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

莫洛托夫鸡尾酒 大气运动观测员 逆练治理术、影像工作者、不自由撰稿人、NGO老狗

Metoo何以发生在当下|诸众公园

(本篇帖子整理自8月3日“706青年空间-五月文化节”微信群的线上讨论记录,本人作为本次“诸众公园”活动召集人,与几位讲者商议后将讨论内容分享在此,特别感谢田歌、尧文、雅婷、武豪、小辣、希希的支持与协助。)

背景提要:

性骚扰从来不是某个施害人突然“起色心”的个案行为,而是根植于几千年的父权阶级社会的权力运作与性别暴力,同样地,反性骚扰本质上也不能依赖转发或评论就可以推进的热点新闻,而是需要充分的反思、讨论与日常生活的实践。拂去漂浮在键盘的社交泡沫,本次线上讨论我们关注以下议题:

· #Metoo 在中国爆发后,本土的性/性别平等议题及其实践出现了什么新的面向和挑战,有什么不足和阶段成果

· 为何公益圈、媒体圈、公知圈引爆本轮metoo,反映这些圈层怎样的权力结构危机

· 在与资本、权力角力的过程中,性/性别议题可以怎样巩固和开辟自己的舆论阵地

· 从学术场域,公益场域的动员经验出发,如何梳理行动者的策略研判与实践经验

· 抽丝剥茧知识界,舆论界诸项争议,如何达成社会正义理论的基本共识

反性骚扰社会事件简单时间轴

极具动员力的标签#Metoo 激活全球各地的反性骚扰运动。事实上,#Metoo 在中国着陆之前,诸多行动者从来没有停止过努力。

1990s,译自英语sexual harassment的“性骚扰”一词进入中国,零星见于新闻或报端。(比如1993年5月2号的《中国妇女报》)

2001年,西安一女士状告其上司性骚扰,败诉。这是国内首例进入司法程序的性骚扰案。

2005年,武汉职场性骚扰案胜诉。同年,《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性骚扰”一词首次进入法律视野。

2012年,女权主义者提出“我可以骚,你不可以扰”口号,并发起一系列行为艺术。

2013年,女权工作者叶海燕在海南万宁二小门前举牌“校长,开房找我,放过小学生”,抗议校园性侵,后引起广泛模仿作为支援。肖美丽发起女权徒步。

2014年6月,厦门大学博导吴春明因涉嫌对研究生性骚扰和性侵害被开除。

2014年10月,北京大学副教授余万里被学生实名举报性侵女学生并致其怀孕。

2017年12月,南昌大学国学院副院长周斌被举报长期猥亵性侵女学生。

2018年1月,多名受害者实名举报北航“知名教授”、“长江学者”陈小武的性骚扰行为。

2018年3月,UIUC东亚系副教授徐钢被实名举报,涉嫌长期对学生实施性侵和性骚扰。

2018年4月,南京大学教授沈阳被曝与20年前北大女生自杀事件有关,事后院方发文解聘。

2018年7月10号,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张鹏被曝对学生性骚扰,后学校作出相应处分。

2018年7月23号,知名“乙肝斗士”公益人雷闯被曝涉嫌对前同事性侵,称“考虑自首”但仍至今未有行动。

2018年7月25至今,冯永峰、章文、朱军、熊培云等行业名人被曝曾不同程度地性骚扰女性。

2018年7月27号,刘瑜发表《关于Metoo》一文,引发知识界广泛争议。

关于”诸众公园“

诸众公园是通过相遇及团结而进入弥散空间——身体、社会议题、思想的相遇。它向所有关注公共议题的人开放,致力于对日常生活的批判性与反思性。它不属于具体的个人或机构,而是属于个人/议题团结的时刻。诸众公园希望持续激活关于当代社会议题的讨论,并创造共同体的经验。

本期诸众公园关注的议题是近期热议的Mito,我们邀请到了三位身处风暴中心的行动者,讲述本土行动者在其中发力,受挫,反思,成长,呈现切实行动者的心路历程,抉择,挣扎,困境与策略研判。

