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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我活著，我就要成為記錄者。」——筆訪《故城故事》作者王璞
文｜王璞
生於香港，長於中國的作家王璞，在批鬥抄家的陰影下渡過了她的童年，八十年代後到上海攻讀研究所，經歷相信開放的希望年代。中年以後，她回到出生地香港，以「新移民」的身份擔任報社編輯和大學教師。經歷半個世紀的曲折跌宕，近年王璞專注寫作，去年九月，出版了她的回懷錄《故城故事》。書中敘述文革知青一代流轉多地，成長、讀書、謀生的故事，以及在她人生不同階段中的三個故城：長沙、上海、香港的往事。「虛詞」編輯部特意邀請王璞作筆訪，讓她分享撰寫這本回憶錄的心路歷程、年少時的遭遇對她的影響、閱讀和書本在她人生中的意義，以及她如何看待香港這個「故城」。
問：《故城故事》是你個人的回憶錄，你在甚麼時候有了寫回憶錄的想法？你用了多久時間去寫這本書？你在書中描寫的地方，許多今日已不復存在。那些你經歷過的人與事，同樣許多已湮沒無聞。把這些回憶與歷史記載在書中，對你而言為何重要呢？
答：我一向喜歡讀回憶錄，比起正史，個人回憶錄是更加鮮活的歷史。名人回憶錄我固然喜歡讀，小人物的回憶錄我也很喜歡。甚至更喜歡，因為更容易介入。例如我從麥克阿瑟《老兵不死》（Old Soldiers Never Die）中所了解的二戰，跟我從羅伯特·萊基《把鋼盔當枕頭》(Helmet For My Pillow)中了解的二戰是不同的，相較之下，後者更令我觸目驚心。我是在讀了許多本小人物回憶錄之後萌生寫回憶錄之念的。因為我也是個小人物。我要努力寫出我曾經歷過的人事，我想，那至少也是一塊小小的歷史碎片吧，而歷史，不就是由這樣一塊塊碎片組成的嗎？
我便開始一篇篇地寫，陸陸續續寫了總有上十年吧。其間不斷地修改增刪。
問：對於寫作自己的回憶錄，當中的往事發生的年代久遠，但老師寫來仍然細緻動人、栩栩如生，請問你是如何將紀憶封存、還原的呢？例如你本身是否有寫日記的習慣，又或者從舊書信、相片中尋找記憶的碎片？你提及本書陸續寫了十年之久，當中有否甚麼經歷一些困難或者障礙呢？
答：我記憶力一向不錯，尤對數字和圖像敏感。我一直記流水賬式日記。寫作時間拖得久，一是因為不時要被其他寫作打斷，二是想寫得更嚴謹更精緻，不想草草下台。
問：在書中的長沙往事，有不少章節談及你在年少時經歷文革的遭遇，例如在<五星花園>中，那些原是天真快樂的女孩，文革中卻發生突變。作為沒有經歷文革的一代，很難想像她們往後的變化。你怎樣理解她們的轉變，為甚麼會出現這種人性的扭曲呢？
答：這問題很複雜，恐怕在這麼短的篇幅中講不清楚。我只能說，那就是我們當時的現實，那時當局大力推行所謂的「階級路線」，把人分成革命者和被革命者。被革命者便是牛鬼蛇神，失去一切人權。那是非常反人性、反社會、反人類的一種狀況。德國作家安娜·西格斯有一篇小說<已故少女們的郊遊>(The Excursion of the Dead Girls)，寫的是相似的主題，她寫的是納粹政權對人性的扭曲和撕裂。我是文革中從地下渠道讀到這篇小說的，非常震撼。受影響很深。
問：你的童年在文革中渡過，你在書中開首亦提及，抄家的聲音即使在多年以後也想讓你在噩夢中驚醒。文革的經歷有沒有影響你往後的創作方向和風格呢？
答：是的，文革經歷對我的創作有極大影響。記得當時發生校園武鬥，目睹老師和同學成為犧牲者時，就有好友對我說：將來有一天，我們之中會有人把這一切記下來的吧？我當時沒有回應，心裏卻下定了決心：會的，只要我活著，我就要成為記錄者。
問：你在《故城故事》中描述了眾多故事，而貫穿全書的，是你不論在多麼艱苦、封閉的環境之中，都沒有放棄對書本、文字的渴求。在困難的時代裡，書本對你來說有甚麼意義呢？閱讀如何影響，甚至改變了你的生命？最近你看過的書中，有甚麼值得推介的作品呢？
