勉励自由一杯酒

1.

最近看得最愉悦的电影是1924年上映的福尔摩斯二世 ，巴斯特·基顿的集大成之作，短短的45分钟花样百出，双线推进的剧情堪称机巧，放到现在也不过时，更不用说是百年前，动作场面更是奇思妙想。

基顿与卓别林齐名，都是默片时代的喜剧之王，相比卓别林的讽刺性，基顿更以面无表情的创意动作场面著称。如果用一句话介绍他：基顿是成龙式动作喜剧的最早形态。

但基顿有他无法被人模仿的魅力，在福尔摩斯二世 里，基顿和警察同骑一辆摩托车，结果刚出发警察就掉下车去，摩托无人驾驶一路加速穿行。这段假如给成龙拍，那一定是跳上跳下玩花活，最后把摩托刹住；基顿不是这样，他全程都浑然不觉警察已经不在，一直在和空气说话，面无表情地坐在摩托上，与人群、火车、河流擦肩而过。

在这样惊险又谐趣的段落里，基顿沉默地搞笑，他看起来如此憨拙，透露出静谧的孤独况味，这是天才演员的光华，相隔百年依旧难以忽视。

2.

顺着动作喜剧，还看了倭寇的踪迹 ，徐浩峰新开武侠一派，一板一眼都严谨考究，从香港武行的动作设计中跳出来，疯狂抖冷段子，又难掩其暗喻指涉，新疆舞女轻盈地游走全片，非常热闹可爱，比之后的师父 更有徐浩峰本人的趣味。

同样有所指涉的还有潜伏 ，这部2009年大热的国产剧我一直没看过，最近正好有高清的资源就下载来看了。潜伏 的叙事效率之高是非常罕见的，即便是今天的日韩剧集，也绝少达到这样的水准，更不要那些放到今日是触目惊心尺度的台词。

看剧的时候总是感慨，国民党因为多方角力导致权力分散，对自己人常是高举轻放，吴站长作为国民党中层，对余则成的维护放到49年后的我党是绝不会发生的。余则成要是建国后留在大陆，那百分百要被批斗清算，连带翠萍一起游街。

相比反动派的人情味，在余则成要放资产阶级兼汉奸家的小姐晚秋一条生路的时候，我党的地下战线老同志急得跳脚：为保万无一失，咱们应该杀了她啊！为什么要冒这种风险？

余则成答：我问你，我们刚刚参加革命的时候跟晚秋一样年轻，那时候我们知道中国的未来是什么吗？不知道，你知道你战死沙场以后坟墓上是鲜花还是狗屎，知道吗？不知道，战士都是百炼成钢，她痛恨这个政府痛恨这个时代，完全有可能成为一名战士，这个险冒得不值得吗？

这段话说得真是理想主义加人道主义满分，但余则成震撼性地撕开了一直在回避的事实：国共两党精英在本质上的相同，国民党人在刚参加革命的时候，也同样是不知道未来的，要是从源头算起，共产主义者有什么先进性可言呢？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你摸到的石头大把我打死，但你并不比我高贵。这样大逆不道的话语，丝毫没有体现出我党的先进性，顺便还黑了一把地下战线同志的冷酷，这是什么居心？

余则成作为主角，在全剧享有最大最圆的理想主义者光环，对党忠诚到党要他撤退都不接受，必须要自行走钢丝完成最后的任务。除了这种bug级存在，全剧第二的理想主义者，竟然是国民党的李涯。

这种打入我党做特务被发现、一生致力于残杀我党的人渣，他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心性之坚、毅力之韧、理想之纯，让人除了同情只有一声叹息。

阻碍他实现党国复兴理想的吴站长，实是意兴阑珊的李涯中老年版：则成啊，天津的得失在什么，在几个偷偷摸摸的军官吗？在几个偷鸡摸狗的间谍吗？笑话！那么多重兵把守的大城市丢了，那么多战功卓著的整编军丢了，什么原因？我们还在这搜情报、抓内奸、查帮派，试图保住大天津堡垒，不滑稽么？

这是无限的自嘲，承认自己事业的失败，说到自己的贪污受贿，吴站长又是这样的感慨：凝聚意志，保卫领袖。这八个字我研究了半辈子，总结起来就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这种话是国民党军统少将站长说得，还是我党双规落马大老虎说得，有人分得清吗？“要不是为了那点权力，谁愿意当官啊”的感慨，难道只适用于1948年的国民党官场吗？