第一位讲者:本雅婷

本雅婷,中大校友,曝光中大张鹏的反性骚扰小组的成员之一。她的分享主题是在校园内的反性骚扰行动经验与策略,以及目前对metoo议题的看法。

【分享实录】

大家好!我先暖个场,跟大家分享一下中大mito中的可以分享的经验和反思。

我昨晚还在跟朋友说,高校mito过气了,好像我们小组的经验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结果今天就看见西北大学纪委约谈学生那张飞扬跋扈的截图。显然,高校mito还在进行。所以,我想mito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运动,并不是说某段时间集中爆发了几起就算是“净化”了某个整体。它是一个持续性的社会文化振荡,或者说游击战。无论性别暴力还是对性别暴力的反抗都是一个不断互动和生成的过程,它们可能不存在真正结束的那一天。所以我不太担心有的朋友说mito退潮的问题……如果以疫苗为参照系,mito似乎甚至还没有涨潮。

接下来入正题咯。分享作为第三方在介入中大#mito里的几点感受和经验。

1)去中心化的团队。4月28号那天晚上,有人匿名曝光田野性骚扰,朋友圈里都炸了,我当时同时跟两个关系很好的朋友聊着这事。我们都知道系里的某些事实情况,也都在想着“这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们可以干些什么”。后来我觉得重复打字累,干脆拉了一个群,就这样,开始了由消极的旁观者转为介入行动的第三方,从几个分散的“我”变成了一个“我们”。

整个小组内部一直没有吵过架,非正式、无领导、无关功利、志同道合、知识背景相似、有一些基本的媒体资源、行动力还行、有极强的同理心和反思力、制定一些短期的时间表、用文本的形式记录了一直以来的时间轴、允许行动暂时没有进展乃至搁置、允许自己和其他组员因为私事暂时无法参与行动、持续在群组里分享各种知识和更新相关信息……

但有趣的是,上个世纪70s就有女权主义者批评过这种在女权团体中的“无架构”。参见Jo Freeman aka Joreen的《無架構的暴政》(THE TYRANNY of STRUCTURELESSNESS)

2)回到行动本身。除了抽象的理念,落地的时候其实都是细碎无比的。包括和当事人的沟通、和学院行政系统的斡旋、对涉事教师的持续观察、和非涉事教师的沟通、对性别话题的舆论收集、给学院的建议信的措辞,等等。

因为我人不在广州,除了我之外,小组的几位同学都不同程度地被学院行政老师约谈过,甚至转发一条性别议题相关的朋友圈都会得到老师突如其来的“关心”。我们想得最多的问题是:行政老师固然是官僚系统中的一颗螺丝钉,但ta也是人呀。这种对“脱下制度的人”和“穿上制服的人”的纠结几乎贯穿了整个行动。具体可以看这篇文章,这是我们小组的集体写作。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121211743/?dt_dapp=1&dt_platform=wechat_friends

如果跟当事人接触过也许就能明白,对当事人来讲,实名举报施害者真的需要无比的勇气。他们要面对的是持续叠加的恐惧、羞耻、自我谴责和其他种种情绪的混合物,在外界未必能提供足够支持的情况下,每一次张口说往事对ta们来说无疑都是一次旧有伤口的新撕裂。在当事人向纪委写信举报之后,有一次纪委约谈了其中一位当事人,在去办公室的路上,她表现出极度的紧张和不安,而我们当时都没有人在学校,只能线上用言语支持打气。我们对这种未能及时提供足够的陪伴和支持的情况是感到难过的。

3)多线程工作。除了一直准备捣毁张鹏这边非常hardcore的一边,小组成员还做了一些相对软的、建设性的事情。比如以建立防治性骚扰这个议题参加中大一年一度的十大提案比赛(最终还是被卡在了过审环节)、向院系老师争取一堂课来对师弟师妹科普性骚扰的知识。不能说它们的作用有多大,但筹备的过程对于我们自己来说也是一个生产知识和经验的过程。

4)作为一次接近结束了的行动(校方对校园反性骚扰制度的建立还是不吭声),我觉得可以“移植”的部分因素有:每一个动作的落脚点都必须以当事人为中心,关注ta们的感受和诉求,回归metoo的me本身,而不是成为ta们的代言人;尽可能了解官僚系统的运作流程,先顺势争取,遭遇障碍再反击;动作线要明确;功成不必在我,不要恋战。

小结Mito通过身体叙事调动了人们的同情心和同理心,我们聆听他人的故事,相信他们的故事。认同个体不同的故事背后其实是认同那个共同的“身体”,反对身体暴力的背后其实是反对更深层的权力文化结构。我总觉得一切都刚开始,我们应该要对这场运动充满想象力。

QA部分

@罗克:中大有没有声明建立反性骚扰机制,进程如何?

