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秋
王立秋

一个没有原创性的人。 In the world of poverty, signlessness is best, in the story of love, tonguelessness is best. From him who has not tasted the secrets, Speaking by way of translation is best. (Jami, Lawa'ih)

齐泽克访谈:我们已经在末日中了

等待末日就是末日的一部分。

我们已在末日中了




斯拉沃热·齐泽克/文

王立秋/译



译自Slavoj Zizek: “Wir sind bereits mitten in der Apokalypse”, Frankfurter Rundschau, 16.06.2023. https://www.fr.de/kultur/gesellschaft/slavoj-zizek-wir-sind-bereits-mitten-in-der-apokalypse-92346380.html。采访者为迈克尔·赫斯(Michael Hesse)。译文仅供学术交流,请勿作其它用途。

斯拉沃热·齐泽克,斯洛文尼亚哲学家哲学家、文化批评家,我们时代最出众的思想家之一。著有《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等。

王立秋,云南弥勒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




齐泽克先生,世界快完蛋了,我们还在只谈不做。我们是不是需要更多美德,才能拯救自然?


卡尔·马克思曾经写过: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但他们还是做了。彼得·斯洛特戴克在《犬儒理性批判》中对此做了一个很好的改写:他们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但他们还是做了。今天,我们正在经历某种恋物癖式的否认:言不由衷地说一些东西。


怎么说呢?


看看威尼斯双年展或卡塞尔文献展上的各种项目吧。我不喜欢它们。你能在那里发现所有种类的政治正确:啊我们反欧洲中心主义,啊我们反殖民主义,啊我们都是资本的奴隶。但这意味着什么呢?没有任何意义,认同的政治/身份和取消文化是排除机制。确切来说,这些双年展恰恰代表着我们今天正在经历的事情,那就是,人们只说不做。我给你举个例子。


请讲。


你知道,我是强迫症的典型。我想避免一些事情,不让它发生。我做过一次精神分析,一共和分析师见了五、六次。我疯狂地说话,表现得极为亢奋,为的只是不给分析师时间向我提出真正的问题。我说话的目的,是为了确保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如果你还记得2021年在格拉斯哥举行的气候变化大会的话,那么你会发现,情况一模一样。说得很厉害,却什么也没变,我们在不做出任何改变的情况下大说特说。甚至最激进的自我批评,也成了一张免费门票:只要你骂自己几句,那你就可以和以前一样该干嘛干嘛。


如果你是对的,那后果将是致命的。


我们正走向一场全球性的灾难。我看到了末日四骑士:AI、移民、全球变暖、战争会带来什么?我的悖论就在于此:面对末日的正确方式不是说我们还有选择,而是把末日当作事实来接受,因为如果我们只是观望、等待的话,那我们就输了。所以,我们应该行动。


听起来很悲观啊。


我在历史中看不到进步。我们不能再随波而流了,我们要踩刹车。达成目标的方式不是反资本主义,但必须有控制,就像在战时资本主义中那样。


受控制的资本主义?大国算是个榜样吗?


不。但你说到了一个深刻触动我的东西。大国在以错误的方式做正确的事情。在一代之后,人们对资本主义的活力充满热情,但(它可能带来的)社会动荡让人望而却步。怎样才能把活力和稳定结合起来呢?二代相信,他找到了答案。但许多人说,他从共走向了法。在二代垂死时,有人问他:你最大的成就是什么?他说,是那个事情,派对必须掌权。他就是这么干的。大国能挺过金融危机因为它不完全民主。五代下,大国变成了新极权主义。但对于问题,他们看得比我们更清楚。今天的主要任务,是以一种非法西斯主义的方式控制资本主义。


关于民主,我比你更乐观。


我不再相信多党制了。我们需要更多的公权力来摆脱气候陷阱。我相信这点。


在历史上,那样的情况更常见,比如说罗伯斯庇尔的“美德的恐怖统治”。


“自由的敌人不配有自由。”对,我很欣赏罗伯斯庇尔。令人惊奇的是,在上断头台两个月前,他就知道自己完蛋了。我最近读到,实际上丹东真像罗伯斯庇尔一直声称的那样被英国佬收买了。这惊到我了。


回到末日。你在你的书中写到,实际的灾难已经发生,那就是我们,人民。海德格尔把人描述为灾难。


不止他,黑格尔也想到了灾难。你得这样想,在猿猴发展的过程中,有什么东西搞错了,这才有了我们。那是一场意外。不过,在这点上,我依然是一名老派的马克思主义者:我认为真正的出路是灾难。对我来说,灾难依然具有某种净化作用,它把我们归零,还原至某种零状态。与其说改变我们的行为,不如说改变我们自身。


所以,行动是必须的?


