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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菲傭笨死了!」:研究告訴你為何澳門僱主總是不滿外籍家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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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天中午走進茶餐廳,旁邊某菲律賓籍家傭正在餵僱主小孩吃午飯,但盯著手機的小孩死活不吃。聽到店家在旁與侍應用粵語說:「又是手機兒童,她們(菲傭)都這樣照顧。」
作者:廖志輝(澳門學16號創辦人)

某天走進茶餐廳,旁邊某菲律賓籍家傭正在餵僱主小孩吃午飯,但盯著手機的小孩死活不吃。聽到店家在旁與侍應用粵語說:「又是手機兒童,她們(菲傭)都這樣照顧。」

不久又進來一位中年女士,坐下劈頭就說:「我趕時間你們有什麼最快可吃?」接著又拿起手機講起廣式英文:「為何你每次都不交代?我回家想吃午飯結果你不在…即使你要和公公出去也要和我說聲啊!...that is your obligation!」。我眼角剛好看到那菲傭在斜視偷看,湯匙停在小孩嘴巴前。

畫面瞬間定格,但這種情節大概在澳門每天上演。

根據勞工局數字,澳門外籍家傭(以下簡稱「外傭」)已由2002年賭權開放時的4800人,五倍增長至2016年的2.5萬,2020年更有超過2.9萬個家庭聘用至少一位外傭,這在住戶只有十多萬的澳門並非小數目。而外傭國籍頭三位分別是菲律賓、越南與印尼。

賭權開放讓本地家庭收入快速成長,但賭場輪班工作卻也搞得雙薪父母焦頭爛額,便宜的東南亞外傭儼如救星。學術點說,外傭的到來至少解放了本地女性職涯發展。

某程度可以說,外籍家傭對澳門的經濟成長也有貢獻。然而事實是近年澳門外傭的最低工資較香港和台灣都要低,分別是$320(澳門), $542(香港), 和 $551(台灣) 。(Image: Getty)

但針對外傭的刻板印象、女僱主與外傭的矛盾劇場為何仍根深柢固不斷上演?在澳門這個四成勞動力依靠移工的地方,外僱權益是個連民主派都不敢碰的燙手山芋。這時候最適合學者進場。

澳門大學傳播系教授史唯,曾在2017年發表關於澳門外籍家傭的研究,透過大量與外傭和本地僱主的深度訪談,揭露為何外傭在澳門會成為研究所說的「令人恐懼的低等他者」(feared and inferior “other”),以及當中的各種愛恨糾纏。

被入侵的避風港

很多時候,刻板印象的產生並非毫無道理。

其中一位聘用外傭的受訪者崔女士,每隔一段時間就要更換貴重財物在家裡的收藏位置,她的恐懼源自一次朋友經驗:話說那同樣聘請外傭的朋友在某次送外傭到機場回國時,外傭突然要求回家取回一個忘記帶上的蛋糕,卻因起飛時間不足作罷,然而當朋友回家後,竟發現外傭的蛋糕藏了自己遺失已久的手錶與珠寶。

從此崔女士也對自家外傭起了疑心。

研究者認為,對本地家庭來說聘請外傭遠不只是聘請,而是邀請一個異國陌生人進入自己「最親切的避風港(家庭)」。因為除了外僱姓名,僱主很難獲得更多關於外傭財務狀況、感情狀態和原生家庭構成等資料。

對僱主來說,雖然外僱的到來確實減輕家務負擔,卻也代表家庭不再完整與安心。

這種既需要又怕被傷害的心理,往往驅使本地僱主(特別是女主人)想要重新確立家庭地位與邊界。例如安裝攝影鏡頭監控外傭活動,或規定各種外傭不能進入的物理空間(如主人房)。

不但如此,對外來者的懼怕,又與更大的社會對外勞的集體恐懼交集而被放大。

澳門社會一直存在反外勞情緒。從近期防疫政策針對外僱的疑似歧視、到民間長年的反外勞抗議,在本地人眼中,包括外籍家傭在內的外勞/移工既搶本地人飯碗,也是造成醫療與交通等社會資源負擔、影響生活質素的元兇。

來自某篇本地新聞的網民回應,先不說有否實際數據證明鹹豬手的大多為外僱,網民的言論是充份反應澳門的反外勞情緒,髒話也相當到位...(Source:澳門日報)

當這種更大的社會情緒滲入家庭,戰場便由外部延伸進內部。用作者的話來說,這是一個藉由恐懼情緒打造的澳門人身份認同:因為「他們 =外傭/外僱」是來搶奪「我們=澳門人」的資源。上段提到僱主在家裡重新劃定外傭的可移動界線,便也是一種區分自己人與外人的體現。

但除了這種物理限制,更嚴重的是藉由語言來貶低外傭這個「他者」。不少受訪僱主便提出他們認為外傭是如何「未開化」(uncivilized)與「噁心」(disgust)。 

