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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8 | 新冠肺炎教我的民主第一課:疫苗公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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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都平安之前,沒有人平安。
作者:張馨文
(原文發佈於2021年9月2日)

新冠肺炎是場突來的暴雨海嘯,2020年春曆年前驟臨,先是武漢,緊接著義大利、西班牙、美國,全世界。海嘯帶來的死亡與失去排山倒海使人失語,隔離與恐懼又令哀慟格外孤寂,孤寂到幾乎聽得見大地的哭嚎。而這驟來的暴雨也將世界沖刷地異常清晰赤裸:現實越發清晰,權力更為赤裸。病毒讓生活中的許多事情變得困難,有件事情卻因清晰而變得更為急迫,那就是「民主」。

Democracy 這一英文字,可分解為兩部分,demo人民,cracy掌權治理,人民掌權,在西方指的是推翻王權後所建立的以憲政法治為基礎的政治制度。然而,在我們的歷史與日常經驗裡,「民主」不僅是政治制度,更像是現代的道德,從個人到社會到國家皆應遵守的基本的做人做事道理。「民主」,以民為主,以人為本,不為人奴,不受人欺,表達了從啟蒙至今關乎自由、平等、博愛與尊嚴的種種價值。「民主課」不只是政治課,更是一們關於如何為人、如何與人交往、我是誰,如何生活,如何行動,什麼是對,什麼是錯,世界該走向何方的倫理學。

(AP)

每個人都平安之前,沒有人平安

面對新冠的災難,世界出現了這樣的呼籲:「直到每個人都平安之前,沒有人是平安的(nobody is safe until everybody is safe)」。任何一處的大流行,都給病毒變種的機會,強勢的新變種更能突破既有防線,從地方散播至全球,引發新流行,新冠病毒在去年進入人類世界後,已使我們經歷了來自南非、英國、印度強勢變種的數波新流行。在新冠時代,沒有人是局外人,「直到每個人都平安之前,沒有人是平安的」是新的民主準則。

當病毒在2020年初對人類進行第一波攻擊,疫情地圖清楚顯示這樣的事實:公共衛生設施越是完善、醫療越公共化的政府越能應付疫情的衝擊,越能減少傷病死亡,如越南、如印度南方的喀拉拉邦,反之,越將健康歸諸於個人、醫療越是私有化,或是因種種原因公共醫療預算遭大幅刪減的國家如美國、英國,他們一度成了災情最慘烈的地區。這地圖曾經令我錯愕:第一場戰役下來,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反而成了防疫落後的地區。

到了2020年底,Covid-19 疫苗以超乎尋常的速度發明出來,災難版圖發生逆轉。

在變種病毒帶來的第二、三波攻擊裡,世界清楚地區分成兩塊:疫苗充足甚至過剩的國家與疫苗缺稀的國家。事實上,在印度南方首次出現的Delta變種,敲碎了以疫苗「終結」疫情的美夢,今年的狀況比去年預想還糟。傳播力更高的Delta,住院率比原先高出兩倍,與人們所期待高傳播低死亡的「病毒流感化」預期方向背道而馳。面對變種病毒,疫苗雖能有效防止重症,阻止傳播的效果卻依然不足。以色列為例,全國兩劑接種率高達78%(12歲以上),今年七月中還是爆發第三波大流行,人口僅930萬,昨日(8月30日)新確診數高達11137例,54例死亡,以色列的疫情亦證實疫苗的保護力在半年後下降(感染所獲得的自然免疫下降得更快),兩劑不夠,因而於8月中起為50歲以上國民施打加強劑。

以色列男子接受加強針。(AP)

變種病毒為世界抗疫設定了更嚴峻的遊戲規則:充足疫苗雖不足以立即終結全球疫情,對抑制傳播、防止醫療崩潰與維繫生命而言,卻變得更加急迫與不可或缺。沒有疫苗的保護下,delta造成如五月的印度與今日印尼的慘絕人寰情景。七月中起,印尼每日新增案例四萬多,約兩千例死亡,數字恐怕都低估。相比之下,在疫苗過多的以色列,大流行帶來的是生活不便,而在沒有疫苗的地方,則是地獄。

