做出了错误的决定，或是因为政治、意识形态和历史的力量压倒了个人的力量。这些著作的部分题名，如《注定一战》（Destined for War）、《危险地带》（Danger Zone）、《2034年: 一部有关下一次世界大战的小说》（2034: A Novel of the Next World War）和《可以避免的战争》（The Avoidable War），揭示了争论的范围和局限性。

我不知道美国和中国是否终将兵戎相见。但在这些著作中，战斗已在激烈进行了。到目前为止，那些讲述战争的故事正赢得胜利。

内卷的美中冲突图书俱乐部

这个美中冲突图书俱乐部是浑然一体、自我参考的，而且所有作者似乎都有义务引用的一部著作，是2017年出版的《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作者是哈佛大学政治学者格雷厄姆·艾利森。他审视了公元前5世纪崛起中的雅典与守成的斯巴达之间的战争，并呼应了古代历史学家、前雅典将军修昔底德的看法。修昔底德认为：“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以及因此而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将雅典换成中国，将斯巴达换成美国，你就明白个中深意了。（引文来自《注定一战》国内中文版，个别地方有调整，下同。——译注）

艾利森以他1971年对古巴导弹危机的研究《决策的本质》（Essence of Decision）而闻名，他不认为美中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但在他的著作中，他确实认为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更大。他写道: “当一个崛起国可能取代现有守成国时，由此产生的结构性压力就会导致暴力冲突，无一例外。”他回顾了占主导地位的大国和崛起中大国之间的16次交锋，如葡萄牙和西班牙之间有关贸易和帝国、荷兰和英国有关海洋、德国挑战20世纪欧洲列强的交锋，以及其他对抗，发现其中12次的结果是战争。

艾利森警告说，随着中国继续积累经济和政治影响力，且美国领导下的全球秩序显得不那么可持续，“中美两国间极易爆发双方直接交火的情况”。当最高层存在不信任，世界观不可调和，每一方都认为自己的领导地位预先注定之时，任何轻推都将导致双方直接交火的情况。他问：“是否会因中美军舰在中国南海发生碰撞、台湾被推向“独立”、中日之间互耍手段争夺没有人希望在其上生活的岛屿、朝鲜的不稳定，甚至是螺旋式的经济争端，导致中美都不希望的战争发生？”(在《注定一战》中，这是一个反问。）

这样的故事情节是那些美中冲突文献的生命线。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高级研究员哈尔·布兰兹(Hal Brands)和迈克尔·贝克利(Michael Beckley)2022年出版的《危险地带》一书，开篇即为2025年初中国出人意料地入侵了台湾。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军队因太过分散，而无法实施有效应对，很快，病中的拜登总统就在考虑对大陆地区港口和机场的中国军队发动低当量核打击。布兰兹和贝克利问：“美国和中国是如何来到第三次世界大战边缘的?”太容易了。

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Kevin Rudd）长期研究中国，在《可以避免的战争》一书中，他设想了十条截然不同的故事主线，许多是围绕台湾命运展开的。例如，假如中国试图以武力夺取台湾，而华盛顿选择不予回应，那该如何是好？陆克文写道，那可能成为美国的“慕尼黑时刻”，摧毁美国的任何道德权威。更糟糕的可以是，美国以军事力量回应，但随后输掉了战争，这将“标志着美国世纪的结束”。陆克文指出，他书中的一半情节“涉及重大武装冲突的一种或另一种形式”。而且，他是那些作者中最温和的一个。

小说家、曾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服役的前海军陆战队特种作战军官艾略特·阿克曼(Elliot Ackerman)和退休四星上将、前北约盟军最高指挥官詹姆斯·斯塔夫里迪斯(James Stavridis)合著的《2034年》讲述了一个加长版的战争故事。

2021年出版的《2034年》基本上是一本关于我们如何走向核战争的海滩读物。两位作者设想了一场发生在南中国海一队美国驱逐舰和一艘携带高技术情报设备的中国拖网渔船之间的僵局，几个月后，这一僵局升级为一场世界大战，将主要城市化作灰烬，致死数千万人口，而华盛顿和北京都不负责。主要人物之一是一位与美国关系深厚的中国官员，他回忆起在哈佛大学上过的一堂课，“那是讨论课，被浮夸地命名为‘战争史’，由一位喜欢希腊的教授讲授”。假如那是对无处不在的艾利森的挖苦，那也可能是对他的致敬，因为在《2034年》中，中国和美国都被修昔底德坑害了。

