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尘：中国的资本主义过渡（2.2）

冲破阵营

在资本主义世界的战后繁荣让步于长期下行的时候，一系列存在质的差别的危机也已经在社会主义阵营内四处扩散。中国的发展模式虽然一开始成功防止了资本主义过渡，却只能通过日益僵化、军事化和狂热的党-国家–社会融合体协调生产和分配。类似的崩坏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早已显露。崩坏的根源在马克思主义学者当中一直是最热议的话题之一，过去将近一个世纪里遍布各种你来我往的争辩。书写这些争辩的政治派别被困在造反年代过后的冰冷世界当中，因此急于给自己披上早已死去的革命这件外衣。这里没必要复述这些争议，我们对这个与中国相关的问题早有探究。[48]不过有一个重点要在背景层面注意到：社会主义阵营这个总危机，是在斯大林1953年逝世后政策转变与民众活动之时抵达分水岭的。但是，正如中国的政策更迭通常是针对特殊危机的临时回应，是发展规划的局部极限，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开始走向白热的冲突也绝对不是斯大林之死直接“引起”的，赫鲁晓夫的政策转向也不单是政治上的突发奇想。相反，这之后的民众暴动（1953年东德，1956年匈牙利，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和赫鲁晓夫改革，都是要回应深层次的危机。这些危机早已构建在各国内部，构建在苏联和更宽泛的阵营内部的等级制度之中。这个官僚化、暴动、改革还有某些情况下的崩溃过程，在各个阶段都是由局部条件塑造出来的。

[48] 有一点同样重要，我们要再次强调，这里专门论述中国，我们关于发展模式性质的结论不能简单打包转移到社会主义阵营的其他国家。但是，这恰恰是许多学者以相反的方式做到的事情，他们用苏联相关的结论，预先规定自己对中国或者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解。不过不消说，南斯拉夫、越南、古巴和坦桑尼亚等国家，历史经验如此多样，一定会以当地条件为根源，创造出不同的局部危机。我们对中国的结论见《高粱与钢铁》。

因此，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论是苏联内部的联盟国还是外部国家，都会以自己的方式经历到这个时期的动荡。不过，冷战的全球规模也助力凿刻了这场宽泛危机之内的某些地区趋势。冷战两个主要地缘政治前线，一个横跨欧洲，一个在亚太沿海一线，而这些地区也将经历一些最严峻的效应。[49]东欧被视作苏联的俄国核心和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军事缓冲，这种效应就体现为彻底的对内镇压和社会广泛军事化，理由就是北约构成了威胁。有了这些条件，再加上许多国家融入社会主义阵营的时候曲折多难的历史，最终就激发了一系列民众暴动和更多的镇压。这个循环会在1989年地区的多数国家政府被推翻那时候达到高潮。不过在太平洋沿岸，朝鲜半岛和中南半岛的公开战事就成为危机的表现，此外还有菲律宾不断的游击战，以及台湾海峡两边的反复冲突。俄罗斯可以说置身战事外，中国可享受不到这点。

[49] 遍布亚洲、非洲和中东的代理人战争，当然也是冷战带来的效应，但是这些战争是冷战全球性质的一个维度，只是松散联系成各个地缘政治阵线，如果在这些领土失败了，也不会影响中国与苏联，这两个目前是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安全。

美国对与中国接壤的地区军事冲突的持续主动参与，引发出这样一个情况：由于苏联在赫鲁晓夫治下早在50年代末就开始布局与美国缓和关系，中国的国家动机与苏联开始出现矛盾。这时期中国许多对苏联的批评重点就是这种缓和政策，尤其是苏联用协议来遏制核武器扩散的种种尝试，比如《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没等大跃进结束，苏联就停止了对中国核计划的一切物质援助，不顾美国近期把中距核导弹移到了台湾这个事实。但是，即使中国再也不能保证苏联的军事支持，中国领导层却能保证苏联与美国的利益不会联合起来反对中国。很快中国就开始金门炮战，引发了第二次台海危机，给赫鲁晓夫的“和平合作”序曲拆台。即便此时中国外交官私下力图敲定与美国的谈判，希望获得正式承认（因此也包括取代台湾长期持有的联合国席位），中国的宣传也开始公开强调赫鲁晓夫面对美帝是多么软弱。[50]

