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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国家恐怖“拯救“:性别暴力和宣传在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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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来发翻译文章了,不是专业译者,翻译得生硬的地方请见谅。

这篇于5月14号发表在 SupChina 的文章是一位在新疆长大的学者写的,主题是新疆目前正在进行的种族清洗当中的性别暴力。这是西方主流媒体报道较少触及的一个角度,却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角度。

少数族裔女性往往一方面被本民族内那些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男性视为私有财产,遭受来自社会关系网内部的道德束缚,与外族通婚的行为被污名化;另一方面,她们又被他人视为被束缚、被洗脑的无知奴隶,傲慢地要求她们与自己的文化撇清关系,拥抱另一套外来者的文化,来证明自己是“进步”的,自主的。

在新疆,前一种束缚的确曾经存在过,而当下后一种暴力已经发展到了极端的地步。维吾尔族的历史和文化被宣传机器粗暴地简化成闭塞、充满极端主义的,维吾尔女性则被描绘成被动、依靠汉族和党“拯救”的对象。而这篇文章指出它并非全部的事实。二十世纪初,女权主义也曾在这篇土地上萌芽。事实上,有着自己见解的独立女性的力量,正是统治者所害怕的。在最近的两年里,很多在维吾尔社会中鼓舞着年轻女性追求事业、回报社会的女性榜样、女性知识分子,都被消失了。

原文链接:https://supchina.com/2019/05/14/saved-by-state-terror-gendered-violence-and-propaganda-in-xinjiang/

原文作者:Yi Xiaoc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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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存在一个统一均质的“新疆妇女”整体。她们也不需要任何中央权力的拯救。 她们需要发出自己的声音。

题图:2005年,Rahile Dawut在与村里的维吾尔族老人谈话。照片来源:Lisa Ross题图:2005年,Rahile Dawut在与村里的维吾尔族老人谈话。照片来源:Lisa Ross

眼下正在发生的针对新疆突厥语穆斯林人民的暴行,在很多方面都是性别暴力。 随着“人民反恐战争”行动升级,汉族官员和定居者正在移除在他们眼中对“安全”构成威胁的突厥裔穆斯林男子,为汉族定居者在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的家园中凸显他们的存在扫清障碍。 剩下的女性为此付出代价。

在国家发起的“ 结亲 ”运动中,汉族干部进入本地人的家园,搜寻任何对伊斯兰教虔诚的迹象,或用剪刀剪短街头女性的长裙。自2017年以来,国家已开始攻击穆斯林和汉族的通婚禁忌,以及把穆斯林饮食清真行为看作“ 宗教极端主义 ”的体现。许多维吾尔族妇女被迫进行跨族裔婚姻 ,这种做法已经超出了此前在2014年所使用的、以金钱和其它奖励措施来鼓励通婚的范畴。从拘禁营中被放出的几名女性幸存者讲述了被迫服用导致她们月经停止的未知药物的经历。大规模监禁也导致大量父母被关押的儿童被送进孤儿院 ,在那里他们接受汉族爱国主义教育,却无法学习他们的母语。

在过去的一年里,随着越来越多的海外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公开揭露酷刑、政治洗脑和强迫进行的高强度劳动,中国的宣传机器开始愈发歇斯底里地运作。官方媒体最近发布了一系列精心制作的短片,名为“ 拥抱新生活” ,其中维吾尔族妇女用中文讲述他们在接受“再教育”后,所谓的洗心革面、被赋权的经历。这些带有英文字幕的影片明显在迎合西方观众,其中“拯救穆斯林妇女”的言辞借鉴于美国的“反恐战争”剧本。

但与美国反恐战争不同的是,习近平“人民反恐战争”中的视频使用了强制性的忏悔,这种可以被追溯到毛泽东时代的策略在几十年来一直被共产党使用。 正如关于五四运动的记忆在毛泽东时代被运用,以重新塑造出中国共产党将妇女从家庭的奴役中解放出来的功绩一样,共产党现在正在将自己塑造成试图将维吾尔族和哈萨克穆斯林妇女从伊斯兰父权制的极端主义中拯救出来的拯救者形象。

短片之一“拥抱新生活”中的截屏 ,展示一名维吾尔妇女在工厂工作,作为她所受到的“再教育”的一部分。2019年3月15日短片之一“拥抱新生活”中的截屏 ,展示一名维吾尔妇女在工厂工作,作为她所受到的“再教育”的一部分。2019年3月15日

