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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骄傲月,你可以不骄傲

作者 | 水泥

今天是6月28日,同时是6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51年前的今天,在纽约格林尼治村的石墙酒吧,发生了美国同运史上著名的“石墙暴动”。将每年的6月定为#PrideMonth ,就是纪念以“石墙暴动”为开端的同志解放运动,而6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世界上很多城市都会举行#PrideParade 。但是今天,作为一个生活在中国内地的男同性恋者,我想要“唱唱反调”:骄傲月,你可以不骄傲。

石墙酒吧的橱窗

这一切得从“骄傲”(Pride)这个词说起。为什么同志游行在英文语境里会是“Gay Pride”?回到1960s,深受污名与歧视的同志群体,在公众话语里一般都是用侮辱性名词来指代,诸如queer、faggot,这在华语语境里也是类似的,玻璃、二尾子。饱受污名与歧视的同志群体,一方面拥抱污名,用“queer”来自称,这便是如今酷儿理论(Queer Theory)的开端;另一方面,则用一些更积极与正向的词来称呼自己,用原义为“愉快”的“Gay”来指代自己便是此举;而且同志群体不但不应以自己的身份为耻,还要引以为傲,这便有了“Pride”的概念。题外话,Gay最一开始是泛指同性恋群体的,后来逐渐特指男同性恋群体,而女同性恋群体则使用“Lesbian”来指代,则是另一桩恩怨了。

“石墙暴动”与“骄傲”的脉络,在内地得到继承与延续了吗?国内的同志群体在谈骄傲时,到底在谈什么?我们到底是在为怎样的身份与社群而骄傲?

先说说“暴动”的这条activist的脉络吧。对于内地同运,或者说“同志公益”,大家有着怎样的认识呢?作为一个边缘圈内人,我自己感受到的是圈内圈外的极度割裂。在网络上,得益于各国婚姻平权的成果,“同性婚姻”的议题在内地有着相当显著的曝光,很多圈外人士,包括没有接触过同运圈的同志,一提到同运,都会首先想到同性婚姻合法化。这个议程设置,对于内地的实际情况来讲,真的是在地的吗?参照美国同运史来讲,我认为这个议题在内地完全离地。且不说官方对于同志群体明里暗里的排斥态度,光是在立法倡导这一项,同志NGO就举步维艰。立法游说的关键位置在哪里?动员同志群体的发声后,如何让法工委也承认民意?同志NGO作为同志群体的代表,其认受性又如何确保?法工委民法室主任黄薇接受澎湃新闻的专访时,说出金句“(关于同婚合法化的意见)很多都是有组织的……就是复印粘贴”,便是最新的一例。更何况,对于内地同志群体来说,婚姻平权难道是唯一的议题?职场反歧视、性别平等教育、基于性少数身份的家庭暴力、基于性/别身份与性/别气质的校园霸凌,这些议题哪一个不配得到公众和同志社群的关注?然而我能看到的现状是,公众与社群有限的目光,集中在一个前路漫漫的婚姻平权议题上,而更多的在地议题,只有在偶尔得以被看见的报道里才能让大家意识到其存在。问题恰恰在于,不是没有同志NGO在深耕这些议题。性别平等教育有武汉同行广州同城,反家庭暴力有彩虹暴力终结所,而这些议题,对于诸多同志NGO来说,也都是最起码意识得到其存在的。

提到activist,那友同媒体就更是不得不提了。不知道今年大家有没有留意到,517国际不再恐同日(IDAHOTB)这天,网络上关于同志群体的报道似乎少了很多?远的就不说了,近年来华语世界最重磅的一件事,台湾的同婚合法化,内地媒体有多少家,是不仅仅发了则快讯,还有记者亲自飞去对岸采写报道的?据我观察,只有两家,《好奇心日报》NGOCN。一年过去,《好奇心日报》的采编部门解散了大半,NGOCN注销内地已经没有多少友同媒体能长期跟进同志议题的报道了。指望新京报和财新?诸位是否还记得《财新周刊》一年前的那篇特稿,《“变色”的淡蓝》?性/别意识不过关,就算写了曝光了,也可能带来无尽的二次伤害。同志议题的深度报道,除了长期的性/别友善意识培训与训练,更需要相应的知识水平与资讯触觉。《好奇心日报》、VICE中国与NGOCN相继消声,同时各大媒体也面临着越发高压的舆论管控的现在,内地的同志社群遇到了事,还能找什么媒体来报道呢?

