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票房电影《年会不能停！》影评】年会可以停，抗争不能停！

在哀鸿遍野的2023年末，《年会不能停！》正面地表现了打工人们的焦虑：经济下行、裁员减薪，老板们还在一旁大叫着“传导寒气”。人们尽力而为只想不掉下失速的列车。然而，电影所提出的解药，却难以为观众下咽。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三个十年，这套信明君、告御状、扳奸臣的神话，已经太过古老，难取信于人了。

不过，仅仅以结尾否定这部电影还为时过早。即便电影的答案是天真的，它所提出的问题：面对经济低潮，人们在生存焦虑和刺骨寒意中应该何去何从？——正是如今时刻盘旋在城市上空的沉默嘶吼。因此，这部电影就成为一个非常好的契机，来讨论我们应该如何应对经济下行的焦虑。

从故事情节来说，《年会不能停！》非常简单。许多人轻易看出、导演在《人物》专访中也大方承认了，这部电影融合了一系列经典的喜剧故事，并将这个模板置于一个当代的、互联网企业的环境中。钳工胡师傅年年都报名集团年会，而今年，因为工作人员疏漏，报名年会的胡师傅被当成了走后门买调动的另一个人，而被调到了总部。这时，众和集团正处于裁员阴云之中，胡师傅的横冲直撞和不明就里，反而让人猜疑有深厚后台，种种误会之下，他的职位不降反升。在一系列闹剧后，为了挽救即将被裁的老工友，胡师傅选择放弃荣华诱惑，与两位同伴一起在年会上揭露了集团高层的腐败，呼吁公司与员工共患难，获得了董事长的支持。

“众和集团”的前史

在这个故事中，首先很有趣的是胡师傅的人设。

电影完全可以随便塑造一个“傻根”式的角色来制造笑点。然而，创作者并没有这么做。他们从人们的记忆中刻画了胡师傅的形象。

电影开始，胡师傅在年会上从天而降不久后，时代的发展被一组混剪镜头一笔带过：玻璃幕墙大厦拔地而起，众和标准件厂完成了向众和集团的涅槃，胡师傅也从一个年轻的毛头小伙子变成了中年人。可是，紧接着，镜头一转：胡师傅依旧住在破败的筒子楼里。发展的春风，将他们落下了。

胡师傅来省总公司报道的服装，让人很容易想起《钢的琴》中王千源的扮相。它仿佛在提醒我们，电影字面上的设定并不那么可靠。胡师傅的形象，比起一个当代的小镇技工，可能更接近一个从90年代穿越而来的老工人。尽管电影明确说众和标准件厂是“本省第一家私营标准件厂”，但显然导演参考的对象是国营工厂。实际上，导演在访谈中明确指出了这一点：

……直到后来改着改着，最后他变成了一个工人。我觉得他应该是整个社会的时代变化的一个象征，比如说像20年前我的父母辈，进一个国营的大企业是很多人的选择和命运，代表了当时的社会的一种主流。现在好像互联网大厂成了很多年轻人的向往，这是时代本身变化的象征。

——《专访｜〈年会不能停！〉导演董润年：没上过班，怎么拍好职场》（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5858724）

更微妙的是，整部电影的95%讲述了“老工人”闯入互联网的闹剧，但5%透露了胡师傅“闯入”的原因：1998年，在经济危机下，老厂长（如今的胡董事长）不愿意开除工人，用年会给大家打气。这一事件，恰恰反衬了当下的时间线中“广进计划（裁员计划）”的残忍。

电影显然在暗示，存在一种更理想的可能性，管理者可以和员工同甘共苦，而不是在危机到来的时候把员工一脚踹走。在电影的高潮，胡马潘三人组的改编歌曲甚至不吝突兀地提及：“从九八年到这一分钟。”

可是，在真实的历史线上，这种理想的可能性并未发生。1998年，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提出了国企“三年脱困”的目标，从而带来了两个巨大的变化：数百万国营工厂的工人被迫下岗，而其管理层们却用低价把全民所有制的企业纳为己有。这某种程度呼应了电影诡异的开篇反转：胡师傅不可能随着改革春风一起奔小康，因为他们早已成为“众和标准件厂”涅槃所必须牺牲的代价。

