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智

副業是在香港中文大學教書,主業是玩貓。

我的八個中國

這是一個邀請,我想邀請大家一起書寫你的每個中國體驗。

中國是一個很抽象的故事:文化中國、經濟中國、地理中國、政治中國,各種對中國的理解互相糾纏,而且往往因為一時需要而被挪用錯置。最常見的是把中國作為一個文化虛銜和政治實體作概念偷換,成為情感動員的工具,同時又弄出各種邏輯矛盾和落差。

中國也是一個很實在的故事:每個人都有他們的渴望與焦慮,雖然日常生活中未必會刻意想太多宏大論述,但互相交織中卻成就出真實的中國。這個中國有很多內部差異和內在矛盾,同時又互相關連:北京金融街的中國、深圳城中村的中國,和武漢封城下的中國,雖然都不一樣,卻也在同一個制度之下。

不少中國人每當聽到來自中國大陸以外的批評時會近乎本能反應的說對方「不了解中國」,因此認為這些批評不值一顧。先不說這做法本身不太理性,我總覺得後面那個自以為「了解中國」的假設很危險。中國這麼大,誰有資格能說自己理解呢?不如退一步,大家都來承認自己的認識是片面的。但如果每個人都把自己的一小片拿出來,又說不定可以拼湊出一些甚麼。

拋磚引玉,我會先分享我身為香港人這四十年來的各個中國體驗。


一、鄉土中國

對於父親來說,和很多香港人一樣,能夠來到香港生活,避過了當時中國大陸的劫難,既感幸運,同樣也難免愧疚。⋯⋯許多香港人對鄉下的關懷往往以物質體現,各種金錢爭執自然十分普遍。相對於主旋律當中那些「血脈相連」的情感動員,這些金錢爭執可能才是香港人中國印象的最重要組成部份。

與很多香港人一樣,我的家庭背景和中國大陸分不開。我的父親來自廣東一條農村,因為國共內戰和及後的各種政治動盪,與過百萬的難民一樣南來香港重新開始。我的母親則是地地道道的香港本地人,在漁船上長大。我的成長經歷,有羅湖橋,也有避風塘。

按父親回憶所述,祖上在解放前有田有地,無論經濟和政治條件都很好。同樣原因,來到解放後的各種政治動盪,所受的苦也特別多。文革時期祖母如何被沒天沒夜被批鬥的故事,聽過不少。對於父親來說,和很多香港人一樣,能夠來到香港生活,避過了當時中國大陸的劫難,既感幸運,同樣也難免愧疚。

因此,也和很多香港人一樣,父親一有機會就會想辦法幫助仍在村裡的家人,也會關心村裡的各樣發展。記得我還是小學生的時候,每年都有兩、三次跟父親長途跋涉回鄉祭祖(香港人習慣說返鄉下)。父親會和我說祖上如何算到南雄珠璣巷(廣府民系的發源地),讓我情感上自小便意識到自己和中國相連。當然,這個關聯主要是文化上的。同時期香港正經歷九七前的中英爭拗,政治上當時的中國對我來說就是一群言詞浮誇自大的老男人,難以讓人親近。

相對於抽象的情感紐帶,回鄉祭祖給我更重要的記憶,是那些一同帶上裝滿舊衣雜糧的紅白藍尼龍布袋。當時中國剛剛開放,物資仍然十分短缺,香港人回鄉時會帶上各種生活用品接濟在中國大陸的家屬,過關時還要小心中國大陸關員的敲詐勒索。現今中國已是電器出口大國,當時卻會有香港廠商出產標榜可以同時接收中國大陸和香港訊號制式的電視機,讓香港人帶到中國大陸當禮物送贈。記得有次祖母拿到我們帶上去的白麵包,抱在手上雙眼發光。這些記憶很深刻的讓我記住中國大陸曾經的落後和貧窮,也讓我對能在香港長大感到幸運。

當然,在同一時間,中國大陸的發展十分迅速。最具體的表現,就是回鄉的路逐漸不再那麼遙遠。在我還是小學生的時候,返鄉下最初的意思是再先從家中坐車到羅湖,過關後再從深圳坐火車到廣州,轉夜船到縣城,然後再租車到村裡去,全程最起碼要花兩天兩夜的時間。因為還要上學,有時留一個晚上便又要離開趕回香港。後來香港有快速船直接到縣城,航程只用四到五個小時,那可是飛躍式的進步。後來羅湖有大巴,車程不用四個小時。現在有高鐵了,聽說兩個小時也不用。這些很現實的改變,讓我第一身感受到中國大陸自八十年代起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可以變,成為我視之為理所當然的常識。

不過,每一個的改變,同時也伴隨著更多的不變。正如前面說到,許多香港人對鄉下的關懷往往以物質體現,各種金錢爭執自然十分普遍。相對於主旋律當中那些「血脈相連」的情感動員,這些金錢爭執可能才是香港人中國印象的最重要組成部份。花一筆錢在村裡蓋一座新房子,讓當時還在生的祖母可以住得舒適一點,我當然願意,也是盡孝道。祖母過身後,每隔兩三年便聽到村裡各種總感到有點巧立名目的祭祀或復修祖墳集資邀請,再想到各種鄉土父權關係帶來的家庭問題,則只有越來越感到煩躁。有時我會懷疑,香港人對中國大陸的各種刻板印象,相對於宏大的政治或政治事件,更多是來自這些擴張家庭關係的各種日常糾纏。例如很多香港人會認為中國新富都是財大氣粗和貪得無厭的暴發戶,後面很可能其實是對某位遠房親戚的潛意識投射。


二、古典中國

我們這代香港人就好像電影《男人四十》當中的那位林耀國老師一樣,諗了一輩子的李白、杜甫、蘇東坡,到了三峽大壩完工注水的時候,才發現自己從來沒有真的到過長江。

鄉土中國是我成長過程中和自身關係最密切的一個中國;另一個極端,則是古典中國。這個中國完全存於想像當中,所以絕對美好。

香港中學教育的中文科,現在回想起來,明顯是一個塑造香港人中國想像的工程。中文科課文範本的來源從經典古籍到新文化運動都有,本身就是一部中國文化史。初中時曾經很不喜歡文言文的課文,覺得行文艱澀難懂。當時老師還特別喜歡迫我們背默這些文言文課文,我常常不合格要重默。後來我才發現我得感謝老師,這些橫跨兩千年的課文是人類文明的寶貴遺產,現在就好像是放在我口袋中一樣可以隨時拿出來用,實是幸運無比。在我學會「人文關懷」這四個字前,「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早已朗朗上口。還記得數年前下定決心退掉本來的全職工作,那天從上司的辦公室走回自己的辦公室路上,我還不自覺地哼起「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

中國語文課也成為初中生的我的政治學和哲學入門。《齊桓晉文之事章》的「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讓我第一次思考政權和人民的關係;《論四端》的「無惻隱之心,非人也」讓我第一次思考人和社會的關係;《大同篇》的「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又讓我第一次思考市場以外的經濟模式。當然,這些初中時代的啟蒙在今天看來都是有選擇性的,向我提供的是一個有限的世界觀,最起碼英文科就沒有要我們背默林肯的《蓋茲堡演說》。但僅僅作為一個思考的開端,我想還是很有意義的。

