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來我是塔裡的

關於亞裔在歐美的境遇和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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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分生物學意義上的“種族主義”和文化意義上的族群排斥。承認我們和故鄉的聯係、和當地的距離,作爲“外人”而爭取權益。承認沒有“一個”亞裔群體,只在生而爲人的意義上互相支持。不把誰看作同一陣綫的戰友,就也不把哪個邊界確定的群體視爲敵人,我們的抗爭對象是觀念——任何人的反人權觀念。

對於華人乃至亞裔的歧視,近兩年在德國留學生中間第一次引起關注是因為去年年初Der Spiegel雜志的一期封面,標題是“Corona-Virus: Made in China. Wenn die Globalisierung zur tödlichen Gefahr wird(當全球化成爲死亡風險)”,畫面是一個全副防毒武裝的亞洲人。不出所料,這張圖片在前不久剛被“香港暴徒”和“國慶”閲兵團結起來的中國留學生群體中間又掀起一陣軒然大波,連帶著德國的“前科”,指責Der Spiegel在搞種族主義。但是那篇文章的内容主要在講全球化中國家之間休戚與共的關係,而沒有什麽關於冠狀病毒的報導,更沒有把矛頭指向中國。所以當時我認爲,那個有點刺眼的標題只是吸引眼球的口嗨,既沒到歧視的程度,又缺乏對於真正重要問題的批判,而這樣一種戲謔還能夠出現在一份全民性刊物的封面上,就意味著中國人和其他人之間的區分仍然是一種粘合劑而非警戒綫,“中國”和“中國人”的話題性也帶有德國“主流群體”的自嘲意味。但是,這兩年以來頻頻發生針對華人的侵害事件并且受害範圍已經擴大到了亞洲長相的人,情況在美國更加嚴重,我並不認爲去年的判斷是輕忽草率的,但是事到如今我們有必要對這個話題有更清晰的認識。


首先,仍然有必要區分生物意義上的“種族主義”和文化意義上的族群排斥,儘管它們在現實的舉動中往往是混合的,但是至少我們要避免自己在維權時陷入同樣的混亂認識。

“種族主義”是20世紀流傳下來的最嚴重的惡名,我們看到了這種意識形態引導之下的種種罪行。其邏輯是:每個人在行動之前就有一個基於生物性的“本質”,不受文化教育的影響,也無關乎人的具體認識和實踐,而是來自血統、來自父母的遺傳。這個生物學本質決定了個體的一切,因此血統相近的所有人都天生是同一類人,一個優秀那麽其他是也都優秀,一個會犯罪那麽其他的也都會犯罪,其行爲方式和人生軌跡都沒有其他可能性。其實,早在20世紀的幾場大屠殺發生之前,學界就已經對這種公式化的認識有所警覺:當我們能夠感知的世界隨著文化交流而日漸複雜,人們為了恢復某種確定性和可掌控感,試圖用最簡單的表達來概括自己的體驗、接觸到的信息,并且從中推導出實踐指導,這就意味著很多豐富的感受和衝動會失去轉化為語言或行動的機會,也就是被理解、成爲知識、進行傳播的機會,終將因孤立而淪喪。而這個過程中,雖然一部分知識掌握者在一定時間尺度内是主導者,但受到損害的是在人類文化進程中的每一個人。

但是,即便到戰後,時至今日——公式化地認識人——這樣一種傾向在科學和日常生活中反而都被加强了,區別僅在於,這些公式被加進來越來越多的變量。在種族主義之前沒有“種族”這個觀念,今天我們把種族主義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卻將“種族”接受為事實。 這像是將誕生於戰爭的生物武器用於醫療。 在科學的界限之内,我並不反對這個概念作為描述複雜性的一種嘗試,但是即便科學概念也沒有免於批判的特權,不加界定地使用這個曾經給人類帶來深重災難的詞,在今天仍是危險的——包括我們在反侵害、反歧視的行動中一概地稱對立面為“種族主義”。