@本雅婷:学校没有动静……我们也不能拿校长怎么办。我们也在想机制这方面接下来要怎么办(挠头)。

@Hannah:我之前看到说张鹏被停职反省,所以只是暂时的是么?

@本雅婷:张鹏的不好说……现在还是在风头,短期内还是不敢有太多动静。之后得保持观察,就像厦大的吴春明一样。

我想分享一个概念叫“积极的旁观者”(active-bystanders),概念很简单,就是不要只吃瓜,但看到或感到身边有潜在的性别暴力情况时,积极做出你在那个情境下能做的事。具体可以看这儿:

http://web.mit.edu/bystanders/definition/index.html

@IO:行动中有没有和校方针尖对麦芒的时候,尤其是在网上披露以后,学校会不会给压力,大家是怎么应对的?

@本雅婷:倒没有出现岳昕那种激烈的情况,但都有被约谈过。可能不同学校的行政气氛“稍微”有点儿区别。如果说有什么是真的费精力的话,那可能是跟纪委打交道和跟张鹏斗智斗勇。在张鹏事件的五位举报人(五月)之前,就有一位同学(四月)因为受到骚扰而与家长一同找院系领导投诉了。我院的党委书记告诉她和家长这事可以举报给纪委。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听说纪委这套机制可以处理这个问题。

@Hannah:据我所知,沈阳就基本不会翻身了,北大南大上大全部出了相关声明,所以这些事其实是学校领导层决定吗?

@尧文:歪个楼,不完全,我是南大的。学校的决策系统很复杂,不是铁板一块的,以南大的具体情况为例,对沈阳的决议其实是文学院做出的,和南大校级的想法还有差异。

@罗克:我在想许多被停职的不久被其他学校聘请,能不能建立黑名单,持续曝光追责,以及联系被调任学校的学生。

@本雅婷:建立黑名单应该不难,长期维护和跟踪叫兽们的情况也不算太难,问题是曝光之后呢?现在我们的困境之一可能也跟北大的类似,【曝光之后、学校已经给了一个马马虎虎的回应之后,要怎么办?】学校的态度是冷漠、放烟雾弹、删帖。比如我们之前听到过张鹏要被开除的信息,后来发现是假消息,是张鹏放出的烟雾弹,想利用他实验室人的同情心兼让我们罢手。

其实我更期待的是其他高校的朋友可以推动自己学校的性别平等和反性骚扰制度建设。如果有可能存在的性骚扰情况,也可以积极行动。

第二位讲者:小辣

小辣,前女权编辑,妇女权利工作者。

【分享实录】

大家好,我是小辣,2012年起开始关注中国的女权运动和lgbt运动。2013年的时候我就发起了我所在城市的第一个女权拉拉小组,那个时候真是黄金时代呀,令人怀念,可以做很多行动来回应社会议题。2015年之后,公民社会的空间开始紧缩了,于是我们开始尝试使用不同的方式、新的策略来继续工作。那一年我成为了女权主义编辑,在一个很大的女权平台写稿。但是我们的公号和微博今年也被关闭了,这对我们来说既是意料又不意外。媒体审查早就开始让女权号的发声变得艰难了。

此后,我们已经没有一个拥有25万粉丝的平台了,所以我们现在用的是分散又联结的网络方式来进行。正如刚才本雅婷所说,现在时利用去中心化的工作方式来进行yundong的。