然而隨著年紀越大,對從前書本中和課堂上所得的中華文化,欣賞與批判同樣增加。從前尚有大學預科的時期,還設有中國語文及文化科,所選的篇章現在看來其一同樣是明顯帶有選擇性,其二是恐怕被許多老師所錯誤解讀。例如殷海光的《人生的意義》,我就多次聽過當中「人生的四個層次」被理解為「年輕人不要好高騖遠,要先解決生活問題才去談理想」。後來到我當老師了,帶學生去台北的殷海光故居參觀,館長很熱情的和我說有很多香港人來訪,他猜想和《人生的意義》在香港被用作中學課文有關。接著,他說文章其實是殷海光最後一次公開演講的講稿。當時台灣處於白色恐怖時期,殷海光被國民黨打壓,這次政治大學的演講本來是去不了的,主辦方拿了他的本名殷福生來上報才悄悄通過審查。我想,如果所有香港老師都能以此時代背景出發,學生對這篇文章的理解會變得很不一樣。

要說到誤讀,最有問題的還是中國歷史科。我從初一到初三都有必修的中國歷史,每週兩節,從三皇五帝說到改革開放。近年學界對主流中國歷史論述的批評,這個中國歷史科基本上都犯上。例如歷史都是帝王史,完全成王敗寇,多談領導少談制度,老百姓的生活基本上看不到。歷史人物的評價來來去去都是同一堆主觀的四字成語,最常見的就是「剛愎自用」,但卻甚少有進一步的解釋。所謂的治亂興衰基本上是緊抱中原大一統視角,領土廣闊的朝代的成就會被拔高,其他時代就會被視之為「國土分裂」的例外狀態,這些時期的文化或科學發展都會被忽視。現在想起來,這套由中國歷史科灌輸的歷史觀恐怕甚有「洗腦」之嫌。

九十年代初香港的中國歷史科並不介意談中國近代史,不過有很多細節都沒有展開。例如我很記得課本中有《飛奪瀘定橋》的油畫,當時看得我熱血沸騰,後來才知道這段戰鬥的史實考究存有不少爭議。當時的教科書也很願意講共產中國的問題,例如三面紅旗和大饑荒等。現在想來我甚至有點懷疑當時我讀的那本教科書有點親台,例如會說到國民政府遷台後的發展,好像是三七五減租和十大建設,但印象中卻沒有提過白色恐怖和黨外運動。

我們還是說回古典中國。其實我當時對書本中的美好圖像已有一些懷疑,畢竟中國歷史有很多片段都和古聖賢的理想國度相距甚遠,也有不少故事今天看起來是明顯存有時代背景的差距,解讀時理應保持距離。我還記得當初讀到「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的時候,第一印象是覺得很恐怖。

對於還是中學生的我,即使腦海中浮現過半點的懷疑,固然沒有繼續深究,最重要還是考試過關。到了今天在大學課堂中談到香港的教育制度,翻查相關的學術研究,才知道整個設計背後的政治計算。早於一九二零年代的海員大罷工和省港大罷工,港英政府已意識到中國大陸的政治鬥爭很容易延伸到香港。二次大戰後,這問題隨國共在港的地下組織工作變得更為迫切,雙十暴動和六七暴動都挑戰到港英政府的管治。當時香港人很多都是從中國大陸逃亡而來,要香港人不理會中國是不可能的,港英政府的對策是在香港人心目中建立一個超越國共之爭的理想中國,讓香港人對於意識形態之爭變得不屑一顧。剛好國共內戰讓香港迎來一批南來文人,他們同樣希望在處於共產中國外的香港重建中華文化的教育。香港中學教育中的古典中國,就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成型。

教育制度帶有管治功能,特別是在一個專制社會中帶有製造順民的功能,自古以來世界各地的例子數之不盡,港英管治下的香港並非特例。中國大陸在八九民運後大搞愛國主義教育,後面還不是為了穩固共產黨的江山。不過在很特定的情況下,本來的維穩設計也可以變成鼓勵求變的火種。對我來說,我的中學生活剛好夾在八九民運和九七特區成立這兩個時間點之間,我的中學老師不少都抱着強烈憂患意識來和我們談中國文化和中國歷史。他們把知識份子應該關心社會的追求從孔孟到范仲淹到梁啟超到天安門廣場上的大學生,一脈相承地投射到我們這些末代殖民地中學生的身上。古典中國所代表的理想中國,很大程度上是相對於現實中那個在苦難中的浮沉的近代中國而存在,對理想的追求於是變成了批判不公義的動力。

或者是基於這種強調「還可以更好」的世界觀,到今天我對很多事物的理解會和中國大陸的主流說法不一。在中國大陸,討論社會議題時往往會走向「唯結果論」,例如只要指出美國也不能解決某些問題,便彷彿不用再追究中國在相同事情上是否有所不足,又或可跳到「民主不見得更好」的結論。可能是因為相信永遠還有一個更完美的境界,我和很多香港人都會追問一些應然的問題,也就是除了結果之外,我們還會問過程是否公正,責任有否被追究,記憶能否被守護等等。我們的參照對象不是過去(比文革好),不會滿足於現狀(高鐵好棒),也不會問外國如何(瘋狂的特朗普);不要這麼看輕自己,我們的目標是更完美的理想境界。

得說明,這兒說的是九十年代的香港。今天香港中學生讀古典中國,所得所感和當時的我應該完全不一樣。我甚至懷疑我可能是最後一代還對古典中國存有幻想的香港人,畢竟在我之後的中學生都是在特區成立之後才畢業,中國對他們的成長過程來說是一個眼前的現實,古典中國所能提供的想像空間已經越來越乏力。我們這代香港人就好像電影《男人四十》當中的那位林耀國老師一樣,諗了一輩子的李白、杜甫、蘇東坡,到了三峽大壩完工注水的時候,才發現自己從來沒有真的到過長江。


三、建設民主中國

對於一群在香港關心中國,同時追求普世價值的大學生來說,這問題卻不得不問得再細緻一點:到底我們是在通過普世價值追求中國強盛,還是在中國追尋普世價值?

