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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为西方赢得时间,西方却浪费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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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兽按:目前中国民众对于欧美应对疫情的方式甚为不解,乃至开始有“厉害,我的国”的幻觉,但对于欧美各国为何采取这种应对方式,似乎也没人去深究,真理部说啥他们就听啥,还被煽动起来了民族自豪感。

而欧美的民主政府确实承平已久,加上政治牵制,效率不高。这也和民主政府需要说服公民达成共识有关,没法如极权政府一样,一声令下集中力量办大事。民主制度不会是最好的制度,只是相对极权比较好,起码不会出现大饥荒和文革,但它绝对不是完美的。反而汉娜·阿伦特设想的共和社会会是一个更好的可能,社会有大量负责有能力不趋乐不避苦的公民在协作共创。

尽管病毒仍在那里导致每天数十人死亡,政府宣传却在标榜中国模式,嘲笑美国抗击自然灾害的努力。如今,在世界其他地区受害之际,中国在大肆宣扬自己的援助努力,派工作队前往伊朗和意大利交付物资、提供建议。

尽管已经有了好几周的自由信息流动,人们看到了中国数千人死亡的现实证据,但美国仍有一些政治派别——包括白宫里的某些人——为了淡化风险在推动一场虚假宣传运动。

从灵性的角度来看这次全球疫情,既是危机也是契机,危机是世界退回闭关锁国的部落意识,转机时走向真正的众生一体集体意识,爱邻人如爱己。


附录:

中国为西方赢得时间,西方却浪费了它

张彦

2020年3月14日

上周,在伦敦希思罗机场的旅客们。 HANNAH MCKAY/REUTERS


伦敦——大约两周前,我走下从北京飞往伦敦的航班后,知道自己必须做什么:马上自我隔离。

我住在中国,那里自1月下旬起开始实行的大规模封闭管理让所有居民——甚至包括那些远离疫情中心武汉的居民——明白,他们都在面对一场全球卫生危机。我在北京的登机过程是对这场危机的最后提醒:需要经过两次强制体温检测,填写一份电子版的健康声明,并在声明中提供一个电子邮件地址和两个联系电话。

但当飞机快要到达伦敦时,我开始有了一种幻梦般的感觉。航空公司发给乘客一张廉价打印的纸张,上面只建议我们在感到不适时拨打常规的国民健康服务系统(National Health Service)热线。落地之后,没有对入境者进行体温检测,也无需填写健康声明,这意味着如果乘客中有人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的话,英国官员将无法追踪我们。我们只是走下飞机,摘下口罩,然后消失在城市之中。

那之后的几天里,欧洲和美国都受到了在他们那里迅速蔓延的新冠病毒的震动。意大利如今已经封城,美国各地的病例数在迅速增长。股市已经彻底崩盘。周三,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宣布了所有人都早已知道的情况:疫情已进入全球大流行。也许当你读到这篇文章时,健康检查和申报终于在伦敦等地的机场成为强制性的。

但这并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在过去几周里,美国和欧洲大部分地区对新冠病毒暴发的态度,如果不是完全消极,也是异乎寻常地被动,换句话说,这些地方的政府让遏制病毒传播的最佳时机擦肩而过。这让我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我已经在中国看到了这种最初不愿面对问题的后果。但是,中国不得不应对的是一场极糟糕的、突如其来的意外,而西方政府得到通知已经好几周了。

就好像中国的经历没有警示西方国家不作为的危险那样。结果是,许多政府似乎已在模仿中国采取的一些最糟糕的措施,而对其最好的措施或成功视而不见。

外人似乎想把中国的经历看作是其独有的。我想这其中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自我安慰的想法就是,中国那么遥远,那里的流行病肯定不会那么广、那么快地传到这里。不过,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外人——尤其是西方国家的人,对中国的专制政治体制有成见,这让他们低估了中国的做法给他们的国家带来的可能价值和意义。

直到最近,一个主要的故事情节是,由于当局在去年12月底压制了早期吹哨人,让病毒得以传播,这才使中国的疫情失去了控制。当中国在今年1月采取严厉的封锁和隔离措施时,一些主流外国报道不只批评这些措施过头了;他们还将采取这种做法描述为彻头彻尾的倒退,或者根本毫无意义。中国的确因为在一周多时间里建了两所医院而得到赞佩,但就连对这一壮举的惊叹里也夹杂着某种一定有邪恶在起作用的意识,就好像是惊叹“希特勒建造了高速公路”那样。当政府设立隔离场所收容被感染者,以防他们将病毒在家里传给家人时,这种做法被描述为是反乌托邦式的,或者充其量是混乱的。