潜伏把不同派别、不同出身、不同性格的角色都还原为人，剥去主义的外壳，抛掉胜负的争论，李涯问谢若林：你这么针对余则成是为什么啊？

谢若林答：是为了知道真相的快乐。

谢若林满口都是金条不分高尚龌龊，但他也是有追求的，他无法从这个追求里得到匹配的金钱，甚至为此丢了性命，但还是乐此不疲。某种意义上，他也是理想主义者。

这些都是20世纪理想主义者的故事了，在理想诞生之前，还有侠义故事。三池崇史的十三刺客 上映于2010年，讲得是日本江户时代武士反抗幕府贵族。

主公无德，武士起而杀之，然后被社会所认可，载入史册成为正面案例，这都是封建主义糟粕。新时代的主官无德，有人胆敢反抗，那就是境外势力了。

3.

最近在读两本书，混着读，读到中段意识到这两本真是绝妙对照。

一个革命的幸存者 ，作者曾志是陶铸的夫人，也是原中组部副部长。回忆录讲她从出生到改开。

齐邦媛的巨流河 。她是东北人，父亲是留德留日的高材生，祖父是张作霖手下的高级将领。这样的家世让她得以享受远超同时代人的医疗水平和开阔眼界。

两个人在各自的角度讲述49年前的时光。

曾志是湖南人，1911年生，原名曾昭学，家里只能说是小有积攒，7岁订娃娃亲到长沙的夫家住，读新式小学。长大读女子师范，又进农民运动讲习所，15岁入党退掉娃娃亲，因要争志气，改名曾志。当年遇到共产党员夏明震，结婚。

次年夏明震听闻国民党派兵进攻，决定实行“坚壁清野”，引起农民反对。被暴动的农民和武装分子在胸前刺了三四刀后死亡。曾志告诫自己要克制住感情，未流一滴泪。之后随朱德部队，上井冈山，转战路上与蔡协民产生感情，结婚，时年17岁。同年怀孕，在井冈山艰苦的环境中担任医院总支部书记，在当地农妇的协助下生子。

这一年十一月七日，我临产了。因为是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日，所以我就记住了这个日子。由于是难产，又是第一胎，我足足痛了三天才将孩子生下来。

后方留守处没有人会接生，只好由原宜章农民协会委员长杨子达的爱人来帮忙。她在广东学过几天护士，但她对接生也是一窍不通的。照理生完孩子人很虚弱应该让产妇休息，但她不是这样，而是按着我的肚子使劲地揉，结果肚子里的血水像流水一样哗哗地流出来，我昏死了过去。

幸亏找来中药房的医生。先用勺子撬开我的嘴，用缠着头发的筷子伸到嗓子里搅，用头发刺激喉咙，让我苏醒了过来。然后再用姜汤和乌鸡白凤丸一点点地喂我，使我恢复过来。但由于下面流血不止，半个小时以后，我又昏死过去了。她 们又用老办法让我恢复过来，这样反复折腾好几次，到第二天才平静下来。

有一次我在高烧中，没有奶水，孩子饿得直哭，我勉强爬起来，泡点白糖水喂孩子。结果孩子喝了后哭得更凶，脸色发青。我一尝，原来白糖水泡成盐水，那时孩子生下不到一周，喝盐水会把肠胃烧坏，好在喝得不多，后来再重泡了点糖水喂下，总算停止哭泣。

可是接踵而来的是“产褥热”，持续高烧不退。后来吃了—位中医开的凉药，高烧是压了下来，但身体愈加虚弱，动则冷汗淋淌，双腿麻木沉重，不能下床行走。

齐邦媛1924年生于铁岭，祖上由山西迁东北，父亲齐世英留日留德，回国参加奉系新军，后参与兵谏张作霖，失败后逃亡加入国民党，举家迁往北平。齐邦媛10岁时得肺病，进中德合办西山疗养院治疗，一年后病愈随父亲去南京。