世界不平等因疫苗的發明變得更加赤裸,人口僅佔世界13%的七大工業國美國、加拿大、英國、法國、德國、義大利、日本,他們採購囤積了全球三分之二以上的疫苗。而其他落後國家,如有13.4億人口的非洲,只有1.8%的接種率。疫苗成為特權,窮國有錢也買不到,只能仰賴施捨與捐贈。

疫苗民族主義,還是疫苗國際主義

事實上,我們並不真的知道病毒要將我們帶入什麼樣的「未來」,因而感到恐懼。在恐懼裡,我們有兩個選擇:封閉,還是開放?義大利政治哲學家阿岡本(Giorgio Agamben)在疫情中思考「恐懼」,他認為,恐懼只有一個解方,即是向未知的世界「開放」,這不表示要將自己的身體暴露於危險之中,而是種生命態度。

開放,對我來說,就是在未知與變動中學習。上一門疫情「民主課」,這是自6月開始,我給自己的要求。這門「課」從一篇文章開始。

師長好友丁乃非在Line上傳來一篇六月十七日刊登於《衛報》上的投書〈疫苗民族主義正殺死我們,我們需要疫苗國際主義〉(“Vaccine nationalism is killing us. We need an internationalist approach”)當時,台灣已因病毒突破邊境防線,進入三級警戒一個月,社會驚覺我們沒有「超前部署」也沒有足夠的疫苗,蔡英文總統一句「七月有國產」引發社會喧囂。而身在印度的我,剛經歷慘烈的第二波,都市裡空地露天砍樹焚屍,恆河上漂浮著無柴可燒而被放流的亡者,人人都有至親好友染疫死亡,巨大的失去使人麻木,麻木使人悲哀。我的心情跟著台灣確診與死亡人數與網路上的辯論起起伏伏,憤慨著不知該如何看待「高端」,困惑究竟中國如何阻攔,也對各類論辯的荒謬對立感到惱怒。

正是這篇文章,讓焦躁的我瞬間安靜了下來。我為之前數週身陷的激越爭辯感到慚愧。這篇文章說得對,「疫苗民族主義正在殺死我們」。它告訴了我,該如何立身,朝向比民族主義更開闊處開放。

我把這篇文章傳給許多台灣朋友,介紹這裡的觀念:把疫苗當作國防外交的民族主義是錯的,疫苗公共化才是我們該做的事。許多人的第一反應是「這有可能嗎?」「是不是太理想化了?」我一方面很想證明,疫苗公共化並非不切實際,有它具體可行的路徑,但另一方面,我更想說的是:這是,對的事。

康德在實踐理性批判裡反覆強調,推動實踐理性的是自由,這自由來自於內在關於「對」的感知所產生的倫理準則。這感知無關現實計算、無關可行與否、也無關個人/他人喜好。對,就是對;錯,就是錯。人在對與錯的慚愧裡獲得自由。

為什麼疫苗國際主義可能,且應該?

《衛報》這篇文章並非一般評論,而是一篇政治宣言。三位作者皆是來自第三世界國家的(前)政府官員,肯亞 Kisumu 州的州長 Anyang’ Nyong’o、玻利維亞的外交部長 Rogelio Mayta,印度帶領南印喀拉拉邦抗疫的前喀拉拉邦衛生大臣K K. Shailaja。

文章開門見山地說:「我們有能力終結這場疫情,我們擁有在今年之內為全人類接種疫苗的技術、原料與生產量能。我們可以拯救上百萬的生命,保護數十億人的生計,並回收上千億的經濟損失。然而,我們國家的疫情至今卻依然步入最糟糕的階段。變種病毒向那些不只疫苗不足而是幾乎沒有的地區散播而去。以目前接種的速度,病毒將繼續肆虐直至2024。