驳斥西方的这些理解让我略有不安。我知道中国官员在去年12月底和今年1月初掩盖了问题,做了一系列灾难性的决定。我也知道中国的领导人现在想把他们的高压手段作为典范来推广。国家主席习近平本周二首次视察了武汉,这是一个不直接言明的成功的里程碑。

尽管病毒仍在那里导致每天数十人死亡,政府宣传却在标榜中国模式,嘲笑美国抗击自然灾害的努力。如今,在世界其他地区受害之际,中国在大肆宣扬自己的援助努力,派工作队前往伊朗和意大利交付物资、提供建议。中国还对一些疫情严重的地区实施了旅行禁令,别国对中国采取这种措施时,中国政府曾批评其过分。

然而,如果认为中国的决定主要基于简单粗暴的专制主义,那将是愚蠢的。人们不必从医学角度为中国的每项措施进行辩护;那是专业医务人士可能会在未来几年里争论的问题。但值得承认的是,并非中国所有的失败都是其政治体制独有的,中国的一些政策是出于对公共利益的认真考虑,并在一个能力极强的行政部门得到执行。

比如,在谴责中国官员1月初对迫在眉睫的流行病威胁不予理会的决定之前,请记住当时还没有关于新冠病毒导致任何死亡的报告。拿比如美国的目前情况与之作对比:尽管已经有了好几周的自由信息流动,人们看到了中国数千人死亡的现实证据,但美国仍有一些政治派别——包括白宫里的某些人——为了淡化风险在推动一场虚假宣传运动。

如果你觉得批评特朗普总统太容易了,请想想我在伦敦机场的经历吧。或者回顾一下德国本周早些时候在自己疫区里举办一场大型体育赛事的决定。或者日本让乘客在未做适当检测的情况下离开受感染游轮的决定。这些国家中有些已在改口,试图为以前无所谓的态度作辩护,但这已经错过了几周的时间。

中国领导人在疫情初期的处理方式的确笨拙,但他们很快采取的措施比迄今为止许多民选领导人采取的都果断得多。不管制度专制与否,他们也需要得到公众的支持。中国领导人或许不需面对选民,但他们也在乎执政地位的合法性,而这同样取决于他们的执政表现。

中国隔离措施的某些方面——特别是在这些措施妨碍了老年人和残疾人得到医疗救治的时候——的确不必要地粗暴。但总的来说,我并不认为大多数人不喜欢这些措施。政府努力让人民接受采取严厉措施的必要性。政府使用社交媒体帖子、新闻报道、广告牌、广播节目和文章,把病毒的风险用狂轰乱炸的方式发给民众。在北京的一个公园,循环播放的录音告诫人们:“洗手要彻底。避免见朋友。远离最安全。”

据我在封闭管理最严格期间在中国好几周的居住经历,以及与不满的精英阶层以外的不同群体的交谈,人们虽然对这些遏制措施感到沮丧甚至愤怒,但基本上也都支持。

有些人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国体制如何未能在初期阻止疫情的暴发,但他们同时却忽视了中国体制的有效做法。在机场检测体温、保持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或为所有感染新冠病毒的人提供免费医疗服务,这些都与专制主义没有关系。

不是所有的开放社会都手足无措。新加坡、台湾、或许很快还会有韩国,都采取了有力而理性的遏制病毒措施,展示出大部分西方国家似乎缺少的见识。这或许是因为这些国家距离疫情暴发中心更近,他们的政府能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同时也在密切关注着中国的铁拳措施。

但好几周来,更远地方的太多国家对先是在中国、后来在亚洲其他地区的疫情发展无动于衷,似乎这一切都不关他们的事。有些政府因缺乏政治意愿而犹豫不决。有些则似乎又成为中国是永远的“异己”这个观念的牺牲品,认为中国的经验不可能与我们有关,更不可能提供任何教训——除了反面教训。

张彦(Ian Johnson)是一位驻北京的作者,自1984年以来就不时地居住在中国。2001年,他凭借对中国的报道获得了普利策奖。他最新发表的著作是《中国的灵魂:后毛泽东时代的宗教复兴》(The Souls of China: The Return of Religion After Mao)。欢迎在Twitter和Facebook上关注他。

翻译:Harry Wong

许宝强:疫症、排外与管治危机

民间社会能否汲取教训,以避免重蹈覆辙?

