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惠菁

作家。居住在台北。著有散文集《你不相信的事》、《給冥王星》、《比霧更深的地方》,小說集《末日早晨》等。

女性戰地記者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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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私人戰爭》角色原型真實故事,《深入絕境:戰地記者瑪麗.柯爾文的生於死》書介

《深入絕境》的作者琳賽.希爾遜,和瑪麗.柯爾文是同業,也是朋友。就在瑪麗.柯爾文過世前幾天,她們兩人還同在貝魯特,討論著是否要偷渡進入內戰地區。最後作者選擇在貝魯特做完報導,就搭機回倫敦;而瑪麗.柯爾文選擇深入現場。

希爾遜在前言寫了那個命運分歧的時間點,誠實地寫了她內心的掙扎。戰地記者每逢這種時刻總要做的衡量:該冒生命危險嗎?此刻驅動自己的究竟是勇敢,還是逞能?

在這本記者傳記中,就充滿了這樣的掙扎和自我質問。人身脆弱,但是人類又操縱了瘋狂的破壞武力。危險的預感有很多,可能發生的事有很多,然而人會在那一刻當前做出決定:

//那晚,在貝魯特的晚餐時間只有一個話題:是否該找人口販子偷渡我們通過邊界,進入敘利亞和遭到圍攻的霍姆斯鎮。當時是2012年的2月,革命正演變成內戰。希望推翻敘利亞政府的叛軍,正堅守在鄰近霍姆斯的巴巴阿姆爾地區。同一時間,總統巴夏爾.阿薩德的軍隊以火砲猛烈攻擊當地。

我們四人已經在記者生涯中貿過許多次顯。吉姆.穆伊爾從1980年代初便擔任BBC的中東記者,儘管蒙受過綁架的威脅,仍居留黎巴嫩數年之久。尼珥.麥法夸爾童年時在利比亞長大,受《紐約時報》派駐中東。我曾報導過盧安達、伊拉克、利比亞和另外十多個國家的衝突事件。此外還有《週日泰晤士報》的瑪麗.柯爾文。她的左眼戴著一只眼罩,那隻眼睛在十年前,被斯里蘭卡政府士兵投擲的一顆手榴彈炸傷,因此失去視力。1999年,配備槍枝和彎刀的民兵進逼東帝汶的聯合國駐區,即便多數其他記者都搭上最後一班飛機離境,瑪麗仍拒絕離去。同一年的冬天,她在俄國人轟炸道路時,於車臣的嚴寒山區瀕臨死亡。她總是一次次更加深入當地,也一次次待得更久。

不僅巴巴姆爾的轟擊毫無間斷,人口販子還可能綁架我們勒索贖金,或轉賣給聖戰士。對我們三人來說,這已經超越所能承受的危險底線,但瑪麗不以為意。「無論如何這就是我們的工作。」她說。於是就這麼決定了。她將進入佔地。

十五個月前,我人在倫敦的聖布里奇教堂,也就是艦隊街上的記者教堂,當時瑪麗在年度禮拜上發表演說,紀念當年喪生的同業。「我們總是必須自問,新聞值得我們承擔多高的風險。」她說。她高高站在讀經臺上,瘦削的身軀罩著一件黑色針織洋裝,眼鏡架在鼻子上,好用她那隻僅存未盲的眼睛讀稿。「什麼是勇敢?而什麼又是逞能?」

當晚在貝魯特的晚餐後,我回到飯店,不安地思考著,究竟是瑪麗魯莽,還是我懦弱。我有不去霍姆斯的理由——我的膝蓋不好,有個編輯認為那趟旅途會太過危險,我還有本書要寫——但那些都只是藉口。瑪麗知道新聞所在,赴湯蹈火也要前往報導。我完成了關於黎巴嫩敘利亞難民的報導後,搭機回到倫敦。瑪麗多花了幾天安排她的行程,接著和攝影師保羅.康羅伊踏上危機四伏的旅程,他們步行、搭乘摩托車和吉普車,甚至一度爬行通過暴雨水溝。

……當週星期六,我讀到她關於「寡婦的地下室」的報導。她奉著著名戰爭記者瑪莎・蓋爾霍恩為楷模,蓋爾霍恩曾經報導過西班牙內戰和諾曼第登陸,而她那篇報導則和蓋爾霍恩的任何一篇戰爭報導一樣強而有力。「這是個飢寒交迫的城市,砲彈的爆炸聲和陣陣砲火轟隆迴響.......冰冷的雨水填滿坑洞,白雪從沒有玻璃的匡物飄進室內。」她寫道:「每個人的嘴上都在問著:『為什麼世界棄我們而去?』」//

幾天後,瑪麗.柯爾文和Chanel 4做了最後一次連線報導,死於政府軍對平民(那個「寡婦的地下室」)的轟炸之中。

女性的戰爭報導,有一個被柯爾文繼承的遺產。在瑪麗.柯爾文之前,有過報導西班牙內戰的瑪莎・蓋爾霍恩(Martha Gelhorn,圖二),二戰中拍攝倫敦大空襲與集中營的李.米勒(Lee Miller,圖三)。尤其瑪莎・蓋爾霍恩,是瑪麗.柯爾文的典範,她身上時時帶著她寫的Faces of War。雖然許多時候,瑪莎・蓋爾霍恩只被稱為海明威的前妻。

在這些遺產傳統之下,但瑪麗.柯爾文是一個我們時代中的人物,見證了二十世紀晚期至二十一世紀初,更頻繁的國際衝突與人道危機的同時代人。她的故事拍成過電影《私人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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