拥抱新生活

组成《拥抱新生活》的七部短片描绘了其主角自接受“再教育”以来,所发生的180度的转变。 它们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在接受 “再教育”之前,她们被宗教极端主义思想误导;在接受“再教育”之后,她们觉醒了,过上了一种远离宗教极端主义的新生活。

在这些叙述中,伊斯兰教相关的宗教行为被谴责为宗教极端主义思想,包括但不限于戴面纱、向汉化的同胞教授伊斯兰虔诚和谦虚、不吸烟不饮酒、早婚、饮食清真,等等。 在其中一个视频中 ,一位维吾尔族妇女对穆斯林社会中按性别分开的入座习俗感到震惊和冒犯,称其为一种宗教极端主义思想。 被采访的为数不多的男人之一承认他曾虐待他的妻子,因为他受到了宗教极端主义的影响,在受过再教育后,他感到后悔并终于理解了“爱是什么。”另一位年轻的维吾尔族妇女在伊斯兰祈祷垫上练习瑜伽冥想,反思在她受到宗教极端主义影响期间的糊涂和损失。 

在讲述再教育后的情形时,电影语言突然变得明亮,原先的黑白场景被赋予了色彩和音乐。一位女性说她很高兴再教育给了她第二次生命,她仿佛“回到了天真的童年时代。我是那个摆脱束缚的女孩。”其他女性对国家表示感谢,并谴责她们先前的生活。一位女性表示忏悔,“极端主义的种子已被种下,如果我再走了一步,我就会成为下一个放火和杀人的人。”另一位女性说,“我感觉一个巨大的负担被抬起了,我开始慢慢地把自己拉出那个黑暗的世界。”另一个说:“我摆脱了所有的极端主义思想,重造了自己。我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和解放的感觉。”

另一个人在谈到她过去的思想时说,“我们以前被利用了,如果我们没有被及时挽救,我会背叛这个伟大的国家,破坏民族团结。 我们就永远不会有稳定的国家,美好的日子。教育培训拯救了我们家三代。他们忏悔他们所做的事情,知道他们错在哪里。我们学会了明辨是非。我们以前很盲目。我们法律意识很低。”

这些短片令人感到不安,它们应该引发更多的疑问而不是答案。 随着受害者证词在线上增加 ,以及中国拒绝联合国派代表团进行调查,人们不禁怀疑这些妇女并不是自愿被拍摄的。 由于女性是文化的承载者,在中国消灭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其他突厥语穆斯林文化的运动中,她们是特别重要的操纵对象。

展示人们忏悔承认他们的错误,是中国共产党向来喜爱使用的技巧。 在20世纪50年代初,共产党开展了“思想改造”运动,呼吁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思想批评,清除他们对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观念,成为社会主义的新人。 在婚姻改革和土地改革期间,国家还发起了“诉苦”的仪式,以获得女性和下层阶级的政治支持 —— 她们必须谴责他们的包办婚姻或谴责剥削她们的地主,并表达对作为救世主的共产党的感激之情。在中文里,这些仪式被称为“忆苦思甜”。

在西方语境中“让女性发声”是一件好事,然而维吾尔族女性受访者不仅要被迫承认意识形态上的错误,而且还要成为国家谴责“宗教极端主义”的盟友。她们别无选择地被招募进参与摧毁自己的文化和语言的过程中来。

建设新自由主义人格

接受再教育后,视频中的女性表现出对市场价值和经济发展的热情。她们被重新塑造成具有新人格的国有劳动力工具,即使这意味着将国内针对少数民族妇女的“异域情调”的刻板印象内化 —— 一位年轻女士 ,“我想开一家舞蹈工作室。 我们维吾尔族人天生擅长唱歌和跳舞。”

短片中的所有女性都渴望以经济和政治生产的方式过上自己的生活,梦想开设一家裁缝店,一家舞蹈工作室,或者运用她们在营地“学到”的东西,成为营地展厅的老师和导游。这些场景至关重要,因为它们是中国试图将其大规模拘禁营美化为“职业培训学校”的努力的一部分。

在中国,伊斯兰教已经成为世俗国家和信教的突厥语穆斯林群体之间的思想战场。当开发项目遇到人民的抵制时,中国政府发出了“打击宗教极端主义”的战争口号,最终目的是维持其权力和管控。如今,拥有工厂设备的拘禁营正在为中国工业园区准备着好几代温顺的劳动力。 妇女是第一批为管理社区工作而准备的人。

