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川保尔

永远的在校大学生,写作者,哥特趣味,反刍恰克•帕拉尼克。

女权三篇

1.

我认为女权实践不能强求共同体,因为并没有一个整全性的男性压迫者,也不存在作为女性整体被压迫的共同体神话。秋瑾怎么和慈禧太后做共同体?

小鳄鱼毛毛之流很喜欢用这样的宣传逻辑扩大他们的影响力,这种公权力面前我唯唯诺诺,(女权)异议者面前我乾纲独断的注意力掮客从来没少过。毛毛等人经济上吃相比较丑陋,理论内核也不如当年的大师姊,我懒得多聊她们。

反对这种共同体神话,一方面应当把行动的重要性提到理论之上(即使是“计件合作”纲领时期的女权活动,也比毛毛等人做的事情多),不要学一身这个舌战那个论争的坏毛病,尤其不应当参与不婚不育、无限制堕胎、精子银行推广之类意识形态幻觉的讨论。另一方面是警惕共同体神话培养出的对立心态,这里我举个例子,曾经有一篇号称打脸男权分子的微信公众号爽文(这篇爽文的论证还有很多类似问题,但已经无法观看,只拣一个典型),其中一段为了反驳针对女司机驾驶能力的攻击以及反过来证明女性更擅长驾驶,而抬出机动车交通事故肇事者男性占比更高的统计事实——这样的思路是有问题的,是从目的倒逼推论。

就以中国而言,女性在肇事者中占比低,不正隐含着一个巨大的性别不平等之表现,即女性的人均机动车保有量和平均驾驶里程数皆远低于男性?这样的统计结果能够用来研究女性的mobility在何种程度上受到历史积累因素、经济条件和社会文化的限制,但不能证明男女任何一方的驾驶技术整体上比另一方更好或更不好。对立心态的用途是且只能是分清敌我,不能像毛毛团伙一样罔顾事实和基本逻辑素养。

此外,机动车不只有私人用途。行业性别比不平衡远甚于私家车驾驶员的某些驾驶行业(载人,物流,工程机械等)也有女性工作人员,她们在工作中的表现(首先要满足工作条件大体相等的前提,这也是女权主义实践应当关注的方向)和男性同僚的对标,才能大致作为驾驶技术高低评比的初步论据。然而公众号爽文试图论证女性开车更安全的过程中,这些“弱势群体中的弱势群体”被想当然地忽视了。

退一万步讲,即使不在意论证的瑕疵,这样的结论也对意识形态论争之外的任何事毫无帮助,在面对涎皮赖脸的男权主义无赖时,对意识形态论争本身都没有帮助。

尝试在观念上塑造共同体、在观念上斗倒父权社会,不如号召自己认识的人投诉网站上迫害女性的内容、占领规划失败的公共场所里的男厕所,这些都能造成更有价值的影响。

2.

互联网,或者单独说微博,很喜欢围绕城市女孩的一些特定发言进行大范围攻讦,如“我以为大家家里都至少有SK-II”“现在买化妆品大几千不是入门吗”。这固然有一些当事人不知魏晋的因素,根源还是网民的贱。

高SNS黏着度的女网民多出身城市中产,从小衣食无忧能上网追番追星掐CP同人混圈扩列,没事转发剁屌反婚都市传说咸与女权一下,被骂了可以狡辩年轻不懂事卖萌发长文求安慰,坐吃性别红利,永远是在场-可见的。

反观构成NMSLand传统舆论壁垒的占多数的不怎么上网的穷屌有什么?穷屌除了充当你穷你有理的论据、投稿到直男癌观察的聊天记录截图和照片上这个快递小哥好帅的尖叫之类文化猎奇客体之外,有没有资格在NMSLand网络表达自己的诉求在场?