在《可以避免的战争》中，陆克文警告说，不论是为挽救生命还是挽回面子，北京和华盛顿升级敌对状态的诱因，都“可能是不可抗拒的”。阿克曼和斯塔夫里迪斯遵循了那个剧本。在他们的小说中，一位拥有Wisecarver（博学的雕工——译注)这样一个完美的姓，不顾一切的鹰派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和一位沾沾自喜、过分自信的中国国防部长，一直坚持你来我往，直到圣地亚哥和上海等城市消失，印度在军事实力和调停权方面成为一个全球大国。(联合国安理会甚至从纽约迁至新德里。) “这场冲突感觉上不像是一场战争，至少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战争，而是一系列的升级”，一位有影响的前印度官员在小说接近结尾时表示。“所以我说，这是‘悲剧性的’，而不是‘不可避免的’。悲剧是本来可以避免的灾难。”

根据这些说法，预言悲剧是讨人喜欢的。艾利森认为，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是为中国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1949年内战结束的“百年耻辱”复仇，并恢复这个国家第一流国际地位的长期计划的一部分。艾利森解释说，美国和中国都认为自己是天选之国。华盛顿的目标是维持“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 ，而中国认为，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只是美国制定规则、中国服从命令的典章：是一个压迫性的计划，旨在遏制和颠覆中国积压已久的民族伟大。

那一伟大的程度和持久性，在这些著作中是意见不一的事情。艾利森认为，经济力量的平衡“已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急剧倾斜”，于是，美国要求继续称霸是不现实的。但布兰兹和贝克利在五年后的著作中见证的是一个普通的中央王国，尽管“耀武扬威”(在有关外交政策的大部头著作中，这是免不了的行动)，却饱受国外的敌人、国内的人口老龄化和经济不景气的威胁。 “中国将成为一个衰落速度远超大多数人想象的大国”， 布兰兹和贝克利宣称。“其他人看到的是中国快速的增长，我们看到的是巨额债务和苏联水平的低效。其他人看到的是闪闪发光的基础设施，我们看到的是鬼城和不知通向哪里的桥梁。其他人看到的是世界上最多的人口，我们看到的是一场迫在眉睫的人口灾难。”

只是这些解释并没有令中国减少任何一点对美国利益或安全的威胁。布兰兹和贝克利认为，恰恰相反。当中国见证其机会之窗迅速关闭之时，它可能决定现在就采取行动，实现自己的目标：拿下台湾，扩大势力范围，赢得全球优势。因此，2020年代是美中竞争“将迎来最危险时刻”的十年。

请留意：艾利森认为中美可能爆发战争，因为中国正走在一条不可阻挡的增长和影响力之路上，而布兰兹和贝克利担心冲突，恰恰是因为中国的实力或许正在减弱。这就是国家安全思想主导地位的职业危害: 一旦你认定冲突可能发生，任何一组条件就都可以令人信服地为该认知找到证据。

“一个急不可待的未来超级大国”

美国梦这一提法与美国的国家身份是不可分割的，尽管它对不同的美国人可以意味着不同的东西。但还有一个中国梦，由一个人多少有些不拘一格地清楚阐明了: 习近平，他也是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

那些有关美中冲突的著作对中国领导人的动机和意图给予了相当多的关注。艾利森将习近平的中国梦描述为权力、繁荣和自豪的结合，“是西奥多·罗斯福的美国世纪的强大实力展示愿景，也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充满活力的新政。”陆克文用了他的著作的11章阐述习近平的雄心和世界观，包括：他对保有权力的不懈关注; 他力推国家统一，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 他必须维持中国的经济扩张; 他努力实现军事现代化，尤其是中国海军力量的现代化; 他挑战西方式自由主义准则的努力。

陆克文写道，在习近平看来，拜“美国衰落主义理论”之赐，这些目标可能更容易实现。该理论在奥巴马执政期间得到了中国外交政策精英的认可，特别是在9·11反恐战争和经济大衰退之后。当然，该理论的必然结果是，中国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刻已经到来。在《2034年》中，同样的看法活生生地体现在中国国防部长戏剧性的独白中。“我们的力量一如既往，是我们明智的耐心”，他宣称，这与美国人形成了鲜明对比，他们“就像换季那样，时常改变政府和政策”，并且“被他们的情绪、轻松愉快的道德和认为他们自己的宝贵不可或缺性的信念所左右”。一千年后，美国“甚至不会作为一个国家被铭记”，他表示。“它只会作为一个瞬间被铭记。转瞬即逝。”在小说中，中国抓住时机试图结束美国的时刻。但相反，这两个时刻都结束了。