2020-03-15

2020年3月5日“惊蛰”,香港鹅颈桥一带有大量市民“打小人”。摄:林振东/端传媒


曾被誉为购物天堂的香港,一些餐厅最近的“待客之道”,惹起了争议。以“大陆人”或“普通话”来区分“客人”,甚至引伸“敌友”,逻辑上显得有点莫名其妙,但其盛载的强烈情感,在当前中港的社会脉络下,却很可以理解,更值得深思。

倘若执著于“中”、“港”之间的矛盾是否算“种族”歧视,又或指责或辩解“港漂手足”/“中产和理”有没有肩负“殖民者”/“左胶”的原罪,以至再次用“兄弟爬山”、“枪口对准政权”的权宜策略来处理分歧,恐怕都误置了问题,亦同时错失了一次彻底反思的机会。

归根究底,今天我们社会面对的三大危机——疫症、“种族”排斥和管治合法性——三者均共同源自一种视他者(其他族裔或物种)为工具的权力关系:一方面毫无节制地进行剥削和宰制,另一方面则完全排拒相互依存与尊重。当这种独尊工具性的生存逻辑,成为了政权管治的唯一原则,自然很快会失去不被尊重的民众的认受;单一的政治利益计算,也难以真正“科学”地处理疫情,或“客观”而“理性”地回应“中港矛盾”,问题必然积累,危机也早已写在墙上。

接着需要思考的是:民间社会能否汲取教训,以避免重蹈覆辙?

三重危机 一个根源

去年2月13日,香港政府正式推动修订“逃犯条例”,引发轩然巨波。连续不断的民间抗争,转眼已过了一年。反修例运动期间,制度暴力与警暴轮番出现,积累大量民怨,中港政权陷入了管治的合法性危机。特区政府处处表现出完全臣服中央,甚至不惜与民为敌,加上中共控制的大陆传媒有选择性地放大香港抗争者“亲美仇中”影像,激化中港民众之间的矛盾,两地相互排拒的情绪升温。

然而,反修例运动所触发的管治与“种族”(排外)危机,仍未见底。去年12月武汉爆发、波及全球的“2019冠状病毒病”,既揭示了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面对病毒时的脆弱,亦进一步曝露香港政权低劣的管治能力,削弱其所余无几的合法性——从大量民众于防暴警察感染病毒后“开香槟”庆祝,以及林郑于最新民调只剩9%受访者的支持,可以清楚印证。更重要的是,疫症危机令早前种下的两地相互排斥的“种族”矛盾,全面爆发。

2020年2月10日,中环香港站下班人士戴上口罩。摄:林振东/端传媒


去年下半年,也正是香港反修例运动的全面爆发期,“中港矛盾”的表现,主要集中于香港民众对中共政权的不信任和反感。然而,“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后,已大失民心的林郑政权拒绝“封关”,放弃隔断病毒从中国大陆进入香港的可能性,进一步刺激香港百姓对来自中国大陆民众的反弹,终引起了一场有关“种族”歧视、但焦点却可能错置了的论争。

在当代世界,疫症扩散、“种族”排外与政权的管治危机,并非中港独有,而是全球各地普遍面对的问题。“2019冠状病毒”的扩散,令发达国家如日本、韩国和意大利,亦不能阻止肺炎于社区全面爆发;数量日增的难民涌入,迫使长期倡议多元文化的欧美国家,也愈来愈倾向采用封关或排外的政策;而一些“民主大国”,如美国、印度、巴西和法国,尽管政府经由选举产生,但仍然免不了陷入各种管治合法性的危机——特朗普成为美国史上第三位遭议院弹劾的总统;《公民身份修正案》和新《工会法》引发各处的示威和上亿工人罢工,削弱印度莫迪政权的威信;处理亚马逊森林大火的方式,令巴西总统于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声誉一落千丈;法国政府推动的退休改革,导致各主要经济领域的大规模罢工。现在疫情在全球各地大爆发,进一步挑战各国政府的执政与治理。换句话说,疫症、排外、管治合法性这三种社会危机,是当代人类世界普遍存在的问题。