但是,在关于平均购买力这一社会常识的莫须有指责当中,城市女孩又成为了大象的挡箭牌。

我们姑且不说贪污腐败、灰色交易的话题,面对一场疫情,一个酿酒厂、一个卷烟厂、三家服装厂捐出了你月收入250倍的单笔资金,而这几位列因捐款受到地方政府表彰的几位事业有成人士年夜饭时或曾和给他们颁发表彰的那几位坐在一起享用麂子肉,屋后的垃圾箱里堆着仅仅撕开包装袋的特供。

他们是隐形的?当然不是,但男男女女网民攻击起年轻女孩的影子,把“白莲花”“名媛”“何不食肉糜”等包含歧视心理的标签堆在一个想象出来的愚蠢对象身上,想来远比要求李小琳公开财产或质疑洪晃母亲的器官移植来源是否正当合法简单、轻松且不惹麻烦,还能顺便显示自己博闻广见,热心民间疾苦,一鱼两吃,岂不美哉?

正面攻击,尚且只是其中一个维度。面对形象模糊的城市女孩稻草人,迫不及待公开表达自己懂得人间疾苦勤俭节约善于用廉价化妆品妙笔生花顺便狠狠鄙视不食肉糜之辈的女性网民,究竟想在他者面前澄清什么?又试图表现什么?

我不相信任何基于先天领受的性别建立共同体的可能性,米格道和女权概莫能外。


3. NMSLand的任何政治讨论有一个根本问题,它并没有建立起能够帮助对公追讨亏欠、对私伸张正义的秩序。针对这个问题的立论本应是任何政治言说的核心,在这里居然回缩成一个极度私人化的话题,只能在各种立场小测验里瞥见一鳞半爪;参与讨论的大部分人反倒寄希望于女权、LGBTQ等只有局部规范效力的minority自救议题(而它们被康米砸碎的可能性其实并不比前者小)来边缘包围中心,改善NMSLand的社会撕裂——我把这种心态称为逆练中国梦。

论辩基础的严重缺失导致了两个灾难性的后果。一方面小众议题难以自证其公共性,在整个大环境下,讨论者越受主流声音排斥,其身份团体内部对社会世界的敌视心理就越得势,逐渐丧失倡导公共善和社会正义的理论基础,演变成彻底犬儒化的自利话语,譬如同志议题里声音最响的是形婚代孕指南、女权议题在圈外最出名的是反婚优生学。按自己使用的那一套话语区分出朋友和敌人的重要性,居然高过了声讨不公不义。

另一方面,政治权力一刻不停地砸碎所有公共论辩平台,使一个社会长期只能允许朋友和非朋友两种关系存在,个人只是这种社会结构的微缩内化,当然也把它存在的撕裂内化了。由于无法在基本制度结构话题上争取认同,小众议题获取更多支持者的策略自然演化成了圈子政治,或者说虚假共同体的把戏:靠鼓吹共情/同理心、塑造面目模糊的敌人(这里又逆练了施密特政治哲学的分辨敌友关系)来吸纳尽可能多并未认真思考的边缘人士。遇到点什么事件,先写个他爹的八百字小作文,倾诉一下自己的爹味心理体验,乍看很爽很吸粉,其实就是浪费真正参与论辩者的时间精力。

再发达的同理心和共情能力,也改变不了它从眼见臂及的相似者向外扩展的机制。有些人标榜自己有爱心、关心边缘群体,我从来不相信这种说法,也从不觉得自己是女权主义者、酷儿等等……这又回到我说的逆练中国梦,你不主动领受一个身份,甚至难以排斥那些把你当做敌人的论辩者扣来的所有高帽子,一句屌癌/婚奴/母狗,你说的话就没用了;领受其中一个身份,可能还有机会通过小圈子认同来扩大一点讨论面。

民主的议事机制有其程序性规则,关注事件的道理也是相通的,少讲点自己的心理体验不会影响事件本身的紧迫性。“权力不属于任何人”,首先拒斥任何霸占发言台的尝试,才有供更多人讨论的空间。要按照不偏不倚的原则克制自己,才能对得起其他人,如果每个人都等不及抢占发言机会,那还是别辩了,晚饭吃点好的,大家一起奔向夹边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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