在《一人之党: 习近平的崛起与中国的超级大国未来》(Party of One: The Rise of Xi Jinping and China’s Superpower Future)一书中，《华尔街日报》记者王春汉(Chun Han Wong)指出，中国国家主席对美国没有深厚的敌意，事实上，他对美国文化有一定感情。王春汉写道，习近平担任副主席时，曾送女儿去哈佛大学学习，他还分享过自己对美国电影《拯救大兵瑞恩》的喜爱。当然，一位中国国家主席对一部讲述以往的一次世界大战中的野蛮、英雄主义和损失的电影的痴迷，可能昭示着一些相较于美国软实力的力量来讲不那么鼓舞人心的事情。

黄春汉解释了习近平如何通过反腐清洗强化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控制，并部署国家安全和监视，以压制对中国的稳定的任何威胁，更确切地说，是对他的权力的任何威胁。黄春汉写道，国家主席是 “狂热的民族主义者”，他在国家的领导层和人民内部“激发了一种对中华文明的自豪感”。习近平将打造一支更强健的军队作为“他的中国梦的中心，要求军队做好准备，‘能打仗、打胜仗’”。不需要进行太多侦查，你就能想象出，在这样的战争中，谁是对手。黄春汉写道，习近平断定，东升西降“已经成为党内外的信条”。“质疑这样的看法几乎等同于不忠。”

布兰兹和贝克利则不那么专注于习近平；他们认为，中国的修正主义计划在这位中国最新领导人上台之前很久就有了。他们写道: “美国有一个中国问题，而非习近平问题。”但他们可能从黄春汉的报道中找到证据。黄春汉写道，习近平将相当多权力和控制集中在自己身上，并通过恐吓实施统治，进而“可能已成为他谋求建立一个中国超级大国的过程中最薄弱的一环”。因为担心令习近平失望，国家官僚机构已变得瘫痪，与此同时，单独一个人赋予了党以生命力，以至于任何可能的继任者都要奋力一搏才能领导这个党。

“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傲慢而脆弱，英勇无畏但缺乏安全感”，黄春汉得出结论。“它是一个急不可待的未来超级大国，渴望挑战世界，同时对可能发生的事情保持警惕。”

暗淡的和平之路：“有管控的战略竞争”

纵观这些关于中国和美国的书籍，战争场景比比皆是，和平之路却不那么明显。

艾莉森渴望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保罗·尼采（Paul Nitze）等华盛顿智者和其他冷战杰出人物的那个时代。艾利森警告说，美国不需要再制定一项“中国战略”，而需要认真反思美国在一个其对手可能变得比美国更强大的世界中的目标。“军事上的超强地位对确保美国的重要国家利益是否至关重要？”艾莉森问道。“美国能否在一个由中国制定规则的世界中兴旺发达？”他写道，我们需要伟大的思想家，因为“命运掌控双手，但人才是游戏的玩家”。

与艾利森的修昔底德陷阱相反，布兰兹和贝克利明智地指出，国家可以同时崛起和衰落，巨大的地缘政治危机时刻不只会发生在一个国家崛起时，也会发生在一个国家的雄心和绝望走到一起的时候。不幸的是，他们的实际建议被国家安全机构的自助流行语掩盖了。“关键是要承担经过计算的风险，并避免不计后果的风险”，他们建议。“危险地带战略就是走长线，并确保你能赢。”布兰兹和贝克利甚至呼吁华盛顿部署“战略性的马盖维主义（MacGyverism），即：利用我们拥有的或能够迅速争取到的工具，拆除即将爆炸的地缘政治炸弹”。(翻译一下: 即兴发挥，希望有超级聪明的人介入，解决任何危机。)

当然，给任何外交政策术语加上“战略性的”，可以立即赋予其一种更崇高的气氛，而陆克文是个中大师。在《可避免的战争》中，他援引了战略认知、战略对手、战略等式、战略逻辑、战略思维、战略共同体、战略方向、战略匝道、战略语言、战略素养、战略红线、战略合作、战略接触、战略温度以及联合战略叙事，这还只是在引言中。