病毒、排外和管治危机,都有机会令人类社会和自然生态陷入险境,不分种族和物种,同样受害。这些危机表面上互不相关,但其实源自一种相同的社会结构和关系,或一种透过不断剥削、宰制他者,包括其他种族和动植物,视他们为只供我们所用的工具的现代人类存活方式。

广泛驯化

人类学者 Ghassan Hage 于2017年出版的小书《种族主义是一种对自然环境的威胁吗?》(Is Racism an Environmental Threat? Malden, MA: Polity Press) ,探讨种族主义(racism)与人类宰制和歧视其他物种(speciesism)的关系。他的主要论点是:两者其实十分类似(试想想现代社会对海上塑胶废料与海上难民的态度),更是发展自相同的源头,背后均是由一种他称之为“广泛驯化”(generalized domestication) 的人类生活方式所支撑。

“驯化”指人类视其他种族或动物为工具,将其宰制、剥削、改造或教化,为我所用,也就是把被认为是可资利用的或有害的他者,改造为对驯化者(domesticator) 有价值或无害的对象。驯化也可以是一个人类企图以“文明”—— 例如积累“民主”或“法治”、“包容”、“理性”等政治正确的文化资本——降服野兽本能的过程,一个没完没了、持续不断的过程。当这种尝试改造他者为己所用的逻辑,成为了一种普遍的人与人、人与其他动植物的关系,以致于驯化者的存在价值,完全建立于为了工具化他者而活,就构成了“广泛驯化”这种人类栖居于世界的生存方式。

驯化(domestification)的拉丁词源是 domus,意指营造一个家的实践,而 domus 与宰制(dominus) 亦共享同一词源。因此,Hage 指出,驯化其实意指透过宰制其他种族或动物,制造一种家的感觉(hominess)。就像我们把带点野性的猫狗,训练成温顺的家庭宠物。在这驯化危险物种或异外的社会力量的过程中,除了工具性的考量和建基于暴力的宰制外,还包含了一种渴望拥有一个家的情感,或追求于我们栖居的世界上建立家的感觉。换句话说,驯化是一种透过主宰改造他者而产生有用价值、满足情感的栖居于世的方式,当中往往被表现为相互有利或双赢的关系,也就是一种理想中的和谐家庭关系。然而,Hage 强调,这并非是驯化者意图掩盖“双赢”背后的宰制和暴力的真相,而是同时包含工具性考量和情感需要的“广泛驯化”这生存方式本身的特性。

2020年2月4日,一名乘客在即将关闭的罗湖站等待列车。摄:陈焯煇/端传媒


除了追求一种家的感觉以外,另一种支撑“种族主义”或物种歧视的情感基础,是对“逆向殖民”(colonial reversal)的担忧或惊恐。Hage 以“恐伊斯兰”(Islamophobia)为例,说明种族主义往往由殖民历史模塑而成,并一直把这种宰制关系延续至当代世界。对殖民者或驯化者来说,广泛驯化的成功与否,是一种关涉生死存亡的大事。他们担心,那些不能被规限管控(contain)或同化(integrate)的他者,例如被比喻为“独狼”的“恐怖主义者”,一旦失去对其宰制的主权和能力,受殖者(colonized)或被驯化者(domesticated)有朝一日将会来一次“帝国反击”,取殖民者或驯化者而代之。

Hage 进一步分析,如果并非以纯学术的视野描述和定义种族主义,也就是不追求纯理论的精确度,以此探问中港民众的矛盾是否属于“种族”歧视,而是把实存的种族主义,理解为所有将一个特定身份的群体问题化、边缘化、看成罪犯、令其不安,又或加以排拒、歧视、剥削的操作;并接受这操作所建基的,是一种内容含混任意、自相矛盾、甚至远离事实的歧视特定他者的逻辑,包括依据国族主权划分的疆界或依据种族阶级区隔的排外,又或是由驯化者的角度出发,工具性地把其他种族分类为有用及有害的歧视措施,以至于因应移民、旅客或宠物数目日增而产生的数量种族主义(numerical racism)等等。循这角度,我们就可以理解,种族主义与物种歧视其实共享同一个根源,也就是产生自同一种社会结构和人类存活方式,是与管治宰制和资本主义剥削紧密连系的广泛驯化,一种工具性地栖居于世界的生存逻辑。