在我的中學同學之間,沒有幾個人對中國政治感興趣,大家最重視的還是考試、進大學。這不是說我們對中國的事情就完全沒有想法或感受,一九九六年香港和台灣再次興起民間保釣運動,我們一眾同學就在中學校內辦了個保釣運動的展覽,我還帶來《黃河大合唱》的光碟在會場循環播放。不過現在想起來,這活動其實很大程度上反映當時的香港時代氛圍,我們對各種國家和民族的議題並沒有想得很深入。

讓我開始認真思考中國政治的起點,是電影《天安門》。它是一齣關於八九民運的紀錄片,一九九五年首映。當時的香港沉迷於鄧小平南巡後到珠三角投資的機遇,很多人視中國大陸為冒險家樂園,每年到維園悼念六四鎮壓的人數也越來越少。《天安門》只在一家位於灣仔專門播放非主流電影的戲院播放,雖然家中少談政治,但在報上看到很多人談論這齣電影,我就一個人花一個小時的車程特別走到這家影院,想重新認識八九民運。

八九民運發生的時候我還是個小學生,雖然印象模糊,但也記得當時的香港如何全城團結百萬人支持北京學生。最記得的兩個片段,其一是有一日下課後留在學校幫忙,晚間新聞時段時看到所有的老師都圍著教員室的電視追看北京的最新消息,沒有人說一句話;其二是有次美勞課老師想不到題目,讓我們拿畫紙自由創作,結果全班每一個小學生都在畫坦克車。

到了高中,開始尋找自己的世界觀,《天安門》成為了我的第一步。這齣電影帶來了很多爭議,特別是關於柴玲的部分。後來有很多討論和現場見證指出電影不完整之處,這兒無法逐一展開。但對於一名高中生來說,最印象深刻的卻是片末韓東方的一句話。他把八九民運形容為「沒有熟的果子」,吃了之後吐子痛;他說:「你說他應該不應該吃?你要說他不應該吃,他餓;你要說他應該吃,他吃的是個澀的,是不可以吃的一個東西。」

帶著這些對中國民主化的疑問,我在大學參與了國事學會,並當上了我那一屆的主席。國事學會是香港大專學界一個很有趣的現象,源頭來自七十年代的「火紅年代」,不少大學生受文化大革命的感召到中國大陸考察,也因應這些考察團成立國事學會(有些叫國是學會),聚集關心中國前路的大學生一起「共商國是」。後來隨四人幫的倒台,不少熱血青年對中共夢想幻滅,加上面對九七前途問題,進而踏上支持中國民主的道路,學生運動也更強調支援香港本地的弱勢社群。

我的大學的國事學會成立於一九八四年,可說是因應九七前途問題而存在。在我當主席的那一年間我們舉搞了很多活動,分別辦了兩個去粵北和雲南的交流團,搞了個關注國有企業改革的專題展,出版了各種刊物,還有很多很多次因應中國大陸的突發政治事件發表聲明。那時候,我們都視「建設民主中國」為理所當然的目標,招募組織幹事的海報是八九年「坦克人」的照片,下面寫上「你如何面對這個挑戰」。當天的戰友,今天有的成了知名記者、傳媒人,還有工會幹事,都是一輩子的朋友。現在政治環境不同,本土主義興起,國事學會這東西已變得不合時宜,聽說很多大學的國事學會都已經解散。中國大陸流行說港英時代的殖民教育使得香港人沒有愛國情懷,我的經歷卻是剛剛相反,香港年輕人對中國大陸的抗拒情緒其實是很近期的事情,港英時代與特區初年的大學生反而比現在的更關心中國大陸,更想作出貢獻。

當時搞國事學會有個說法:「落莊才是一個國事人的開始」,意謂參與國事學會對個人成長的影響往往要到卸任後才浮現。畢竟在任的一年都忙於辦活動,停下來思考的時間很少。到我卸任之後,發生了北約誤炸塞爾維亞中國使館事件,當時香港各大專院校的國事學會聯合發動到美國駐港領事館抗議。或者是因為想和中國大陸同時發生的民族主義爆發區分開,這次遊行以「反戰、愛和平」作為主題。不過當遊行大隊到達領事館後,卻遇上幾位在港的塞爾維亞僑民。他們說他們反對北約行動已經超過一個月了,怎麼你們現在才來啊?

我當場啞口無言。在中國大陸,愛國和渴望中國強大,基本上是被視為理所當然和無可質疑的。但對於一群在香港關心中國,同時追求普世價值的大學生來說,這問題卻不得不問得再細緻一點:到底我們是在通過普世價值追求中國強盛,還是在中國追尋普世價值?這兩句話有很細微但重要的分別:普世價值是工具,還是目標本身?我們是中國人,還是首先是人?


四、農村與發展中的中國

你不事先調查就去捐款建水井,那個水井恐怕一定會建在村長門口,其他村民都用不上,兩年後因為無人修養而報廢。但如果你先開個水資源小組,讓村內的人民主參與,那麼大家覺得這口井是自己的,就會自發管理維護,人人持續可用。那時候我想,如果能在中國也這樣搞,把民主和發展同時從基層開始做起,你說多好?

當年的國事人除了討論中國問題,也很希望可實際參與。做不到直接支援中國大陸的民主運動,那麼支持山區兒童的基礎教育總可以吧?我們當時很簡單的相信中國要改變,教育永遠是第一步,就去辦教育吧。於是我們便在大學辦籌款活動,到粵北建小學。

那時候在香港籌款支持中國大陸賑災或扶貧發展並不困難。回到一九九一年的華東水災,香港各界只用了十天便籌了將近五億港元。香港人對捐款中國大陸的質疑,是要到了二零零八年四川大地震之後的各種援建爭議,特別是綿陽紫荊民族中學的遷建風波,以及見到和校舍倒塌相關的維權行動被官方打壓後,才在社會中爆發。

扶貧發展和政治之間的糾纏,我們這班大學生在九十年代末已親自體會到。捐款之前,總得先實地考察弄清楚當地情況。我們一方面見到官方重點支持的學校蓋得美輪美奐,民間辦學的則艱苦經營,深深感受到中國社會不憂寡而患不均。同行的協辦團體又處處叫我們提防當地官員小心被騙,就算是白紙黑字的協議都不可相信,文件證書一律要看正本等等。

雖然如此,我們對於支援山區的熱情還是很高漲,因為行程中遇到太多觸動人心的小故事。記得有一次因為本來的行程已經排得很滿,回去縣城的路上已經入黑。我們的「麵包車」在山路上忽然被截停,嚇得我還以為有山賊,原來是附近有一條村的村長知道有香港的「扶貧隊」來了,在路上等了我們一整天,想邀請我們過去看。我們說天都黑了我們還要趕路,於是他便硬把材料塞在我們手上,然後指向山中遙遠的一點燈光,說他們的村就在那邊,叫我們記住。我真的記住了,一直到今天。

這樣的事情我後來還遇過好幾次。有一年我們地理系的同學一起跟教授去黃土高原,從西安開車一直走到包頭。不記得是在安塞還是東勝,我們在路邊攤吃羊肉串喝啤酒,和老板聊得很快樂。那羊肉串還只要五毛錢一串,我們大把大把的點,我忘了我們最後吃了多少。又不記得是在榆林還是靖邊,我們請旅館中比我們年紀還要小的服務員小妹幫我們洗衣服,她們首先沒有旅館可以替客人洗衣服這個概念,洗完了還不肯收我們的錢,要我們把鈔票硬塞到她們的手中。理性的那個我告訴自己,還不是因為這地方太貧窮了,連要貪也不懂得該如何貪。有句在路邊見到的標語我的印象是十分深刻的:「光纜沒銅、偷了沒用」;短短八個字,信息量實在是太巨大了。然而他們每一個人簡單而善良的臉孔,使我到今天還是不能如香港某些網民一樣把中國人和中共一同視為敵人。共產黨的管治問題再多,他們都是無辜的啊。

大學畢業之後我去了美國,讀了個和國際發展相關的碩士課程,同學來自五大洲,中國同學只有一個。當時學術界流行講「後發展主義」,對傳統的發展主義有很多批判,和流行說「 發展是硬道理」的中國相距很遠。我每天聽那些來自非洲或南美的同學分享他們的故事,對過去在中國見到的事情有了很多反思。發展離不開政治,而且是每一個層面都離不開。例如你不事先調查就去捐款建水井,那個水井恐怕一定會建在村長門口,其他村民都用不上,兩年後因為無人修養而報廢。但如果你先開個水資源小組,讓村內的人民主參與,那麼大家覺得這口井是自己的,就會自發管理維護,人人持續可用。那時候我想,如果能在中國也這樣搞,把民主和發展同時從基層開始做起,你說多好?