我最近在做的一项工作是关于联结各种反对性骚扰的资源,其中对于我个人来说,比较有挑战性的问题是,我们突然面临和个案当事人接触,直接为当事人服务的新挑战。这其中涉及很多类似做反家暴工作的一些“伦理”,比如非评判的原则,尊重当事人的决定,倾听,通过现状的共同分析鼓励当事人自己做决策,提供信息而不提供结论,等等。陪伴当事人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这真是非常必要,因为mito是当事人的yundong,而不是仅仅属于倡导者,这是mito最棒的地方,之一。

我目前在性骚扰关注网络参与协调的工作,给大家看一下之前网络公开发布的一些公开提供的资源。👇

我发现在目前的mito(哈哈这个词)中,以个人身份提供服务的志愿者很多,但是个人志愿者跟进到一定的程度往往会遇到一些困难,比如法律资源、心理支持资源的缺乏,然后因为跟当事人一起工作又是一个很让人浩劫的事情,所以有时候是需要一些职业的社工跟咨询师的介入的。我们做这个网络的初衷也是希望能让大家在需要时能够找到相对专业性一点的支持。

这个网络邀请了一些专业的服务性机构加入,现有的工作模块主要有图中写的8部分。目前公益组织和商业公司对于反性骚扰培训的需求都非常强烈。我们也在做相关的培训计划,设计课程中。

我们通过跟网络成员的座谈,发现了一些在反性骚扰工作中普遍存在的现实和困难,相信这也是大家在倡导、辩论和实际生活中会遇到的一些问题。

从帮助当事人维权与跟进的角度:

性骚扰惩罚的力度到底怎样才算足够?从对当事人道歉、写下认罪书、曝光、要求经济赔偿,到与公权力合作,对于性骚扰的惩处,要到哪个程度才能让受害者/公众觉得公正?

* • 新闻报道难度(公众的很难预测反应)

* • 证据缺乏(众所周知,所谓的性骚扰取证难问题,别提有多难解决了。)

* • 现有法律局限(因为立法不明、取证困难等原因,来自行业、机构的反性骚扰机制的建立就显得尤其重要)

* • 警惕权力关系(施害者有相似的行为模式,对受害者也有相应类型的选择偏好,二者形成的权力关系是性骚扰频发的主要原因)

• • 环境:性骚扰行为(尤其是职场中)很容易被合理化

• * 多元性别视角的引入(需要更多的意识提升,而不是用类似同性恋亚文化为性骚扰罪行开脱)

• * 政策和机制的建立非常重要

• * 举报之后,如何处理来自机构内部的压力?(这点也我们可以参考亿友公益的一些困境)

• * 校园性骚扰案件中,如何面对来自体制的不作为(关于这点上一位讲者也分享了比较多)

我们还总结出一些在职场中处理和回应性骚扰事件的小帖士:

* • 1.职场性骚扰的应对:“女生提醒义务” (指的是在职场环境中,一名当事人遭遇性骚扰之后,不一定即刻公开骚扰者的行径,但可以在单位机构内私下提醒潜在的受害者

* • 2.对骚扰者的口头警告

• 3.重视来自当事人家庭的支持(家庭如何看待性骚扰和性道德,这是当事人面临的第一重“考验”,如果家人对于性侵受害者是非歧视性的,甚至是支持性的,当事人的处境会非常不一样)

* • 4.需要警惕(职场/学术界中的)性控制(指的是有权威和资源者要求下属或追随者通过性的臣服表示忠诚)

* • 5.多关注男性、非异性间的受害者(与其面临的公众反应)

QA部分:

@本雅婷:包括中大对张鹏的处理回应出来之后,我就一直很疑惑,性骚扰惩罚的力度到底怎样才算足够?

@小辣:嗯嗯,这个问题我们也无数次讨论过。后来得出来的结论大概是,让当事人满意,努力达成当事人在可能的结果中最想要的结果。(这点是不是跟家暴援助差不多?)就是说,当事人也可以选择原谅。但作为机构,公司,机制性的零容忍是很重要的。

@尧文:在现阶段,关于职场上举报后可能面对来自组织内部的压力,当事人在局内可能会孤立无援,服务机构的介入会不会有在局外发声的感觉,这里面要怎么把支持传递到组织内部呢?

