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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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hy Tsai | 蔡凱西 台北人 / 不專業旅人 / 流浪中的學術人 / 研究旅行史與旅行文化的不良歷史學徒/《後綴》假掰文青誌編輯群 在出門旅行、閱讀,與作古的旅記文本中持續穿越 佛系粉專:https://www.facebook.com/travelhistorystory 合作邀約:misiaa2001@gmail.com

講座側記與心得:「探險的時代:20世紀初期臺灣高山植物探險」

(编辑过)
拖了很久的演講心得。但是,這不是業欠文,也不是業配文。

《薰風》雜誌在今年初發行了第15期,主題是「冒險家:開啟台灣博物學時代」,邀請本期的作者們舉辦講座,不過卻因為疫情而延宕多時。

由作者之一的蔡思薇博士,所主講的日期,剛好就在我開刀出院之後的第一個周日。9月26日,還在行動不太方便的情況下,緩慢移動到北車旁邊的「台北記憶倉庫」,聽講座去囉!

書封取自網路

這場講座是以日治初期的台灣的高山探險為經,植物採集活動為緯,講述當時來台的日籍學者,在群山間的探險活動,尤其是對玉山(日治時期的「新高山」)的認識,從模糊的摸索,通過數次入山探險與植物採集,逐漸獲致較清晰樣貌的過程。

現今的高山旅行活動,已少有濃厚的「探險」質素。我們能夠以3C設備或紙本資訊,對各種內山的情況,做事前的掌握,諸如地圖、天候預報、交通、食宿、健行步道、文件裝備,甚至四季植物景觀的變化與秘境景點(例如哪裡有楓葉、落羽松等),係過往由眾多冒險家為開端,對內山從事博物學踏查,從篳路藍縷的挫折中,逐步建構各類山林知識,加上其後觀光事業的導入,才演進成至今的山旅活動樣貌。

高山旅行活動,也是旅行史的其中的一個環節。尤其是觀光制度在落地、生根與推廣,潛移默化影響人們的旅行觀念與經驗,這箇中的過去式、進行式,這些與現今旅行生活無用的旅行史,一向是我很關注的部分。


photo by Cathy Tsai

西方近代的植物學的發展,係為當時仍不被世人所認識的植物們,從其外貌、特徵,賦予學名,進一步加以分類、解釋,並從事研究,背後反映的是複雜的宗教、哲學意義,與現代知識探求得現實意識。而日本在近世以降,開始通過蘭學與洋學,接觸並學習西方的植物/博物學系統,開國之後,外國人漸次能進入奧地旅行,並從事植物採集。

筆者曾在日旅史系列文章裡,提到的幾位旅人,像是英國公使薩道義、旅行家伊莎貝拉博兒,或多或少都有在日旅途中,從事植物觀察與採集的活動。通過外人來日踏查採集所建立的植物學知識,並介紹給西方世界,使日本的植物知識較為容易成為世界植物學系譜的一部分。不過,可以說近代以降日本的植物研究成果,幾乎出自外國人,而非本國人。

此後,日本大力培養本國的植物研究人才與機構,背後有奪還植物學研究之話語權的重要意義。隨著台灣進入日治時代,總督府基於政經統治的需要,展開一系列科學調查,包括進入高山探險採集植物之旅,與上述的知識權力的歷史脈絡有關。

於是,帝國統治台灣未幾,隨即在1896與1898年,動員地質、博物、氣候、人類學等專門研究學者,先後進行了三次的玉山的探勘,每次上山的人數,少則20人,多則4、50人。此外,玉山在1897年,由天皇賜名為「新高山」。

這樣的大隊人馬進行登山的模式,除了各類知識能相互提供對照、印證之外,當時登山成本與風險高昂,需要仰賴各項機制確保安全、行旅動線無礙,例如原住民作為嚮導,警察單位的協力、挑夫搬運行李與動植物標本等,探勘新高山的冒險之旅,就此揭開序幕。

川上龍彌 photo by Cathy Tsai

時序進入20世紀初,人類學家鳥居龍藏與森丑之助,與植物學家川上瀧彌,也陸續加入了探勘新高山的行列。

現今我們很難想像當時進入新高山從事踏查旅行,需要配備通譯、測候、製圖、日誌紀錄、造屋架橋人員與護衛兵等人力隨行,甚至醫師與牧師也加入旅途,以備生死之需的場景,但那就是世紀之交,山旅探險的真實樣貌。


1920年代以前,探勘新高山的日本人,透過清代官僚的詩文、西方人的書寫,還有套用富士山的意象,來作為認識新高山的先行資訊與腦補。但是隨著探勘的進行,才發現新高山並非他們原本所能想像。

首先,新高山的連峰,常讓日人登上以為是主峰的頂端,才發現並非新高山真正的主峰。重點是新高山的峰與峰之間,有極高的相似度,使新高山的探勘過程中,往往帶有山況難以捉摸,進而懷疑人生的情緒。

其次,帶著對富士山的既定印象,期待在新高山的踏查過程中,能看到類似富士山樣貌的事物,但新高山畢竟不是富士山,對早期入山探險的日人來說,富士山的意象難以概括比擬新高山,情感上難免有著苦痛與掙扎。

例如1900年,鳥居龍藏在踏查高山部落之際,對於自身要登頂的新高山峰,究竟是否為主峰,就曾有很強烈的不確定感。最後,動用(ㄑㄧㄤˊㄆㄛˋ)鄒族原住民協助,進入布農族地域的情況下,鳥居才成功登上新高山主峰。

鳥居龍藏在抵達新高山主峰之後,留下了當時登頂時攜帶的水壺並裝進郵票,並留下字條,希望日後登頂的後繼者,利用壺中的郵票寄信給他。1905年,在總督府主導之下的科學調查團隊,亦成功前往新高山主峰,找到了鳥居留下的物品。調查成員之一的川上瀧彌,果真以壺中的郵票寄信給鳥居,令他驚喜萬分。

鳥居龍藏 via wikimedia

雖然在鳥居之前的踏查隊伍,未能尋得主峰登頂,從今日的眼光來看,難免被視為「敗者」,但若從19世紀末的登山條件來看,有許多當時科學發展難以精確掌握的變數,加以天候變幻莫測,雲霧繚繞,人或因高山反應症狀,意識模糊,無藥物緩解,而多有誤判的情況。

儘管在1900年以前的新高山探勘,探尋主峰的活動其實是不成功的,但仍有不少植物採集上的新發現。例如1896年,發現了台灣特有的高山植物,也就是紅檜。而隨著時序的推移,山旅過程中的植物採集與研究,也逐步累積成果,最終隨著教育的普及,成為我們日常生活中,看圖即能分辨的植物基礎知識。


日本人在新高山的探險之旅中,除了各種科學的探勘之外,對於如何將新高山表現、描述為一座有獨立形象的山群,經歷過一段痛苦的摸索與詮釋,這也是建構新高山,也就是現今玉山認識的一部分。

通過日治時期的山旅探險調查,所累積下來的高山植物知識,隨著整個東亞的植物知識譜系越來越豐富,經歷不斷修正、驗證與確認的過程,去蕪存菁。當時的山旅踏查,是理解台灣高山植物的重要途徑,也是其知識型貌建構的基礎,這個過程,經歷重重困難,但往往不被現今大眾所了解。

儘管日治台灣高山探險之旅的植物採集與研究,有當時秉持的科學方法,但其調查旅行的視線,無疑是殖民的與帝國的,是帝國日本理解台灣的一種統治技術,試圖通過對殖民地有系統的調查,建構起符合其統治權力的知識譜系,高山植物的探險旅行,就是其中的一片拼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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