區別於現代社會獨有的、基於生物學知識的種族主義,基於刻板印象的群體區隔和歧視向來流行、處處可見,這樣的觀念和行爲方式不是一種意識形態,而是一種實踐中的樸素認識。如果說我們在理解種族主義的心理機制和形成過程后,可以明確地批判這樣一種文化,或者至少反對這樣一種認識方式的獨大;那麽面對後者,我們更加無能爲力,因爲刻板印象和非理性的群體認同感深深鎸刻在任何一個時代的認識當中,普遍到我們每個人都無法避免,不論我們以怎樣友好、開放的態度對待他者。況且面對文化差異帶來的撞擊感、面對價值層面的不理解,人們通常會維護自我世界的一致,比如歐美人無法容忍吃狗肉,再比如他們不願意和那些自大、沒禮貌、不尊重女性的東亞男性交往。很多亞洲面孔的人因此會成爲刻板印象的受害者,這樣一種判斷雖然和種族相關,但被排斥的并不是什麽外部可識別的“種族特徵”,而是文化表現,是一些隱藏的、可能的衝突。這樣的情況下,雖然那些在“西方標準”下很糟糕的亞洲人也可以為自己的傳統、自己的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辯護,但這樣的衝突絕不是要求對方“放下偏見”就可以緩和的。

不過,這當然並不意味著來自刻板印象的歧視是可以原諒的,只不過它的解藥并不在於“種族”之間,而在於個人之間:大到不同膚色、不同語言,小到不同村落、不同家庭,打破偏見的第一步是把對方和自己當成個人來看待,摘除標簽,沒有什麽和什麽,只有你和我,在此時此地,準確且誠實地溝通。


其次,把自己和他人看作個人,并不意味著擺脫各自的文化背景。有必要承認,我們無法斷絕和母國的各種層面的聯係:大多中國人仍然冒著被監控的風險用國内社交軟體和家人聊天,在中文平臺上抒發情緒、記錄生活、表達觀點,聽中文歌,做亞洲料理,很多中國學者到歐美來研究中國,以及不論學生還是已經工作的人、只要國内還有親友就一定會有的錢的往來。比如上世紀“亞洲四小龍”發展最快的時期,南韓國民生產總值就有一大部分是外匯。所以,20世紀以來亞裔在歐美的狀況不能參考18世紀通過黑奴貿易到北美的非裔,後者是和本國完全斷絕了聯係的,并且參與了美國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塑造。當然,美國沒有什麽底色,它一向是一個文化熔爐,歷經著重新塑造的無限進程,在每個移民潮都會加進來新的色彩,從20世紀末我們就也已經在李安、関錦鵬的電影裏看到美國亞裔不可忽視的的獨特經驗;但是這些經歷的動人之處恰恰不在於融合,而是帶著矛盾、含著孤獨,甚至守著一些來自故國的殘夢,以外人的身份生活在歐美。

這種苦澀絕不僅僅來自他人的眼光,更在於我們自己。所以有必要弄清楚,自己爲什麽背井離鄉,來到萬里之外的歐美。年輕人或許會以為這是出於自由意志的決定:在國内不是沒書念、不是混不下去,只不過内心有對遠方的渴望,意氣風發,為探索甚至馴服某些知識、某些品位而去往一片陌生的土地,我在遠方會過得好——就像成長過程中來自父母老師的、對於下一個人生階段的期許。在決定留學的時候,這樣的希望不能説沒有,但我更經常陷入的是一種貧乏感、甚至恥辱感:爲了那些据自己判斷是必要的東西,我要到別人的家鄉、以別人的母語去學習。或許是爲了自我一致、爲了逃避某種分裂感,從出國前一年我就説服自己:這個現行的以躲避審核為中心任務而濫造濫用符號的漢語文明對我是無所謂的,這個春秋大義和斑斕幻夢逐漸淪為揣著明白裝糊塗的文明對我是無所謂的,我可以廢掉自己的漢語,在中國被廣泛接受為和世界平行的前提下,果斷選擇做一個世界人。但是在來到德國將近一年的時候,在一個漫長的傍晚猛然聽到一首中學時經常藏在被子裏聽的歌,《亞細亞的孤兒》,我感到之前的全部努力都是徒勞,母語和母國經驗仍然深深糾纏在我的精神世界裏,一輩子都逃不掉。