更让我不适的,是内地同志社群对Pride的嘉年华想象。“石墙暴动”,是一场暴动。抗争、平权,不是大家一起开派对,然后开心地玩耍的事情。当前欧美各国Pride的嘉年华化,有着其相对应的历史脉络,但即便如此,4年前美国城市奥兰多依然发生了同志夜店枪击案,近50人丧生。

枪击案凶手于现场被击毙,犯罪动机至今依然扑朔迷离,真相到底是什么恐怕永远不得而知。图片来源:abcnews

恐同不是说说而已的,是真切存在着的,是能对社群造成实质性伤害的,内地同样不会例外。我曾和崔乐老师有过短暂的接触,也曾就同运有过颇为深入的讨论。月初他有一句话,用来概括自己和自杀未遂的公务员吴维,便精准地让人心酸:“我是出柜式自杀,他(吴维)是自杀式出柜。如果他不写下遗书,你不会知道他;如果我不辞职出国,你也不会知道我的经历”(关于崔乐的经历,详见《出柜之后:被处分的同性恋教师》)。同志身份对于生活在内地的同志群体来说,可以是一个生与死的问题。而同志群体,至少是网络上的同志群体,看着国外Pride上的嘉年华,以及同婚合法化的国家逐步增多,认为这种Pride便能换来环境的改善,简直是天真得过分。Pride在最一开始,以及如今世界上的很多地方,包括内地,依然是非法游行与集结。而美国同运史的起点,“石墙暴动”,更不是什么和理非的抗争。

面对着这样的内地同运现状,我实在骄傲不起来。

“石墙意味着反抗”

再来说说同志群体自己。鉴于我自身是男同性恋者,我所能长期接触与观察的是男同志社群,同志社群的其他部分我接触有限,所以就主要谈自己所在的社群了。恕我直言,男同志们在谈论的那个“骄傲”,也与我无关。其中一部分上文已经有所描述,这里继续展开。在当前内地网络上的男同志社群里,“骄傲”可不是谁都有资格做的一件事情。“骄傲”,意味着“优秀”,意味着你需要是一个接受过高等教育,有着体面工作,执行着良好的身材管理,洁身自好,完成彻底的自我认同(也就是出柜),拥有幸福美满生活的基佬。你说你做不到?凭什么?肯定是你不够努力、上进。

我在去年年初写的《我粗糙,我单身,我也是Gay,我在春节也死了》里,就曾提及过这个问题。这些“优秀”的指标,每一个都是特权,是基于阶级优势所拥有的特权,尤其是“出柜”这一项。或许是因为内地同志组织“同性恋亲友会”的宣传,内地男同志社群对于“出柜才是完成身份认同的最后一步”的说法越发推崇,这意味着,如果你不出柜,你可能就要被开除gay籍了。还记得方才说过的“自杀式出柜”与“出柜式自杀”吗?这里我还可以补充自己的一点亲身经历。2016年11月,我第一次参加香港的Pride,并在朋友圈发布了现场的照片。回来后不久,辅导员找上了我,规劝我不要参与这种境外的游行示威。而超乎我想象的,是他在未知会我的情况下,直接打电话给我妈,告知她我曾参加香港的游行示威,并且明确地和她说,“你知道你儿子是同性恋吗?”或许是不幸中的万幸,我在此之前已经向我妈出柜了,所以她在接听这通电话时不会受到太大的心理冲击。我的辅导员,是在我已经向他出柜,同时他并不清楚我妈是否对我的性/别身份知情的情况下,问我妈这个问题的。更不用说诸位同志,在出柜时可能被家人软禁、限制通讯自由,甚至于直接的肢体暴力,而在职场上,又可能遭到怎样的歧视,很可能是直接被解雇。当个体在面对这一个如此错综复杂的结构性困境时,某些同志组织与男同志经常性无视这一点,要求个体全然承担“出柜”的风险,还声称这才是真正的“身份认同”,凭什么?这样的骄傲,我可就免了。

在这样的环境下追求这种体面的、阳光的骄傲,在我看来实在是很滑稽的事情。当George Floyd在街头被警察用膝盖挤压颈部超过8分钟,最后窒息而死时,当美国非裔感染“2019冠状病毒”的比例显著高于白人时,一味地追求美剧中那些硬拗出来的“中产精英黑人”形象,真的有助于种族平等与正义的实现吗?同样地,当内地系统性的恐同无处不在,流行文化作品中的同志形象被强行隐去,当还有那么多的同志在遭受家庭暴力、校园霸凌,饱受压力的同志更可能出现精神障碍时,还如何去维持这种体面与阳光的“骄傲”?

“骄傲”不应该是一种“优秀的人”才能拥有的资格,“骄傲”在最一开始的时候是所有性边缘人士都能享有的,不会有人被排除在外。我为我自己而骄傲,我不需要成为谁,我不需要向谁证明什么。

下一次有人要求你为你的身份而“骄傲”时,搞清楚他说的“骄傲”到底是什么再做决定也不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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