互惠与共生

广泛驯化本身并不是问题,也不必然引起种族主义或对其他生命的贬抑、歧视或过度(甚至灭绝式的)剥削。Hage 引用尼采指出,剥削或工具性利用,其实是人类世界的一种不可或缺的关系,也是生命(权力)意志的体现。问题在于,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广泛驯化成为了唯一被认可和倡议的生存方式,排拒其他人与人、人与兽的关系。

对 Hage 来说,除广泛驯化以外,存在另外两种人类栖居于世上的生活方式。第一种是互惠(reciprocal),第二种是共生(mutualist)。“互惠”建基于存在个体间能清楚划分的边界,是一种超越工具性计算的人与人、人与其他物种的礼物互换关系。“共生”则并不假设存在先验的个体间的清楚边界,即反对将自我和他者、人和其他物种分割看待。“共生”接纳自我中有他性、人性中混有兽性,所有人都同时是驯化者及被驯化者,只是以不同的混合形式、不同的混合程度存在。

广泛驯化往往透过工具化他者,以满足自己;共生的存活方式,则指他者其实在“自身”之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惠这栖居世上的方式,则指涉我的存在需要与他者同行——透过贡献自身作为他者的礼物,或他者以自身作礼回馈,建立工具性计算以外的互惠关系,也就是不同种族的人、不同的物种,均可看作为相互赠予对方的礼物,而非纯粹的被利用的工具。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的关系中,通常都同时包含互惠、共生和广泛驯化三种存活方式。例如狩猎社会既有猎人对野生动物的工具性利用(广泛驯化),亦有猎人对野生动物作为自然界的礼物的感恩和尊重(建基于长期礼物馈赠的互惠关系);而猎人与猎物亦相互共生——没有猎物,也不会猎人,反之亦然。“猎人”可能会成为野兽或病毒的“猎物”,被狩猎的野兽或围堵的病毒,也可能同时是“猎人”。

现代社会的主要问题,是广泛驯化抑压了其他的存活形式,垄断了栖居于世的所有生活的选择,以至于在广泛驯化这框架以外的任何问题,都无法被提出,遑论被处理。因此,Hage认为,我们不能只循驯化者的角度,提出应如何管理资源、改造人兽,以遏止疫情或解决移民问题;也不能仅透过理性认知,尝试拆解种族主义、物种歧视的二元思考和行动习惯,因为这是一个包含情感动力的实践问题。况且,二元思考和实践本是人类栖居于世的其中一种能力,无法避免、不该失去。

如果问题不在于广泛驯化的存活方式,而在于现代资本主义将广泛驯化转化为垄断一切的逻辑,排拒其他两种人与人、人与其他物种相处的关系,那么,危机的出路,显然并不是要完全拒绝广泛驯化,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工具性利用和宰制,而是反对让它成为唯一的生存或栖居于世的方式,使互惠、共生也能在现代的人与人、人与其他物种的关系中鼎足而立,抗衡广泛驯化的专横独断。Hage 带点希望地总结,今天已有越来越多人接受工具性考量以外的另类生存模式。如何把这种多元的社群伦理考量,转化成与大多数人相关的政治行动,促进多元的生存模式和人与人的关系,是当前的危局下极之值得思考的问题。

2020年2月29日,荃湾光荣冰室外贴出的待客告示。摄:林振东/端传媒


回到香港 与狼/螂共舞

借用 Hage 的分析,当代中港以至全球的疫症、排外和管治合法性的危机,亦可理解为根源自“广泛驯化”排拒“互惠”、“共生”而成为人类栖居于世的唯一生存方式。对病毒的怀疑载体——包括人或其他动物--的排拒,以至基于“抗疫”的工具性思考或保卫家园的情感关注而产生的“种族”主义,背后都可能隐藏著一种广泛驯化的垄断实践。

中港政权在面对疫症和种族/排外危机中的表现,彻底呈现其广泛驯化的工具性逻辑——仅仅把所有人和其他物种,看作为可否为我所用之物,完全根据政治和经济利益的计算,订定政策采取行动,例如将有否参与罢工的医护人员区分为有用或有害、对病毒的载体也因应经济的需求调节抗疫隔离的强度。中港政权之所以陷入深重的管治合法性危机,也源自排拒了“互惠”和“共生”的社会关系和人类生存方式,丝毫不尊重他者的生命选择,尤其是“驯化者”眼中的无用或有害的他者,也就是政权眼中的“暴徒”或警察口中的蟑螂(曱甴)。

