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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ters. full of bullshit. full of prejudice.

政治运动的“最小公分母”和“最大公约数”及其绑定

一、 政治运动/颜色革命中的“最小公分母”议题和“关键临界点” 

现代的大型政治运动有一个特征是,往往有一个导火索事件触发,然后蔓延、扩大,升级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推动激进的政治转变(例如领导人下台、政权变更)。

最初的导火索有时围绕政治议题展开,最典型的是发生在选举之后,抗议选举结果不公,包括:2000年南斯拉夫的“推土机革命”、2003年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2005年乌克兰的“橙色革命”、2005年吉尔吉斯的“郁金香革命”、2009年摩尔多瓦的“葡萄革命”、2011-13年俄罗斯的示威(“Snow Revolution”)等。

也有一些运动的导火索是一个比较具体的非政治但关乎民生的事件产生的,例如:

1)2011年的埃及革命:最初导火索是一个28岁小伙子Khalid Saeed被警察打死。运动由最初的抗议警察暴力发展为席卷全国的反政府运动。最终导致穆巴拉克下台;

2)2011年的突尼斯革命:要养活一家八口的26岁小伙子Mohamed Bouazizi在警察关闭了他的非法蔬菜摊后自焚抗议身死,成为引发从地方到全国政治抗议的运动。最终Ben Ali政府被推翻;

3)2007-08年缅甸反军政府革命,触发点是政府免除燃油补贴;

4)2018-19年法国的黄背心运动:导火索是燃油加价;

5)香港60年代一系列政治运动(包括六七)均可追溯至1966年的天星小轮加价事件。

这些因为具体事件或经济政策往往与人民群众的利益福祉高度相关,会迅速从民生问题转化升级为政治问题,从局部抗议发展成为谋求更大政治诉求(例如领导人下台)的政治运动。 

但无论导火索是什么,政治运动的组织和发展都有相似之处,就是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推动到一个能够引发大比例人口参与的门槛(threshold)或“临界点”(tipping point)。一旦达到这个临界点,有了足够的人口参与,那么运动就有可能获得成功。如果达不到这个临界点,运动就可能消亡。

而本博之前介绍,有哈佛肯尼迪学院的学者指出,近现代史上凡有3.5%人口持续参与的政治运动最终都获得了成功。 

这样,组织和推动政治运动的关键就在于:找到能够在最短时间内最大程度做政治动员(即“发动群众”)的议题、话题。这个话题应当是所有人都关心、关切,感同身受,产生共鸣,引发巨大情感、情绪,同时需要迫切集体表达的。 

所以,政治事件中,政治选举结束后群众觉得选举结果不对头,马上出来抗议,是最常见的情形(东欧的颜色革命及政治运动绝大多数与选举直接相关)。

非政治事件里,往往围绕人们的生计。例如突尼斯和埃及人都是因为同情两位遇难的小伙子走上街头,他们认为这种不幸和不公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其他的,燃油(及交通)价格变动会影响到社会上大部分人口的升级,因此是引发社会运动的常见导火索。

直接由政治议题(例如选举)触发的大规模运动一般能够直接达到临界点,直指结果(谋求政治转变);非政治议题则需要进一步发展、演变、升级,达到关键临界点,并转化为激烈的政治运动。导致运动升级的原因往往与运动过程中抗议者与国家机器之间发生的冲突有关,开始因为民生走上街头,反而被国家机器武力压制,就会导致矛盾迅速加剧,打到关键临界点并转变为升级的政治运动。

从运动的组织者和推动者一方看来,运动的核心就是要找到合适的议题,抓住机会,发动群众,把运动带入关键的临界点。

组织反政府运动的常用的一个概念是所谓的“最小公分母”(lowest common denominator)议题。“最小公分母”指的是大多数人口都能够理解、认同,能够触动具体的心理底线,调动集体意识,具备比较强的迫切性的议题。前述的“选举不公”让大比例的人口十分不满,就是这些群众的最小公分母,动员他们走上街头。 

个别年轻人遭遇不幸可以引发同情,能源价格加价对不同人影响有所不同——这些需要再经过适度的宣传、渲染、拓展,升华,让人们觉得事件与自己的存在、生计、福祉、道义、未来息息相关。存在、生计、福祉、道义,未来这些基本问题,就是人口的最小公分母。

另外,“最小公分母”议题除了是大家都迫切关心的议题之外,一般也针对更加具体的问题和领域,指向一个相对现实、相对可行的“小目标”,这样有利于开展迅速的、大规模的政治动员。 

因此,发现、辨别、挖掘并利用一个能够引发大比例人口共鸣、动员他们进行公开政治表达的“最小公分母”,是把运动带入关键临界点,推动运动成功的核心。

 

二、再看看我们手头的2019年香港运动。

2019年香港运动的导火索就是修例。修例涉及的是引渡相关的法律,技术性很强,一般老百姓看不明白。所以本身不是最小公分母。但经过反对派一系列有技巧的渲染和煽动,与香港市民一个非常核心的最小公分母联系起来了,这个最小公分母就是香港市民普遍存在的“恐中”情绪,其背后的根源是许多香港人对内地法治、政治环境、发展现状不了解、不认同、偏见和敌视。修例被成功地渲染为将危及每个人的存在、危及每个人的安全,危及每个人的未来,需要以最大的迫切性、最大的集体动员去应对和解决。反对派认为,反对修例就“应当”是香港市民的最小公分母,是他们应当致力于达成的小目标。

而特区政府(GOSAR)因为缺乏政治敏感性、政治意识、政治质素,未能在整个推动修例的过程中体察、应对、安抚这种情绪,结果为反对派最大程度利用,作为推动政治运动的契机。