@小辣:就现实角度考虑,以利益为重的公司估计会很难实现,也许比较可能的是实现一种舆论惩罚。另外你所指的服务机构是做干预推进机制的机构吗?事实上据我了解,这个问题就是非常难解决的。很多项目开展进入公司做反性骚扰机制培训,后来结果很有可能是机制也并没有被使用起来,或者骚扰本身没有被识别出来。但是所谓的“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女性毕竟还是有很多生命共通经验,我们或许也可以尝试建立起女性在反骚扰这事儿上的同盟。

@罗克:我觉得metoo在于根本上质疑:基于社会等级,权力,金钱对性的分配的社会运作机制。这套组织缜密的机制渗透到社会生产与日常生活,充满了默许与暴力。

@小辣:说的对,然后我还觉得很重要一点是女性个人经历的自暴,消弭了很多身份阶级对女性的划分,因为无论你是什么社会地位的女人,你在这事儿上面临的处境无差别。

第三位讲者:子津&冯睿

皮村长期志愿者,他们做过女工口述史整理。

分享实录】

@冯睿:1.女工面临的性骚扰问题非常普遍,而且更加缺乏解决渠道和发声渠道。工厂管理者,妇联,工会,警察基本不顶用。即便发声,也难以引起广泛关注,至少目前是这样。媒体报道之前也有污名化的现象。

2.女工本身面临更大的生活压力,职业和生活退路也更少。很多女工从小在家里相比男孩就被看不起,父母会选择让她们辍学。成年后在家庭里和丈夫孩子比明显处在次等地位。丈夫去哪就跟去哪,基本没有谋求自己事业的可能。除了加班工作还要照顾孩子做家务。家暴事件也经常发生。相比这些,如果是一般的性骚扰,女工虽然也厌恶,但没有精力成本来处理。

3.有很多女工机构做过尝试发声,但效果不理想。前段时间富士康女工也有metoo,要求厂房建立反性骚扰机制。但知道的人其实很少。说实话这就是典型的阶级区隔。

4.女工问题应该让我们思考,性别问题其实不是单一问题,总是和其他社会问题复杂纠缠在一起。我们会看到女工和职场女性和精英面对的性别问题很不一样。因而一个彻底的女权主义者是不是应该有更长远的打算,去谋求跨越阶级的联合。

5.历史其实证明,女权运动总是起于中等阶级女性,达至劳动女性,才能全面兴起。也许我们要吸收这种经验。这中间应该有很多工作要去做。

这张图片是之前两个女工机构做的工厂性骚扰调研报告的部分数据截取,几位朋友目前在做一个相关的事情,有兴趣的欢迎加入。

我接过一个女工友的工伤诉讼,她的老板让她在库房干一个男人的活,然后从屋顶摔下,老板欺负她是个女的,以为不会反抗,不给她治疗费。她去找劳动仲裁,老板才给了一点。我接触到一个和我同龄的男工友,他有严重的心理疾病,后来住院了,很大原因是从小他的父亲对她妈妈家暴,她妈妈当初怀孕差点不要他,他是第二个孩子。当时怀孕他爸还打他妈,他妈就离家出走,差点去堕胎,总之从小这些经历让他很孤僻。他是很好的男孩子,比我遇到的很多高学历同龄人要善良,但他真的很不幸,他的妈妈也是,我和他在一起时,他经常用很脏的话骂他爸爸,他的妈妈这几年又和他爸爸要和好,他极力反对,用他的话说,这个家就不是一个家,我不是在跑题啊😂,我觉得现实情况里,女工的性别问题总是和别的杂糅在一起的。

@子津:昨天和一个女工机构的负责人聊天,她认为metoo在女工群体里推行困难。为什么?网络时代的舆论要起作用,首先得保证舆论对象“值得”和“经得起”控诉,而性骚扰女工的人如果是一个男工友,他在社会中本身就处于边缘位置,群众的箭其实是无从射向他的。女工是隐身的,她们被性骚扰的遭遇也难以引发大家的关注。

@zoey:想问一点,女权运动起于中产阶级女性达至劳动女性。在中国的情况,如果她们大面积加入并引起社会关注,如果后期舆论压力又小下去,有没有可能反而恶化她们的处境?