以其他动物作为比喻,是所有种族分类的普遍呈现方式,“独狼”(也就是政权眼中的“暴徒”或“恐怖主义者”) 、蟑螂(曱甴)、病毒/细菌及其载体,代表了对驯化者而言无用甚至有害的形象,是不能管治、不能同化的危险他者。当中港政权对民众或其他物种的生命目标毫不尊重,对自然和抗争者没有丝毫感恩,只以“独狼”/“暴徒”、蟑螂(曱甴)、病毒/细菌等比喻其无用或有害性,对可资利用的“种族”或“物种”则赐以政治庸酬,既不承认自身也有其所批评的对手的“狼性”或“螂性”,也不承认他们眼中的“暴徒”或“曱甴”亦拥有人性,将二元对立推向极端,视众生如工具,贬抑不同“种族”或“物种”的生命选择,自然无可避免会失去民心,以致管治的合法性。

有关种族歧视的争论,如果能够回到根本,或许可以长出新的视野。如果只从严格的学术意义争论排外自保是否等同“种族”主义,或只采用广泛驯化作为参照,开列全面接受或全面拒绝的两极选项,也就是支持政府的广泛驯化独大的工具性逻辑,或完全不容任何工具性的考量及驯化的操作,恐怕难以为既存的危机提供可能的出路。当民间的反抗亦剩下工具性的思考,又或完全拒绝广泛驯化的生存方式,漠视他者——不同种族、身份、物种——也是有其自身生命目标的主体,就等同排拒了互惠、共生与驯化的多元共处的可能性。这大概是民间在回应疫症、种族排外和政权管治失效等危机时,需要尽量避免的。

参考书目: Hage, Ghassan (2017): Is Racism an Environmental Threat? Maden, MA: Polity Press.


“稻学”与排外:为何“打倒走资派”的语言,在中国互联网浮现?

一整套批评邓小平的新话语体系随疫情在网上出现。传播与封杀之间,体现出意识形态的什么微妙变化?

比利小子2020-03-10

2018年11月30日,深圳地王大厦观景台有邓小平的雕像。摄:林振东/端传媒


在简体中文网络上,屏蔽词库向来变幻莫测。

新冠肺炎爆发以来,新进入这个词库的,不仅有疫情相关的一些敏感词,还有一个让人费解的词汇:稻学。

这个新出现的,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敏感词,是一整套批评邓小平的话语体系。而这一话语体系的出现以及被禁,正体现出中国大陆意识形态中的某些微妙变化。

并不新鲜的“稻上飞”叙事

“稻学”的核心观点很简单——扬毛抑邓。

热衷于“稻学”的网民认为,邓小平既破坏了毛时代的很多伟大构想,又在改革开放时代埋下了诸多隐患,这些隐患一直持续到现在,而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人习近平正在试图扭转邓小平和他的“走资派”的错误。

“稻学”的“稻”,来自一些网民给邓小平的外号“稻上飞”。其来源是一张曾经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新闻照片。照片拍摄于1958年10月9日。当时,邓小平在天津胜芳人民公社视察“大跃进”的成果,站在一堆密集的“丰收”水稻上与当地干部和农民合影。

使用“稻上飞”的网民试图表达的意思是,邓小平对于“三面红旗”时期的浮夸风不仅完全知情,还是重要推手,因此他也需要为后来的“三年困难时期”负“主要责任”。

1958年10月9日,邓小平在天津视察“大跃进”成果,站在水稻上与农民合照。图:网上图片


这并不是新鲜的历史资料,也不是新的论点。在2011年,已经有一些网民在一些论坛和博客发布过这张照片。从这张照片推导出的观点,并不否认大跃进的失败,甚至承认“困难时期”造成了数千万中国人饿死,但是它坚决不承认毛泽东应当为大跃进负责,这些网帖称,毛泽东在1958年已经“退居二线”,浮夸风是由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等“走资派”推动的。这些观点进而认为毛泽东多次提出对浮夸风的怀疑,后来毛泽东之所以发起文化大革命,也正是要发动人民,打倒这批“走资派”官僚,刘少奇之死和邓小平下台都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他们还认为,毛泽东死后,政权被邓小平篡夺,官方历史教育中从此就没有了“真相”。

这种观点比较类似曾经的“乌有之乡”网站,不同于江泽民、胡锦涛时代强调“前三十年”的负面作用的官方历史叙事。除此之外,它也不同于近年来国家主义者中流行的“工业党”观点。“工业党”不承认或有限承认大跃进期间中国出现了饿死人现象,但是认为大跃进时期中国的工业和农业水平有了长足的提高,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工农业的快速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稻学”和“工业党”的观点,都与改革开放以来官方的主流历史叙事不符。但是两相比照,显然是“工业党”的论述更容易被官方接纳。因为它回避了大饥荒的存在,同时比较好地将“前三十年”(改革开放前的毛时代)和“后三十年”(改革开放到21世纪初)结合了起来,暗合“新时代”(习时代)“两个不能否定”的主张。近年来在中国影响力越来越大的观察者网等民族主义网站,也多持这一观点。

“毛派”卷土重来?

