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必
何必

不惜血本填堵金融漏洞

不惜血本填堵金融漏洞

                                      2005年6月7日

何必

为了解决城市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居高不下的“顽疾”,各级地方政府可谓“不惜血本”……(略。)

看了这样的消息,真是为了我们的各级地方政府体恤民情出手阔绰而感动,为了这群父母官们防范金融风险的艰辛努力而叫好。如许众多的省市政府都荣幸位居消除不良资产的豪华阵容之中,看到华夏几近半壁江山都前赴后继融入到了这场捍卫各自家乡银行惊心动魄的惨烈保卫战之中。

城市商业银行是城市政权所辖的金融机构,担负着为城市经济运行保驾护航的功能,更是地方权力掌控的金融资产。自然就要受到地方政府的额外关照。一旦这些城市商业银行出现了风吹草动,政府上手进行事无巨细的呵护,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了。

但问题是,地方政府这种“不惜血本”的行经,究竟是谁赋予其这种权利呢?这里的“血本”又是如何产生的呢?

当然,在威权时代,这种行政权力的合法性是毋庸置疑的,原因在于法律作为权力意志的体现,本身就带有强烈而显著的官本位特征。在如此境遇中所产生的法律,自然也就无可争议地成为权力的牟利工具。

基于此,地方政府动辄取用财政资金来为所欲为,完全不顾委托代理职责所必须的向委托人负责的政治规范,自然没有什么可奈何得了的。

而纳税人的财产被随意用来填补官本位制度下具有浓重权力色彩的城市商业银行的无能、官僚、腐败、寻租所造成的甚至濒临破产的亏空,也就不足为奇了。在预算约束形同虚设的情况下,财政等同于权力取益道具,城市商业银行成为地方纳税人财富的吸血鬼当然是顺水推舟的了。

其实,问题远不止是出现在城市商业银行。同日《东方早报》数据显示,一季度国内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和不良贷款余额再资实现了双降,前者下降了0.5个百分点至12.4%,后者下降了35.6亿至18274.5亿。但银监报告却指出,若剔除政策性剥离因素和新增贷款稀释效果的影响,主要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实际上是不降反升。2004年,四大国有银行及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总共减少了3946亿,但如果将政府不良贷款剥离及注销所花费的5194亿,当年银行不良贷款实际上是大大增加了。而不良贷款率的下降则是由于银行贷款的分母被做大了,2003年底,国内银行贷款总规模为13.71万亿,2004年底增加到了16.9万亿。银监会主席刘明康此前也指出,一些机构“重形式轻实质”,将四级分类结果简单划入五级分类;个别基层机构有意放松分类标准,甚至人为调整分类结果,隐瞒资产真实质量。有券商分析报告认为,2004年三季度起,国内主要银行不良贷款同现了近三年来首次反弹,预计2005年不良贷款余额和比例仍将上升,国内主要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可达2.1万亿,比例为13.35%。

早就有一种几乎不存在争议的说法,如果中国金融稳定,那么中国经济不会出现大的动荡;而如果中国经济出乱子,那么一定是中国金融出了问题。事实上,中国金融一直是处于襁褓状态下被悉心照料经不得任何风吹雨打的怪物。

麦肯锡近日有报告指出,中印两国的金融差距主要体现在资产存量方面。金融资产存量反映了一个国家经济货币化程度及可提供的中介资本的总量,印度仅仅只是中国的1/6。金融资产存量与一国GDP之比,印度只有137%,中国达到了323%。截止到2003年的10年中,印度的金融资产存量年增长率为12%,中国为14.5%。之所以形成这样的局面,主要原因是印度国民储蓄率仅有中国的一半,吸引外资的多少也是重要原因之一,2003年中国外国直接投资达到GDP的3.7%,印度只有0.9%。中国优势还在于,近2/3的金融资产是以银行存款的方式持有的,印度这一比例还不到1/2。印度也有胜过中国的地方,如外界估计中国的不良贷款比率约为25%至60%,印度的数字在15%到20%之间。但巨大的资产存量鸿沟可以弥补效率的差距,假设中国银行存款缩水25%以消化不良资产,其金融资产存量仍超过4万亿美元,几乎是印度的5倍。

如何看待该报告所透露的信息?这可是见仁见智的事情。比如有媒体以“金融资产存量方面中国远胜印度”当作标题来解读内容。

而麦肯锡研究院则以“中国金融资产效率远远低于印度”去描述报告的口径,并介绍了其他的内容;印度的资本市场也表现较好。孟买股票交易所(BSE)建于1875年,虽然尚谈不上高效率,也是亚洲最古老的证券交易所;而中国直到1990年才有自己的证券交易所。而且在印度股票交易所上市的企业数量是在中国证券交易所上市企业数量的4倍,后者的上市企业多为国有企业,政府持有市场上近3/4的股份。

从这种截然相反的看待同一事物不同侧面的视角上,倒是可以体会中外分析习惯上的差异,更能够反映出中国媒体报喜不报忧的分寸。

考虑到中印在金融监管体系上的巨大差异,印度具备从英国统治时代遗留下来的资本市场制度体系,如此制度方面基础设施的建构,将给中印未来的竞争带来显而易见的预期。

在中国呢?今年以来金融大案频发,仅中国银行就曝出2起金额数亿的案件。在这种情况下,一项名为“中国金融体制改革与金融风险防范”的课题已被发改委批准启动,将首次从金融改革与金融体制角度对中国金融风险进行全面评估,并寻求解决途径。知情人士透露,课题组共有14名成员,都是来自金融高层和权威金融专家,他们将对商业银行、证券市场和期货市场三大领域开展研究,预计耗时一年。在专家们看来,中国金融风险根源于金融体制不完善,因此将从金融体制入手,分析金融风险类型、产生根源和与金融体制的关系,以及如何通过金融体制改革来防范金融风险。另有专家认为,制定一部《金融危机应急法》,可能是防范金融危机的一条低成本、高效率的路子。法案首先能威慑国际投机资本,帮助中国外汇市场创造平稳运行的环境;其次能减少加快金融开放进程中的风险;为中国解决自身的问题争取更多时间。此外还可以让更多的国民财富去支付改革成本。

这样,在原本就在全世界具有数量最多的金融法律法规、却是全世界金融大案要案发生最为频繁而且触目惊心的领域,还要以加强市场规范为名义,动员更多的社会资源来遏止频繁发生的大案,禁绝金融腐败频仍势头的蔓延。这在当前政治精英试图将自身已经市场化了的权力扩大化以攫取经济精英们更多凭借浑水摸鱼本事所掠夺的财富的背景下,就显得更是狼狈之间出现内讧最终还只能是殃及池鱼般的亿万非精英群体的分母们了。

6月6日,股市大盘跌破1000点大关,触摸8年来新低,在中国股市隆重登场至今白白套取股民近1万亿财富、使得中小投资者纷纷用脚投票逃离虎口。而宣传部门命令,不许对此事进行炒作,特别是不许做负面宣传与分析,以防止在敏感时期股市发生什么不测。如此不堪一击的股市,还有什么可怕的就很令人费解了。

如此境况之下,证券行政管理部门再度冒着以权力干预市场扰乱信号机制、和国际热钱涌入国内豪赌人民币升值大赚一把撤离造成中国财富新的损失的危险,依然出台诸如允许上市公司回购流通股、更多基金入市、以及商业银行购买基金等措施,无非还是管理当局试图把处于苟延残喘行将就木的中国金融再贴上点颜色踉跄走一程。

就算是地方政府不惜血本、以及国家金融管理部门伸手救市的举措来看,在彻底崩盘之前,中国国民还要为此掏不知道多少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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