人生很奇妙,碩士畢業後我去了讀博,本來已沒有再接觸農村發展的事情;但一轉眼十年,因緣際會我當上了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及公民參與主任,中國農村發展成為了我的工作之一。中大自創校以來就很強調人文關懷和社會參與,不過我當時的職位卻是機緣巧合下出現的。當時的校長沈祖堯教授是一個很好心腸的人,在社會中籌了數千萬元來推動學生多做義工回報社會,統籌的工作落在我的頭上,一大批中國大陸的發展項目要由我負責監督。

在那數年間,因為要做好項目管理,我又再有機會到中國大陸的山區跑,不過角色從學生變成老師,而且同時帶著一批學生。事隔十數年,中國的發展已不可同日而語,在深山也會見到高速公路和高速鐵路在河谷穿插。中國面對的問題已不再是絕對貧困,我拿著中大的銜頭選擇立項時也要更小心,做項目前期的需求分析時要更為仔細。

記得有次我們到了某西部省份,希望找個地方和當地的大學開展合作項目。我們一行人來到省城數小時車程外的一條農村,村官十分年輕,看起來應該是個響應當「大學生村官」的大學畢業生。我們和一些村裡的代表聊情況,那位代表說得興致勃勃,不過「大學生村官」的臉色卻是一沉再沉 — 他比較聰明,知道那位代表說得太多了。我們越聽越發現這個地方不值得做項目點,最後也就很客氣的道別離開。站在這位「大學生村官」的立場,如果這事情談成了,香港的大學生和當地重點大學的學生一起在他的村裡做項目,該算是很不錯的政績,現在卻落空了。

我很記得這件事,但其實我沒什麼介懷。這位「大學生村官」當場感到不高興是人之常情,整套「大學生村官」的制度本身在中國大陸也有不少爭議。對我來說,讓學生學懂需求評估是我工作的一部分,只要最後做好把關就行。會讓我介懷的是那些我無法把關的時候。

在我當中大社會及公民參與主任期間,曾經接過一些我十分討厭的任務。讓香港的大學生到中國大陸的山區農村服務,政治上是一件很討好的事情,有很多人會爭著做。香港有些團體會向香港政府承包這種工作,在我看來是出於表達政治忠誠多於真的要服務社會。這些團體的負責人大多沒有國際發展相關的學歷或經驗,對學生工作同樣一無所知。那為什麼他們可以承包這些工作呢?看看各負責人的背景,不是某某富商的兒子就是某某政協委員的女兒,原來這些團體的實際功能就是讓這些富二代、紅三代刷履歷。你要刷履歷沒所謂,但可以找個傷害少一點的方法嗎?為了方便邀功,他們總愛搞一些每次數百人一起大合照出發,每次逗留不到一星期的所謂山區服務團,為當地帶來的麻煩恐怕比好處還要多。我最後離開了大學的這個職位,和那時候經常要被迫笑著和這些人吃飯應酬,不無關係。


五、離散中國

唐人街好像是一個凝固的時空:一批人在某一個時間點來到一個地方,以他們的記憶重建了一個移民社區;但是他們原來來自的地方則繼續改變,於是這個新的社區反過來成為了一個時代的標本。

離散社群這說法是我讀博時才學會的。這說法比較學術,平常的說法是海外華人;如果要強調和中國的關係,就會說「華僑」,甚至是「僑胞」。到我學會了離散社群這說法後,卻發現這樣說要好太多了:它既強調和中國的關係如何塑造移民社群的身份,卻不至於中國本位;它能夠和其他的移民研究例如猶太或非洲離散社群相連結,讓我可以比較放平常心的看態華人移民社群中的各種奇謬。最後還有一個很主觀的原因:我很喜歡它的滄桑感。

在我赴美留學之前,對移居海外的想法其實有點簡單甚至幼稚:總有點點覺得這班人是「叛徒」。這想法應該沿於小學的時候剛好經歷了香港八十年代末的移民潮,當時候同班同學四十多人,到畢業的時候只剩下不到三十人,本來擠迫的教室變得有點空盪盪。後來班主任也移民走了,去了加拿大一個叫雷霆灣的地方。我打開地圖一看,很擔心老師為何會跑到這個我當時想像中是鳥不下蛋的地方。可能我年紀太小,家中又少談政治,不太理解當時社會中彌漫的九七恐慌,只覺得如果未來的香港真的如此可怕,為什麼不留下來團結面對呢?

當時香港還流行一套叫《尋找他鄉的故事》的電視紀錄片,專門採訪世界各地的華人移民故事,而且去的地方都特別小眾,例如馬達加斯加和多明尼加。記得攝製隊有一集跑到一座位於智利和秘魯邊境的小鎮,受訪者的生活十分困苦。我當時覺得他挺可憐的,也淡淡地意識到「去或留」的重量。

到我赴美留學後,才真的有機會切身處地思考甚麼是移民和移民社區。很多到海外留學的人都有過類似經歷:從前不會特別想自己是誰,在外國成為「少數族裔」後才忽然發現身份認同是個問題。有些人甚至會因此覺得自己有責任處處為「祖國」辯護,明明出國了但思想和視野卻反過來變得更狹窄,甚至處處防犯自己被「反向洗腦」。我所經歷的雖然沒有那麼嚴重,但也要在美國生活了很久才能放得開。

其中一個重要的調整方式是和在美國留得更久,在美國社會中打滾得更深的朋友一同生活。有段時間我在紐約居住,紐約本身有數十萬華人,自成不止一個社區。在這兒和來自香港的朋友一起,移居海外從一個概念成為一個個活生生的體驗,很多過去無謂的想法就會掉去。例如「中國人」和「華人」這兩個概念,終於可以分得清;華裔美國人不自稱為中國人,天公地道。至於所謂「叛徒」的想法,如果把你放在一九四九年的成都,手上有一張去台灣的機票,你夠膽說你真的不走?如是者,又有誰可以確定今天和一九四九年真有分別?