[50] Lorenz Luthi, “Chapter 3: Mao’s Challenges, 1958,” The Sino-Soviet Split: Cold War in the Communist Worl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不过，同样参与这些危机的还有美国安全机器有目的的战略，目的是在社会主义阵营内两个大国之间创造介蒂。尼克松政府清楚意识到中苏之间长期的紧张关系，而新一轮紧张关系很快就会成为机会，来追求冷战外交中的三角战略，试图激发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早已横亘、如今还日益不稳定的断层线。这些断层线在60年代前后已经开始变形，当时愈发自给自足的中国也认为，自己面临与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同时开战的前景。到文革结束前，断层线终于滑脱了，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引发了地壳转移，最终决定了后半段冷战的形态。

这个事件后来称作“中苏交恶”。此事件虽然受斯大林之死和随后赫鲁晓夫追求的政策激发，并且都被局部的僵化进程推动，但历史根源还要再往深处探寻。20年代中共和苏联就在理论、策略与革命战略方面存在根本分歧，当时共产国际支持与蒋介石的国民党结盟的战略，却导致了白色恐怖灾难期，几乎消灭了革命运动。就在这些年里（以1927年上海屠杀为开端），中共领导层发生决定性转移，从以接受苏联教育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为代表的正统、城市一翼，转移到以毛为代表的更为民粹、偏向农民一翼。虽然在外国入侵、内战和重建的数十年时间里，中共与苏联依然维持强劲的关系，但是白色恐怖这几年的经历既确认了中共的农村转向，也使中共对过渡依赖苏联的指导十分警惕。

但是，苏联的援助在发展模式初年还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尤其是满州的工业复合体，在50年代初有大量俄罗斯技术人员、管理人和工程师流入。1956年后局势紧张，这种援助和技能共享的流入也放缓至涓流的水平。到60年代末，流入就完全枯竭了。中国国内经济被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阵营同时孤立，自给自足色彩也愈加浓厚。这个情况被国内宣传描绘成了一种自力更生的自豪形象：中国与苏联的官僚僵化相对立的同时还反抗帝国主义。而在现实里，与自给自足相配套的是波动的国际政策，这也导致中国去支持红色高绵等暴虐政府，并且与邻国发生一系列高风险的军事接触活动，比如1962年的印度。

最有决定性的一次接触就是1969年珍宝岛事件。在这7个月中，中苏之发生公开但没有宣战的军事冲突。这次冲突本质上将此前十年下坡的经济关系与政治争端浓缩成一个公开敌对的符号。冲突的确切原因（河中心一块小岛的边境争端）并不十分重要，现在回顾的话冲突的结果也不重要（双方大概有一百多兵士阵亡，边境问题并未解决，也没有敲定停火）。重要的是这次危机所具备的规模清楚表明，双方在意的不仅仅是几片领土。这次冲突一开始，双方只是在黑龙江西部、俄中官方边境乌苏里江上的珍宝岛进行一连串攻击和反击，但不久两国就在整条4380公里的边境线上加派了前所未见的部队。黑龙江的战斗不单再次激起东北暗流涌动的争端，也引出了与苏联加盟共和国——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接壤的新疆许多潜伏的边境问题和种族纷争。在现实中，边境从一开始就没有精细划定过。沙皇俄国与清朝一个世纪前签署的条约界定了备受争议的领土，而随后的两个革命政权将其继承下来。中国的极西领土尤其含糊，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间歇战事才在1884年完全并入清朝。这个地区的种族多样，大多人口源自一系列突厥语系的游牧草原部落，其中许多在边境两遍都有很强的纽带。

当珍宝岛事件燃起了南疆接壤塔吉克斯坦的帕米尔山区一触即发的边境冲突，苏联也得以利用这个区域长期的种族矛盾获取优势。1964年边境谈判失败后，苏联就一直在边境加派部队：

1965年，苏联在边境有14个战斗师，其中只有2个师做好战备。到1969年，苏联部队在边境地区的师已经增加到27-34个之间（大约有一半做好战备），总兵力27-29万。[51]

