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拚教養》：教育小孩是「聽天由命」或「人定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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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級如何影響家庭生活？

教養提供了一個經驗的透鏡，幫助我們考察臺灣社會的階級不平等。社會學者長期以來關注：階級如何形塑不同的親職態度與教養方式，又如何影響子女的成就與發展。本書要特別強調的是：不同社經地位的家庭在資源上的落差，不止於金錢、經濟資本的多寡，或是教育、文化資本的高低；階級經驗也形塑了人們的價值品味、生活方式、生命敘事，以及對於風險與不安全的情緒感受，從而衍生父母們在教養風格與實作上的差異。對於學術對話較無興趣的讀者，可以略過以下部分，直接閱讀下一章的田野分析。

教養是階級秉性的再生產

社會學文獻告訴我們，父母的教育或職業經驗所培養的社會價值或技能，高度影響其親職態度：例如，專業中產階級傾向重視孩子的獨特性與自主，但勞工階級父母更重視孩子的「聽話」與對權威的服從。父母的育兒風格，也可能源自原生家庭階級背景的影響。法國學者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強調具有階級優勢的家庭，擁有的不僅是較高的經濟資本，也擁有文化資本（如教育、品味、生活風格等）、社會資本（人脈）、象徵資本。這些資本的相互轉換與代間傳遞，在子女身上複製了階級特定的「慣習」（habitus），也就是說，由於子女在家庭生活中持續暴露、反覆操演食衣育樂各方面的實作，久而久之，在當事人未必意識到的狀況下，身體「自然」體現特定的品味、秉性與生活方式，也促成了階級優勢或劣勢的再生產。

美國社會學家安妮特．拉蘿（Annette Lareau）的專著《不平等的童年》，深入觀察十二個美國家庭，生動描述育兒文化邏輯上的階級差異。專業中產階級父母採取「規劃栽培」（concerted cultivation）的育兒方式：他們細心規劃、協作安排各式休閒與學習活動，來培養小孩的才能、意見與技巧；父母運用「講道理」而非命令的方式與孩子溝通，並允許小孩反駁成人的意見。具備高學歷的父母，較有能力及正當性介入學校運作，不僅經常批評學校的政策，也訓練小孩採取類似的做法。這樣的教養方式讓小孩養成一種「權利感」（sense of entitlement），擅於運用語言能力爭取自己的權利與利益，有助於將來進入專業白領勞動市場。

勞工階級與貧窮家庭的父母的育兒風格則是「讓孩子自然長大」（accomplishment of natural growth）：小孩主要互動的對象不是成人，而是親戚小孩；父母多直接給小孩命令，不允許孩子挑戰父母權威。由於家長的教育程度與職業位階較低，其社會網絡中也少有教育工作者，他們對於老師與學校心生距離感或畏懼感。儘管未必同意專家的意見，在表面上卻多表現出順從、配合的態度，面對體制感到無力、挫折。這樣的教養方式讓孩子容易養成「局限感」（sense of constraint）、以服從或配合的態度面對體制，也形成一種符應體力或服務勞動的身體慣習。

研究親職與階級的臺灣社會學者，有類似但不盡相同的發現。吳明燁分析臺灣青少年教養的調查資料，發現勞工階級父母傾向「聽天由命」，專業白領則強調「人定勝天」。石易平的研究則發現，不分階級的臺灣家長都非常重視學校成績，差別在於勞動階級偏重智育、借重市場外包，而中產階級更強調「雜食學習」，包括才藝的發展與西方文化資本（如英文、遊學）的培養。

階級經驗衍生反思親職

上述研究多從階級「秉性」（disposition，階級位置衍生的特定傾向）來解釋父母的教養風格，雖然提供了有力的解釋，但最大的問題就是過於簡化，以及具有決定論的色彩。如果階級的結構力量真的具有如此決定性，我們要如何解釋階級內部浮現歧異的親職價值與教養方式？拉蘿的書將中產階級、勞工階級看作兩個同質的群體、二元的範疇，忽略了階級內部的差異。「中產階級」尤其是一個籠統的分類，其成員在親職價值與教育選擇具有一定異質性。戴安．瑞（Diane Reay）率領的研究團隊便發現，英國白人中產階級家長的教育選擇相當不同，有些人延續自己過去的經驗，選擇階級或種族同質的郊區學校，但也有家庭刻意將孩子送到都會區族群多元的公立學校。這顯示了階級認同其實相當彈性與動態：人們可能因應過往的局限，有意識地重新改造家庭傳承下來的慣習。