之后一直在南京读书，卢沟桥事变后，13岁的齐邦媛随全家迁汉口。在迁徙路上，妹妹生病。

我扶在妹妹床边睡了一下，突然被姑妈的哭声惊醒；那已经病成皮包骨的小身躯上，小小甜美的脸已全然雪白，妹妹死了。在我倦极人睡之前，她还曾睁开大眼睛说，“姐姐抱抱。”如今却已冰冷。

天主教修女护士过来抚下她的眼皮，对我说，“你的眼泪滴在她脸上，她上不了天堂。”姑妈叫我先到走廊上站一会儿再进去。我再进去时，他们已将那小小的身体包在一床白色的毯子里，把她抱出去。

14岁的元宵节在湖南湘乡度过，齐白石的故乡。

元宵节饭后。有一些人到祠堂外小河边的空地燃起几堆火，几百个人围坐在火边。有人说，现在离家一天比一天远了，日本人占领半个中国，如今仍在追杀不已，哪一天才能回到家乡？一时之间，哭声弥漫河畔，一些较小的女生索性放声号啕。

在这样的哭声中，国文老师郝冷若带着大家唱那首传唱后世的《松花江上》（张寒晖词曲）。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

流浪！流浪！整日价在关内，流浪！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哪年哪月，才能够收回我那无尽的宝藏！

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

此歌写出后，由当时在中山中学教音乐的马白水老师教唱。不久，这首歌从湖南唱到四川，伴着近千个自东北漂流到西南的流亡学生。八年后，同样一群学生又唱着这首歌由西南回到支离破碎的家乡。这时代悲剧下的流亡三部曲，透过一首歌在河岸哭声中唱出了游子的漂流之痛；由抗日到反共，唱遍了万里江山，初来台湾时，仍伴着无数哭声唱了将近十年。

曾志的第一个孩子在出生二十六天送给当地的军人夫妇，24年后才再见。她在身体恢复后随红军向闽西转移，路上被划为“毛派”，和毛泽东一起离开红军开展工作。这段经历在多年后曾志丈夫陶铸被打倒后，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她。

在闽西任团特委书记，和蔡协民同居生活，与毛泽东、贺子珍做邻居。之后调动到厦门从事地下工作。在厦门怀孕生下第二个孩子，母亲寄来四十大洋要帮曾志抚养孩子，曾志拿出二十大洋交给组织作经费。

组织当时急需经费，将19岁的曾志刚出生不久的孩子许诺给当地的一名中医，作价100大洋，在花得差不多之后通知她送出孩子。

原来我们还没有到厦门时，厦门中心市委急需经费，听说我们刚生了孩子，便擅自作出组织决定，已将孩子“送”给个叫叶延环的同志。叶延环的家是有名的中医，而且还暗地里做些大烟生意，比较富裕。他结婚四年、未有生育，很想领养个孩子。党组织已预收一百块大洋，而且已用得差不多了。所以送也得送，不送也得送。

这哪是送？这是卖l

这种事在今天是绝对不能设想的！但是对那时的共产党人来说，革命利益高于一切，除了信仰之外，一切都是可以舍弃的，包括自己的鲜血和生命。

我无可奈何地说：“既然组织上已经决定了，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齐邦媛一家从湖南继续撤退，到桂林过柳州，经川黔路到重庆，上南开中学，当时已算是讲究的学校了，但条件仍然艰苦。

宿舍生活最大的困扰是臭虫。南开中学校舍里臭虫闹得很厉害。我们回家时，行李都不准进屋子，得先放在院子里晒，再把被子拆去洗，若有臭虫就丢掉，有时连书里面也都是臭虫。

为了对付臭虫，每隔几个礼拜，我们三、四个女生就抬着自己的木床床板去男生宿舍旁的蒸汽室，熏床板上的臭虫，多少会把虫子熏挥一些。后来发现没用，因为臭虫已经多到进了地板、天花板，总不能把屋子拆去烫。晚上，宿舍在考试前会晚一两个钟头熄灯，我们挑灯夜战，就会看到那盏没灯罩、直接由电线接上的灯泡上，一串一串臭虫沿着电线爬下来的恐怖情景，就连地板上也有数不清的臭虫从脚旁爬过来。