过去几个月,香港运动的最小公分母其实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最初都是围绕修例展开,由于GOSAR在九月份即已宣布撤回修例,示威最初的“小目标”(即反对修例)已经达成,那运动为什么不偃旗息鼓呢。这是因为运动组织很早就在努力发展和扩大运动的主题,避免出现最小公分母和单一诉求被满足的情形下,运动丧失动能。这里,他们提出了两个办法。 

1、扩大运动的最小公分母基础——尝试从反对修例拓展到反对警察

在6月份,因为HKP要压制示威者的暴力活动就必须使用武力,从而也产生了围绕警察暴力的争议。在很早的时候,运动组织者就将议题扩大化,把反对警察纳入核心诉求。其中最核心的诉求就是要求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COI),实际上是要求警察为站在运动/示威者的对立面付出代价。在过去将近两个月,反警实质上已经取代修例,成为新的最小公分母、新的“小目标”。

诚然,本地市民中有很多对HKP使用武力有负面看法,认为应该成立COI。批评警察可以获得很多本地人的理解和同情,但反警这个目标究竟是不是一个能够真正维持运动政治动能的最小公分母?笔者的看法是否定的:反警非但不能达到,且不能接近反对修例的动员能力。人们在短期内对HKP有负面看法和负面情绪,也不代表他们就能将反警与自己的存在、利益、福祉、未来深度绑定,不能认为这就是香港社会的最小公分母。

并且,黑小将的各种令人发指的暴行一定会让反对派内部发生分化:越来越多的人会对这种暴力厌倦和抵触。当经济衰退和政治困局尽管会进一步加强他们的看法:尽管他们可能仍然对GOSAR非常不满,但不一定因此更加支持激进反对派的暴力活动。

这里,提到运动组织者的另外一个办法。

2、扩大运动的诉求——引入“最大公约数”概念

最大公约数可以理解为大多数人都能够找到共鸣和交集,都希望未来能够达成,都不反对的某个终极目标,“最大公约数”相比而言更加偏向理想、偏向愿景、理性成分更多,情绪化成分更少,带有中长期特征。最大公约数就是一个希冀,不是人们的底限,不是眼下迫切要解决和应对的问题。最大公约数是一个“大目标”。最大公约数的问题是由于短期内实现的可能性较低,因此很难煽动人心,组织人们进行大规模的、高投入的、持续性的政治活动。 

它比较适合作为“私货”,与“最小公分母”和“小目标”进行绑定。

早在6月份,香港运动就加入了一个诉求:双普选。这就是香港市民的“最大公约数”。没有人会出来反对双普选。中央政府也表示未来可以基于普选,但要配合香港政治发展进行(特别是“一国两制”是否得到正确理解及执行)。不同人对实现双普选的路径、时间的理解存在很大不同。市民会认同双普选有吸引力,但不一定都认为眼前追求这项诉求具有现实意义。反对派因此很难把双普选作为持续投入,大规模政治动员的主题。

为了增加运动的凝聚力,使得运动可以持续的动员组织一下,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各种诉求“缺一不可”——把“小目标”和“大目标”的种种诉求进行绑定。这种绑定当然使得政府很难对不同的诉求进行回应。

笔者以为,对各种诉求进行绑定只是反对派运动组织者的一厢情愿。最小公分母是最小公分母,最大公约数是最大公约数。小目标是小目标,大目标是大目标,眼前是眼前,未来是未来。感性是感性,理性是理性。不同议题的现实可行性和时间维度完全不一样,生绑定没有意义。

对于那些政治上激进但缺乏政治经验和历史认识的本地年轻人来说,可能希望通过设定较高的谈判门槛,主动增加政府妥协的困难,使得运动因为诉求得不到满足得以维系下去。另外也可能存在天真幼稚者真的认为“一切皆有可能”。

对于广大市民而言,即便他们对HKP有负面看法,认同双普选,也不能代表他们能够持续支持这项运动,因为反对HKP不是一个与反对修例“力量相等”的广泛的最小公分母,激不起那么大的仇恨和怨恨;其次,越年长的人越会知道,通过这种方式争取双普选不切实际,甚至可能只会使香港离这个目标更远。这种现实考量会使他们对运动的热情一路下降。

而对于那些有一定经验和政治现实利益的反对派政客来说,特区政府陷入政治瘫痪(而非诉求达成)的本身就是他们要达成的目标。他们眼中是区议会和立法会选举;他们希望最低限度也可以在现有框架下,通过议会政治逐步夺权。

 

三、 对香港运动的展望:几句话总结

由于反警察不是一个最广泛的、最强烈的最小公分母,无法与反对修例相比,而“大目标”即“双普选”又不具备现实意义,因此很难让大量市民持续参与。所以,目前的运动还是依赖之前的动能,努力维续,参与的人群会逐渐减少。笔者的几个判断:

1) 参与者将越来越以年轻人为主;

2) 暴力事件从规模上看可能会减少,但个别的暴力事件仍将出现,个别事件的暴力程度不会收敛,甚至可能加强;黑小将将继续寻求触碰底限(例如今天冲击新华社)

3) 区议会选举距离今天已经不远,它将成为一个新的时点目标,让示威者再“努一把劲”闹个几周,示威者会尝试通过持续的运动(包括使用暴力)去干预及影响选举结果,把区议会选举变成一个“大型试验场”。

4) 如笔者一直分析的,运动将回到香港的校园、潜伏在校园,并呈现年龄下沉、扩大化、激进化、暴力化的特征

今天写到这里。

文章作者为:兔主席(Chairman Rabbit)。本名任意,哈佛肯尼迪学院公共政策研究生,并曾于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参与傅高义教授对中国改革年代的研究项目。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o-HhU0ydrggtwGkgRF1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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