因為這段時光,唐人街成為我的一個研究興趣,還曾經在美國地理學者年會發表過一篇比較美國各城市唐人街人口數據的研究。而我在紐約的朋友,也無可避免地成為了我的教材。每當我在課堂中提到移民的多重身份認同,都會說到有位朋友白天在大企業當工程師,和來自各族裔的同事一起上班;但下班後他會回到他自己在唐人街投資經營的酒吧,和客人一起唱最新從網上下載的廣東歌。你說他是有還是沒有融入美國社會?這根本是問錯問題。

唐人街很有趣,因為它同時代表了最多的變與不變。有時我覺得唐人街好像是一個凝固的時空:一批人在某一個時間點來到一個地方,以他們的記憶重建了一個移民社區;但是他們原來來自的地方則繼續改變,於是這個新的社區反過來成為了一個時代的標本。例如我會堅持全世界最好吃的鐵板餐是我在加州屋崙華埠的一家茶餐廳吃到的,理由是當時店內在播放Beyond的《灰色軌跡》,那是我成長的香港。

又話說有一次工作關係,我到訪非洲國家馬拉維的布蘭岱市,見到旅館附近有間「香港大酒家」,我當然去了光顧。這家唐餐館的招牌菜是我這個香港人從來沒有喝過的「香港湯」,而且相當難喝。結帳時我和老板娘用粵語打招呼,嚇得她失魂落魄,說很多年沒有遇過香港人。離開時看見牆上有幅好像是維多利亞港夜景的油畫,但建築物和真實的維多利亞港卻不一樣,想必是店主想像出來現在香港的樣子。

我這個對離散中國的迷戀把我帶到很多奇怪的地方:在馬六甲吃娘惹菜是入門級,在新奧爾良尋找已經不再運作的「安良工商會」是進階版,最過分的是到利馬的「中國國民黨駐秘魯總支部」拍照留念。說到秘魯,利馬的唐人街倒是很有代表性。一百年前的華人流離失所,有的被「賣豬仔」到亞馬遜森林打工,南美出現了一個又一個的唐人街。過後數十年,這些唐人街逐一凋零。來到二十一世紀,中國企業帶著國家資本進軍全世界,這次來亞馬遜森林的目的變成開採天然資源,於是這兒的唐人街又重新興旺起來。

這些改變,也在打破傳統唐人街的政治平衡。在我的唐人街觀察當中,其中一個要點是入口的牌匾寫的是什麼。例如波士頓唐人街的牌匾對外是「天下為公」,對內是「禮義廉恥」,旁邊刻上中華民國贈;華盛頓市唐人街的牌匾則只有「中國城」三個字,旁邊刻上「北京市長陳希同」。看這些細節,已可略知當地的政治形勢。

像是波士頓這種唐人街,居民(更重要的應該是業主們)很多都是國共內戰或以前已從中國大陸移居海外,普遍是中華民國的支持者,說不定祖上還捐過款給孫中山搞革命。對於中國大陸來說,通過各種方法统戰這些「僑胞」是國際戰略的一部分,中華公所掛的是青天白日還是五星紅旗成為頭等大事。這場戰役到目前似乎是北京那邊比較成功,其一是台灣多次政黨輪替後中華民國這塊招牌可提供的憑藉已經改變,其二是北京的銀彈攻勢可以很有效的收買關係,如果不行就由新的中國大陸企業家在城外買房買地直接弄一個新唐人街出來。

這些政治上的改變,我總感到有點可惜。歷史上,中國人飄洋過海之後,不少都通過思想解放而成為變革力量;赴日的有魯迅,赴美的有胡適。今天的中國經歷了四十年的急速發展,很多人誤以為外國已沒有事情值得學習,就算要學習也只不過是一些技藝上的東西,反而覺得應該全世界向中國社會學習才對。只要退後半步想想,任何一個社會總會有繼續進步的空間,都有需要學習別人的時候;中國人到了外國卻拒絕打開心窗,形成所謂的「自帶牆」,其實十分可怕,也浪費了重要的學習機會。

回到我在明州讀博的時候,同屋有個中國大陸的留學生,有天他忽然走來問我:「你反對法輪功嗎?」我還未反應過來,他便說這一屆的中國留學生聯會「有法輪功參選」,叫我一起去會員大會把他們趕走。我說先不講立場問題,我根本不是會員;他說不要管,反正去了再說。到會場後,發現有上百人在互相對罵。原來有很多人和我一樣也不是會員,但他們接受不了他們認為的法輪功學員參選,要阻止會議進行。我出來嘗試調停,說現在眾怒難息,不如暫時休會,重新登記投票資格,把程序理順才再決定好嗎?可惜在場的人不管那麼多,說現在就要立即表決,在場的都可以投票,直接把他們不喜歡的候選人趕走。我很記得這件事,因為這次爭議本來是一個很好的機會給大家一起學習甚麼叫民主程序,但在場的人卻不管這個。這也難怪,他們在中國大陸可能也沒見過選票是甚麼樣子,跟他們說民主和多數人的暴政之間的分別,以及制度恆常性對民主鞏固的重要,似乎有點複雜。畢竟誰當權才是最重要的,如何建立長遠和穩妥的規則似乎並非要點。人們離開了中國,又很難真正離開中國。


六、體制中國

從我遇到的官僚或前官僚身上,我感受到在中國大陸的官場中,權力是一種不能停下來的個人實踐。

中國政治當然也講制度,只是方式和民主社會不太一樣。在一個民主社會,權力要服從於制度,即使想改變制度也要按民主的方式提出、辯論,和決定;在中國大陸,制度卻是權力的工具和體現,制度本身不是最高,可按當權者的需要隨時廢立。我不是說這些制度本身不重要,制度一旦被建立起來後還是會有後果的;只是在一個專制的政權下,這些制度的實行和修正的規則沒有那麼清晰。

我反對專制,常常批評中國政府,但其實我認識過不少在中國政府辦事的好人,他們都很努力在他們的崗位做好被委派的工作,為人民服務。他們也很了解中國在很多方面的發展仍然和發達國家有距離,很少會重複網上流行的一些浮躁言詞。而每當有機會和他們談得比較深入,特別是工作中的細節時,總會隱隱聽到一些對體制的埋怨,認為有某些制度上的安排讓他們的工作無辦法做得更好。再談下去,你會聽到他們對於一些關於權力的結構性問題都有自己的想法,只是到了這兒他們一般都不會願意繼續分享。他們很明白,再說下去可能就會有麻煩了。

我和體制中國最接近的時間,是我在上海做博士論文調研的時候。我的題目和中國當代城市發展有關,在上海一所重點大學待了幾個月,並且四出訪問不同政府部門。後來常常有人問我這個研究是如何做的,特別是為什麼那些政府官員會願意跟我談。我的經驗是其實他們都有很多工作上的苦水想吐,難得受訪而且知道寫出來的不會是官樣文章,通常十分高興。當然可以說甚麼或不可以說甚麼,他們還是十分有分寸的。