“众和集团”身为民企，其全员邮件依旧保持了“同志们”的抬头，这像极了现实中的中国企业家：任正非痴迷于毛选，马云把业务部副总命名为政委。然而，荒谬的正是，他们称呼员工如兄弟和同志，而对待员工，既不同心也不同志，而不过是下次危机时可供牺牲的耗材。

其实，如果补充一些90年代的材料，难道谁还看不出：今天互联网打工人们面对的断头台，正是90年代铸造的不老宝刀？

1992年，全国掀起了一场“新三铁”破“旧三铁”运动，要用“一张铁面孔、一颗铁心肠和一副铁手腕”打破工人的“铁饭碗”、干部的“铁交椅”以及所有的国营职工的“铁工资”……在这个过程当中，并非所有人都成为了国有的正式合同工，为了节省用人成本，工厂管理层一是将部分工人转化成“准合同工”，二是进行劳动力优化，把一部分年老的、身体不好的、关系不够硬的人精简掉……据统计，“破三铁”运动中全国大约有100万工人被精简为富余工人。

——《【重返90年代之下岗潮】“铁饭碗”砸碎后，一代工人的沉浮与迷茫》（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6485827.html）

电影所塑造的梦幻泡泡中，面对危机，老厂长没有甩下工人们，而是用年会为工人打气。这与现实形成了冷酷又荒诞的反差，真实的时间线上，给工人“打气”的大概只有黄宏的那句知名嘲讽：我不下岗谁下岗。

“老工人”与“互联网打工人”

然而，如果我们稍稍补充一些政治经济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到，虽然曾经的老工人和今天的互联网白领诞生于天差地别的生产方式，但是他们在社会结构中的相对位置却有很强的相似性。

首先，老工人与互联网打工人都掌握一定的经济特权。互联网且不用说，过去五年来，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平均工资在私营和非私营单位中都稳居第一[1]。眼光放回过去，1957年，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每个农民一年的农业生产净收入，大约有七十元左右”；而统计数据显示1956年的职工平均工资就达到了610元，是前者的8.7倍[3]。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披露，1980-1986年，全民所有制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农民货币纯收入的2.8-4.8倍[3]。即便考虑到纯收入与职工工资的口径出入，其收入悬殊依旧显而易见。此外，工人的工资是稳定有保障的，也就是俗称的“铁饭碗”，他们还享有各项社会保险，以及城市的各项文化福利，这些都是当时中国90%以上的民众可望不可及的。

其次，老工人与互联网打工人都属于一小撮“中间阶层”。《大西洋月刊》曾如此定义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就是社会的top9.9%，意指那些跻身top10%而未在top0.1%的人们，他们鄙视top0.1%穷奢极欲不食人间烟火的土豪做派，而又自得于相对于大多数人足够体面富裕的生活（听起来像不像《美丽新世界》里面的beta族人？）。今天，显然互联网打工人就位居这个阶层。而曾经的老工人们，他们作为城市居民，而城市居民在改革开放前，人口最多也不过一亿人（其中还包括了待遇不如老工人的自由职业者和集体所有制工人等），而农村生活着中国九亿的农民。如果我们参考一下《革命造反年代》里对于经济身份等级的整理，我们也可以看到，全民所有制工人正是比上不足（工厂干部、政府干部、高级干部），比下有余（农民、集体所有制工人、自由职业者）这样的存在[4]。

第三，老工人和互联网打工人都缺少政治行动的经验。对于老工人而言，他们的经济特权，一方面是中共“无产阶级专政”和“工人先进性”的意识形态所要求的，另一方面是国家自主工业化的需要。因而是自上而下赋予他们的。工人的行动受到严重的限制。即便在中国基层控制最松弛的文革早期，学生红卫兵已经风起云涌之时，中共依旧对工人组织有着强有力的限制，直到喊着毛主义口号举着宪法名义的工人自发冲破了这一束缚（安亭事件），即便从当时工人的口述中，可以清楚看到他们并不相信这个宪法的保护力。

而对于互联网打工人而言，他们的经济特权来自于知识经济。知识经济使得更高的商业附加值成为可能，也使得公司不得不依赖高级打工人们投身于资本机器，来实现资本增殖。为此，他们必须收买一个足够顺从的白领工人群体。这一阶层专业化程度高，意味着联合更加困难。几乎所有互联网企业都通过福利设施，来迷惑劳动者。就像《年会不能停！》所描绘的那样，你有免费咖啡、按摩和泳池，但作为公司发展的“伙伴”，你依旧要工作到损害身体健康的程度。

