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好好说话？

我常有这样一种感觉，不知诸位是否同样如此：每当我们讨论政治时，无论自以为修养如何，无论自以为自己多么能兼容并包，总不由自主地暴躁起来。是的，争论总能带给人血压的上升——但就政治带给我们的上升程度而言，似乎未免太大了些。

我想其中原因是复杂的。譬如我们在中学时期与他人争论一道数学题的答案，尽管也少不了面红耳赤，少不了争吵与喊叫，这种不快也总是一时的，并不对人的情绪产生怎样长久的影响，或能够在争论者之间制造怎样的裂痕。究其原因，大概有两点是重要的：一道数学题正确与否，其叙事角度绝不像政治那般宏大；它的对与错，也并不直接影响我们的生活或未来。

政治则不然。宏大的叙事角度一方面使得政治命题变得冗杂而易碎，另一方面也让讨论者并不需要有怎样高的思想深度。几乎是任何人，都可以就某一政治事件的边角发表评论——无论是高论还是暴论——其成本则是相当低的。是的，讨论数学题至少还需要建立数学知识的基本框架，讨论政治则有时候仅仅是一个“如果是我，我会如何做”的问题。既然个体的政治观点与主张几乎不可能被大范围地、全盘地予以实践，那么其观点正确与否，则终究只能进行“探讨”而非“验证”——这也就提供了一种正确与错误的“相对性”。对于某一观点，也许你会以相似的历史作出有力的反驳，也许你会以政治学知识来归之为谬误，也许你会以完美的逻辑推导来试图推翻某一观点——但无论如何，倘若“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一切未经验证的观点（哪怕它极度地违反常识）都有可能被它狂热的拥护者施以无休止的诡辩。另外，宏大的政治命题本身包含了无数政治行为，可以轻易地被解构——讨论者可以随意地割裂前后的关系，随意捡拾其中极小的一部分来大加发挥，以求将所需的表达能力降低到自己所具有的水平。不过，这种表达本身还具有多少意义，也便值得探讨了。

政治本身的特殊性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尽管我无数次想逃离它，看到这几天有人说“想以科技、文学与艺术而非哲学、法律与政治填满自己的生活”也产生了极大的共鸣，我们仍不得不承认它对于生活的重要性。因为，上层决策“牢牢把握意识形态主导权”后，真的可以使我的大学教材下架不见，真的可以使我热爱的吟唱者就此噤声；贸易战真的可以让一个人的股票亏损，工人运动的销声匿迹真的可以使几乎每个人不同程度地担心自己的未来。讨论政治就是讨论自己；争夺政治话语权就是争夺利益。尽管我们的讨论其实能不能对特定事件产生影响都未可知，“讨论它”这个行为本身所带给我们的强烈代入感，以及对利益的追逐依然让我们倾向于相信讨论政治带给我们的益处。

如果说在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国家里，对政治的辩论与争吵所带来的妥协与利益分配是更为显著的，那么在缺乏稳定而有效的（不会被随手封杀而又能起到作用的）政治诉求表达渠道的这片土地上，按说公众对政治讨论的热情应该由于“这种讨论难以得到有规律的回应”而减小了不少才对。但事实显然并非如此——这也许说明，还有什么别的原因在。

我无意批判我们如今所经历的一切国家制度——无论政治制度，教育制度，还是别的什么东西：因为我自己似乎也想不出什么好的办法来。但我想，无论任何国家制度，总有其不足之处，因此加以表达应该无妨。我们的教育与社会，总在过多地强调一个“正确”的，“标准”的答案。们被一种无处不在的尺子丈量着：这种“尺子”是一种抽象的、极度单一化的社会共识。同样地，在应试教育中，我们也在被鼓励——甚或不如说是被强迫——寻找唯一的答案。

这种长期历史积淀、社会积淀所产生的代表单一社会价值的尺子，于是毫无疑问地横亘在每一个人心间了。我们倾向于为每一个问题寻找一个正确答案——或至少说，一个“标准”答案。于是政治观点的不确定性与正误的相对性，在很多人看来几乎是不可接受的。继而有我们的所见：理性讨论不过数句后便成了“对线”，成了“不会还有人…吧？”的阴阳怪气。我们要么比优比劣，要么比新比旧，总不愿意百家争鸣，总要扼杀不同观点：映射在政治上，映射在其他方面上，都别无二致。我们总愿意抨击他人的政治观点是“错误”的：然而以政治学之广博，我们何以具有那样的自信，认为政治领域存在具有绝对性的“正确”，并且这种“正确”竟还恰好为我之手所掌控？为何不能简单地承认存在立场之分、角度之分，讨论“妥协的艺术”呢？

而“我们何以如此极端”的问题，在无数评论者笔下大概早已被分析透彻了。另外，也许不要高估广大为生活奔波的公众对政治事务的热心。大多数人也许只是想在疲劳时用暴论找到生活的发泄口。政治或中国足球，对他们而言并无本质上的区别：更有很多人将之完全混为一谈呢。

无论如何，我相信我们仍处于讨论事业的上升期，处于政治素养的上升期：我确实常常对非黑即白的言论感到无趣，但想到未来或许会更好，我反倒也乐意尽量用理智去加入、去调和讨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