這樣的發展不是偶然。世界貿易組織(WTO)藥物專利系統的設計,使財團利益優先於人類性命。即使是在如此致命的災難裡,大藥廠與北方國家的政府依然拒絕重新檢討優先順序:他們持續杯葛藥廠專利棄權、拒絕疫苗技術共享,不願對多國協助措施提供充足的資金。

美國麻州運動人士抗議大藥廠壟斷疫苗專利。(AP)

因此,來自世界各地的部會首長與官員將要召開疫苗國際主義世界高峰會。這個由『進步國際』所舉辦的高峰會,目的很簡明:透過各國具體承諾,達成技術共享、專利豁免與快速生產,建造足以提供所有人疫苗的生產與分配計劃。」

事實上,印度與南非政府已於2020年10月向 WTO 之智慧財產權理事會(TRIPS Council)提出兩年的暫棄專利、強制授權藥品及疫苗的建議方案,獲得一百多個會員國支持,拜登雖於今年五月表達支持,這項提議至今卻仍因為先進國家、大藥廠與比爾蓋茲夫婦的反對依然未通過。常見的反對論點包括:專利保障創新與研發、目前的措施已足以保障貧窮國家、以及,貧窮國家沒有能力進行高科技的生產。這些不符合歷史經驗與現實的「迷思」,「無國界醫師組織」早已一一提出反駁

我在反駁文中,尤其注意到第三世界國家的技術學習與創新能力,文中寫道:「當多數國家在1980年代無力將B型肝炎疫苗納入他們的疫苗計畫時,印度的先夏生技(Shantha Biotechnics)尋求技術轉移來加速開發過程而被拒絕。它獨立開發了基因重組B型肝炎疫苗、以每劑低於一美元的價格供應疫苗、並供給了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和國家的疫苗計畫。」這讓我憶起台灣對抗B型肝炎的「肝炎聖戰」,陳培哲與剛過世的陳定信院士都是促成技術轉移與在地生產疫苗的重要推手,這是一段國家、產業、專家與國際藥廠利益政治交織的歷史。

大國與藥廠的抵制形成如今荒謬的局面:許多國家有生產疫苗所需的專家與技術,具備人力、物力與生產線,專利卻無端阻礙生產,導致疫苗今日全球的緊缺。在這種局面下看起來,第三世界的南方國家不再願意等待富國與藥廠開恩,希望團結起來,以「集體不合作運動」透過轉技合作在本土製造疫苗,終結疫情。

「進步國際」的疫苗高峰會

6月18日到21日,響應此理念的疫苗國際主義高峰會在線上於6月18到21日舉行,這是什麼性質的會議?有哪些人參加?為何舉辦?談了些什麼?有什麼結論?這是我所好奇的。

因為好奇衛報中所提到的「進步國際」,參加者都是誰,他們的來歷、理念、行動、建議是什麼,我在網路上找到了疫苗國際主義世界高峰會的線上影片:

一開始,我很驚訝地發現主持人是位年輕的印度女性社運工作者 Varsha Gandikota-Nellutla,也有些失望地發現這只是場半官方半民間的會議,一切都還在「起步」,只是個希望「之苗」。但當我耐心看完了長達兩個半小時的影片,一一聽著每一個人的發言,也一面在網路上查詢每個國家、每一個組織、廠商、每個人的來歷,才意識到,這裡的每個人都是先行者,而我聽見了他們的聲音、看到了他們的模樣。

由此,我進入了先前一無所知、極為多元的世界:我聽見了美國在疫情期間持續對拉丁美洲進行貿易杯葛,使他們無法取得必要的物資,甚至包括針筒在內。只有一千多萬人的小島古巴,在長達60年的貿易制裁下,持續投入公共衛生與醫療教育,到現在不僅可以提供全民免費的醫療,甚至在疫情期間,還能輸出醫療團隊,支援歐洲等國家。古巴至今已成功研發兩支疫苗Abdala 與 Soberana 2,皆通過古巴國內的緊急授權,將於八月完成七成的全民接種,也將在越南製造。我聽見美國的護士工會於今年三月與全球護士工會向WTO倡議支持印度與南非的暫棄專利提案,也於國內對拜登政府進行遊說,她們反覆說:「護士們了解這是一場什麼樣的災難」。還有巴基斯坦是第一個放任私人企業採購疫苗的國家,農民聯盟如何聯手阻擋國家將疫苗私有化。以色列不顧聯合國規章,只為以色人提供疫苗,卻將佔領區的巴勒斯坦人棄之不顧⋯⋯