毫不奇怪，陆克文避免这场本可以避免的战争的计划，是他所谓的“有管控的战略竞争”。这涉及北京和华盛顿之间持续进行密切沟通，理解对方“不可化约的战略红线”，从而减少因误解或意外造成冲突的机会。(陆克文将其比作美俄在古巴导弹危机后改进彼此沟通的努力。)在有管控的战略竞争状态下，双方即可将它们的竞争冲动引入经济、技术和意识形态方面，同时将它们的合作需求进入气候变化和军备控制之类领域。

华盛顿或许正在部署某个版本的陆克文剧本。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和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最近访问了中国，气候变化特使约翰·克里已在本周抵达中国。耶伦在会见多位中国领导人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我们相信，世界足够大，足以让我们两国都繁荣发展。”不过，繁荣发展不再是任何一方的唯一目标。在哪一方领导下，在哪一方设定的条件下繁荣发展呢？拜登行政分支对向中国出售半导体技术施加了限制，并计划采取更多措施，而中国黑客最近侵入了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的电子邮件账户，雷蒙多一直对中国的商业政策持批评态度。这些都提醒人们，经济紧张态势有办法溢出纯粹的商业领域。

甚至连陆克文也承认，他偏爱的办法可能只是暂时提前制止了最终的冲突。他还承认，有管控的战略竞争有赖于美国政治精英达成“前所未有的两党共识”，以确保无论哪个政党掌权，施政都有连续性。通常情况下，两党合作的必要性只是确保了华盛顿的任何倡议都以失败告终，但中国已是从特朗普到拜登的行政分支内部，政策能保持一致的少数几个领域之一。在《外交事务》最近一篇引起相当多讨论、题为《中国陷阱》（The China Trap）的文章中，拜登行政分支的国务院政策规划局前高级顾问白洁曦（Jessica Chen Weiss）指出，现任美国总统“同意这样的评估，即必须遏制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在国会山，“强烈反对中国，可能是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唯一能达成一致意见的事情”。

白洁曦预言的陷阱不是中国欺骗美国卷入冲突，那是在《2034年》中发生的事；相反，那个陷阱是，只懂得零和世界的华盛顿将接受，与中国的冲突是不可避免或必不可少的。换言之，两党合作可能是和平所需要的，但也能导致战争。

白洁曦建议美国与中国领导人之间展开有意义的讨论，那些讨论不应只关乎在一场危机爆发期间如何最有效地展开沟通，“还应关乎合理可信的共存条件和国际体系的未来，北京必须在塑造这样一个未来的过程中发挥一定作用”。她呼唤“一种包容和积极的全球愿景”，这听起来不错，但从来没有得到详细解释。“美国不能把太多影响力拱手让给北京，乃至于国际规则和机构不再反映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白洁曦认为。“但当下更大的风险在于，反制中国影响力的过分狂热之举将破坏金融体系本身。”那是一种只能事后加以解析的区别：确保你走得够远，但不要走得太远。

一些有关世界事务和国民性格的长篇大论贯穿《2034年》全书，不经意间冒出，在其中一篇，一名中国官员得出的结论是，美国不是缺乏对其他国家意图的了解，而是缺乏对这些意图如何转化为行动的想象力。但从这些五花八门的著作来看，美国和西方的思想家似乎完全有能力运用他们的想象力。这可能是问题的一部分。在最近发表于《自由》季刊(Liberties)的文章中，阿克曼想知道，当记得上一次世界大战的那一代人慢慢逝去时，新的世界大战是否更可能爆发了。他写道: “没有记忆施加约束，我们就变得依赖我们的想象力了。”但到目前为止，想象中的战争场景比和平场景更有说服力。

我们讲述的故事不必只有这些。一位美国情报官员告诉布兰兹和贝克利：“中国就像你一直想读的那本长篇著作，但你终究只是在等，直到来年夏季。”这个夏季，我终于拿起了那本书。我希望以后还会有更多这样的书，在这些书中，和平的故事至少还有战斗的机会。

（作者是美国书评人，著有What Were We Thinking: A Brief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Trump Era。本文原题“A Look Back at Our Coming War With China”，见于《纽约时报》网站，2023年7月18日发布。正文中的图书封面由译者添加，其他图片和超链接均为原文所有。译者听桥，为原文加上了小标题，并有多分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