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History will never forget

英國現在還沒有過完4號，我的微博帳號仍然無法發出任何圖片。

昨天在Facebook上簡單的發了幾句話，後來和班上同學在群組裡聊天，一些外國同學跟我聊起了這件事。關閉對話框後，我的思緒一直在飄，又花了3個多小時看了一遍《天安門事件》的紀錄片。

第一次知道這件事是在中學時代，一位上了年紀的教歷史的老爺子跟我聊起過這件事，他曾經經歷過文革，經歷過後來的兩次民運。但那時彷彿並未引起我的思考，在被灌輸的教育體系下我本能地認為「為了維護政權，發生這件事必須鎮壓，否則要亂了套」。

我所有的觀念和價值體系的轉變發生在2016年的下半年，大三上。在那之前，我還不太關注社會問題，每天過著「中文系林黛玉」般的傷春悲秋的生活，甚至在那時，我還在社交平台上發一些諷刺台灣學者的言論，例如：

「xx的講座總是綿裡藏針，娓娓道來之際又夾帶著私人情感和觀點態度，以悲歡離合的煽情敘述作為餐前甜點尚可，但作為主食就難免會覺得膩了，尤其在當代青年的判斷力和思辨力面前更顯浮誇。」

「中國弱小時，台灣可以作為宰割中國大陸的基地；中國強大時，台灣人可以一邊投資大陸一邊作為遏止它的支點。從歷史和現實上，台灣自可以和大陸脫離，穿上西裝穿著咖啡，和“文明人”聊著對岸的野蠻。」

「在中國大陸，大國崛起就是小民尊嚴，兩者已經深深地融合在了一起。」

而造成我一切的思想轉變源於在那年我赴台做交換生。在出發去台灣之前，學校給我們開會，告訴我們不要談論敏感話題；離開家之前，父母也對我千方百計交代不要聊政治。一開始，我還小心翼翼的跟人聊天交往，直到有一次以為台灣朋友跟我講：“你們大陸的學生好像都很避諱談論兩岸問題，可是如果兩邊當局解決不了，未來就是要靠我們解決，你們都不交流，要如何解決呢？”一句話，醍醐灌頂。從那追後，我逐漸開始意識到曾經學校和家庭所告訴你的「台灣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是多麼荒謬的笑話。在台灣的半年裡我接觸到跟以往完全不同的政治理念和思想觀念，即使是在校園，我也看到了完全不同於大陸官僚式的學生管理。我感受到了在一個相對自治、民主範圍裡高效的辦事效率。

我第一次看這部紀錄片，也是在這個時期。我被學生們的憤怒和熱情一下子吸引住了，他們的眼睛裡充滿著對自由民主的好奇心和求知慾，我感受他們的熱血，不自覺地將自己帶入萬千學生視角去感受那個夏日他們散發的理想主義情懷。我開始反思曾經接受的教育理念，開始思考「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否存在合理性，開始跳脫出「宏大敘事」來看待具體的問題，開始共情同胞的身分認同和對自由民主社會的迫切維護。即便個體思想開始有了一定的改變，然而「集體主義」下「先有國，後有家」的思維依然禁錮著我。我甚至質疑自己是不是受不同地緣政治影響過於右派了。

2017年的夏天，發生了非常多的社會事件，我或主動或被動的開始從關注娛樂新聞裡轉為社會新聞。北電侯亮平事件、禁止綜藝節目裡藝人染髮事件、杭州保姆縱火案件、國乒隊事件、大量vpn被禁案件、打壓lqbqt事件、幼儿园性侵虐童事件等等等等，我開始感到無能為力，我開始強烈的感受到我對我的國家而言只是「居民」而不是「公民」，我開始看到我们不願意去直視而一直掩耳盜鈴下的陰影處，在曾经維護上層建築太久後那些欣欣向榮又美好的表面突然一下子被撕裂開让我看到了最醜陋的樣子。從那時起一直到2019年，一年半的時間，我不可避免地跌入一場巨大的絕望裡，開始自我割裂和自我懷疑，經歷了一場情緒內耗。如果說在台灣的半年是我把自己揉碎了的過程，這一年半的大型絕望，就是自我重組的過程。也許在那裡的方方面面，開啟了我身上原本就存在的以前或許半隱藏著的屬性，這些屬性在身上的停留和後續發展，也變成了這個地方對於我而言的全部意義。

大四的时候，原本打算考国内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临报考前我改变了意愿决定出国留学，选择了international journalism这个专业。我记得第一次class meeting的时候，老师问班上同學为什么选择这个专业。班上除了我和另一個日本女生來自亞洲之外，其他人都是歐美國家的同學，每個人都有很清晰的目標和職業需求，日本女生也是，她已經工作了10年，而後出來念研究生。到我回答的時候我不知道該如何講述我的感受，不是出於害羞，而是我不知道如何去描述我內心的自我懷疑和割裂。沈默許久，我說，我只是希望自己可以走出象牙塔，去獲得一些不同的perspectives。後來我真的很喜歡現在這個專業和這個班機，因為我真的接觸到了來自不同國家的年輕人的看法，大家可以心平氣和的進行多元化的討論和溝通。我們會討論各國的體制，會聽來自不同國家的年輕人罵各自的政府，會一起在看紀錄片時哭泣，在疫情期間紀錄了我10年生活的微博帳號被炸後他們拉著我去酒吧喝酒陪我一起罵這「操蛋」的機制陪我發洩。沒有人會覺得話題敏感，沒有人不關心社會議題，比起我是中國人你說美國人日本人英國人義大利人法國人德國人，我們更加在意的是，大家都是地球人。

當我再次重溫這部紀錄片的時候，我感受到了更多層面的東西，除了理想主義者的憤怒和熱血之外，包括那些不僅僅存在於上層同樣存在於不成熟的學生群體間的派系鬥爭，那些在民運之中來自平民對學生的關切和維護，那些鎮壓後使人不寒而慄的恐懼，以及失敗的必然性。當真實與正義的一方只有一些幼稚的學生學者和並不堅定的民心時，站在虛假和邪惡的現實力量一定會獲勝。

Reality想要一步跨越到ideal，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激進不成換來的是更為嚴峻的倒退，而溫和又是沒有效果的，平衡點又在哪裡呢。我無從知曉。

但是，在無法被覆蓋的牢籠外，仍然有人在反思，無論當時的親歷者也好，仍在自己崗位用自己的方式默默堅守的學者和知識分子也好，那些努力不被任何一種意識形態控制的人們，都是在為了避免我們一無所獲的走向下一次悲劇。

個體的力量當然無法改變什麼，無法改變行業、無法改變體制、無法改變社會，無法改變世界。然而在這場漫長的接力賽跑中，也許我們現在只是處於20棒的第2棒之中，而我們媒每個人或者每一代人應該做的是把自己這一棒當作最後一棒來奮力。一年365天，我們被強迫只記得364個日子。所以我們不要忘記歷史，我們要把知道的、記得的事情，要把信念傳遞給下一代，嘗試堅持，堅持暴捶判斷是非的能力，傳給下一棒跑步的人，別掉棒，繼續跑。如果我們自己丟掉棒，那麼永遠是一個未竟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