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实力强再抗日

等到实力强再抗日

                                         2005年4月28日

何必

全国各地对日货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的投诉急剧升温……（略。）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有关中日关系紧张的话题，占据了媒体很大的篇幅。自从小泉再度参拜靖国神社、日本文部省通过修改历史教科书审定案、日本鼓励民间到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钓鱼岛进行商业性开发等一系列事件，终于引发了中国人原本就非常敏感而脆弱的民族主义神经。

其实，这民族主义情怀原本就很偏颇。坊间与国际舆论普遍认为，这是在国内社会动荡因素增加、矛盾不断积累并日趋激化、基层当局不住制造社会不满情绪的状况下，为转移公众注意力和使积怨能有发泄渠道，而利用媒体引导舆论故意为之的。

事实上，从弱化国内社会负面势力影响方面看，长期把日本当作假想敌进而把公众愤怒情绪都转化到日本人身上，确实是很经济而有效的事情，并且也实实在在地起到了舒缓公众不满的社会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不过是中国自身社会矛盾的一个替死鬼，也是这些痼疾治理的痛苦承担者，通过中国一些诡计多端者别有用心的设计，媒体也不过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放大作用，到了公众那里，就反映作极端情绪。不信，随便到网上什么论坛里，别说替日本说好话，只要不骂日本，也会招致汹涌的口水，祖宗八辈都得给绕上，彰显中日间的世恨情仇。

如此，日本一直很无奈地为中国社会不公平的加剧和贫富差距的扩大付出着很冤枉的代价。尽管日本的确在首相参拜供奉二战甲级战犯牌位神社、无良于自身在战争期间给周遍国家和民众造成的灾难等方面很是差劲，但中国国内的状况却远不是像韩国人反感日本那样纯粹而正宗。

需要声明的是，笔者一向对日本没什么好感，其脱亚入欧的种族倾向和经济至上的社会原则都是为我不齿的。但是，在一派反日情绪与热潮当中，以及此后各种表象上，我却看不到什么值得欣喜之处。

进入4月份，国内各地抗日、抵制日货的游行示威此起彼伏。4月9日，北京爆发了酝酿了好几天的反日游行。笔者在此前几天就反复收到过来自不同源头的号召参加游行的通知，说明具体时间、地点、注意事项云云，最后还俯上了一句“是中国人就将此邮件转发20人”这样颇有老鼠会嫌疑的辞令，让我看到就一撇删除。其中还说到要通知电视台进行现场直播，我回复发邮件给我的人说这根本不可能。

结果当天晚上，所有媒体齐刷刷保持缄默，对于发生到了外事无小事程度的事件却没有一家有任何报道，可以看出舆论控制的能耐，也可以看出对公众知情权的蔑视。

倒是在此后，当国内各地抗日示威游行风起云涌一发而不可收时，国内警方出面表示此类游行示威必须要符合法律要求，凡是未经许可擅自组织或参加者都要负法律责任，从此透露出当局的意图，一方面比较起韩国举国上下齐心协力众志成城抗日情形来，中国却出师未捷身先死，还没交火自己先软下来，另一方面则更露骨表现出害怕由此引发的公众集体行为不可收拾，触发积重难反的社会积弊，闹出大乱子。

在宣传上没有任何示威游行报道的情况下，却把国务院总理在印度就国内民众进行涉日游行之事答记者问传播出来，又成为新闻界的一大笑谈。

然后，中国“主流”媒体众口一词，什么青年学生要好好学习、抵制日货并非理智选择、应该加强法制社会建设云云，听上去真是南辕北辙。

其中，主流的声音就是应该加强自己的实力，贫穷就要挨打之类的说辞。

1700年中国的GNP占世界GNP的23.1％，接近整个欧洲23.3%的水平。此后中国经济持续上升，不管是GNP总量还是发展速度，中国均居世界前列，1820年中国GNP占世界的32.4％，是同期整个欧洲的1.2倍，但结果是20年后即1840年中国被英国打败了。1890年中国GNP占世界的13.2％，是同期日本的5.3倍，但五年后即1895年中国又让日本打败了。（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楚序平、吴湘松译，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57页）具有讽刺味的是，即使是在1900年，中国在世界制造业产量中所占的相对份额为6.21%，同期日本为2.4%，中国仍高于日本2.6倍。（[美]保罗•肯尼迪，王保存等译：《大国的兴衰》，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181页。）

按说，那时候的中国很有实力了，比现在还要强盛，但还是沦为日本人铁蹄下的亡国奴。就算中国不顾资源、环境、人口等压力，再保持高速发展恢复到数倍于欧洲和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这在如今是可能的？）的地步，就能免得了败家子的命数？我怎么就找不到这份感觉呢？中国官方那些愚蠢的宣传，什么时候才能让人听进去哪怕一点呢？中国那些可怜的爱国主义者们，什么时候才能把民族主义情绪用到合适的地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