然而，老工人已经是一个历史上存在过的阶级了。殷鉴在前。当一个阶级只有经济特权而无政治行动作为保障，就像一块肥肉，可以随时给你，也可以随时拿走。

[1] 2023中国统计年鉴 https://www.stats.gov.cn/sj/ndsj/2023/indexch.htm
[2] 师吉金.新中国人民群众收入的初始变迁——基于1949年至1956年统计数据的分析[J].观察与思考,2022,(04):72-79.
[3] 1986中国统计年鉴 
[4] 李逊. 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史稿I.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4

职业经理人杰弗瑞

副总裁杰弗瑞被电影定义为在众和集团裁员和危机背后的主要恶人。他多年构陷众和标准件厂，为的是甩掉制造业的出身，向互联网金融转型。电影暗示，众和集团遭遇的危机，既是杰弗瑞这个高层的蛀虫，也是其所代表的不务实却务虚的思想（指不发展制造业却发展互联网金融）。这一暗示其实经不起推敲。

首先，杰弗瑞是众和的蛀虫吗？相比一众莺莺燕燕的中层管理者，杰弗瑞的动机更加复杂。在他看来，他蓄谋构陷标准件厂，不是为了破坏公司，而是推动公司发展。作为职业经理人，他的目标是推动企业持续为资本市场提供满足期待的利润，而基于杰弗瑞的认知，推动众和向互联网金融发展，正是100%乃至120%满足这一职责的条件。换句话说，站在资本主义的逻辑下，杰弗瑞恰恰不是蛀虫，而是一个尽职尽责的经理人。

尤其是，对比其他莺莺燕燕的管理者，杰弗瑞的野心朝向更多的利润，而不是瓜分已经产生的利润。我们不妨套用一下毛主席的句式：“一个职业经理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寻找并推动公司走向下一个利润机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资本主义的精神，每一个资本主义高级打工人都要学习这种精神……”

当然反讽的正是，莺莺燕燕的没有带来大裁员，踔厉奋发的则带来了大裁员，这又是为什么呢？

其次，互联网金融并不比制造业流淌着更加贪婪的血液，不同行业其实都服膺同样的资本逻辑。对于消费者，不同商品当然有差异，大炮是杀人的，卤蛋是喂饱肚子的。但是，对于劳动者而言，如果造大炮一天工作十个小时，煮卤蛋一天也工作十个小时；造大炮利润不足先裁员，煮卤蛋利润不足也先裁员，他们就会亲身感受到：问题不在于造的是什么商品。

对于资本所有者，不同商品也没那么大的差别。不管是什么行业，要想赚得利润，势必先投资置办场地、设备、技术乃至知识产权等，并通过雇佣“购买”一些员工的时间，鞭策这些员工利用既有的投入生产出商品和服务，再将它们销售到客户手中，抛去其中设备、薪资等投入，才得到了利润。这便是《资本论》中的经典公式“货币-商品-货币”。公式这里的中间品没那么重要，它可以是人工智能，也可以是外卖软件，可以是复必泰，也可以是连花清瘟。

什么重要呢？一方面，当货币投入被转化为商品的时候，资本所有者会尽其所能地充分利用一切“投入”——也包括雇佣的劳动力。另一方面，当商品被重新转化为货币的时候，资本所有者会尽其所能地把产品和服务转化为最大的价值。前者来自于充分压榨劳动力，后者来自于让人们过度地沉迷和消费。这两点，选择虚的互联网金融也可以，选择实的制造业也可以，对于资本所有者而言，不管黑猫白猫，产生利润都是好猫。

今天，很多人（其中许多还打着“左派”招牌）痛斥让人玩物丧志的抖音快手，可是，我们不妨问一问自己：凭什么抖音快手是毒药，运转抖音快手的芯片就是“国之重器”呢？归根结底，短视频还是芯片，不过是人肉汉堡的不同口味，它们所带来的共同利润，才是资本真正倾心的对象。

再次，电影倾向制造业而非互联网金融，只不过是更精明的资本代理人的选择，而非反资本，更不可能实现劳资调和。从不到两分钟的尾声可以看到，导演试图用崭新的CNC机床，来展现一个属于“新时代”的制造业。这里细思恐极的是：众和转型互联网金融会裁员，而用CNC机床替代人怎能避免裁员呢？不走向互联网，而是走向更高端的制造业，是电影暗示危机的最终走向。这自然有政治讨好的意味，但它也的的确确是当下正在发生的“现实”。