本書將親職視為反思（reflexivity）的實作，也就是說，父母會把自己的生命經驗當成對象來看待與反省，從而定位自己的教養態度與實作，尤其當面臨結構脈絡與生命經驗的不連續或斷裂時，人們更傾向與自我的經驗進行對話。像臺灣這樣的晚近工業化國家，代間與代內的階級流動快速且頻繁，臺灣父母不僅面對外部環境（如教育體制、全球經濟）的不確定、主流教養論述的劇烈變化，許多也經歷代間流動等世代斷裂經驗，啟動他們反思自己的過去（童年、原生家庭教養、學校教育）與現在（工作經驗），來評價他們認為理想的教養策略或妥切的親職價值。這樣的反思過程，解釋了為何享有類似階級位置與經驗的養育者，可能發展出截然不同的教養偏好與教育策略。

「親職敘事」指的是父母透過反思過去的生命經驗，定位現在的親職認同與教養方式，以及想像孩子的未來。人們喜歡說故事，透過「因為怎樣、所以怎樣」的敘事性理解（narrative understanding），幫助我們理解過去的經驗、形塑現在的自己，進而指向未來應何去何從。中產階級的養成過程，重視晚近現代性所標榜的反身思考、不斷自我改造等慣習，受訪者因而更常使用親職敘事來強調自己反思的能動性。例如，我所訪問的中產階級家長，普遍使用「世代斷裂」與「失落童年」的敘事來描述強調自己渴望與嚴酷教養的傳統斷裂，或是在撫養自己孩子時，補償或療癒自己不快樂的童年。勞工階級雖然不如中產階級如此能言善道，我發現他們同樣會表達親職敘事，雖然沒那麼線性或因果，來描述自己的反思與改變。

索耶（Andrew Sayer）批評布爾迪厄將社會行動化約為利益的競逐或資本的積累，沒有留下太多空間討論道德的評價，因此提出益品（goods）有內部、外部的區分。「教養益品」，也就是養育者所偏好追求的教養目標，同樣可以區分內外：有些父母偏重可轉化為工具利益的「外部益品」，如有利競爭或流動的成績、文憑、證照、技能等；也有些人強調符合價值理性的「內部益品」，如快樂童年、身心健康或道德品格。更進一步的，我批評教養與階級再生產的文獻過度強調「經濟安全」，忽略了「情緒安全」的教養益品；外部益品通常指向經濟安全的保障，當代父母們重視更多元的內部益品，也造成教養的矛盾與焦慮。

階級化的「保安策略」

本書將教養視為階級化的「保安策略」（security strategy），父母透過教育安排或教養方式，企圖保障下一代的安全。「安全」指設哪些不同的面向？除了保護孩子當下的人身安全與健康成長，也希望保障孩子未來的經濟安全。資源豐厚的中上階級，積極進行「彈性資本積累」，透過購買外國護照、出國留學等方式，鞏固其階級支配優勢。資源相對匱乏的勞工階級家庭，許多也希望孩子向上流動，取得比上一代更穩固的經濟條件與社會地位。

狄歐普克（Matthias Doepke）和茲里波提（Fabrizio Zilibotti）這兩位經濟學家二○一九年的新書，提供了一個典型的經濟安全解釋。他們認為「直升機父母」之所以變得普遍，是因應社會與產業的變化的理性經濟策略；由於高等教育的勞動市場報酬提升，以及經濟與教育機會分配日益不平等，父母對下一代教育投入更多資源與心力，有助於保障孩子未來的經濟安全。這樣的教養趨勢在美國尤其明顯，相對起來，在履行社會民主的北歐，由於專業白領與藍領勞工的稅後薪資與福利待遇相去不遠、教育機會分配平等，父母的教養風格就傾向寬鬆、自由。

