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疫情筆記 20210519 台灣社會「特殊性」的意識形態

近日看台灣的新聞和相關臉書，都有種坐時光機之感，路上空無一人，醫護人員手持鼓勵標語自拍，出入公共場所要刷QR碼，分享在家不出門時應該幹嘛，這都是去年世界各國經歷過的事。

當然每個人的生活經驗都是特殊的，其他場域的人也不必特別跑去台灣人面前說“哎呀這些我們都經歷過了啦”。

但從群體社會的角度來看，這次疫情爆發，可說是對台灣社會“特殊性”(particularism)意識形態的巨大撞擊。

因為與中國的歷史糾結，台灣的國際處境特殊，在多數的台灣人心中，這種因歷史而產生的特殊性其實是負面的，所以有許多人會說希望台灣是一個“正常”國家，“正常”，就是去除特殊性之意。

然而在過去一年多，因為防疫的成功，這種特殊性突然逆轉成一種正面的事，在全世界被疫情肆虐之際，台灣幾乎不受任何的影響，台灣社會的主流輿論認為台灣是特殊自外於世界的，(其實和台灣一樣有島國地理優勢的澳洲和紐西蘭情況也是類似)，主流媒體開始彰顯這個特殊性的正面，(得到國際認可，外國人來台覺得好棒，全世界看台灣的職業運動等)，彷彿過去一年多這種特殊性的正面，可以將歷史的特殊性的負面撫平，任何對這種特殊性的挑戰，(如要求全面普篩之類)，都會受到強烈的抨擊。吊詭的是，這種特殊性的優越意識，不只是疫情一開始對中國時存在而已，雖然台灣的實質獨立其實是靠西方特別是美國的武力維持，但台灣社會也會對西方展現優越意識，(包括Taiwan can help)，這可以說是一種後殖民或被殖民者的情結。

但也因為這種特殊性的正面，讓台灣社會對疫情的理解與世界出現巨大落差，一年多的戰備時間，只換來不到0.5%的疫苗接種率，全世界倒數，一直到一個星期之前，台灣的主流民意都還是認為自己可以在不被感染也不用打疫苗的情況下撐到疫情結束，政治人物藝人職業球員甚至醫生公開說自己不會去打疫苗，網路也充斥“疫苗讓給其他國家的人打，台灣人不需要的言論”。

在近日疫情爆發以後，網上出現“看好了世界，台灣人只示範一次，在兩個星期內解除三級”，“自動封城是台灣奇蹟”的言論，其實也是害怕失去這種特殊性的焦慮。

法國非裔馬克思和泛非洲主義者法蘭茲·法農曾說，民族主義精英的所謂國家文化不過是特殊性的堆疊，(大意，他的原文很長)。這種特殊性的意識形態無論是在文學藝術上，或是政治民粹上，如果走到極端，其實很容易成為極端民族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溫床。

台灣人常視自身(受到中國的)壓迫經驗為台灣獨有，但其實若比較以巴，庫德族，香港，甚至歷史上華人在馬印，黑人在美國的壓迫經驗，台灣的處境並不是最糟。相反地，在過去一年多的防疫成功經驗，所謂“正常”的生活，在全世界也不是台灣獨有。

民族主義者常彰顯壓迫經驗的特殊性，來凝聚團結意識，這其實並不困難，從中國的小粉紅，泰國的“國恥”論，馬來西亞的馬來右翼，到新加坡人民行動黨，都會向群眾強調，自身的壓迫經驗很特殊，自身面對外力的“巨大威脅”。

但若縱觀世界上的每個個人，有多少人是活在這個世界上，而沒有壓迫經歷的呢。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作為一個道德普世主義(Universalism)者，我覺得疫情爆發若能讓台灣社會少些特殊性，多些普世性，對於台灣久遠的未來是好事，也是不幸中一個正面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