2020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让互联网背上了资本无序扩张的帽子，而制造业强国成为了近些年取代“新四大发明”的新热词。一些曾经热许自己是互联网企业的公司，如今大打“制造强国”的招牌。我想，这才是胡董事长老谋深算，而杰弗瑞稚嫩的地方。在当下，几乎没有任何国家的经济不是高度依赖于国家相关的消费与投资。因此，当下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是某几个野心家仅仅靠贪婪就能够成事的，资本主义完全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如果说平庸但忠实的资本代理人，如杰弗瑞，只会做普通的市场分析，认为互联网金融可能是下一个增长点；精明且老练的资本代理人，如胡董事长，则可以见风使舵，知道“自己今天的一切都是党给的，国家给的”。

据说，某知名美元基金的投资经理，三四年前就开始一篇不落地学习重要讲话，如今，这位经理已经因为all in国家安全产业而为美国客户大赚一笔。不用说，能得到这笔横财，既是瞅准了机会，也是挑对了人矿。

正像许多人所说的，“芯片”将是今后数十年帝国主义竞争的重要武器，对芯片产业的话语权，可以转化为国际政治上的影响力。但是，无论国际政治影响力多强，得始终牢记，八小时工作制不是殖民帝国带来的，而是工人运动带来的。历史上任何一个恢弘的年代，任何一座精美的空中花园，绝大多数人都不是信步游园的王公贵族，而是在地下室脚踏踏板汲水的奴隶。

为什么老板不可能让步？

在《年会不能停！》的结尾，孤注一掷的胡马潘三人组闯入年会，将副总裁杰弗瑞的阴谋公之于众，说服了董事长在困难时期与员工同舟共济，后者当即同意重新审视裁员计划。我们且不考虑厚黑学解读，电影其实始终在渲染一种来自社会主义时期的所谓“集体主义”情怀——换句话说，“不忘初心”。在这种浓烈的感情中，工人将工厂当作自己的家，不懈努力为之工作，同时工厂也照顾工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在困境时不离不弃。这当然是一种对残酷历史的浪漫化想象，但它在今天，表现出的实则是一种调和主义论调。

调和主义认为，劳动者与资本家可以寻找到共同利益。但是，我们知道，当企业销售了产品换回收入时，它要么属于劳动者，要么属于劳动者以外的银行、股东、管理层、房东、投资人等等。（我们可以简单地统称为“资本”。实际上，今天的资本已不需要肉身的“资本家”了，它们变成了专业化的机构，依赖一些高级白领的专业劳动，通过把劳动绩效与资本收益挂钩，今天的资本主义早已是砍掉脑袋的国王！）因此，如果产出不变，劳动者多拿一分，则资本必然少得一分。劳资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需要注意，这并不意味着，企业管理者不愿在任何情况下给劳动者增加收入。管理学家们喜欢鼓吹，公司理想的局面是：“两个人的工资，三个人的工作，一个人干”。实际上，从福特主义开始，整个绩效管理学发展的历史，就是公司管理者日渐精细地通过调节弹性工资，来分化劳动者并扩大利润的过程。企业当然愿意主动为劳动者增加收入——当且仅当这有助于利润积累的时候。

那么，电影所隐含的承诺——员工滚钉板告御状，诉诸老板良知，最终与公司携手共进渡过难关——就成了一个笑话。回望现实，近两年的经济寒冬中，各大厂的高管一定非常心善，见不得员工受苦，因为我看到他们愈发器重安全部——这一部门往往由退役警察组成，其重要职责是保证被裁员工迈不进公司的大门。

在这样的环境下，胡师傅不可能真正说服老板。可是，即便老板真的愿意让步，调和主义就可以实现吗？其实，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管理者个人的想法也没有那么重要。

我们不妨设想一个有菩萨一般心肠的老板，董事会上，ta力排众议，在销售一路下滑的业界寒冬拒绝裁员。很快，新一期财报披露了断崖下滑的利润，股价应声而落。有菩萨心的职业经理人未能完成利润指标，黯然离场。接替ta的新老板立刻着手裁员。好吧， 不如我们让这位心善的老板作为控股的创始人，总可以扛住股市压力了吧？股市下跌后，银行、金融机构、供应商也纷纷重估了企业的经营状况，如今，他们越来越担心心善的公司没办法长久经营下去，而金融资源的匮乏，将进一步加剧公司的颓势。