上述觀點雖然有其道理，但用來解釋臺灣父母不盡恰當。首先，相對於教改前的臺灣，高等教育機會其實擴充許多，學歷與市場報酬的對應也並不明確，教養風格的改變不盡然是理性的因應策略。其次，父母的行動處境更接近「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由於教養投入到養成結果的歷程很長，其中充滿變數與不確定，父母們不可能收集到充分的資訊進行判斷，更難以確認單一目標或有用策略。於是，他們多半只能四處打聽、模仿同儕、斷斷續續地嘗試不同的方式。尤其中產階級家庭，資源雖然寬裕，但遠不如菁英家庭豐厚，教養與其說是極大化利益的策略，更接近降低風險與不安全感的摸索過程。

更重要的是，上述文獻的討論多集中在經濟安全的面向，忽略了情緒安全在教養過程的重要性。尤其，人們對這兩種安全的感受經常不成正比。美國社會學家顧珀（Marianne Cooper）的研究呈現：資源愈豐裕的家庭反而愈傾向用放大鏡仔細檢視家庭生活潛藏的不安全比方說，即便他們已經有很多的資產與存款，卻還是擔心錢賺得不夠多，財富可能貶值或縮水。相反地，資源拮据的家庭，在柴米油鹽的日常拔河裡，傾向淡化看待經濟的不安全，因為這樣，他們才能活得下去。

對許多父母來說，孩子與家庭的情緒安全是教養的重要益品。我所定義的情緒安全，不只限於依附理論所強調的心理面向，如穩定的親子連帶有助培養幼兒的安全感，更強調社會學的意涵。教養的保安策略可被視為一種情緒工作（emotional work），照顧者（尤其是母親）不僅試圖在孩子身上傳遞特定的情緒狀態、培養可欲的情緒秉性（emotional disposition），也在家庭生活的親子互動中，試圖管理自己的情緒，如耐心、焦慮與責任感。絕大多數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幸福、安康，但不同階級位置與經驗的父母，所認知到孩子成長環境裡的威脅與風險並不一樣，因而重視的情緒安全與秉性也不相同。

中產階級家長在自身教育與職涯的過程所經歷的挫折與限制，折射為他們對孩子情緒安全的認知與教養益品的偏好。有些父母擔心孩子像昔日的自己受到權威教養與背誦教育的壓抑，阻礙自主性與創造力的發展；有些人曾因為英文口音不道地或沒有外國學歷在職場受挫，更渴望培養孩子世界人的親身體驗與悠遊自在；但也有些父母憂心過度競爭、影響心理健康，首重孩子的快樂童年與自然成長。

勞工階級父母，尤其來自非都會區者，他們所經歷的情緒不安全，與其弱勢社會身分密切相關。在過去教育、求職、婚配的歷程中，他們洞察階級界線與城鄉區分的階序，在優勢身分者的輕視與貶低下，感到匱乏與恥感，在心靈深處烙上「隱藏的階級傷痕」（the hidden injury of class）。成為父母後，他們與國家、學校互動之際，新興教養腳本也讓他們感到不足與不安。例如，學校期待家長積極參與孩子學習，讓無力配合的父母顯得消極或失職；國家政策灌輸的理想家庭意識形態（如一夫一妻的核心家庭才「正常」、母親為孩子的最適照顧者），讓無法符應的非典型家庭顯得「有問題」。

勞工階級父母試圖保護孩子的情緒安全，即便有時他們的做法與中產階級家庭的保安策略大相徑庭。許多父母最在意孩子不聽話、變壞，因而頻繁使用國家與老師眼中近乎「不當管教」或「虐待」的體罰。有些父母不送孩子去安親班，希望讓孩子免於承受自己過去遭受的學習壓力；有些離鄉打拚的父母，安排孩子在鄉下給祖父母撫養，因為在他們眼中，城市不只是學習資源的沃壤，也是肉搏與歧視的煙瘴之地。