某位受訪陳小姐直言,她解僱之前菲律賓外傭的理由,是該外傭不懂煮中國菜和坐月子要吃的食物,形容「外傭煮的菜食都相當噁心,不是太冷就是太水」。

另一位受訪趙小姐,則批評她的外傭縱使擁有大學學歷,卻連最簡單的衛生常識也沒有,竟沒有將外傭自己的杯子和餐具與趙小姐家人的分開清洗,這樣的舉動讓她非常憤怒與感到噁心。

在受訪者對外傭的批評中,「簡單」與「噁心」這樣的形容詞經常出現,彷彿來自外地的傭人天生就要懂得所有本地華人習慣,別國的煮食文化則被貶低為噁心,而外傭杯子要與本地人分開清潔的這個要求,無寧隱含著某程度的歧視。

然而被歧視的外傭是否全無反擊之力?電影裡需要絕對弱者來渲染劇情,現實世界卻並非如此運作,本地僱主可以利用行動和語言來規訓與貶低外來者,機智的外傭卻也可利用同樣招數作反擊。

來自弱者的「噁心」

印尼家傭Sitizulaikah早受不了僱主婆婆的百般刁難,她認為婆婆經常雞蛋裡挑骨頭,幾乎對自己做的任何事情都不滿意。慢慢地,Sitizulaikah只要聽到婆婆聲音就感到噁心,但她從未回嘴,而是選擇變得「麻木」 (numbness),讓婆婆的話「左耳入、右耳出」,她發覺這樣能讓自己舒服一點。

菲律賓家傭Judy的「噁心」來得更直接。她無法忍受幫僱主洗內褲這檔事,用她的話來說,很難想像平常光鮮亮麗的Sir和Mom,可以容許自己的私人衣物向外人展露,當她每次想起內衣褲上的污漬,食慾便完全消失。

雖然Sitizulaikah和Judy沒有向僱主表達不滿,但研究者認為她們在受訪時展現對僱主的「噁心」與「麻目」情緒,其實是某種自我防衛機制,如此來保有自己在異鄉僅存的自尊。雖然這種情緒表達對現實狀況改變不大,但至少能讓她們繼續活下去。

如專研權力關係的學者傅柯(Foucault)所說,「哪裡有權力,哪裡就有抵抗,」但處於不利位置的弱者反抗往往並不明目張膽,而更多是讓困難的處境「過得去」,不求互相毀滅,只求事情不要惡化。

根據研究者訪談,除了情緒上的反擊,另一種反擊是假日時與其他外傭討論僱主八卦與嘲笑他/她們的破英文。

當然,也有經驗老到的外傭,捉住一次機會來擺脫自身困境。

印尼外傭Echa因為要照顧僱主的新生兒,每天只有4到5小時的睡眠時間,這樣的疲勞狀態讓她必須長期服用維他命,但僱主卻常在她精神不振時責罵其「愚蠢」。某次她受不了責罵而向僱主請辭,正在責罵的僱主卻立即閉嘴。

這一瞬間,她感受到僱主的恐懼,明白到僱主實際在害怕她的離職,自此每當僱主做出任何人格侮辱時,Echa更敢表達不滿,愚蠢一詞也再未出現。

權力天秤被扭轉了嗎?並沒有,但聰明的弱者把嚴重傾斜的天秤拉回了一點。

Echa向研究者坦言:「我其實並非真要離開,試想想每天工作16小時又那有時間找其他工作呢?」。

真實的權力關係往往是互動過程,當中是持續的談判與交勁,弱者並非全然處於下風,而可以是透過更婉轉的做法爭取空間,在這些故事中,這樣的空間是尊嚴得以保存,在其他故事中,則可以是實際的福利與加薪。

結語:「又係外勞!又係外勞?!」

心理學有個概念叫「確認偏誤」(Confirmation bias),指人們會主動搜索相關證據來強化自己的既定立場。簡單來說,你先天地認為外傭是來搶飯碗,她/他的所有行為在你眼中自然「篤眼篤鼻」(特別礙眼)。

本文介紹的研究便說明部份澳門人針對外傭的歧視心理是如何形成,它既有可以理解的部份(家庭被入侵的心理),也受更大社會情緒的影響(反外勞)。但更難得的是,研究亦同時展現了這些每天一起生活的異國陌生人,是如何施以各種沉默抵抗。

社會矛盾往往沒有絕對黑白,而如果要讓這些問題往好的方向走,關鍵一步或許是先理解雙方行為背後的理據。

#文章編數:6️⃣4️⃣

#Cover Photo: 論盡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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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帝國邊陲講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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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個社會科學和歷史背景的作者,嘗試訴說一座名叫「澳門」的看不見的城市。它的故事不止關乎自身,也關乎背後的帝國和邊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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