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波民主化前后[4]：民主化的特征

目录

4.1 妥协

4.2 选举

4.3 非暴力

4.1 妥协

妥协是民主最核心的特征，也是民主化最核心的特征。只有在民主化时期定下了妥协的政治传统，才能指望用妥协精神构建未来的政治秩序。这样的妥协一般包括四个方面：威权政府内部改革派和保守派的妥协、执政集团与反对派的妥协、反对派中温和派与激进派的妥协、反对派中不同政治主张的妥协。所以，那些批评六四期间学生参与政府高层政治斗争的言论是不大合适的。学生就是要参与其中，目的是达成多方的妥协，不掺和才是错误的。

中共的政治教育是 “（暴力）革命比改良彻底”、“枪杆子底下出政权”、“政治是要流血的”，正好与本章节的内容有联系。这里先分析“彻不彻底”的问题。中共认为，如果没有把原有政治集团赶尽杀绝，革命就不彻底，以此来证明中共领导的暴力革命比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辛亥革命都更彻底。潜台词就是中共的革命杀的人更多（人民江山是两千万人头换来的 [31]），而且夺取政权之后还继续清算“阶级敌人”。然而，这种想法已经不适用于现代政治规则。妥协和包容不仅能减少威权政府与反对派的对立，减少威权执政者的抵触，也能促使社会各个群体学会接纳多元的意见，用共和而非专政的方式组织政治生活。

中共的“革命要彻底”思想如今仍然在民众当中流行，即使是一部分反对派也认为应该对中共一个不留全部清算。在亨廷顿看来，是否法办威权政府成员，的确是一个问题。法办的理由是：这是真理和正义的要求、是对受害者及其家庭的道德义务、树立法律的权威、阻止未来侵犯人权的行为、确保民主价值和规范至上。宽恕的理由是：民主建立在和解基础之上、民主化的进程涉及谅解且不宜宣泄私愤、大赦争取到的两个阶级的支持是民主更加坚固的基础、威权官吏的罪行在那时有其正当性、社会中的太多人都参与了剥削和迫害。笔者的观点是应该尽量多地妥协。

考虑到正反两方的理由，笔者主张模仿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方案——要求威权政府官员及其爪牙坦白全部罪行，定罪并且特赦；如果发现隐瞒、串供或者撒谎，则依法处置。笔者的主要理由是，社会中太多人有意或者无意参与了剥削和压迫，而且迫害的边界并不清晰。如果市长的贪污是罪行，校长的贪污是否是罪行？教授、国企员工的贪污呢？企业的偷税漏税、行贿是否是罪行？警察奉命逮捕政治犯怎么处理……如果搞得过火，容易引发文革式的斗争，进入法西斯而非自由民主的政治状态。此外，中国仍是一个保守的社会，保守、妥协、温和的方案有利于社会接纳新秩序，不会产生过度的抵触心理，也让威权复辟失去理由。

此外，如果反对派与威权政府存在对话的可能，应该尽可能达成和解。在这种模式中，作为策略，反对派前期不必提出太激进的主张，也不必指望毕其功于一役，而是循序渐进，不要扩大矛盾。这也是从六四当中吸取的教训。笔者认为，前期提出的温和主张可以是：开放新闻自由、言论自由、政府信息透明化等，更进一步还可以有游行示威自由、集会结社自由、人大自由选举等。自由化一旦开始，对威权政府的损伤就是不可逆的，比如八十年代和2006年人大选举，脱颖而出的异议分子一直影响到今天。

4.2 选举

笔者认为这个部分并不适用于中国当下的情况。有的威权政府为了提升自己的合法性，会开放选举，试图让自己披上程序合法性的外衣。对于此时的威权政府来说，选举是否能获胜、要不要操纵选举、操纵之后的选举能否带来足够的合法性就成了问题。而中共几乎不可能开放选举，习近平甚至用2952全票通过来开启自己的第三个任期，可见他是十分害怕选举的，哪怕是高度管控的选举。下面探讨几个问题。

第一，反对派是否应该参加政府组织的选举？反对派通常担心威权政府耍各种花招给反对派的竞选制造困难，比如给很少的选举准备时间、控制新闻来操纵选举等。根据历史经验，威权政府组织的选举往往是反对派获得出人意料的胜利，甚至远远超过最乐观的预估。亨廷顿举了很多例子来说明这种现象，以此来说明反对派应该积极参加选举。笔者认为，反对派，尤其在置换模式中，应该充分利用选举来表达不满。反对派应该通过曝光过去的黑幕、攻击合法性的薄弱之处，来促使统治集团的分裂、释放社会长期积压的不满。这样的选举实在是为数不多的能发表反对意见的机会。如果威权政府逮捕、骚扰反对派成员，进行新闻管控或者耍其他花招，反对派就应该揭露并且狠狠攻击这些行径，一边抗议一边参加选举。

第二，有人认为中国人很愚昧，即使开放自由选举也是选上习近平。笔者认为这并不是很严重的问题。民主的选举结果并不是产生一个领袖，而是达成妥协。换言之，只要大家喜欢，谁坐最高的位子并不重要。夸张点说，哪怕是驴当总统，民主国家也不会陷入过于严重的问题，因为民主体制有权力制衡的机制。如果习近平真的当选，他的权力来源就不再是权贵资产阶级，而是公民。他自然就会通过讨好公民而不是权贵资产阶级来巩固自己的合法性，选举产生的机构也拥有程序合法性来制约他。一旦开始选举，威权的权力分配逻辑就会瓦解，而且重新剥夺公民拿到手的权力也变得更加困难。所以，即使反对派输掉了选举，也不必沮丧，应该承认选举的结果，并且进行持续的斗争、继续揭露威权政府的恶行。这样有利于树立选举的权威，也有利于竞争、妥协、参与、温和精神在公民中的传播。

