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钰珏_别点关注博客：95%的透露了性侵者姓名的女性失去了她们的工作，性暴力常常被社会normalize为“利益交换”，需要的不是“女帮女”，而是社会支持女性反性侵

@钰珏_别点关注

　　当前社媒将Metoo简化成girls help girls其实是有问题的，从TaranaBurke在06年提出这一理念到2017年因韦恩斯坦性侵受害者Alyssa Milano再次使用这一hashtag时，都有一个前提是性侵暴力在社会中的普遍性，特别是发生在权势不对等关系下的性暴力常常被社会normalize为“利益交换”“潜规则”。

　　固然girls help girls唤起了女性的collective awareness，促进形成女性同盟和社会层面的女性情感互助支持。但metoo 反性侵运动中不可忽视的不对等权势关系在这一口号下被冲淡，仅仅依靠“因为我也是女性”的身份认同并不足以支撑全社会的反性侵和反性别暴力。

　　相反，这种本质论的口号会抵消权势性侵作为特殊的暴力行为中复杂社会关系的作用，它不仅仅是一次有权势的男性对处于权力关系下层的女性个体未完成或已完成的非自愿性行为，它是不同权力主体层层交织、协作对受害者连续性的打压、消声，特别是在公司/学校/弱势社群内部，以受害者的前途发展、个人声誉相要挟，依靠不对等的话语权和决策权要求受害者忍气吞声，造成二次伤害。本土的雷闯性侵、🐷军性侵、刘qiang东性侵（虽然发生地在美国）案都能看到这些发起侵害行为的“大佬”在伤害发生后如何依靠自己的权势地位和人脉关系来要求自己所在的圈子、行业完成对受害者的二次打压，这样的模式同样发生在一页创始人范新性侵女下属的事件中。

　　法国女记者SandraMuller在2017年发起#BalanceTonPorc#呼吁受到性侵害的女性发声维权，但很多人的叙述中因没有直接指出施暴者的姓名而遭质疑，Muller解释说因为95%的透露了侵犯者姓名的女性失去了她们的工作，所以不要强求受害者曝光自己或性侵者的姓名。这与后来伊藤诗织等明确自己身份和施暴者身份的性侵受害者维权方式并不矛盾，两者都揭示了受害者如何经历了来自行业的甚至是公开后来自社会的苛责，不仅仅是切实影响个人职业去留毕业与否的机构管理关系，还有长期以来被默认的rape myth（认为受害者必定有不当个人言行导致性侵发生，并认为权势性侵中的受害者是在答应利益交换后反悔等）如何阻止受害者发声维权。

　　在跨境维权的受害者日本人C自述中，她在上海工作期间遭遇上司性侵，但结果是她失去了工作并在后续维权过程中遭遇来自公司内部的、行业的、侵害者社交圈甚至司法系统的欺骗和刁难，ta们洗脑她这种侵害it's normal in CN，这些伤害者中有男有女，也让她开始怀疑girls 是否真的能help girls。在系统内，“女性共同体/同盟”的重要性让渡给能带来切实利益和效益的权力关系，即使没有成为二次打压的帮凶，也会选择知情但沉默，在这样的情境下，只强调至少男性加害者数量多于女性是不足以缓解权势性侵维权困境下受害者的痛苦。

　　当韦恩斯坦被爆出性侵后，很多与他长期合作并屡获大奖的女演员也受到质疑，比如大表姐梅姨格温，她们被指责为什么多年来对韦恩斯坦的暴行沉默不语，于是她们后来也站出来公开与他割席，支持那些不知名的女演员、幕后人员维权。这样的环境下，强调她们不是直接施暴者，强调她们没有韦恩斯坦也是优秀的女演员，不要因韦恩斯坦制作而抵制她们付出努力的作品，显然逃避了好莱坞影视行业作为一个庞大的权力关系网，如何多方联手维护大佬权威，以牺牲不知名受害者的个人利益为代价，文过饰非保持整个行业的“体面”。正如在一页创始人范新性侵发生后，强调它家出过多少女性主义/性别平等书籍，有多少女性工作者付出精力，不足以成为维护这一品牌的借口。这不是要求将未发声的女性员工作为第一责任人连坐，抑或是要求销毁一切性侵者参与过的作品的意思，而是在切断品牌与实施过性侵的品牌当权者的联系，明确品牌作为公司对受害者维权造成的影响前，以“性侵有罪，品牌/作品无罪”为由把未直接施暴的人推出来当挡箭牌挽尊，是在掩饰权势性侵中权力关系的作用。

　　正如Metoo的提出者Burke女士被Times称为the silence breaker，因这一hashtag再度兴起后带来了社会层面的反性侵意识觉醒；但之前的问题不是girls 有没有 help girls，而是当权势性侵发生后处在弱势位的受害者要维权时，当鸡蛋决定要去碰石头时，是否能够站在受害者一边一同打破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