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eseness - 读王赓武《家园何处是》

边陲的华人如何看待自己的华人身份？我刚到坡时，也对此有深深的疑惑。一方面，坡所呈现的中华文化，并不是中国教科书上所教导的“正统”中国文化，而是有强烈的福建、广东特色的地方民俗，例如供奉大伯公、妈祖，买新房要滚凤梨以求“旺来”，七月认真地过鬼节，春节时只说“恭喜发财”而不说“万事如意”，等等。“中华”与“中国”的分野，在此被Chinese一词小心地带过。

“中华”所能包容的，到底应当比“中国”更宽广还是更狭窄？对于中国人而言，中华是由“中国性”所定义的。一个华人之所以是华人，除了炎黄子孙的血脉，更重要的是维护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这种核心价值在王赓武成长的时代，包含了传统儒家对人格的教养与对社会秩序的尊崇。除此之外，“正统”的中国教育，依然有某些默认的地域代表，例如历来为朝廷输送大量进士的江南，与靠近权力中心的北京。“正统”国语教育下的读书人，对南方边陲的陌生与距离感，或许来自于南方强烈的地域文化所塑造的更实用的人生态度（例如不重科举而早早地谋生），也或许来自于语言。他回忆到自己的父母在怡保居住数年，但无意融入当地说闽南语、广东话的华人群体（多从事矿业），只与一对来自上海的吴姓夫妇相交甚笃。王的父亲是江苏泰州人，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在家亲自教导王赓武学古文。他对另一位广东同仁教古文的努力很钦佩，却不愿将儿子送去，因为同仁用的是广东话。这或许是对“正音”的坚持，一如南北朝时，身为南下的北方氏族一员，颜之推在颜氏家训里强调：“吾家儿女，虽在孩稚，便渐督正之；一言讹替，以为己罪矣。”

这疏离曾令王赓武疑惑，但为他理解传统中国奠定了基础。他写到：

回顾过去，我接受了家族观念：做中国人就是做深深扎根于中国悠久历史的儒家君子，这是家族文人背景的核心。……他们将各种民俗仪式和宗教实践视为文化特质，应该容忍，但不可信奉。他们对需要帮助的人萌生关怀之情时，背后的原则要求他们循义而行，也要求某种置身事外的距离。长大之后，我了解我们家和怡保其他华人之所以不密切往来，不只是因为我们离城居住，也是传统中国社会的结构使然。

如何定义“中国性”，不仅是文化课题，更是政治议题。对于海外华人，强调“中国性”无疑会见疑于当地新生的民族主义政权。王赓武对父亲的处境同样有此认识：

和英属马来亚的华人不同，爪哇多数华人都在当地出生，而且大都已有数代侨居海外。荷兰人和印尼人（爪哇人）对待土生华人的态度也和对待新移民的态度迥然不同。在爪哇，政治忠诚错综复杂。荷兰人多年来教育土生华人把眼光投往西方，但新移民却紧逼所有华裔都要爱国——爱中国。与此同时，年轻的印尼民族主义者坚信人人皆应效忠他们他们即将建立、后来被称为印尼的新国家。华文中学身处这种种状况下应该扮演什么角色？找出答案就是父亲的任务。

多年后我才了解，父亲的经历是当时许多中国人同样必须面临的处境。……吸引我投入这个主题的，是中国对外部世界所代表的意义，尤其是对离开中国定居海外的华人而言代表什么。

一代移民尚可坚守政治文化认同，选择游离于当地主流社会之外，二代则面临“母国”的遥不可及与现实的洗礼。作为二代华裔，王赓武面临的张力在于对“华人性”的复杂体验：他少年时在怡保街头与贩夫走卒们交往，也学会了广东话，看见许多不同于父亲所教导的伟大经典里所呈现的“华人”面貌。经典从不讲述生意人，因为“商”居末流，但迁居南洋的华人却以商闻名。其中有这样一段：

透过室友，我发现了一门非常独特的行业，让我着迷好一段时间。他告诉我在马来亚说兴化话的人专门做脚踏车生意。多年后，只要碰到兴化人，我就会问起脚踏车生意，对方则会表示自己和这行有关。我还得知兴化人在印尼一样事业兴隆，开始臆测兴化人都做这一行。

地域与行业相结合的移民方式，到今天也不罕见，例如今天掌握意大利制衣行业的浙江青田人，与从前占领坡餐饮业的海南人。正当作者即将落入另一个窠臼，理所当然地将多数人的个体特征上升至人群特征时，他再次看见另一种现实：

后来碰到成功的银行家，学者外交官，得知他们都出身兴化，不禁大吃一惊。

换言之，海外华人在当地的实践，冲破了传统的“中国性”，而个体的不同探索则重新丰富了“华人性”的建构。对于东南亚的土著居民，“善经商”已经是华人最显著的标签。对于美国人，“善读书”或许是华人的另一种标签。它们与中国人所理解的“中国性”或许有重合，但归根结底取决于华人在当地的处境，也极大地取决于时代。