“稻学”重新引起关注是在2019年1月。有人将邓小平拍摄“稻上飞”照片那次调研行程的影像资料再次上传,引起社交网络的关注。“稻学”的内涵也逐步扩大:邓小平不但要为大跃进负责,他在高岗、饶漱石案(1955)、反右运动(1957)中的作为,在文革中对毛泽东作出的“永不翻案”承诺,都被翻出来作为批判的论据。前三十年的所有政策失误(例如“反右”)都被解释为刘少奇、邓小平等人故意将毛泽东的政策执行过头,从而放任党内外的反对者攻击毛泽东。

2020年1月24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戴着口罩。摄: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但是批判前三十年的邓小平,与现实生活隔得太远,如果只纠结于这些问题,“稻学”注定只能像已经式微的网站“乌有之乡”一样,影响力只限于一些老左派圈子。“稻学”之所以产生吸引力,主要在于它对改革开放以及当下中国的另类解释。

“稻学家”们认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的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城乡不均衡、贫富悬殊加大、军队经商、环境污染、社会道德败坏、外国文化入侵等,都要归咎于邓小平等“走资派复辟”。而邓小平本人的家族成员(与残疾福利系统关系密切的儿子邓朴方、执掌保利集团的女婿贺平、安邦集团的靠山外孙女邓卓芮等人),他的亲密战友叶剑英、王震等人的家族,都被描述为改革开放早期最大的既得利益者。

在“稻学”叙事中,与邓小平产生矛盾的胡耀邦、赵紫阳下台后,中共元老之一的陈云力荐江泽民主持工作,但江泽民也畏惧邓小平在军队的影响力,所以直到邓小平死后的1998年,江泽民才敢要求“军队停止经商”。胡锦涛则被“稻学家”们理解为“本性不错”,但“性格软弱”,不敢对邓小平的政策开刀。

“稻学”叙事中让习近平扮演了“拨乱反正”的角色——在反腐、军队、国企、社会治理、生态环境、文化等领域的政策都回归到了毛泽东的“正确方向”。从而显得他才是毛泽东真正的继承人。

谁是“稻学”的受众?本文作者小范围研究后认为,“稻学”的主体是95年以后出生的年轻人。在他们的青春时代,中国已经是一个经济大国,改革开放早期的经济快速增长对他们来说是一段遥远的记忆,改革开放前历次政治运动的苦难,他们更是毫无印象。反而改革开放四十年后,社会流动趋缓,社会矛盾积聚的现象更加直观。“每个人都在变富”的体会并不明显,但“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相对剥夺感很强烈。把一切问题归咎于过去的领导人,对他们来说有一定说服力,也不会像直接批评现政府那样带来危险。

“稻学”为他们提供了另类的历史解释。就像文学作品一样,这个叙事里有“邪恶的大反派”,他的名字都不能被提及,只能以外号作为替代。大反派篡夺了曾经的英雄(毛泽东)的历史遗产,而他的黑暗统治只能被新一代英雄(习近平)终结。

“稻学”的起源过程,仍然不甚清晰,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它至少不完全是一场纯粹的草根运动。“稻学”话题下引用过党内“左王”邓力群(1915-2015)甚至中央文革小组成员、1970年代政治局常委张春桥的论点。这些论点对于95后们来说肯定是“超纲”的。而根据目前看到的情况,微博账号“思想火炬”(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地平线下面”(一个军事博主),以及微博话题“历史真相”,都在“稻学”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一些豆瓣小组和知乎问题也有参与其中。

玩火自焚?