有时候什么也不做会更好,但有时候,你得用尽全力,这时,小的、精确执行的行动才是最好的。会带来奇迹。把目光转向美国,我欣赏伯尼·桑德斯。他代表包容的观念,他通过自己的政治获得人心。相较之下,取消文化和认同的政治/身份政治在排除人。但我们需要更加激进的措施。看看伊朗,女性的起义,那是个奇迹。那里爆发了某种非常特别的东西。这是真正的女性主义,不是那种使我们极化对立的女性主义。伊朗的例子说明了我们可以做什么。


你在书中不断呼吁要建立全球制度。


我称之为战时共产主义。别误会!我们不需要新的中央委员会。不应该搞鼓励腐败的全球性世界国家,我们需要真正的全球合作。在美加,气温升到了50度以上,不是因为在那里生活的人,而是因为不受这些国家直接影响的,极地漩涡的干扰。我们必须控制市场,就像我们在紧急状态下在其他领域做的那样。在英国,有鉴于该国的医保紧急状况,据说,应该像对待战争一样来应对这个危机。应该使用市场,但要有所管制,在国家的控制下用。


在你的书中,你谈到可能有一个充满恶意的精灵,有一个恶灵一直在欺骗我们。是他通过伪装组织我们行动吗?


对,像笛卡尔在谈到他的根本怀疑的时候说的那样,我怎么知道不是一个恶灵在欺骗我呢?我们在世界上的处境就是这样:我们怀疑大他者、科学、智慧、宗教。我们需要一种象征性的集体自杀。当黑格尔描述主体性最深处的内容的时候,他说到了世界之夜,意思是神秘主义。末日的威胁一直伴随着我们。黑格尔说,精神一开始是在空无之中。我们的理性绝望地试图把握真理之核。黑格尔的推测就是我们的现实。对他来说,是疯狂,在基本的本体论层面上构成了每个人的精神。今天我们到处都可以体验到这样的疯狂。我们必须直面失去理智的危险,跨过零点。我们必须继续走到头,因为为了活下去,我们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迄今为止一直美丽的生活。


政治气候也变了,要贯彻好的气候政策更难了。


我和斯洛特戴克关系不错,我们道不同,但他真不像某些人说的那样是个右翼思想家。几年前他创造了一个奇妙的词:客观的社会民主。在被问到在他看来,二战后的最大成就是什么的时候,他回答说:客观的社会民主。这意味着以某种社会契约的形式确立的成就——社会民主的规范变成了我们宪政现实的一部分,比如说,医保系统或自由教育、福利国家。没人能挣脱它。今天做不到。我记得在瑞典的社会民主党败给奥洛夫·帕尔梅领导的右翼党后的几年里,基本上什么也没变。右翼依然在这条客观的社会民主道路上走,依然采取同样的福利国家政策。民主需要社会契约。问题是,在一个反民主的时代,怎样拯救这些成就。你们危险了。


怎么说呢?


川普说的相当清楚了,要是他输了以后的选举,他是不会认的。他公开使用内战的语言。你还记得布什跟戈尔在弗洛里达州计票后的争端么?当时每个人都接受重新计票后的结果,而在今天,这种情况不再可能了。意识形态家班农想从右翼那边突破美国体制,他把自己描述为今天的列宁。大政治场域中的边界也在变化。莎拉·瓦根克內希特为普京的行动正名,然后,AfD很快就邀请她加入了。如果你认为风马牛不相干的就凑不到一处的话,那你就错了,因为他们就是凑到了一起。不管怎么说,我是不太理解。


真是糟糕的时代。


人们声称自己有权利为了自己祖国所谓的利益而把灵魂卖给恶魔。川普说选举是非法的,我们有权利拯救宪法。如果以后选举的结果不合他的意,他就不想承认。普京也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认为为了赢得战争,必须做好实施暴行的准备。


所以(一切都变了,但)只有末日还在?


我们已经在末日中了。等待末日也是末日的一部分,因为它让我们动弹不得。末日这个术语本身就与启示概念相关。末日会迎来真相,知识中的启示。有些人说,东欧阵营的崩溃是末日,因为现在真相大白了:社会主义行不通,但自由主义可以。在冷战期间,哲学家君特·安德斯在面对核战威胁时谈到光秃秃的末日。和战后不会有新的帝国出现。那是纯粹的毁灭。有的只是我们自己和我们的世界的湮灭。等待我们的不再是福山的信条,历史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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