妇女角色的社会改造始于2010年,也就是2009年7月乌鲁木齐发生数起暴力冲突的后一年。事件后不久,数百名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人被警方带走失踪。在新疆的几乎所有社会空间中,遵守伊斯兰教义的虔诚行为都受到了严格的审查。

2011年,新疆省长张春贤和党委推行了“美化工程”运动,重点是通过女性手工艺品、化妆品和饰品的产业化,使少数民族妇女现代化。 这是为了实现该地区的“跨越式发展”。 该运动的一个方面是帮助农村妇女发展手工业;另一方面是“提高女性的素质”。中文的“素质“可以大致翻译为“人的质量”,通过教育、行为或个人修为来衡量。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素质”话语一直是中国建设文明社会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在对农民进行管教,和激发中产阶级家庭对阶层向上流动的渴望时。 在新疆,美化工程的潜在目标是揭开穆斯林妇女的面纱。 伴随着“让美丽的头发飘起来,漂亮的脸蛋露出来”的口号,该项目旨在培养穆斯林女性的一种现代、爱国、为国奉献的情感。

新疆乌鲁木齐路边的标语牌(大约2011年):“女士们,请揭开面纱,请你不要影响现代文明社会。” 新疆乌鲁木齐路边的标语牌(大约2011年):“女士们,请揭开面纱,请你不要影响现代文明社会。”

“新疆女性” 需要被拯救吗?

新疆不同民族的女性,如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蒙古族、吉尔吉斯族、塔吉克族、锡伯族、乌兹别克族、回族和鞑靼族,往往在党的宣传中被归为单一类别,“新疆妇女”,宣传将“妇女解放”的功劳归于共产党。 社会主义电影描绘了女性要么为争取婚姻自由而反对宗教和父权制,例如《哈森与加米拉》(1955)和《阿娜尔罕》(1962),要么成为社会主义生产中的劳动模范和社区领袖,例如《天山的红花》  (1964年)。许多人的故事变成了同一个 —— 少数民族妇女是勤劳的,她们只需要汉族/共产党来领导她们对抗她们的男性压迫者,然后她们就可以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生产奉献自己的一生。

当然,20世纪上半叶新疆妇女的解放运动比中共的叙事要复杂得多。由于地理上靠近俄罗斯和中亚,以及军阀盛世才当时采取了亲苏政策,频繁的边境活动在此期间促进了经济贸易、文化交流和妇女教育的发展。十月革命后,许多年轻人去苏联学习,在新疆,苏联影响下的维吾尔族在汉族共产主义者来到之前就曾宣传马克思主义。

早在1885年,新疆阿图什的女孩就被允许入读穆斯林改革者创办的新式学堂;在20世纪10年代初,三名苏联鞑靼族女性 —— Gulandam,Zaytuna Naman,和Reshida —— 开创女性教育;第一次妇女节集会于1918年在新疆伊宁的一所女子学校举行,比1924年在广州举办的妇女节游行更早;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换句话说,在她们的现代历史中,早在中国共产党部队开进新疆之前,该地区的女性就已经在努力利用本土与国际力量的交融,提高自己的地位。

并不存在一个统一均质的“新疆妇女”整体。她们也不需要任何中央权力的拯救。 她们需要发出自己的声音。

2017年底,著名的维吾尔族人类学家,新疆大学民俗研究中心的创始人,热依拉·达吾提(Rahile Dawut)被拘留,至今仍被关押。 达吾提曾鼓舞许多学生像她一样记录维吾尔族民间传统,并最终将其回报给人们,她因为在维吾尔社会中成为一位女性榜样而受到惩罚。

被拘留的女性知识分子和名人名单很长:具有标志性的音乐家和表演者塞努拜尔·吐尔逊 (Sanubar Tursun),博士生 Gulgine Taschmamat ,诗人Chimengul Awut ,小说家和报纸编辑 Halide Israyil ,法学教授 Gulazat Tursun ...... 以及其他许多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加入市场经济的女企业家。但这种施加于女性的国家恐怖实际上暴露了中共最严重的恐惧:当人们意识到它已经违背了几十年前作出的提供平等和自治的承诺时,它将失去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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