[51] Michael S. Gerson, “The Sino-Soviet Border Conflict: Deterrence, Escalation, and the Threat of Nuclear War in 1969,” Center for Naval Analyses, November 2010. p.16

除此之外，苏联还威胁要煽动中国内部发生分裂主义骚乱，并且所有这些都可能以核冲突为备用方案。早在1967年，苏联就在边境部署了长距移动核平台，部署点就在中国初生的核设施的打击范围之内（当时中国在罗布泊沙漠进行测试）。同年，中国在罗布泊引爆了首枚氢弹。到1969年，俄国就会开始考量与美国共同打击，消灭中国的核能力。与此同时，中国认为苏联与美国达成核对等（nuclear parity）威胁了国家安全，因为就在中苏关系愈发动荡的时候，中国所依赖的是加入苏联对外威慑这个“保护伞”里面。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这树立了一个令中国警醒的先例，也就是主张若有必要，苏联有权干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勃列日涅夫主义”。[52]

[52] 同上， pp.16-20

面对这些威胁，中国军方转向“主动防御”战略，其特征是边境线小规模的埋伏打击。这被解释为是意在震慑未来侵略行动的最后一招防御行动。[53]在1969年初引发珍宝岛事件的，只不过就是这样的一次埋伏。苏联认为这些袭击就是侵略行为，不是在试图进行防御性的震慑——正是这个“主动防御”逻辑本身象征了中国军事政策愈发难以预测。同年文革进入高潮，随后因为解放军内部出现异议和内战风险而降温。到了春季，珍宝岛冲突已经恶化到上千部队介入的程度，到了夏末，哈萨克斯坦边境附近的新疆铁列克提发生了程度类似的恶战。自始至终，苏联一直威胁对中国采取核行动，古巴导弹危机结束以后，两国日增的紧张关系开始把大范围核冲突变成真正可能的风险。中国在8月开始正式备战，备战行动包括重新进行军事动员，为大城市制定大规模疏散计划等等。[54]

[53] Andrew Scobell, China’s Use of Military Force: Beyond the Great Wall and the Long Marc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15

[54] Gardner Bovingdon, The Uyghurs: Strangers in Their Own Land,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 Chapter 2.

中国对核冲突这个威胁的反击是“人民战争”，通过长途入侵苏联来施行。虽然中国技术低劣，只有少数可部署的核弹头，但是中国的威胁主要来自军队的绝对规模，这个规模足以遍布苏联，在国内外进行持久战。中国内部相对低水平的城市化也打消了核冲突的威胁。既然人口没有中心化，针对关键城市中心进行核打击也就不会产生打击欧洲或者美国一样的瘫痪效应。苏联对这种威胁没有妥当的计划应对。如果战争真的爆发，苏东关键的战略中心就会落入敌手，跨西伯利亚铁路也很容易陷入瘫痪。某个节点苏联军方曾经考虑过在边境部署核地雷，但是他们的战略家明白，最后万一发生实质性的核袭击，就有世界大战的风险。[55]冲突最后不了了之，结束和开端一样混乱。

[55] 同上

三角战略

虽然与苏联公开战争的威胁最终消退了，但是发展模式的军事化并没有。战争风险本身为解散更极端的文革组织提供了理据。1968-1969年这些组织的派系斗争激化成为地方的武装斗争，促使国家出动军方来平息。与此同时，为了保证生产不会中断，国家大部分基础设施也转交到军方管理。[56]在国内层面看，这样做只能为进一步的停滞铺路，但是在地缘政治层面看，这种军事边缘政策的最终结果就是中美和解，虽然是尼克松政府先开的头，但主动寻求和解的是许多中国国家高层，其中以周恩来为最甚。

[56] 见吴一庆（Yiching Wu）,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he Margins: Chinese Socialism in Crisi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60年代前后，有一点已经愈发清楚：自给自足和军事孤立从根本上都无法持续。经济孤立导致国内对自己无法生产的资本品的需求增加，而这种需求又鼓励开放外交关系，希望能借此获得这些资本品。与此同时，孤立也让所有可能的军事前线都有同时开战的风险：与美国的沿海战，与苏联在满洲和中亚的长途陆战，与印度在喜马拉雅山的山地战（在1962年中印战争之后），还有中南半岛雨林与苏联直接冲突、以及和亲苏联政府的代理人冲突。这些威胁已经导致中国本身内部的投资地理特征出现重大转向。三线建设驱动所关注的，正是在中国最渺无人烟的内陆省份进行大型军事基建项目。[57]三线这个政治符号的做法既鲜明也有军事色彩：日本侵略之后，国民党也有类似撤退到内陆的做法，将重庆设为战时的首都，并且建成了现在三线工业化驱动用到的大多数基础设施。

