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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用科學「逼針」,真的大丈夫?

自9月開始,澳門政府接連發佈新的新冠疫苗接種政策...雖然當局一再否認,但接連出台的政策,讓市民不禁懷疑政府是否要強行「逼針」?

自9月開始,澳門政府接連發佈新的新冠疫苗接種政策。先是9月14日要求公務員自27日開始「必須出示已接種新冠疫苗的證明,否則要有7天內有效的新冠病毒酸陰性報告」。

9月29日的新聞發佈會上,特首賀一誠更是公開表示澳門現時的疫苗接種率只有51%,是全中國最低,在沒有達到最低8成接種率前,沒有「底氣」和內地協商重新開通來澳門的旅行團或旅遊電子簽證。

隨後10月1日澳門教青局要求自10月25日開始「各高等院校教職員及大學生、非高等教育教職員進入學校須出示至少已接種一劑新冠疫苗的證明,或出示七天內陰性核酸檢測證明」。

雖然有關當局一再否認,但接連出台的政策,讓澳門市民不禁懷疑政府是否要強行「逼針」?

結果不少澳門市民的選擇是:不打(Image: HK01)

科學地說,自2020年1月至今,新冠病毒除了重創澳門的經濟之外,使不少人的生計受影響外,也使澳門市民的生活處於一種「不正常的」的狀態。而要結束上述的狀態,接種疫苗是目前所知最有效的方法。接種疫苗並不會完全對新冠病毒免疫,但能有效降低傳播和重症死亡的風險,這樣就為逐漸回覆到正常生活創造了條件。

現在的問題是,澳門幾乎是世界上本土病例最少、最安全的地方,同時又不是一個國際聯繫多或重要的樞紐城市,如何讓市民願意打疫苗呢?科學傳播的研究或許能提供一些啓發。

科學家與普通人的張力

Durant在1999的文章「Participatory Technology Assessment and the Democratic Model of the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裏就指出,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科學和民主,或者說科學家和普通人之間,產生了一種潛在的張力。

一方面,越來越多普通人無法理解的新技術誕生和被應用到日常生活中,很自然的賦予了掌握科學知識更懂行的科學家更大的話語權。另一方面,假如上述的情況出現的話,又違反了個體社會偏好應該平等的民主基本原則。

那怎麼辦?

第一個解決辦法是給予普通市民更多的科學知識,希望隨著科學知識的增加,他們的政策立場會和科學家趨向一致,這種方法被稱為「綫性模型」(deficit model)。澳門政府現在使用的就是這種思路,效果如何,相信各位澳門市民都看到。「deficit model」現場效果不好的原因很多,例如不是所有人都願意花時間和精力了解科學知識,人性本能害怕風險,但普通人對風險的理解和科學家眼中的風險可能是兩回事。

第二種方法叫「民主模型」(democratic model),它承認普通人的世界就是和科學家不一樣,因此在應用科學技術時,普通人作為利益相關者應該能參與到決策的過程中,這樣才較可能換取他們的認同。開放決策的過程也意味著普通人能對決策者進行問責。

澳門目前的政策取向不太可能改為「democratic model」,但「deficit model」效果又不好,怎麼辦呢?

因為8、9月分別兩次的疑似社區感染個案,在68萬人口的澳門已先後兩次實行全民核酸檢測,但每次都對經濟造成直接衝擊(Image: 新華網)

可能的做法

其實澳門政府作為一個非常有錢的政府,本來是有很多政策工具可以用來激勵疫苗接種率,例如已經接種兩針的市民可以較快得到個人薪俸稅的退稅、現金分享,甚至政府可以動用公共財政給所有澳門市民買保險,考慮到現在經濟情況不好,市民想必也會希望手中的現金流多一點。

沒想到的是澳門政府居然選擇走不解風情的「鋼鐡直男」路綫,一開始就來硬的,把一手好牌打成爛牌,也是件不容易的事情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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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個社會科學和歷史背景的作者,嘗試訴說一座名叫「澳門」的看不見的城市。它的故事不止關乎自身,也關乎背後的帝國和邊陲。 👇我們的故事|Podcast|免費電子報|Patreon https://linktr.ee/macaology_emp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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