如果不是新冠肺炎疫情,“稻学”可能仍然像揶揄乃至膜拜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的“蛤学”一样,仅仅是一些网民自娱自乐的小众话题而已。不过,没有人料到的是,疫情中湖北省红十字会的糟糕表现,给了“稻学家”们登上大舞台的机会。

1月底,武汉封城后,城里捐赠物资分配混乱,一直受到网民诟病,直到2月4日,湖北省纪委处罚了省红十字会专职副会长张钦等多名官员后,舆情才有缓解。但是“稻学家”们却讲述了这个故事的一个另类版本。他们声称邓小平的胞弟邓垦曾长期在湖北任职,官至副省长,而湖北省红十字基金会名叫邓坤娥,她可能“是邓垦的孙女”。

这么一来,物资问题在“稻学”叙事里就不仅仅是渎职或者贪污,而变成了“稻家人”有组织有计划地“破坏防疫工作”,给现任领导人“抹黑”的阴谋。

“稻学家”们开始狂欢。2019年香港反修例运动的“责任”,在“稻学”中也被甩到了邓小平的头上:他们声称香港是邓时代的权贵们转移资产的渠道,为了防止香港被北京控制,“稻家”在当地煽风点火,搞出一场社会动荡。

2014年8月21日,香港举行邓小平诞辰110周年展览,一个解放军人站在邓小平的铜像旁。摄:Lam Yik Fei/ Getty Images


甚至,进一步地,“稻学”的批判范围不仅限于邓小平。“稻学家”们发现,只要灵活把“走资派(zzp)”、“修正主义(xzzy)”戴在任何现任官员的头上,那么任何不好的政策都可以是“稻家作祟”。

比如,2月27日,司法部在其官网公布了《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条例》的征求意见稿,引发了网上的巨大争议。相当多的批评者站在民族主义甚至种族主义立场,认为条例会让很多“低素质外国人”定居中国,甚至因“配偶居留权”造成大量跨国婚姻,污染“炎黄子孙”血脉。“稻学家”们则提供了一个阶级视角的立场,他们称一些权贵二代本身就在国外出身,拥有外国国籍,永居权可以方便这些二代既享受中国的福利待遇,又能利用条例中拥有永居权的外国人在中国的收入不受外汇管制限制的条件将钱转走。

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稻学”在永居权议题上的合流,给政府带来了实质性的压力。司法部在3月7日承认了条例存在争议,将会进一步完善修改。

互联网监管部门也关注到了“稻学”,在湖北红十字会事件之后,各大互联网平台已经封杀了“稻学”话题,有“稻学”爱好者称“思想火炬”微博被限流,很多“稻学”相关的内容只能以截图或境外网站镜像的形式流传。

其中的逻辑也不难理解。为现任领导人分忧是可以的,但邓小平毕竟是“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三个时代中第二个时代的开创者,完全否定他会带来合法性危机——这也是为什么“两个不能否定”里既强调不能用后三十年(富起来时代)否定前三十年(站起来时代),也不能用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而且正如一条已经被删除的知乎回答里一位网友评论的:批判邓小平过头,万一被人揪出学潮等敏感事件,并引用毛泽东语录说学生游行无罪,号召网民为学潮平反,那就真的可能无法收场了。毕竟1989年的六四事件中,民主运动的一大主题是“反贪污、反官倒”,指向邓小平和其他元老、党内高层的家族。

而更大的问题是,“稻学”自身非常混乱。它有传统“毛左”的色彩,因此拉起了社会主义的毛和资本主义的邓这个对立面。但在当前的环境下,无论是“996”加班工作现象大行其道,还是佳士工运遭到的残酷镇压,都显然意味着当今对邓时代“低人权优势”的延续;“做大做强国企”虽然有反私营企业的意味,但并不代表着私营企业被打压后,国企会去将一些带有公共服务性质的业务承接起来。

这些漏洞并不难看出,但为什么“稻学”仍然有其吸引力呢?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它指出的邓时代的问题的确存在,而且严重。而将所有历史问题归咎于一人,所有现存问题归咎于领导人之间的路线之争是非常容易传播的论调。再加上中国大陆常见的政治黑话套路(“稻学”的名字显然有“蛤学”的影响,zzp、xzzy这些词也符合当下微博等社交媒体使用拼音缩写的流行套路)增加了小圈子神秘感,会让“稻学家”们沉浸在“自己掌握了别人所不知的秘闻”的快乐中。

从这一点来说,网信办可以封杀“稻学”,但是无法消灭它赖以存在的土壤。今后,类似的理论还会不断地生长出来。

(比利小子,互联网从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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