[57] 见诺顿，《中国经济：转型与增长》。

1969年边境冲突后，中国不可能再与苏联修复关系了。中国要走出孤立，唯一可行的出路是慢慢唱和尼克松政府创作的序曲。这个过程打先头的是周恩来，他是长期担任中国高级外交官的邓小平的盟友。但是开放不能归于中共领导层里一个单独派别。首先，这是日益堆砌的国内危机作出的回应，不是政治上的突发奇想，其动机尤其来自石油和化肥行业对资本品的需求（领导层认为这两个行业对70年代的工业计划能否成功发挥绝对重要的作用）。第二，中共领导层内互相对立的派别对开放持有明确却秘而不宣的支持态度。事实上，外交接触就是在文革期间启动的（尽管是在1969年的高峰之后），要是毛或者四人帮马上反对的话，接触就根本不可能发生。这种开放一开始走非正式渠道，先是1971年在毛的支持下进行后来被称作“乒乓外交”的乒乓球选手交流。这些非正式的序曲之后，周恩来与基辛格同年稍后进行了一系列秘密会面。

美国对中国的禁运在1971年底撤销，次年尼克松和基辛格正式访华，这是美国在任总统有史以来第一次访问中国。访问期间，尼克松和基辛格与毛进行了一次短暂会面，会面树立了对华政策的主要大纲。访问余下的安排是与周恩来进行一系列会面，其中穿插礼物交换和合照摆拍，最后是发布上海公报（这份公报直到今天依然是中美双边外交关系的基础性文件）。公报除了提到一年前撤销的禁运，还为未来地区的政策提供了初步思路。文件的言辞虽然含糊，但还是提议两国关系正常化，表示美国并不在地区谋求“霸权”（同时暗示苏联也不能谋求，为美国在未来边境冲突的时候可能表示支持中国留下余地），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美国承认大陆政府，包括正式支持特定版本的“一个中国”政策，还有承诺关闭美军在台湾的部分军事设施。随着禁运结束以及和平解决台湾冲突的可能性已经敞露，这份含糊的外交声明也为中国与资本主义圈之间发展实质性的经济关系敞开了大门。

这个时候还不能说存在什么真正的长期计划，让中国向大量外国投资“开放”。尼克松政府的目的更偏向地缘政治方面，试图在社会主义阵营两个重心之间创造出介蒂。这个“三角外交”的建立与结束越战一样，成为尼克松长期的冷战战略重大成就之一。和解是战略性目标，是为了未来与苏联互动的时候赢得腾挪度和筹码，同时消灭对美国的一个巨大的潜在军事威胁（而这个威胁本身也并不希望深陷于新一场太平洋战争当中），防止形成任何形式的中苏联盟。[58]从国内的角度看，即便是中共内部的改革派，也认为这次初步的外交行动，只不过是极其有限的自由化纲要中的一环，目的是要解决一系列眼下国内的危机，而这些危机已经证明在60年代自给自足的条件下变得十分棘手。但是，改革的目的在于保存，并且实际上要重新焕发发展模式本身的活力。[59]从来就没有什么关于市场转型的长期战略。相反，向资本主义过渡只是危机并发的紧急产物。这个时候一系列混乱的国内改革导致地方市场化和农村工业化，此外外交开放也恰逢资本主义世界的盈利能力长期下行。两个事件大致处于同一时间，分别在80年代和90年代开始推动贸易和外国投资达到了高点。

[58] Doug Bandow, “A Nixon Strategy to Break the Russia-China Axis,” The National Interest, 4 January 2017. <http://nationalinterest.org/blog/the-skeptics/nixon-strategy-break-the-russia-china-axis-18946?page=show>

[59] 见Barry Naughton, Growing out of the Plan: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1978-1993),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民族、国家与家庭