疫苗的公共化與私有化之戰,在每一個國度都以不同的方式展開。在這場討論會上,參與者急切與興奮於一起創造新的可能。

發言人包括——你也可以跟著我將他們的名字一一唸過:厄瓜多前衛生部長 Carina Vance、阿根廷現任衛生部長 Carla Vizzotti、肯亞的州長 Anyang’ Nyong’o、古巴公共衛生副部長 Regla Angulo Pardo、加拿大國會議員 Niki Ashton、越南和平與發展基金會總幹事 Dong Cuong、玻利維亞外交部長 Rogelio Mayta、印度喀拉拉邦邦長 Pinarayi Vijayan、英國國會議員 Jeremy Corbyn、巴勒斯坦社會運動家 Yara Harwari、委內瑞拉外交部長 Jorge Arreaza、吉爾吉斯國會議員 Aida Kasymalieva、巴基斯坦國會議員 Mohsin Dawar、智利眾議院議員 Giorgio Jackson、美國護理師工會會長 Jean Ross、巴西前外交部長 Celso Amorim、印度哈里亞那邦ASHA工會秘書 Surekha、希臘前財政部部長與國會議員 Yanis Varoufakis、美洲玻利維雅聯盟-人民貿易協定總幹事 Sacha Llorenti、研究古巴醫療的英國研究者與格拉斯哥大學講師 Helen Yaffe、印度生產俄羅斯疫苗sputnik V的 Virchow實驗室董事長 Hermanth Nandigala、巴基斯坦農民組織PKRC總幹事 Farooq Tariq、南非前貿易與工業部部長 Rob Davis。

鈔票可以印,疫苗卻不能做?

會議中,說話激動的希臘前財政部部長與國會議員 Yanis Varoufakis這麼說:

「哈囉,我是Yanis Varoufakis,來自雅典,我要跟『進步國際』的同志們傳達一個至關重要的消息,這消息與為全人類接種疫苗以終結疫情的道德責任有關。我要告訴你們兩個數字。第一,90000億美金,這是七大工業國組織 G7 的中央銀行從2020年3月至今為提供銀行紓困所印製的鈔票的數目,九萬億美金。接著,第二個數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估算出以目前的價格,要為全人類接種疫苗所需要的總額,必要時一人兩劑,是390億美金。請比較,90000與390。90000億的鈔票已經印給了銀行,他們卻還在想要該拿疫苗怎麼辦,而這只需要390億……」

這世界真令人不解之處,為何鈔票可以印?疫苗卻不能做?

我一直記得十年前到南印喀拉拉邦旅行,那兒河道縱橫是個水鄉澤國,船是日常交通工具。當時朋友建議我捨棄觀光船,去搭當地人搭乘十人左右靠人力撐的「交通公船」。下船時,船伕問我哪兒來,他聽到Taiwan,並不像其他印度人般一頭霧水,分不清Thailand還是Taiwan,反而馬上說出「蔣中正」的名字,問我:「美軍還有沒有在台灣呢?」也跟我聊起「李登輝」,一面感嘆說:「哎,這個人根本是個日本人」。我對這個船伕的「國際觀」感到驚奇!

在疫情民主課裡,我想像著 Taiwan Can Help 的「國際」,是否可以如那船伕般,是朝向第三世界人民的真正「民主」的國際,而不是在美國與中國之間博弈的「國際」。再或許,無論台灣如何,每一個人都該有自己的國際,像支持環境保護一樣在支持疫苗公共化中學習與行動。世界利益雖複雜,民主的倫理守則卻是「小事天天做」般簡單可行,搜尋、聆聽、認識這些行動者,也是我們可以參與疫苗公共化的倫理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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