所以吐槽一句,雖然我并不認爲自己的體驗是唯一可能的,但是真的沒辦法和那些每天風風光光的才俊留學生共享什麽,他們大概是沒有卑微感、分裂感之類不健康心態的吧,連想家都是因爲德國不夠好,他們來歐洲似乎只是來彰顯國富民强、包容開放的。對於德國的公共資源、社保體系,乃至高福利、大政府之下的整個文化生態,我并非毫無意見,但是我們來到這裏,確實享受著自己未曾爲之付出過的便利,而這是世世代代生活在這裏的人的父輩祖輩創造來、爭取來的。當然,我們在理性層面不認爲憑藉和開創者的血緣關係就可以理所應當地享有一切,但至少不能因爲一些當地人的居功自傲而做和他們一樣的事。

“主人翁意識”有時候是很糟糕的,很可能實際上是一種固步自封且自以爲山等人的地主意識,反觀從小被告知我們是“主人翁”的那個地方,我們又決定過什麽呢。我越來越懷疑,所謂現代生活方式對於地方性的消解,多大程度上是人們按照自己的價值取向和生活方式在地區間流動,就像中世紀四處做生意的猶太人;又多大程度是出於某些集團意志的强制,而這又會激起多大程度的反制?歐洲的反猶情緒最先針對的是那些生活在熟人社群中間的陌生:一方面他們不是流浪漢,今天來了明天不會走,而是在長期相處中和每個當地人熟識;但另一方面他們不會成爲機器一樣運行的當地社群中的一份子,不會成爲公序良俗的維護者,永遠是一個將會離開的人。自然流動的人尚且會遭受幾個世紀的惡意,更何況有組織地闖入別人地盤的人?現代社會每個人都是“外人”,但這并不意味著每個人都不再是“外人”,因爲總有這樣那樣的社群存在,地方的、職業的、學歷的、宗教的,諸如此類,每個人在闖入別人世界的同時也提防著可能在自己圈子内外走來走去的人。這種邊界意識或許可以被反省,本地人或許能夠從對故土的安全感解放出來,成爲更自由的個體,但這個要求對我們來説是同樣的:要爭取的不是身份認同,而是外人有外人的允許,少數人有少數人的權利。


生活在歐美的亞裔其實有更好的機會成爲更自由的個體——在“自由”這個詞沒有任何道德色彩、而只意味著否定的層面上。我們不會成爲本地人,但也不再是完完全全的母國人。如果情況好一點、我們可以比較方便地兩地往返的話,可以自稱“候鳥”,但也有可能像這兩年一樣被困在一個地方,離不開,卻又想著另一處,心在兩邊都不能落地。這種狀況不好受,不是所有生活在歐美的亞裔都追求的,但是我們當初的抉擇中自有這樣一個的向度,就算不享受、不願在自己的處境裏創造一些新意義,至少應當誠實地告訴自己:舊意義的斷裂無可避免,我們無可避免地孤獨。

在中國留學生群體裏看過太多維持國内生活感覺的掙扎,很多人在日常消費的各個方面懶於探索當地的替代方式,而寧願選擇價格高昂、商品有限的中超和國際貨運,或者在每次從國内回來的時候帶滿滿一旅行箱的國内物品。我並不反對在一些用具上對故鄉保有執念,以口味、穿著等來維持和過去生活的聯係,但是至少要也要熟悉自己來到的地方,探索一些新的選擇,這樣才能成爲一個生活在這裏的外人,而不是過客。更自由的生活和新意義的建立并不意味著處於一種完全孤立、獨來獨往的狀態中,相反,共同母語者之間的溝通是必要的。從19年我和同城另外幾位中國學生發起了一個中文讀書會活動,旨在“以讀書爲契機建立一個開放、包容、多語境、跨學科,兼容通俗性和專業性的溝通平臺”,一年多以來,雖然過程中遇到過收編危機、瘟疫期間被迫轉綫上之類的麻煩事,也有一些參與者的目的是展示自己的知識或品味、確認自己的高知身份,而我們僅僅作爲發起者也不能決定什麽人允許來,但是至少在一些主題活動裏還算保持著溝通的維度,還沒淪爲一個意義上類似於火鍋局、麻將桌的典型中國人抱團取暖場所。