她还遇到了好朋友。

我们两个来自中国极北端和西南端的女孩，在敌人的轰炸下结成好友，那种真正患难柑共的感觉，是太平岁月中长大的人无法想象的。尤其是夜间空袭时，跑了一半，在急促的紧急警报声中，靠月光找栖身的小沙丘，牵着拉着，互相喊着名字，坐下后听远远近近的炸弹，看三十里外城里的火光，两个十五岁女孩分担着不可解的恐惧。

解除警报时多半已是凌晨两、三点钟。解除警报是长长徐缓的长鸣，好似在长长地吁气，庆幸我们还活着。数百人因为彻夜未眠，跌跌撞撞地往宿舍走，很少人有兴致抬头看刚刚带来死亡威胁的天空。月亮已经落下，星光灿烂，而我那时并不觉得星空美丽。

当然还有学校社团生活。

一九四一年的寒假在大轰炸中度过。开学后，南开合唱团每天抽一小时勤练由李抱忱老师指挥的“千人大合唱”歌曲。三月十二日先在大礼堂唱，后又加一场在重庆市中心被炸毁的废墟上搭棚架（后为精神堡垒广场），全城二十多个合唱团齐聚，同声唱爱国歌曲，希望让全城困顿的同胞听到，让全世界的人听到，让地下的亡魂也听到。

我们唱着：“中国一定强！中国一定强！你看那八百壮士，孤军奋守东战场……”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那一夜，歌声震撼云霄，所有人热血沸腾，眼泪没有干过，高声唱出积压在内心深处国仇家恨的悲愤。李老师多年后回忆当时情况：“我上台指挥时，看见团员后面是日机轰炸后燃烧倒塌的楼房，听见一千人雄壮的大汉天声。”那股歌声的力量，是太平时代的人无法想象的。

后面还有更多神妙的对照，算是同代的两个人对身为中国人的责任的不同认知，对家国的不同理解，49年前已经大相径庭，49年后更是不同。已经引用太多太长，有兴趣可以去找原书来读。

4.

奥斯卡颁奖礼，Rock被Will饱以老拳，因为开玩笑开到他老婆头上。Will的老婆剃光头已经一年，之前还被公众夸赞勇敢，临到现在，开个电影梗就受不了。

只要Will和他老婆不接受，那其他人都没有替will一家慷慨的资格。但是反击的形式那么多，Will在没有被愤怒冲昏头脑的情况下，选了最抓马的那一种，戏精上身，不愧是大演员。Rock没有报警，挨打之后依旧镇定地完成了主持，才是脱口秀宗师风范。

讽刺是文艺创作的利剑，政治正确疯狂加码的美国现在给这把剑加上了重重禁锢，Will算是为取消文化在欧美的盛行做出终极诠释。联想到对JK罗琳的批判，反倒因为中国极右根本不在乎这么极左的思潮，所以做出一点古典主义左派的事情，对她抱以同情。

5.

有一天我梦到了内蒙，阿拉善市区宽阔的街道，沉郁蓝色的低垂天空，远处是雪未消融的贺兰山脉，我晚上一个人在路上走，那是我在那里生活半年多最喜欢做的事情。

醒来之后忽然想起我最后一次去阿拉善，是在2020年4月3日，全国刚刚经过酷烈的封闭，所有人从巨大的创伤中开始看到结束的曙光，各地刚刚开始复工，武汉也即将解封。

4月4日清晨，我被街道的汽笛声吵醒，是清明节，公共哀悼日，纪念在新冠疫情中逝去的人们。就是在阿拉善宽阔的街道上，中蒙的边陲城市，为遥远的同胞而哀悼。一切好像就结束了，我们战胜了疫情，终于要回归到正常的生活中。

之后地广人稀的阿拉善也爆发了一轮全国知名的疫情，西安、厦门、南京到现在的长春、上海，一轮轮反复，回望2020年4月，所有人松一口气的希冀，对未来的期盼，原来只是短暂平静的幻觉。

世界又何尝不是呢？

6.

秋瑾是世所共知的女侠，她为中国女报 写勉女权歌 ，开头一句就是：

吾辈爱自由，勉励自由一杯酒。

今天忽然想听张国荣的梦到内河，想起19年的这篇内河 就是因为听张国荣才取得这个名字，当时忘了配音乐。

逝去的人永远鲜活，活着的人，还要在河流上泅渡。

饮尽一杯自由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