接觸政府機構給我的最大感受,是權力、權力,和權力。我曾經訪問過一個單位,辦公室就設在人民公園旁的上海市人民政府。這兒要說的不是我訪問到的那些官員,而是門口站崗的那兩個門衛。這大樓看起來門高狗大,站崗的門衛卻恐怕是我在中國大陸遇過最為誠懇有禮和服務周到的兩位。平常我在中國大陸政府部門辦事的經驗都是很糟糕的,接待處的人員覺得自己手上有半點權力,已經可以十分目中無人。然而這兩位上海市人民政府大樓的門衛卻十分有紀律,就連當日跟我一起去本身在中國大陸長大的研究助理也嚇一跳。我猜想是因為這些門衛處於權力中心,每天被很多對雙眼睛監視,所以不得不做好表率。

那兩位門衛算是例外,因為他們沒有表現出我平常在中國大陸無時無刻感受到的「權力差序格局」。記得有次在華南某重點大學,因為某些原因要到校務處一敞,由一位本科的同學帶路。剛走進辦公室,坐在門口的那位秘書立即很不客氣地用責罵的語氣質問那位為我帶路的同學來幹什麼;到他說明後面的我是香港某大學的代表時,這位秘書的態度卻一百八十度反過來,變得恭敬無比。這一幕我看在眼裡,其實覺得好嘔心。人際交往一定要先弄清楚雙方的差序關係才可開始,對我來說實在有點不習慣。在香港,如果你要到政府或公營部門辦事,不管你貧窮或富有,辦事人員對你的態度不會有分別;不用托甚麼關係,托了也不會有用。我不是說香港政府辦事完全公正,它不公正的地方有很多很多,只是這個不公正起碼不會在一個服務台讓你這樣赤裸裸的感受得到。

回到我在上海做調研的時間,我從我的訪問對象中總結出三種對體制及權力的態度。第一種是比較接近權力核心的人,他們會反覆和我說他們的工作「有賴領導支持」。起初我以為這只是句客套說話,或者只是平時官樣文章的習慣解釋,深入調研後才發現他們原來絕對認真。要做好工作,資源是其一,而沒有領導支持就沒有資源;但更重要的是不同部門之間的協調,畢竟沒有任何工作是單一個部門可以獨自完成,一定要其他部門的合作。這時候誰的領導份量夠,又願意出手罩着你,就成為你成敗的關鍵。

第二種人剛剛相反,他們會說他們的工作「有賴領導忽視」。我第一次聽到這個說法是在一個本身就很少人關注的政府單位,他們的辦公室也不在政府大樓,而在某個開發區當中一座很不起眼的樓房的某個角落。那位官員說,領導的不重視對他們很重要,因為這樣他們才可以安靜的做實事。如果領導太關注他們的話,恐怕一天到晚會忙於做面子工程,實事做不了。什麼是面子工程?什麼是實事?在中國大陸最常見的劃分,前者就是開展新項目,最好是蓋個新的工程,因為有剪綵儀式的照片可拍;後者就是維護本來已有的項目,例如數據輸入和更新之類吃力不討好,做得妥當沒有人會感激,但做不好卻會把原來的投入前功盡廢的事情。會出現這個情況,當然是因為體制上有巨大誘因;當升遷的基礎就是那些看得見的政績工程,追尋權力的人會如何回應可想而知。

第三種人是本來在體制內工作,後來脫離體制出去經商的人。這種人最活潑,說話滔滔不絕,很願意分享他們認為現存制度的各種問題。現今中國大陸雖然理論上已經不是計劃經濟,但政府仍然遠遠是最重要的供應者和採購者。這些從體制內出來的人,就利用他們在體制內的人脈關係,成為商業社會和政府之間的橋樑。或者正正因此,他們對各種體制內不合理或過時的做法最為清楚,也有最多不滿。但不滿歸不滿,他們也很清楚他們的角色建基於和政府保持良好關係之上,不會真的公開批評。

這數個月的博士論文調研,讓我對中國政治加深了不少認識。外間對中國政治制度的批評或讚揚,很多時候都十分空泛,滿滿一大堆的形容詞,抽象得如入五里迷霧。但政治制度要體現在官僚體制的運作中,那些高大空的政治論述也要通過日常官僚體制的實踐才有意義。對此,我有三點從官場邏輯伸延到政治制度的觀察。

第一,從我遇到的官僚或前官僚身上,我感受到在中國大陸的官場中,權力是一種不能停下來的個人實踐。剛才說的三種人看起來雖然不同,但面對的官場邏輯一樣,只是表達的方式不同。我看不到人們按穩定的規則各施其職,我看到的是許多人在不停的追逐權力;因為沒有權力就不能做事,而不能做事就會失去權力,惡性循環、成王敗寇。在這樣的條件下,權力是沒可能存而不用的;有權就要用,更要用盡,而且是即時用,否則就會失去,然後就睡得不安穩。有權不用,是和自己過不去。我懷疑這是近年中港矛盾當中最核心的問題。對於很多香港人來說,權力和人是分開的,權力存於穩定的制度中,制度說有多少就多少,鐵打的衙門流水的官,一切後果可預測;所以,即使有權也可以不用盡,形式上的權力可停留於形式,畢竟權力存而不用並不會影響其權威。中港的政治關係,北京處處有權用盡,香港強調制度穩定,碰撞是必然結果。推而廣之,我甚至有點懷疑外交部記者會那種自以為要咄咄逼人才算是「有底氣」的幼稚做法,後面來自同一套權力觀念的潛移默化。

第二,中國大陸之所以出現上述的權力觀,是因為中國官場的權力由上而下。由於權力都是由上級授予,因此保障權力的唯一方法就是爭取更多的權力。我不是說在一個民主的社會就沒有權力鬥爭,民主社會當然也會有,只是過程相對規範和公開;也正正是因此,所以不至於那麼成王敗寇。輸了一場選舉,那就下次捲土重來,起碼不用擔心下台後隨即被發送邊疆甚至招來殺身之禍。在這樣的環境下,個人通過有權用盡來確立自身地位的需求會減低,權力就可以藏於制度而非藏於人,當權者也不用那麼多焦慮,覺得總要「把反對力量扼殺於萌芽狀態」,結果不必要地自製矛盾。

第三,權力可以藏於制度而非藏於人,人才有可能平等共處。對於中國大陸那種我很抗拒的「權力差序格局」,我久經反覆思量,發覺它既是中國現存政治制度的基礎,也是它無可避免的結果。在一個權力為制度服務的社會,誰比誰高半級不是那麼重要,反正到最後制度才是最大的;在一個制度為權力服務的社會,誰比誰高半級就變得至關重要,因為高半級就已可代表在有需要時跳過制度,甚至改寫制度,把對手弄得永不翻身。

要打破「權力差序格局」,先得讓靠近權力的人永遠保持戰戰兢兢。方法其實不難,就好像上面提到的那兩個門衛,不停受到各方監督就可以。把這個監督制度化起來,就叫作民主。


七、中產中國

香港過去十數年經濟轉型所經歷的各種陣痛,是否即將要在中國大陸以困難百倍的方式發生?香港犯過的錯誤,中國大陸可否少犯一點?很可惜,我很難在中國大陸提出這些問題。

抱歉除了「中產」一詞外,我實在想不到一個更好的形容詞來說明我在中國大陸見識過在近十數年累積到一定財富的人。「中產」這個詞很誤導,因為這些人在中國大陸其實算是蠻高收入的了,所謂「中產」指的是一種比較充裕、可以追求品質或符號價值的生活模式。

