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雅文 Stella Wong
黃雅文 Stella Wong

獨立記者,關注香港社區、勞權議題 Independent Journalist from Hong Kong, focusing on Human right, community news and labour right issues 【最新文章 更新在2022.6.2 】

在離港前一個月「我中咗Omicron」

此文章是根據受訪者訪問內容,以第一身撰寫

我是90後,母親在半年前離港,而我本打算在(2022年)3月中移民。在新年期間、二人限聚令實施之前,我爭取時間與三名朋友在家聚會,閒聊移民前的準備和將來的打算。聚會當晚席間有朋友流鼻水,不過他一直有鼻敏感的毛病,期間沒有其他病徵,大家便如常進餐。

「喂喂?你有冇病?我好似中咗。」

第二天清晨,我被友人的電話吵醒了,接聽的瞬間收到友人來電問候:有否出現Omicron 的病徵?他指昨夜回家便開始發燒,肌肉乏力和骨痛,其後我亦開始出現發燒的徵狀。

年輕人懷疑自己確診,第一時間會先在Google搜尋「懷疑確診的做法」,但今次並不中用。因政府的防疫措施朝令夕改,網上有關Omicron 的資訊十分混亂,什麼是輕症?什麼標準是重症?有病徵第一時間要怎樣做?根本沒有渠道令一個懷疑確診者知道如何做。我花了很多時間去查看衛生署的資料,才發現官方的指引天天在變,而且要仔細地查閱PDF檔案,滑至直至最後一頁,才看呈陽性人士的指引,我已忍不住破口大罵「超不organised!」,重要的資訊竟然不是「置頂」供人參考,可想像上了年紀的人又怎能跟從指示?又怎能獲得有用的訊息?


檢測中心:發燒你就返屋企喇

新年期間,每天確診人數介乎200至300人。政府當時咬牙切齒落實「清零」政策。想不到,事實反映區區300宗個案便能「打爆」防疫系統。一開始我也曾嘗試聯絡衛生署,多次致電不果後,唯有到藥房購買快速測試棒。

我怕乘車途中傳染到別人,便徑自走路到附近的萬寧,到埗時才發現所有快測棒都被掃光了。售貨員幫忙查附近分店,可惜分店也全數售罄。


現在的困局是,要知道自己有否染疫,我就只能取得「樽仔」進行深喉唾液檢測。到達診所後,醫生好像早已知衛生署的安排十分混亂,他索性不派發樽仔給我,反而叫我在家休養,勸我先稍作休息再觀察病況如何。他語重深長問道:「你真的要知道結果?真的十分需要時,你才自行到政府檢測中心吧。」我也想一探究竟自己是否染疫,在離開診所後,便走到檢測中心。員工甫開口,便稱「樽仔」已派發完畢,當我向員工說明自己已開始發燒時,他激動地回應:「發燒你就返屋企喇,仲周街走?我唔知你點喎,你走喇」,便打發我出去。

口耳相傳 分享「中招」錦囊

無可奈何下,我只能先回家,致電上司「備案」,留在家中14天自行隔離。幸得上司諒解,回覆我「你搞掂自己先返工喇,唔好擔心」。因早前已有同事的家人確診,他曾在同事群組分享其經歷,指當時作為密切接觸者的一家都被帶到竹篙灣隔離營了,期間所有家庭成員均呈陰性,卻無故被「囚禁」了10多天,同事的親戚每天致電衛生署投訴,質問:「為何冇患病都要到竹篙灣隔離」?最後因社區的陽性個案急升,同事一家人未住滿14天,就被趕出了竹篙灣,使得眾人啼笑皆非。朋友同事們均認為,如打不通衛生署熱線,病徵又不重,倒不如自行購買成藥,在家休養。


因母親已離港,同住的爸爸反而令我最擔憂。爸爸倒是對新冠病毒很放心,抑或他是太相信政府,覺得總有天會清零。不過上班是他首要的事,我相信儘管他呈陽性,他與他的同事都會繼續上班,其實也有不少日薪工也是「手停全家口停」。爸爸的公司每天要求員工進行快測,他一直維持著陰性的結果,所以我在第三天便替他訂了附近一家酒店,他亦一直保持呈陰性的結果。


第一天在懷疑自己染疫的狀況下,竟還能交代及處理這麼多「行政」事宜,覺得自己真的不簡單。回到家中坐在電腦前,「荒謬」、「混亂」兩個詞語開始在腦海中不斷浮現。愈看資料,心情愈差。你會發現,政府連Delta 跟Omicron 的病患都沒有分開記錄,萬一我入住隔離營時,與其他患者交叉感染,病況會否更糟糕呢?所以,我心裡是想著如何避免入住竹篙灣,其實也是心存僥倖,希望衛生署爆煲更好。當官方都處理不了,不如我自己居家隔離更好,存在的變數就更少,反而更安全。


當晚聚會中,有其中一位朋友與我們的想法背道而馳,他堅信要跟從所有官方的防疫措施,所以堅持向政府如實申報他確診的事,否則就是「講大話」和「不科學」。他早已向衛生署申報自己確診,同時「企硬」,指如衛生署找上他,他必定會公開我們的資料予衛生署。相比生病,這件事反而令我更擔憂,結果當晚我便開了個Group,與當晚會面過的朋友討論有關之後的安排。

和他們傾談了一陣子後,便明白他為何如此「聽話」。即使在政府如斯混亂的狀態下,他仍要向政府如實申報,是因為公司不會無故讓你放14天假期,公司必定要求你證明自己「病」了,這也是為何社區檢疫中心的大排長龍的原因。

送病好的人到隔離中心

留家中第4天,燒已全退了,純粹有兩聲咳嗽。第8天開始已感覺身體完全恢復了,我亦托親戚購買快速測試棒,掛在我家門口。到第12天,我便開始自行進行快速測試,連續兩天都呈陰性,第14天我便自行放監了。


而最「聽話」的朋友,在申報了陽性結果的五天後,衛生署才聯絡他,要他兩天內執好行李,要入住竹篙灣。弔詭的是,衛生署之後一直沒有派員來接走他。再過兩天,他收到消防處致電,要他入住亞博 (亞洲國際博覽館) (註:政府於2月24日重開亞洲博覽館2號館作隔離設施)接受隔離。不過,當時他已「轉陽為陰 (陽性變陰性)」,因知道亞博的衛生情況特別惡劣,他一口拒絕了政府的安排。

今天回想離港前的一個月,竟經歷了如此荒謬的景況。這個「自把自為」的處理方法,放在2月中這個時空可算是「犯晒法」,但事隔一個月,每天確診個案已高達五萬多宗,而政府的指引與我當時的自我隔離方法已差無幾了。我和朋友們每天嘗試努力地如常生活,政府卻以科學為名,為清零而清零,將病患者搬離社區就等同清零?結果卻要生病長者睡在醫院外,變相謀害市民的性命。

(原文刊登於HKFe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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