教養之所為成為再生產社會不平等的機制，不僅涉及資源的多寡與競逐，也蘊含道德價值、情緒安全的象徵鬥爭。主流教養腳本往往有著習焉不察的偏誤，如預設了中產階級、核心家庭、專職母親做為典型，忽略或排除了勞工階級、少數族裔、單親、隔代教養等差異處境。當某一種教養方式、家庭形式被視為正統、進步與理想，同時也意味著其他教養方式與家庭樣態被貶為異端、落後、不適任。這樣的評價系統，讓資源不足的養育者，經常陷在自我懷疑、困窘、焦慮、怨恨等情緒不安全，擔心自己永遠沒辦法「做對」。

如何研究親職？

親職經驗盤根錯節，基於分析所需，我將之區分為三個層次：首先，「親職敘事」指的是父母透過敘事性理解，來解釋他們過去的生命經驗如何影響了現在的教養方式，以及對孩子未來的想像。其次，「教養腳本」指的是父母所認同的有關教養的規範性文化腳本，也就是他們認為適切、理想的教養方式。最後，「教養實作」則指父母在日常生活中的實際做法、教養行為與策略。

本書要回答的第一個問題是階級如何形塑不同的保安策略：父母們基於不同的親職敘事與階級經驗，如何指認出家庭生活中的風險與不安全，因而偏好特定的教養腳本與教育選擇，以保障他們所認為的經濟與情緒安全？

在親子互動與育兒過程中，父母會持續地定位、校正其教養方式，從生命經驗發展出來的親職敘事，引導他們對於特定教養腳本與實作的偏好。以下章節將探問：父母教養子女的方式是延續原生家庭的教養方式，或是透過反思的介入來進行世代的斷裂？父母的教育與職場經驗，如何形塑他們對於機會、風險、不安全的認知，同時影響他們對於孩子未來的想像，以採取特定的保安策略？

除了生命經驗的反思，階級空間的參照也形塑教養價值的偏好。雖然不同階級的家庭未必有實質的接觸與互動，因為他們往往就讀不同的學校、居住不同的社區，去不同的地方購物與休閒。但是，不同階級群體之間的相互關係，包括動員不同類型資本的教養策略、對於教養益品的偏好與品味，編織成一個看不見的社會空間。父母們在定位自己的教養偏好時，有意或無意地以其他群體做為參照點：一方面，他們指認「我群」，做為認同、模仿的對象，另一方面，他們透過對照、區辨「他群」，強調與自身做法的差異與高下。

本書探討的第二組問題攸關保安策略的矛盾與非預期後果：父母所追求的教養益品呈現怎樣的拉扯與衝突？親職敘事、教養腳本與日常實作之間存在怎樣的矛盾？為何這些「保安策略」經常造成非意圖的效果，反而強化了養育者本身以及其他父母的焦慮與不安全感？

本研究聚焦在小學階段的孩子，由於課業壓力尚未直接擴大，家庭生活仍有一定餘裕來協商不同的教養目標，對孩子的未來尚充滿模糊的想像與期待。在聯考與戒嚴時代長大的父母，彼時的安全來自於服從權威與背誦標準答案，如今養育會考、民主的一代，面臨的是更為開放與多元的評價系統。因此，父母們經常面臨不同教養目標的拔河：只要孩子快樂長大、自由探索，還是希望他功成名就、翻轉階級？我們鼓勵孩子獨立自主、質疑權威、成為他自己，卻又暗暗期待他們聽話乖巧、自律規矩、為家庭著想。

小學階段也是私人教養與公共教育的銜接點，國家與學校都期待家長投入孩子的教育，卻也容易衍生父母和老師在教養意見與教育分工上的衝突。當職場與親職這兩個貪婪機構（greedy institution）都要求父母付出更多的時間投入，雙薪家庭難以維持兩者平衡，並兼顧父母的自我照護。在上述條件下，父母們所崇尚的教養價值觀念與實際的教養實作經常走向「弔詭的分叉路」（paradoxical pathways），結果往往產生非預期或非意圖的後果，這些保安策略反而讓父母們感到更加焦慮與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