答：閱讀是那個黑暗時代唯一的光亮，讓我們得以窺見外部世界，最主要的是，得以判斷我們自己在歷史長河中的位置。我們看到，我們的處境雖然荒謬，但並不絕倫。人類歷史上曾經有過比這更荒誕野蠻的時期，但都過去了。我們所能作的，就是盡一己之力，讓知識改造無知，讓文明戰勝野蠻，讓所有的暴政和暴君失去滋生的土壤。
我現在仍然天天讀書，無論多忙也會至少閱讀兩小時，主要是讀電子書。不斷發現好作家好作品，恐難在此一一細數。有不少好書我寫了讀書筆記貼在Facebook 上。
問：你的童年成長於長沙，經歷過刻苦、艱辛的饑荒及文革時期，後來到上海攻讀研究生，中年後移居香港作為「新移民」奮鬥上進，不同的社會環境與時代氛圍，會否對你的價值觀帶來衝擊？由純樸、困乏的生活，到認識各種新鮮的潮流、打扮以至思想，對你造成了甚麼轉變？
答：當然有很大衝擊。好在之前已通過閱讀對新的社會環境和社會制度有一定的了解，大陸在八十年代也逐步改革開放，所以來到香港很快就適應了，並感覺如魚得水，尤其是思想理念上和人際關係上。記得剛到嶺南大學任教，向系主任陳炳良教授請教如何備課，問他有無限制和禁區。他說：「甚麼限制都無，你只管自編自導自演。」接著更解釋道：「陳寅恪先生說：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這就是我們大學教育的宗旨。」那時候我們在教學中的確都是這樣作的。
至於人際關係，我從未感覺在這異地他鄕遭受歧視。來港沒幾天我就到報社作編輯。不僅粵語一句不懂，報紙業務也一竅不通。同事們都盡力幫我，記得那時還由字房版房排字排版。每逢字房版房有問題找我去，我頂頭上司梁小中先生總是派一位懂國語的同事陪我去充當翻譯。有次我在超市不見了手袋，回公司一講，大家馬上就分頭打電話幫我報警掛失，還紛紛拿錢給我讓我先用著，梁先生並安排我第二天放假，去入境處辦理身份證。我覺得香港人真友善真單純。
問：你在書中提及自己本身在香港出生，但不久後便隨家人遷回大陸。直到80年代後期才再次來到香港。為甚麼當年的你會選擇移居香港呢？當時香港帶給你甚麼印象和感覺？相比起你在書中寫的另外兩個「故城」，香港有甚麼獨特的氣質令你難忘呢？
答：當時我已經在深圳工作了。一九八九年我工作的那間出版社停業整頓，我便拿出生紙過羅湖橋來到香港，本來是過來拿到香港身份證就走的。不料那年政策變了，拿了香港身份證就必須放棄大陸身份證。我這才在香港呆了下來。
我很快就喜歡上了香港，除了飲食習慣，香港的一切我都喜歡：地理環境和人文環境。相對於長沙、上海、還有我也曾生活了六年的北京，那時的香港最令我著迷的是她的開放和自由。在這裡我不僅身體上得到行走全世界的自由，還讀到了許多從前讀不到的書，看到了四面八方各種各樣的信息，精神上獲得空前的解放。
問：你在《故城故事》中，每一節都有寫到食物，將回憶中的各種酸甜苦辣盡寫在書中。為甚麼你對描寫食物如此情有獨鍾呢？文革中成長的「知青」要上山下鄉，但你是如何學到一手好廚藝的？
答：每一節都寫到食物其實是無意識的，編輯們和評論者提出我才感覺到：哦，真是這樣呀！這大概是因為我成長於一個食物匱乏的時空中，對食物的感覺比較敏感。還有就是我對烹調比較愛好。不過在大陸時我並無任何廚藝可言。是到了香港，物質豐富以後，我才喜歡呼朋喚友來家聚宴的。尤其是成為自由寫作人以後，時間充裕了，才更加熱心烹調。
問：對於食物、景象以及人物，你在書中的描寫同樣細膩動人、生動有趣，有沒有一些心得或技巧可以跟讀者分享呢？
答：關於寫作，我已有過一兩本書談及，《怎樣寫小說》《散文十二講》等；關於烹調，我也零散寫過一些短文，還準備再寫一些，希望將來能夠結集出版。
問：你在香港、大陸兩地均曾定居以及寫作，你認為兩地的寫作風氣、文學特質與風格方面有甚麼差異呢？對你來說在不同的地方寫作，會有甚麼分別嗎？
答：這個問題比較敏感，不太好回答。我只能說，身為寫作人，當初我之所以選擇移居香港，是奔著這裡比較開放自由而來。現在看來，兩邊的寫作環境已無多少分別。香港只是上網查資料更方便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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