4.3 非暴力

在这个章节，分析一下中共宣传的“枪杆子底下出政权”、“政治是要流血的”思想。第一，暴力革命是二战之前的政治秩序，二战后的民主化往往是非暴力和妥协的模式。不靠群众组建军队就能实现政权更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全部的东欧国家。罗马尼亚、希腊、葡萄牙这种暴力程度较高的置换式民主化，也仅仅是武装部队之间的小规模冲突。第二，笔者已经分析过，如果民众采取非暴力手段进行抗争，民主化的暴力程度主要取决于政府的应对方式。如果政府愿意主动改革，暴力程度就低；而政府负隅顽抗导致的流血就更多。

中共构建这一套历史叙事的主要目的是，通过论证自己的革命和成功掌权，来论证自己掌权的合法性。中共强调只有武装革命才能实现政权更迭，就是要打击民众通过和平、低成本的方式实现政治转型的信心，让民众能忍则忍、逆来顺受。同时，中共又在渲染“和平演变”威胁论。这其实就是自相矛盾，因为他们亲口承认除了暴力革命还可以有和平的转型。实际上中共最害怕的就是和平演变，可是和平的演变难道不是最好、最低成本的转型道路吗？和平演变比流两千万人的血好得不要太多！鼓吹暴力革命其实是政权或者政治团体文明开化程度较低的体现。

刚刚笔者只是证明了，存在和平的民主化转型道路。大家应该都注意到了，四种民主化方式中，没有一种是组建民主革命军进行内战夺取政权的。这说明，暴力革命不仅仅不是唯一的政权更迭方式，甚至是最不可能成功的方式。实际上，在第三波中，低度的暴力是相当普遍的特征。这主要是因为非暴力往往受到社会各界的拥护，过去野蛮的政治规则在文明社会越来越不适用了。亨廷顿总结的原因 如下：

第一，在民主化之前或者开始阶段，这个国家经历的暴力鼓励双方放下武器。例如，韩国光州民主化、台湾高雄事件、中国的六四屠杀等。没有人想再来一次，所以各界都呼吁自己这一方不要做出过激行为，避免引发大规模的暴力。这里摘录一段原文：“在1986年12月，台湾反对派的主要领袖们谴责一群人在机场用石块攻击警察的汽车，并宣布‘安全第一，自由第二’，同时，废除了20场集会游行的计划。”[33] 暴力会导致己方获得的支持锐减，败坏这一方的观感，快速被其他社会力量抛弃，在未来的博弈中越来越被动。

第二，在变革和移转的模式中，政府会避免过多使用暴力。政府中的改革派会尽力控制暴力的程度，为自己争取更多的主动权。而置换中的暴力程度也要取决于政府中改革派和民间温和派是否占据主导地位。有的置换很和平，伤亡非常少，例如葡萄牙；有的就相对较多，例如罗马尼亚。

第三，威权政府的暴力机关不一定愿意执行暴力镇压的命令。一般而言，军队通常不太愿意动用暴力，因为他们往往有责任保护公民；但是警察和安全部门就比较愿意。如果暴力机关和民众打成一片，就不太愿意对民众下手。如果表达反对意见的民众来自社会各个阶级，暴力机关开枪的意愿也会降低。毕竟士兵和警察家里也有烂尾楼、降薪、存款取不出来等问题，他们的家人也是城市中产。在很多国家，军警的家人可能因为支持民主化、拥护非暴力而疏远他们，对他们逮捕、镇压的行为表示不理解和排斥。这种情况下，军警更难对民众开枪。为了增加军警使用暴力的可能性，威权政府可能组建特别安全部队，也可能制造军警和民众的族群差异，比如让一个种族的镇压另外一个种族等。中国还没有实施这些手段。

第四，反对派往往不采用暴力手段进行抗争，不过也不能一概而论。一般而言，城市中产不主张使用暴力。第三波当中支持民主化的天主教团体也反对暴力。温和派反对使用暴力，而激进派就比较暴力，二者常因此发生分歧和争论。暴力革命会导致反对派中权力的集中，他们可能用暴力对待异见者，这不利于民主制度的构建。

不管怎么说，暴力现象是普遍存在于民主化运动中的。但是，并非民主化带来了混乱和暴力，而是暴力、镇压是威权政府的内在属性。在无民主化运动的时期，威权政治集团会滥用权力执行秘密关押、暴力镇压等任务。只是民众参与的民主化将这些矛盾公开化，同时政府也在这个过程中增加了暴力程度以镇压反对派甚至潜在反对派。例如，中国的上访、维权人士普遍遭到殴打；国民党独裁政府在台湾实行白色恐怖；苏联克格勃、东德史塔西的恐怖镇压等。

换言之，尽管民主化会带来一定程度的暴力，但并不能因此放弃民主化。因为延续威权统治同样会使民众承担暴力、专制和压迫的代价。不管是否进行民主化，暴力都是存在的，而且往往是隐秘和系统性的。长痛不如短痛，如果社会矛盾激化，不如曝光隐匿的系统性暴力，鼓励社会通过妥协、公平和公开的博弈来解决遗留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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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第四章 第四节 低度的暴力

[33] Ramon H. Myers. “政治理论与中华民国近来的政治发展”(Political Theory and Recent Political Development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亚洲概览》(Asian Survey 27, Semptember 1987)，第1013页；《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1986年12月1日，A3版，1986 年12月2日，A6版；《华盛顿邮报国民周报版》(Washington Post National Weekly Edition)，1990年1月22-28日，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