前面說過,我過去經歷過的中國都是相對貧窮或者正在發展過程當中的。即使我在上海做博士論文調研的期間,也是住在楊浦區的工人新村,居住條件十分基本,吃飯從來不會用多於十塊錢,沒有感受到魔都的繁華。到後來因為家庭關係有機會接觸到中國大陸比較富裕的一面時,確實感到有點不適應的。

我太太是上海人,不過我們不是在上海認識,而是她來到香港後才認識的。我們婚後有時會回上海,不免也會參加一些同學和親友聚會。對於她那一代人來說,能在重點中學和大學畢業,經過十多年的光景,現在普遍已成為社會中比較有地位的一批人了。和太太的舊同學和親友交往,讓我看到另一個中國:一個忽然變得相對富裕的中國。

得先說明,我對他們的印象都很好,他們待我都十分友善。我感到的不適應也絕對不是出於所謂的「從前香港人都看不起中國大陸,現在中國大陸趕上來了香港人就不習慣」。我知道這個觀點在中國大陸很流行,但這絕對不是我的意思。

我猜我不適應的理由,主要來自於中國大陸本身貧窮和富裕的巨大差距:在中國大陸不同地方跑,有時前一天還在某一線城市的城中村跟進學生早前籌募的數千元捐款有沒有落實到相關項目,第二天已身在上海高檔餐館的私人包廂內互相敬酒。看著餐桌上滿滿吃不完的菜餚,難免會感到有點超現實。

香港也有很嚴重的貧富差距,但它基本上相對隱藏,不易在日常人際關係中看到,甚至可以說很多香港人會刻意在日常生活中淡化貧富差距的呈現,但我在中國大陸卻看不到社會對此有明顯的節制。舉個例,在香港無論是新年紅包或是結婚賀禮都有「公價」:新年紅包是二十元一封,結婚賀禮視乎宴客地點則是八百到一千多元不等。除非你本身有一定的社會地位,或者你和對方特別的熟稔,你是不會超過這些約定俗成的「公價」,否則會讓人感到奇怪。但在中國大陸卻似乎沒有這樣的避諱,反而要處處小心經營「你給了我多少、我下次要回贈多少」的人情債。每次我隨太太到上海過新年,見到她封紅包的銀碼都會感到不可思議。在這樣的一個社會,貧富差距會變得很赤裸裸。

我不是要怪罪任何人,誰都有權過自己喜歡的生活。我疑惑的是當一個社會出現如此巨大的差距時,會帶來怎樣的後果。可以想像,由於財富是在很短時間之內累積起來,而社會中的貧富差距又十分明顯,先富起來的一群人對捍衛自身的社會地位會顯得特別緊張。當中最明顯的莫過於在對子女的投資:由懷胎十月便要開始打算,中小學當然要讀名校,暑假外國遊學各種興趣班也是省不得,一直安排到長大後如何出國留學還有結婚買房。在這場人生競賽(或者該說是拼爹拼媽競賽)當中,我看到的是整個社會的無比憂慮,既不想孩子落後又害怕孩子壓力太大。我猜想如果這個社會是相對平穩,上層和下層的差距不是那麼明顯,即使最底層也有充裕的保障……那麼這場人生競賽中無論父母或子女的壓力都不會那麼大。

由此關連出的另一問題,是成功指標、路徑和解釋的單一化。如果一個社會是相對平等的,那麼不管你做什麼,只要做得特別出色,也可以被視之為成功的;但當一個社會的內部差距很大,就很容易把個別能賺錢的出路理解為最合理的選擇,其他的都是歧途。而按被認可的成功路徑走到社會上層的人,也會很容易的相信自己的成功完全是出於自身的努力,忽視社會大環境等結構性的因素 — 我這樣辛苦也熬過來了,你做不到一定是你不夠努力。

這些問題,我從一個香港人的角度來看一點兒也不陌生,因為香港在此問題可能只是比中國大陸走得快十到二十年而已。有些社會問題很明顯是經濟單向急速發展所有來的,香港過去也出現過。如是者,香港過去十數年經濟轉型所經歷的各種陣痛,是否即將要在中國大陸以困難百倍的方式發生?香港犯過的錯誤,中國大陸可否少犯一點?很可惜,我發現我很難在中國大陸提出這些問題。畢竟發展階段太不一樣了,很多人還沉醉於美好的盛世圖畫當中,當權者為保護自己當然也願意為盲目樂觀的自我吹捧推波助瀾,思考的機會就此錯失。

回到某次和一群中國大陸的中產才俊吃飯,不知為何提到香港的經濟狀況,其中有一位很自豪的說「現在香港的辦公室都十室九空,經濟都是靠中國大陸的資金撐起來的」。這些假新聞我在網上見過很多,親耳聽到當然還是有點難受:為發言者活在中國官媒製造的謊言泡沫中感到難受。我當時很想告訴他所謂的十室九空不是事實,調查顯示香港的甲級寫字樓有嚴重短缺;而中國大陸資金湧港買房其實是為了走資,反映的說白了是中國大陸本身的政治和經濟問題。但為免這頓飯吃不下去,這些話我都沒有說,傻笑一下算了。

最後得注明我只敢把我認識的這個圈子稱之為中產中國。我認識的圈子當中,條件再好的也只是工薪階層,只是收入比一般人高,但不是企業老板。他們有車有房,說不定還有舖收租,但未至於在海外有多處房產,要做全球資產配置。那些更富有的人所屬於的中國,恐怕又該分類為另一個中國了。


八、公民社會中國

我每次去北京工友之家都會被司機罵一頓,說在北京開車多年都沒有聽說過有這地方,結果都要反過來由我這個香港人帶路。

九十年代的香港人談「建設民主中國」,或多或少有點浪漫主義的色彩,希望自己能在八九民運後「繼承英烈志」。但除了每年在維園舉行的燭光晚會外,具體能為中國民主做些什麼,或這個未來的民主中國應該是甚麼模樣,能說清的人恐怕不多。因此,隨著近年本土主義興起,維園晚會也成為了被攻擊的對象,批評者認為活動已變得儀式化,嚴重脫離了香港和中國大陸的現實。

那麼到底有沒有香港人嘗試直接貢獻民主中國?當然有,陳健民教授就是最佳例子。陳健民因為二零一四年的佔領運動而經常成為中國官媒的抹黑對象,但在此前他曾長年在中國大陸奔走,為推動公民社會盡心竭力。他創辦的香港中文大學公民社會研究中心接待了一代又一代中國大陸的公民社會重要行動者,利用香港的獨特位置推動國際交流和組織培訓。我當中大公民與社會參與主任的時候,特別請大學安排把我們兩個辦公室放在隔壁以便共用資源。我們一起合辦過不少項目,我也因此認識了一些中國大陸公民社會(安全一點的說法是公益圈)的朋友。