2018年，我去印尼的三宝垄参加一场医学会议。会议在当地的展览中心举行了盛大的开场表演，以欢迎从印尼各地赶来的医生、厂商。压轴的歌舞表演出乎意料：是讲述郑和如何带领船队披风破浪来到三宝垄。饰演郑和的演员或许不太了解历史，画了两撇胡子，但这无关紧要。奇妙的是印尼人如何看待郑和下南洋所包含的“中国性”。三宝垄是印尼华人聚居的城市之一。郑和所代表的那个中国，因为足够久远，而不具现实纠葛；更重要的是，身为穆斯林，郑和也符合印尼的主流文化，这恰恰是不那么中国的部分。没有什么比纪念一个华人穆斯林更能彰显宗教、种族融入，因此郑和所代表的华人性，能被当地人安全地编织进自己的身份。王赓武的出生地印尼泗水，在2002年同样建了一座郑和清真寺，据说由中国驻印尼大使亲自题词。

除了探讨“华人性”，作者也谈到了东南亚新近独立的民族国家共同面临的语言选择。

作者从小被送到英文学校，熟悉英语、英国文化，也在家接受了古典中文教育。这在怡保当地的华人家庭中是个另类。用哪一种语言思考，于他个人并无冲突。但对于东南亚国家，语言却是核心政治，涉及去殖民化与民族身份的确立。与菲律宾的同仁讨论时，他说：

因为我已经怀疑，使用外国语言来表达一个新的民族认同真是缘木求鱼。我的菲律宾朋友也很怀疑。其中一个人说，丢弃一门用了三百年的殖民地语言西班牙语，却换上只用了三十年的英语来取代，实在荒唐可笑。

不论可笑与否，现实永远复杂，且难有万全之策。菲律宾最终选择了本土语言Tagalog和英语。马来西亚选择了马来语，并且在政治上逐步边缘化华人。新加坡虽然以华人为主，却决绝地选择了英语，也关闭了华文学校。印尼既没有选择上一个殖民主的荷兰语，也没有选流通最广的爪哇语，而选择了更便于构建国家认同的印尼语。

在这样喧嚣的历史中，作者清楚地意识到了华人的敏感处境：

身处以原住民为基础立国的骚动中，这个地区的华人应当如何自处？……我后来才体会到，对千百万海外华人的未来来说，这是个核心问题。”

不过，回忆录对此仅作提问，并未阐述更多。这些触及到政治的复杂现实，包括华人在马来西亚国家建构中的艰难处境，以及李光耀的语言政策对新加坡造成的文化身份切割，是王赓武自传无言的背景。可以理解，作者出于种种考虑，在回忆录中审慎地不作评论。然而身份认同正如林间空地上的小草，其生长空间部分取决于被传统“中国性”所赞颂的、个人孤勇般的文化决心，但毫无疑问，最终仍取决于群体政治这棵大树。

没有人能够自外于时代。而穿越动荡的二十世纪，度过丰富、成功的一生的人，应当意识到自己在某种意义上是被筛漏的幸存者，而非事先预知正确选择的先知。不知道王赓武是否曾思考，如果没有被父亲送去英文学校，而是像当时的大部分马来西亚华人一样，选择华校，他往后的学术命运、人生轨迹是否会有不同。他必定体会过迷茫：不仅仅在少年时代，或回到中国的短暂的青年时代，而也应当在四处奔波的中年时代。回忆录的上册取名为《Home is not here》，即是这种认知的写照。但书中的回忆，侧重在青年时代，对更广阔的学术行政生涯笔墨甚少，也止步于学术思索。正如他选择学术而非政治的人生选择一样，这通向了某种自由——但确实只是他个人的自由，与幸运。

王赓武在这弥散一生的漂泊感中寻到的归依，即在回忆录的下册：《Home is where we are》。他详细描写了自己与妻子林娉婷的相识、相守。他的父母后来也前往澳洲同住，一家人关系融洽，充满爱、理解与相互欣赏。上册中，作者附上了他母亲在去世前写的人生自述。下册中的许多篇幅，也由妻子完成。对于家族里的两代女性，王赓武饱含感激。这样的一家人为自己构建的世界，足以抵御身份认同带来的压力。退回家庭，退回个人的生活，从中找到身为个人在世间的立足，再由此向上，重新审视文化、部族、历史所构建的，暗含标准与期待的身份，似乎是作者的答案。由自上而下转为自下而上，或许是和解，或许是新开始，或许是乌云未至时，夹缝中的幸运。倒也不失为一种解法，除了一点：我们是否需要祈祷乌云永远别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