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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医护罢工、宋财政改革失败、野蛮征服文明(《中国大历史》)、《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

新冠疫情之初,有香港医护罢工事件。他们说:非港病人涌入,医护工作超载,港府必须关闭边境。

  这事原无可厚非。劳动者有罢工权。尤其是奖赏不厚,健康受损的情况下。

  但是,有的香港媒体刻意为这些医护辩护时,却采取了攻势,咄咄逼人。大意为:医护人员以自己的利益和健康为优先,是一种人权的体现,香港的医护不需要象内地一样被押上一线抗疫,白白牺牲。毕竟死了就什么也没有,获得世人赞美与怀念对死人有什么意义。

  这种香港人的“情不自禁”,襟怀坦荡,在外人听来有点变调,而他们根本感觉不到。或许要到十年二十年后回头看,才会发现不对劲。正如内地文革时期,许多过激的言行,当时人也不觉得异样,要到时过境迁,才会成为“纪念物”、标志物。

  切尔诺贝利事故的事后清理亦是西方指责苏俄不悯人命,不顾人权的好标靶。而事实上,苏俄一开始是用机器来清理的,但因为温度过高,机器无法工作,才派人来代替。《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机器人在这里根本无法作业,它们的系统完全崩溃了。但是我们能够照常工作。我们为此而感到骄傲。”

  参与作业的军人心境——指挥官当着我们所有士兵的面,清楚无误地说道:“违令者,要么进监狱,要么就地正法。”但是,我的想法和那个人完全相反。我想当英雄,想留下一些英勇事迹。也许,这样的想法很幼稚,但是,我们部队里有我这种想法的人很多。我们的士兵来自于苏联各地: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斯坦、亚美尼亚……这次的任务有些可怕但不知为何,我们觉得这也很有趣。

  人们会开车前往核电站——核反应堆的所在地。他们想在那里拍照,然后带回去给家里的人看。他们都很害怕,但也十分好奇:这是什么?我自己是不会去的,我的妻子还很年轻,我不想冒险,可是那些男孩们全都跑去了,拍了几张照片,回来后翻来覆去地看照片。嗯……

  房子的大门上写着一些字:“亲爱的好心人,请不要在这里搜寻值钱的东西。我们从来就没有值钱的东西。你可以使用房子里的任何物品,但是请不要毁了这儿。我们还会回来。”还有一排孩子稚嫩的笔迹:“请不要杀死我们的祖卡。它是只好猫。”

  在《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里面,清理核灾现场和离家的居民,都呈现为有感情与个人意志的人。而在洋媒上,他们大多被呈现为受害者、被动者,笨、迟钝、欠缺思考与感受力。或者只有单一、肤浅的感情与想法。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关于古中国的分析:

  1、儒家习惯上重人身关系,而不严格的尊重法治,更能产生不正规的影响。城里多数的太学生造成舆论的标准,只是他们专注于个人道德,经常感情用事,只能使以客观标准解决问题的机缘更无从展开。

  2、中国自秦汉以来的统一,可谓政治上之初期早熟,很多地方上的习惯,在其他国家可能造成法制之基础者,在中国则缺乏发育成长的机会。农户耕地既小.也无从雇请律师,觅取技术上解决争端之原则。凡是有关借债、押当、失去取赎权(fore-closure)和强迫接收(dispossession)各种纠纷,很少能在中国通过法庭有秩序的解决。一般情形之下乃是当地富绅本人不出面,由地方上之流棍执行。而犹不止此,如果某一问题村民不能和平的解决,地方官更是无法合理的解决。儒家教养使他们不能不顾及穷人的困难,可是在维持秩序的原则之下,他们又不能将富家的利益置之脑后。

  3、(安史之乱。唐末时城市生活十分丰富,却无法抵御安禄山谋反,其后陆续战祸造成人员大减。)理想主义者不难指出,如此之花费早应用于国防。可是在我们听来这样的建议等于令纽约交响乐团和大都会歌剧封闭,以便使越南战事获胜。纵使这样的建议得以通过,亦无适当之交纳系统,足以遂行其人力物资之再分配。

  4、专制政府不出于专制者的选择(黄河水灾比尼罗河泛滥次数更多,中国地域太大,易受外敌侵扰,需要一个权力中枢来组织自救、自卫)。中国的悲剧乃是其在地方组织及技术上的设备尚未具有规模之际,先已有大帝国之统一,因之上下之间当中缺乏一段有效的中间阶层,全靠专制君主以他们人身上的机断弥补。

  5、宋代中国之商业并不能产生一种品物的全能交换性(只有这种性格才能产生新的管制方式)。张择端图上显然缺乏信用机关、保险业经纪及律师事务所——凡此都未在当日出现。

  王安石改革失败:中国政治统一的程度远超过国内的经济组织,继续发展的结果,只有使两者都受挫折。

  例如青苗钱即未曾如现代之标准以法定的方式主持。所有申请贷款、调查申请者之情形、提供借款之保证、到期不能还款之处置,及没收其担保之财产等,全无着落。市易法也无从吸引太多商人与政府做生意;他们大多数害怕与衙门牵连。于是官员亲自督卖,使批发商绝迹,货物价格也只好由这些官员自定。至于征收免役钱等于责成在乡村中实现金融经济,实际上政府早应组织银行,提倡保险,扩大批发业务,凡此都应当在城市之中着手。

  6、张居正身后被谪,等于昭告中外明朝已无从改革。玩世不恭的万历无法逃脱应有的后果。

  7、明帝国因为组织上的特殊情形,务必保持一种与外间绝缘的状态。倭寇之起与走私贸易有关,这样的不法活动业已进行一段相当的时期,政府官员既被沾染,地方上之士绅也杂身其间。中国向无海事法庭,当中有力量的船主在参加这贸易的人士中,便有了武力仲裁者的声望地位,一切以自然之态势形成,这些人终为倭寇之头目。

  8、有了近两百年历史的纵深,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改革,说来容易做时困难。多数农民只能集体地指挥,官僚既以1500个县为可以互相对换的职位,也不便令他们互相竞争以增进技术上的进步

  9、综合起来都可以归并于亚洲大陆整体性所赋予历史的影响。既有2000英里容易被人侵犯的前方,中国不得不构成一体,于是才能生存。战略上的需要不仅要顾及攻势的力量,能对沙漠地带有冲击力,尤其要整备后方,造成长期作战的持久性。更重要的则是,要有后勤的能力支持以上两种要求。在这些条件之下,断定了数量的优势超过质量。亚洲大陆的气候如是,所有的皇帝与中枢主政的官员,不得不经常想起饥谨和可能引起谋反和叛乱。如何使生活更丰富优渥只能摆在这些顾虑之后。另外要防制地方力量威胁中枢,则贵族的庄园不容考虑,在此情况下只有向个体农户直接抽税。简单均一成了当中最重要的原则。开庭审案在这种体系下不容易,法庭的用费以及训练一批精通法律的职业人才都得再三考虑。有了以上的前提,则在经济上比较合适的安排,如唐宋之交“五代十国”时,南方比较有效率的国家设施都不能经久。中国历史上的大帝国如汉如唐都是建立在粗线条的基础之上。宋朝对货币的着眼较为前进,可是结果仍被比较落后的明代制度席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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