有一点虽然似乎不言自明，但在这里说明一下还是很重要的。尼克松政府投身其中的这种国际外交，前提是连贯统一的民族，而资本主义世界必然是一个民族国家的世界，国家在当中发挥施行、培育和宣传这种民族差异的作用。发展模式成功将文化多样化、政治碎片化的东亚大陆打造成一个中华民族国家，却最终成为相对平滑进入资本主义世界的必要支架。但是，上述这个前提不仅仅是地缘政治的意外。民族和现代国家，再加上地方权力原有的制度——其中最重要的是家长制家庭——已经一次又一次证明自己是积累的本质因素。中国不是例外。完成民族建构的过程是发展模式的一个主要目标，但这个目标也成为了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关键启动因素。与此同时，尽管存在反对性别不平等的宣传，并且与革命前相比性别平等也有显著的进步，但是性别不平等在发展模式里继赓以后，最终会为无产阶级的成长提供社会空间，而这个阶级在头几十年里以女性为主。[60]

[60] 发展模式之下性别问题的演化，这个话题（时至今日）依然理应获得更多专门的探究，我们希望在将来能去探索。这里只需说明，完全废除婚姻这一起初的愿景没到70年代就早已放弃，实际上党转而助力巩固和监管家庭，到了有人不愿结婚有时候会受惩罚的地步。更多论述见Margery Wolf and Roxane Witke (Eds.), Women in Chinese Socie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Tani E. Barlow, The Question of Women in Chinese Feminis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4; 贺萧，《记忆的性别：农村妇女和中国集体化历史》.

在这里有必要后退一步，考量一下积累这个抽象的驱动究竟是怎么变成活生生的现实的。虽然资本物质共同体最内在的逻辑，似乎指向一个联系顺畅、充分的全球性的系统，积累的根本性循环也没有妨碍，不过现实是，积累只能通过现实世界的价值生产才能发生，而这个过程的内在是混乱的，不断遭遇妨碍，不断用强力突破。价值规律不是从天而降的，是乘着炮舰，顺着通胀的碎浪抵达的，或者说是一支矛，放在条约和贷款协议的纸张背后。价值规律的基线条件，是资源和人类劳动力起初在商品系统的外部，现在也变成商品并一直为商品生产系统所用。这就是说，系统以外的区域必须吸收进系统。不过这也造就了一点：尽管反复出现的危机将劳动力赶出生产过程，还遗留下一圈圈休耕中的锈带废墟，但是土地和劳动的商品形式还是必须尽一切必要手段维持下去。所以，我们讨论中国纳入资本物质共同体是在讨论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同时也在讨论协助这个过渡的局部机制。但是在许多情况下，这些机制也成为今天资本主义维系价值生产的基线条件的手段。

因此，从根本上具有经济性质的动机就披上了经济外的多重形式，这些形式通常从已经存在的权力结构那里扩展适应出来，并且几乎一定将结构自身的惯性带入新系统。这导致压迫机制远远超过系统总体的基线经济需求。这在中国特别包括国家的总体运作（警察、监狱、产权法），但是也包括一些特别工具，比如户口系统和档案（表面不过是行政“记录”，但是实际是公安部掌管之下的个人化监控系统）。这两者都是源出社会主义时代的扩展适应。类似作用的还有民族身份。民族身份的作用、与截然不同的“汉”文化/族群这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对国家的总体可信度，对在新疆和西藏等地进行领土统治的暴力宣称来说，都有至关重要的作用。[61]与此同时，家庭的继赓和性别不平等广泛传播，已经成为创建和维系资本主义阶级系统的关键要素。农村发生的市场化将各个家庭的产能视作基本单位，如果没有能力通过家长制的家庭单位来动员劳动，那也不可能转向“家庭责任制”。此外，中国早期的无产阶级以女性为主，这是因为农村工分分配和城市雇佣已经存在不平等，最早涌入珠江三角洲等地的私人资本也是通过氏族网络动员的。

[61] 我们还没讨论过西藏的种种细节，但是新疆可以参见本期作品Adam Hunerven, “Spirit Breaking.”