@尧文:我觉得不会,假如“她们也大面积加入”,那么这个过程是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过程,哪怕之后去热点化了,她们也有自我赋权和继续行动争取话语权的能力。

@子津 :不能太乐观的说完全觉醒,但是把自己故事讲出来的这种个体叙事,本身就是一个改变的过程。看到其他不同阶级人的相似遭遇,理解自己的经验,对于女工个体而言价值是不可以忽视的。

@zoey:那问题就是在如何赋权和引导热点上。怎么让她们已经有意识,再让大家关注到?开办公益课程?[捂脸]想说从教育开始是不是战线有点长?

@本雅婷:我觉得可以是少谈高蹈的理论,多到社区,看见她们,感受她们的感受,感受她们内在的力量。因为她们现在面临的问题之一是社会能见度低的问题,我们甚至没有看见她们。

@J:从教育开始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的,尤其是从年轻母亲对于子女的性教育开始,哪怕战线可能会拉到十几年,也是非常有必要的。比如就可以从身边的亲朋好友入手,我上次就和一个远房的阿姨(有一个14岁的儿子)针对如何对男孩进行性教育进行了讨论,过程还是非常激烈的,因为她在心里还是觉得女性在社会上的地位已经被固化且无法改变,并且把这种观念教育给她儿子…争辩之后的结果是她开始有了反思,这个效果我觉得可以值得大家尝试。

@子津:前段时间正好在四川一个农村给孩子们做性教育,通过最后的检验,感觉还是比较有成效。

@Hannah:不好意思我就是研究理论的,各行其道,各自努力,也不用行为绑架吧。坚持基本人道和平等立场即可。我甚至有这样一个判断,女权主义运动至今虽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是更多的无力,是因为理论指导思想的空泛导致的。我没有否认调研,但是如果调研的问题或者主题不合适,调研的结果在多大程度上能有用呢?

@冯睿:其实还是多去社区和工厂,亲自接触女工友。如果有机会,到一些服务女工的社工机构去呆一段时间。接触一个月想法和感受应该就会完全不同。

@罗克:我经常反思那些学院里面的知识生产,与现实多么脱节,生产那些paper,繁复的符码堆叠对现实世界究竟有什么意义。这次mito之后舆论风波,真暴露了某种知识分子与现实苦难的脱节,与实践经验的脱节。

@神肉包子:[捂脸][捂脸]我问个比较幼稚的问题……米兔yundong火起来就是靠揭发了有社会名望的人性骚扰事件……但普通人的性骚扰显然不具有新闻价值也少有曝光出来……那么是否可以把米兔看做改变上层权力分布的政治运动,天生就带有阶层排它性?

@吴竞卓:不能,”上层权力分布”扯不上,阶层排他性也说不上,只不过是大部分限于中产阶层,因为中产阶层具备发起这样运动的条件,与其说排他性不如说局限性,性骚扰又不是阶级行为或阶级特性。地位低的人去骚扰地位高的,就算发生,所谓地位高的自然有办法去惩治。我们所讨论的运动背后就是权力结构,因此我们讨论的一般是权力优势的对权力劣势的骚扰。

@尧文:当然不可以……区分运动的核心诉求和开展的现实策略吧,核心诉求肯定是要交叉和跨阶层的,但是现实的展开肯定有过程。

@子津:我有相似的遭遇,觉得可以理解你……而且这种时候反而会很矛盾,会处于一种同情与愤怒的交织状态,某种程度上施害者和“受害者“都是受害者,因为骚扰我们的人本身可能是被社会“遗弃”的男性(处于婚恋网的底层),他们一边对你施暴一边被社会施暴。Don’t hate the player,hate the game. 还是这句话[捂脸]。

相关资料:

1、舆论界争议点主要整理

2、《诸众公园#Mito何以发生在当下》

4、来稿 | 在米兔之中:一名“积极旁观者”

5、在伤痛和懵懂中,看见女工的性与爱

6、TA们如何一步步举报张鹏|metoo运动反思(长图)

7、遭遇工厂性骚扰,我不再忍气吞声!

發佈評論

看不過癮?

一鍵登入,即可加入全球最優質中文創作社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