有段時間我每年冬天都會帶中大的學生到北京大學交流,和北大討論行程時我會指定要去探訪我們在北京的合作夥伴:北京工友之家。這地方值得去,因為他們除了為民工提供各類支援外,還辦了個「打工博物館」,入面有各種展品介紹改革開放以來的民工辛酸,從孫志剛到黑磚窰都有介紹,還有展出富士康跳樓幸存者編織的拖鞋,可以讓學生從另一個角度看中國的發展。不過我每次去這地方都會被司機罵一頓,說在北京開車多年都沒有聽說過有這地方,結果都要反過來由我這個香港人帶路。沒辦法,這博物館不可能開在市中心,只好設在東六環邊上的一條民工村,平常人都不會過去。民工其實也是北京的一部分,成就了北京的建設,然而司機的反應卻說明北京本地人對他們的關心恐怕十分有限。聽說隨北京對「低端人口」的掃蕩,工友之家也曾經受迫遷威脅,現在仍然艱苦經營。

提到富士康,深圳富士康廠區距離羅湖只有十多公里,數年前我也帶過香港大學的學生走訪附近的社區,參觀當地的民工服務機構。中國城市研究有所謂「進廠不進城」的說法,意謂在宿舍為主的工廠模式下,持農村戶口的民工雖然進城了,卻和城市人的生活割裂,許多社會問題也由此而起。民工服務機構本來可以幫助舒緩這些問題,但中國政府對相關的民間組織者卻不太友善,反過把他們視為打壓對象,輕則派出所約見談話,重則人間蒸發大半年音信全無。就我聽聞過珠三角的情況,近年來的打壓可說是風聲鶴唳,很多機構都要被迫關門。

我對中國公民社會的認識,讓我對甚麼是暴力有很不一樣的體會。 在正常情況下,我們很容易的會說「反對一切暴力」,例如香港近大半年的示威就常常因為個別的暴力行為而受到批評,好像凡動用暴力必然是一件壞事。現實是中國沒有一個地方沒有暴力,共產黨的江山不就是暴力打回來的嗎?叫喊「反對一切暴力」的人卻不見得連共產黨也反對。很明顯,評論暴力必須要同時看暴力的處境。

放在中國的公民社會,我看到國家的暴力第一沒有民眾授權(最起碼沒有一人一票選出來的人大代表在人民大會堂質詢過公安部長),第二沒有章程可循(哪有條款可以讓人人間蒸發的,最起碼也要讓家屬知道去向吧)。如果香港示威者動用暴力要受到批評,那麼官方毫無法則的暴力恐怕更需要被大力批判。

中國公民社會面對的打壓也對它本身帶來很多扭曲。因為長期處於社會邊緣位置,所以無論社會中的人才或資源都不會優先流進公益圈中。而對於願意在高風險之下留下來的人,大家又不敢互相要求太多。於是乎,一些在正常商業機構不容許發生的個人或管理問題,在公益圈當中好像特別多,而且每一個都很容易被放大。類似的問題在香港的公民社會中也有學者討論過,只是中國大陸公益圈面對打壓更為直接,於是各種內部問題也更為嚴重,其他人見到自然更為不敢參與,形成惡性循環。

公民社會被打壓,政治上的解釋往往是這些小機構就是「顛覆政權」的苗頭,說白了就是政權不容許存在於政權以外自我組織的生命力。我的看法是正正因為它們擁有自己的生命力,所以值得支持。回到「建設民主中國」的追求,最常遇到的批評就是說民主會把社會搞「亂」。世上確有些地方在民主化後出現各種問題,但認真的人不會因此一下子就全盤否定民主,而會問為什麼有些地方的民主化相對成功,後面有什麼條件。研究發現民主化比較成功的地方通常社會肌理相對成熟,大眾平時習慣有組織地參與社會,而且懂得在過程中互相信任和尊重。當一個社會在民主化之前已經有很多由下而上自發組織的社會團體,哪怕可能只是讀書會或者爬山隊,也可幫助日後的民主鞏固。就好像前面說過的那個中國留學生聯會如果能認真的做好內部管治,已是一個培育民主的機會。如是者,建設民主中國就不代表要立即推翻政權,也不是要照搬外國的政治體制來到中國。我們可以先從基層開始,例如在環保、勞工、性別、文化……各方面做多一些組織工作,把中國的公民社會搞活,大家都從生活中實踐平等參與,才會有條件討論上層政治該如何走,也才能真正避免突變式的暴力革命。


結語:既然有多於一個中國

以上是我的八個中國。它們來自我的人生經歷,既互相重疊,也相距天涯,但都深刻影響我對中國各種事物以及當前中港矛盾的理解。

因為我在香港長大,有許多個中國我是注定沒有機會經歷的;最起碼,我沒有經歷過林榮基在囚室中面對的「警察中國」,也沒有見識過在資本市場圈錢過億的「暴富中國」。但我覺得這件事也可以反過來思考:正正因為我不是在中國大陸長大,所以我能有幸得到另一系列在中國大陸不能得到的中國經歷,而我相信它們對理解中國同樣重要。

近來我很有意識地要去多些中國大陸的不同地方,豐富我仍然十分有限的認識,這三年到過的省市有天津、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和雲南。如果不是疫情的話,本來今年已經去了濟南看大明湖和去了大連看旅順港。但我也知道無論我如何再跑,我對中國的認識仍然是不足的。中國太大了,無論是誰也不可能說自己已經完整地認識中國的每一方面。如是者,不如還是回到文初的那句話:大家都來承認自己的認識是片面的。

這個起點很重要,因為當每一個人都願認承認我們的理解永遠有限,很多爭執就可以隨之而避免。當大家對中國有不同的理解時,可以接受我們只是摸到同一隻大象的不同部位,不用非要把對方說服甚至打倒不可。如果有國外的人說了一些中國不太好的方面,也不用立即義憤填膺的指責對方「辱華」。記住,受質疑的不是所有中國人,而只是多元中國其中的某些面向;我們自身不都是被攻擊的對象,沒有需要抱著那些有問題的面向一起受損,在捆綁的中國想像下和世界越走越遠。我們大可以持「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態度從容面對,也不用理會質疑是否出於惡意,說不定對方剛好看到一些我們平時忽略了的面向。我們可多關心求證的過程,不用見到結論不合意便去扣別人帽子。世界已足夠危險,自製更多敵人沒有好處。

只有當我們容許、正視甚至鼓勵各種對中國的不同認識,才能從各種捆綁操作中釋放出來,改變才能發生。Matters的網友來自五湖四海,大家所親歷的「中國」,不論是歷史的、現實的、書本裡的、想象中的,一定都非常不同。因此,我呼籲大家一起書寫你的多元中國。隨着疫情下中國和世界的碰撞將會被各方擴大,以擴闊對中國的理解來拒絕捆綁更是刻不容緩。我在我的生命中找到八個中國,你可以從你的生活經驗寫下你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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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活動提案:我的N個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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