如此这般的机制即使依赖于，并且在运用的时候最终服务于这些经济需求——这些机制在价值积累的循环那里绝对不是真正“自主”或者“半自主”的——也不能被还原为单纯的经济原因。这是因为，这些机制的惯性质性既赋予机制经济外的性质，又赋予一定程度的内部一致性。这种一致性生成了一种错觉，以为国家、民族、种族、家庭等等即使在经济可能终结之后，依旧可以以现有形式生存下来。这样的机制就是马克思称作“原初积累”的维度。但是这些机制也不是某个历史“阶段”的残留，不是许多“原始”或者原初积累的经典错误阐述希望我们相信的那样[62]，也不是用来掠夺尚未被吸纳、在过渡以后依然能持存的“普通人”的一种方法（作出这样的想象的理论是将原初积累改编为“剥夺而来的积累” （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了）。[63]原初积累不单单是历史里某个阶段——毕竟历史仿佛活生生在蠕行的雪崩，具有甩掉一切驮负在身上的阶段的趋势——也不依赖资本主义系统某个边缘（内在外在都是）的持存。可能最重要的是这一点：这些过程并不仅仅受剥夺界定。原初积累唯一本质性的特点，就是建立和维系积累所必需的框架这一行为能继续下去。这个框架不是什么间隙性空间里的（interstitial）普通人的闭合， 而是资本物质共同体的持久维系，所造成的只会是共产主义潜力被提前赎卖（foreclosure）。[64]

[62] 这种资本主义之中、之前和之后的历史“阶段”观，在马克思逝世后成为许多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中心特点。这个概念在马克思自己的作品中通常居于次位，并没有特别好的展开。但是20世纪初，俄罗斯、中国和日本等地对革命策略展开争论，其中一个主要焦点就是决定国家的发展“阶段”。这还引发了种种歪曲，比如普列奥布拉任斯基（Preobrazhensky）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理论为农村的暴力集体化正论。

[63] 这个立场首先由大卫·哈维普及开来，现在政治纲领如果关系到保卫、复兴或者扩大所谓“普通人”，许多会以此为核心的理论假设。

[64] 关于原初积累是持续过程这一理论，更多论述见Werner Bonefield的作品，尤其是Critical Theory and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Bloomsbury, 2014的第四章。

对我们来说，这就意味着中国这个国家的创立——本该以汉族群绵延连贯的文化为分界线——和家长制家庭的持存，是相对平滑进入全球资本主义系统的必要前提条件。但是，这个过程的偶然性通常在事后思考之中被掩盖了起来。既然中国这个民族（国家）完成了资本主义过渡，既然政府和家庭的基础设施也扩展适应了，满足持续积累的需求，那我们就可以说，即使发展模式不属于资本主义，但是社会主义时代创建的这种基础设施实际上生育出资本主义原初积累的机制。这就等同于说，日本德川时期或者普鲁士腓德烈大帝时期的国家与氏族，即使两国本身的经济绝对不是资本主义，在将来也会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形成过程的本质因素。这并不是说民族国家的存在本身是过渡的担保。这样的国家可以也曾经在生产方式变更的时候，或者面临对立的军事力量的时候崩溃（比如中国国家自己在世纪初的经历），实施资本主义过渡的背景也可以是这种巴尔干化，实施的基础也可以是新政治中心——在没有国家的条件下，融入资本主义的第一步总有制图学色彩，这时候殖民势力在空白的地图上随意划分边境和民族界线。资本主义社会里最基本的意识形态假设，就是有意愿将资本主义规划到过去那里，似乎资本主义既永久也必不可免的一样。将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描绘得似乎一直偷偷具备资本主义性质一样，又或者描绘为只是原始积累的一个阶段，为资本主义扫清道路一样，这只是在重复上述的流程，将历史中的偶然性拿走，巩固了资本主义不朽的神话。[65]