的確,面對嚴寒、面對外部的不友好,群體内部聯係更容易變得緊密,而很多分析也指出,亞裔的不團結是在歐美遭到歧視的重要原因。但我們需要明確,團結不是結成鐵板一塊,更不能爲了一個總體目標的達成而忽視或者消除個體差異。面對嚴寒,我們需要的溫度可以在各抒己見的討論中尋得,而統一陣綫只會讓群體内部的活力蕩然無存,而這也更加迎合歧視者對一個他者群體的想象。亞裔團結的前提是,明確亞裔不是“一個”文化群體,就像女性主義運動中不應當有一個標準女性的定義。作爲女性,我未必更加理解另外某個女性的精神生活,同樣地,一個中國人和一個台灣人,乃至一個上海人和一個蘇州人,并不因爲地緣關係和相似的母語就必然更加親近。亞裔的團結意味著:我們在“凡是人性的我都不陌生”這個意義上互相支持,我們在鬥爭中站在“多”這邊,而不是讓多成爲另一個“一”。


最後説到最現實的問題:我們可以如何爭取人權?正如我們既沒有統一的陣營,也沒有必要爲自己設置一個實在的敵人。在一些運動中,“老白男”被當作特權者和族群偏見的主要發明者而被設爲鬥爭對象,這個歸納性的觀察即便可以概況多數情況,但是我們也看到了,并非所有符合這樣體貌特徵的人都是毫無反思的特權享有者,而對亞裔施暴的也不僅僅是屬於這個群體的人,甚至也有那些同樣在爭取權益的其他“少數族裔”。有必要讓反思退到二階:我們反對的不只是現實存在的特權,而更是會導致每一次暴力傷害和不平等的觀念。我們可以包容一些人養尊處優,從小享受著最多最好的各方面資源,沒有必要也沒有可能要求他們為自己的運氣付出什麽可計算的代價;不能容忍的,則是那些維持和加劇這種不平等的行爲和決策,不論來自現在的特權享有者,還是在努力爲自己爭取特權的人。

需要警惕的是,亞裔群體裏不乏持這樣目標的人,他們不關心母國以及世界其他角落的人權狀況,支持國内的暴力施加者,跑到歐美反倒看見了人權議題,以看似符合程序正義、看似認同民主制度的態度爲自己爭取權益。説句氣話:我就算在德國大街上被種族主義者打破頭,也不會和支持警暴、武統、血汗工廠的人站在一起,因爲這些表現的意義完全相同,都是阻斷一切溝通的暴力。不過話説回來,我在德國被問過國籍、被查過行李、被法院寄過傳票,倒從來沒遭到過肉體傷害;在街上被陌生人扭斷胳膊、被城管抓走一天不給吃飯,都是在中國,都是在我12嵗以前。值得擔憂的是,這些人并不全都表現爲固步自封的“小粉紅”,他們很可能熟悉西方的話術和生活方式,能夠很好地融入歐美人的、尤其是社會地位較高的圈子,獲得主流的認可;他們會試圖控制在西方世界描述華人乃至描述亞裔的話語權,製造和諧一致的形象,會承認中國有問題,但是讓歐美人相信都是正在改善的小問題,相信中國的異見者只是未獲得多數支持的人,而不是不被知道、不被允許生存的人。不過我們也沒有必要因此而畏懼和其他華人的交際,就算上述這種可能是最可怕的高等華人,往往也不過把過好自己的生活當作最重要的目標,他們對中國的看好不來自理念分析,而是誰都不知道是否可靠的現實描述。幸運的話,他們可能一生都活在符合自己理性計算的良好趨勢中,可能看不到最終的崩壞,不論他們説服自己認同的那個政權,還是他們在西方人面前代表的亞裔——這個模範少數族裔;而溝通的意義就在於,暴露和諧面貌下的各種差異和衝突,在我們每一天的生活中分散那場可能的破裂帶來的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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