那么，如果这是一家私有企业，不受股价波动影响呢？的确，对于私有企业，利润是实实在在落进老板腰包，那从老板腰包中拿钱行善，应该不会受到外界影响了吧？不对，工资是每个月的固定支出，倘若没有稳定的回款支撑，那么，企业就会面临现金流断裂的风险，一旦断裂，企业将倒闭清算。那如果现金流充沛呢？现金流充沛的企业往往处于主营业务的中后期，这时企业势必要开启新的业务，而这又是极其耗费金钱的过程。当外界环境恶化，心善的老板必须在裁员和放弃新业务之间做选择，如果选择后者，那么那些心狠手辣裁员的公司势必在新业务中后来居上，而成熟业务也将面临着严重的威胁。

公司经常拿“裁员是一个艰难的决定”来做挡箭牌，不过，这话恐怕也不是全无道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企业不因为没有利润而死亡，只因为利润低于资本的预期而死亡。我们可以看到，常常一家公司裁员后，明明刚刚支付了一大笔裁员补偿，股价却立即大涨。当然，财务已经有一套成熟的解释。但是，我们抛开那些财务的门道，裁员传递出一个非常简单的信息：企业愿意为逐利而甩下不必要的包袱，还有比这更值得股价上涨的理由吗？我们会发现，这种心狠手辣的精神，正是资本主义本质的需要。

抗争不能停！

其实，行动并非完全不可想象之物。法国电影《开战》，就呈现了类似故事的不同走向。电影描绘了一个遭到全球化冲击的汽车零件厂。故事开始一年前，在集体罢工和工会协商下，资方同意以工人每天免费加班一小时为条件，三年内不再关厂。而短短一年后，资方便撕毁协议，以利润不达预期和“时代发展趋势”（多么耳熟！）为由主张关厂，工人迅速占领了工厂并开始罢工。电影随后细腻地描绘了抗争工人通过筹款、占领、罢工、诉讼、媒体等各种合法和非法手段，与资方博弈的方方面面。

尽管《开战》的结局是悲剧性的，这个电影仍能给予我们许多启发。我们可以看到，一地一厂的工人面对强大的全球资本主义，倘若没有动员出足够的力量应对，天平是严重倾斜的。需要注意，全球资本主义依赖的是一系列机构：股东会的利润诉求，职业经理人的“专业精神”，资产阶级民主政府的“市场自由”，而坐在谈判桌上西装革履的几位大老爷，也只不过是全球资本主义的肉身载体：任何不称职的代理人都可以随时被换掉。因此，解救之道又怎可能在说服某一个代理人的慈悲呢？它只能在与资本逻辑相抗衡的集体行动之中体现。

《1984》的格言在这里最为有效，如果你不觉悟，就不可能反抗，如果你不反抗，就不可能觉悟。

现实也不乏这样的例子。好莱坞制片产业一向是全球文化产业的翘楚，他们的编剧工人、演员工人曾经享受着贵族般的待遇。然而，随着AI和流媒体的来临，全球资本可以以更廉价的方式将剧本和表演外包给生成式人工智能或者东亚的廉价工作室，好莱坞的工人也面临着“如此生活三十年，直到大厦崩塌”的处境。但是，他们不是在年会上拍几个对老板小骂大帮忙的讽喻节目，也不是对老板苦口婆心地摆资历讲道理，而是干脆利落地开始集体罢工。

不过，这里集体行动的逻辑，与前述心善老板也不能让步的论点，是否冲突呢？诚然，个别地提高劳动者待遇势必会影响企业的经营业绩，从而在资本主义竞争中面临淘汰，然而，如果企业长期无法与劳动者达成一致，其带来的利润损害更直接，这是企业愿意达成妥协的动机。与此同时，如果集体行动和工会保障可以让整个行业避免劳动待遇的逐底竞争，也就不会让最残暴的企业抢得先机。更重要的是，前面说到，对企业最可怕的不是没有利润，而是利润低于资本的预期。而集体行动，正是修改社会对于利润的预期，从狼口中抢出肉来。