[65] 《高粱与钢铁》以及其中的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概念是隐含的批判，要针对的是形形色色的理论，认为所有这些模式不过是资本主义的变体（“国家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波迪加（Bordiga）将苏联简单描述为“俄国资本主义”，英国《扬弃》期刊的“价值畸形（deformation）”概念）。我们不会总结这些争论，只是旨在展示我们自己专门对中国经验的理解，而本文的确缘自十多年与这些理论互动的过程。若干读者认为，这篇展示反映我们对这些理论并不熟稔，但是我们这些理解并没有宣称要去回应自称“社会主义”的其他模式。有少数作品尝试直接处理中国（就是Loren Goldner和Elliot Liu等人），这些我们确实回应了。但是，几乎没有作品在构思的时候考虑到中国。最终我们还是认为，不能通过研究俄罗斯来理解中国历史。

在现实里，中国创立为民族国家只是替国际资本主义系统提供了一个敞口，最多也只是为过渡的总体方向可能带来的后果组合提供了趋势。但是，如果中国保持巴尔干化的状态，那么侵略行动、殖民化和债务束缚也会带来基本一样的结果。不过，对历史进行反事实的论述（counterfactuals）也只能显明这么些事情了，也没有这样一个机能，可以勾勒出上个世纪可能存在或者不存在的资本主义之外还有什么潜在路径。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就是，政府在发展模式期间创造的基础设施，最终会助力创造和持续维系土地与劳动力商品化的系统。与此类似，家庭这个单位的维系也会为市场化、无产阶级化和资本向内流入提供底部支撑。下文将会探讨这些特点究竟是怎么扩展适应到资本主义过渡过程之中的。但是在这里要注意一个重点：一个广泛的国家和前资本主义的孝道传统的存在是资本主义引入东亚大陆的重要机制，不是阻碍。

精神的极限

除了地缘政治的孤立，中国的改革派还要回应国内不满情绪缓慢增长的浪潮。这一部分是文革的动荡巅峰造成的事后效应，不过也是晚期社会主义的一种新型幻灭。这种幻灭出自高投资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长时期紧缩政策。由国家给出、近乎宗教的公社主义种种新形式，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等运动那里典章化了以后，曾经也算有所作为（虽然阴晴不定），既可以合理化持续不断的物质稀缺，也可以将为社会主义规划作出的牺牲转化为自身的精神奖励。不过，精神总是在肉体那里迎来自己的极限。这时期许多民族志在个人层面记录了这个进程：模范工人被卷入早期文革的热情之中，牺牲了大跃进以后引入的物欲，因此获得国家庇护这个近乎宗教的符号奖励。这在一开始对他们来说似乎真的具备社会分量：毛的画像裱了框，红宝书放在了架上，别针和红领巾也系在了衣服上。但是，岁月如梭，这些符号也空洞起来。一叠叠小红书在一堆堆毛的照片旁边堆砌，这些照片已经多得没法装裱。现在看来，这种精神公社主义只能累积大量无用的兑换券，国家意识形态的符号框架也开始倒塌。就连大多数模范工人也没法辟除这种日益增长、对精神激励不再信任的犬儒心态。在最宏观的层面上，这一点首先彰显为黑市、非法营生、囤积居奇、工作拖拉——所有这些手段都以至高德性为代价，先满足物质德性（material virtue）。最后，这样一种犬儒心态总会具备更为公共的性质，以至于到了1970年代中，公开的骚动已经再次开始滋长[66]。

[66] 关于1970年代这些趋势，见《高粱与钢铁》的第四部分以及吴一庆（Yiching Wu）的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he Margins。

早在高度军事化的三线投资推动的高潮时候，裁减就已经出现了。1971年林彪事件以后，对军事政变的恐惧促使当局缩减军队在生产的参与度。另外，改革派成功保证了西部的冗余营建项目得到削减，并得以将更直接的生产性投资输送回沿海地区。与此同时，初期与尼克松和基辛格的会面促成了“拿出43亿美元进口工业设备”的一项协议，其中重点是“美国–荷兰合资的国际开发财团的11个超大型化肥厂设施”。[67]直接的战略性目标是保存发展模式，而不是进行广泛的市场改革，当然也不是去完全融入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但是改革还有一个策略性方面，目标就是弹压人民当中普遍潜伏着的骚动。