当然，这是一场永恒的战争。在西方，上世纪建立的福利资本主义曾短暂约束了资本的逐底竞争，而在今天，全球化已经赋予了资本新的筹码，一系列新自由主义政策则削弱了劳工团结的可能，新兴的零工平台横空出世，消解了上世纪斗争遗留的一切。

不是黑话也不是中层，而是吃人的资本主义逻辑

除了副总裁杰弗瑞外，《年会不能停！》还把一部分问题归结为中层的“不务实”和黑话身上。其实，一方面，这是没上过班的创作团队不太了解现代企业中官僚制的价值，当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集团的地步，它们离不开严密的科层制来提高效率。一个小团队可以把几十万的业务处理地干净利落，几十个小团队却不可能在没有合适协调机制的情况下，把几千万的业务高效解决。另一方面，如果一个公司有一些从事狗屎工作的中层，那也只能说明，这个企业具有一定的垄断优势（通过前期的逐利行为），且他们压榨基层的成本实在是太低了，以至于压榨基层已经足以产生大量的利润空间，中层这个硬骨头还不值得花精力去啃。

如果我们进一步想一想，其实利润也是资本主义的一项中间产品，它最终的本质是一个嗜血的怪物，不断鞭打着社会加速、加速、再加速，直到超速解体。

我们设想一下，虽然利润是企业追逐的最终目标，但是为了生存，企业常常也会放弃短期的利润。倘若今天乙企业让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在相同的利润水平下降低价格，干死了甲企业；明天丙企业就会让一个人干三个人的活，再卷死乙企业。直到每个员工都在多一点儿工作就会累死的边缘徘徊，企业的逐底竞争才达到均衡。这时，企业才会更多地朝其他更“艰难”的方向开始努力，比如技术进步等。我们会发现，这很荒唐，因为在这个思想实验中，企业并没有获得更多的利润，只是一些人损失了休息，一些人丢失了工作，还有一些人破产了。我们口口声声说资本主义是富裕的经济，但你看，它让每个人过得更糟了。

不对，这里还生产了很多新的产品，资本主义才能带来富裕。的确，这套循环下来，即便一些人筋疲力竭，我们可是拿到了他们用血汗打造的产品，这些产品究竟是更容易监控你的手机，还是高利贷或直播软件，并不取决于你真的需要什么，而只取决于什么可以创造利润。毕竟，《圣经》上都说人需要休息，但休息这种奢侈品，LVMH都生产不出来。

那么，资本家呢？资本家过得更好了吗？虽然，top0.1%的人的确足够奢侈浪费，但是他们消费的，远没有投入到下一轮再生产中的利润多。资本逻辑及其代理人，正如前文所说，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利己”的存在。资本并不能容忍所有利润被代理人挥霍殆尽。许多企业家喜欢在访谈说，自己闲不下来，不断地开拓新的商业机会和商业模式，是为了梦想，是为了证明自己，是为了改变世界，真的“不在乎钱”。这很可能是他们的心里话，无论身价和年岁多高，他们真的很努力——这很好，下次别努力了。如果老板不这么努力为资本逻辑开疆扩土，员工哪至于这么苦？

通过利润的循环，这个世界的一切都是可以剥削和利用的，这个世界的一切都是可以销售和消费的，终于让一切都变成了齿轮和机器，终于让世界变成了一台永动机——但永动机并不存在，所以资本主义必然在不断加速中走向崩溃。而资本主义一切抵抗行动，本质上不是自由派喜欢说的“在人群内部大搞阶级斗争”，而是人与那种非人的、异化人的力量的抗争。资本主义就是一个寻血腥味儿而动的野兽，它在哪里嗅到了一点还能增加利润空间的可能，就会扑过去咬住它。但集体行动和民主政权，是劳动者身上的铠甲，让这个怪物知道这里难以下嘴，去其他地方吧！

除此之外，无论是苦口婆心发表一些人道主义评论，还是在年会上对老板发一通不痛不痒的牢骚——听说这个今年很流行——都不可能触及资本逻辑的本质。那些宽容大量的老板或许会很容许员工拿ta发布产品的蹩脚英语做做搞笑视频，或者在年会上吐槽一下互联网黑话，但是如果你要让ta真正改变劳动者的处境，让ta在投资人和金融业面前面临压力，ta的獠牙才像见到月亮的狼人那样逐渐露了出来。

作为乡民，我们能做的恐怕就只有：抗争不能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