[67] 诺顿，《中国经济：转型与增长》, p. 68

1974年，新一波工业行动席卷城市，虽然行动比1960年代末更为收敛，但是席卷的程度依然足以表明，尽管当时对许多同样的经济问题（工资停滞，福利服务恶化）另有说辞，但问题依然持存。[68]可能更重要的是在这个时候重新浮现对政权的直接批评，不过由于1969年镇压了大多极左派，这些批评现在聚合成更为公开的自由化计划，要求民主化的同时也日渐要求市场化。1974年，李一哲小组在广州用一系列大字报发表了首份公开宣言，这个小组是文革高峰时曾短暂入狱的青年异议者（以李正天、陈一阳和王希哲为首）组成的松散联盟。李一哲小组组建的立场虽然不及几年前极左派更为极端的观点，却有着隐约的人道马克思主义色彩，性质上与东欧异议者倡导的类似，同时也因为能够详细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证明这个前景（主要由王希哲完成）而为人著称。这些大字报最有影响的一篇是《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对政权进行了（不直接但清晰的）批评，对象包括官僚阶级这个“新贵族”、四人帮和个人崇拜。当时对异议者的大规模搜捕关押已经结束，大字报因而提倡逐渐民主化，其中一些关键作者在70年代末还继而成为民主墙运动的领袖。李一哲的文章是赵紫阳策略性批准散布的，当时他是广东省委书记，后来成为中国改革时代的关键领袖之一。因此，民众的不满情绪至少有一部分是被党内某些改革派培育指引的，他们希望这些批评所包含的政治信息能很好地动用起来抵抗敌对派系。[69]

[68] Jackie Sheehan, Chinese Workers: A New History, Routledge, 1998. pp.144-145

[69] Anita Chan, Stanley Rosen and Jonathan Unger, Eds., On Socialist Democracy and the Chinese Legal System, Routledge 1985. pp.1-20

但是，即便赵紫阳出于政治目的而动用这种批评，李一哲小组揭示的骚动也绝不是这种派系斗争的产物。李一哲的作者只不过开始将自己的文革经验形式化，同时为已经开始出现在民众抗议当中的许多需求提供理论背景。这种抗议集中在中国的主要城市中心。1974年发生“白云山事件”，数十万工厂工人、退伍军人和青年到广州旁边爬山，这次集会表面是中秋节纪念先人的活动，实际上变成对官僚化和贫富不均的抗议。[70]1975年夏季，一次不宣而起的罢工席卷杭州，“最后只能以工厂驻扎大军收场，部署的部队多达3万人”。[71]1976年，周恩来之死激起了1960年代末以来最大的抗议之一。中国各个城市的活动人士将总理之死用作公共集会的理由，计划在4月5日清明节当天聚集。四五运动有全国许多青年工人参与其中，喊出了文革前后累积起来的许多隐蔽的不满。[72]

[70] Chan et. al. 1985, p.9和Sheehan 1998, p.146

[71] Sheehan 1998, p.146

[72] 同上, pp.146-149

不过，这次运动同样以新角度展现了这些要求。抗议者吸收了李一哲小组的一些用词和逻辑，开始用高层党政来罗列自己的要求。1976年工人领导的抗议，虽然本质上延续了1956年上海罢工潮以来的一系列抗议和文革早期的骚动，却稍稍偏离了“经济主义”罢工传统，不是要求增加工资和福利、改善工作环境和增加工人对生产的控制。[73]相反，抗议者直接指向党的领导层，将工资与生活标准的长期停滞，与1960年代末压制暴动以来一直掌权的四人帮联系起来。与此同时，周恩来本身是与邓小平亲近的改革派，他的立场也有助于将这种骚动传递为民众对改革派更广泛的支持。运动以1976年天安门事件为高峰，当时天安门广场纪念周恩来的花圈被一夜之间拿走，抗议者被强行驱赶。虽然抗议者大多数没有对改革派的任何一员表示强烈支持（当然周恩来是例外），官方媒体报道却将抗议归咎于邓小平，以此为借口将他软禁在广州。讽刺的是，如此回应产生了这样一种效果，使改革派似乎掌控了超出真实程度的露骨的民众支持基础。[74]一旦改革派在1978年掌权，四五运动就“被邓小平政权呈现为自发的群众运动，对已故周恩来和他的被保护人邓小平表示支持，同时反对四人帮（也暗含反对毛泽东）；总的来说，将运动呈现为民众拒绝文革。”[75]这是不顾运动中工人提出的要求在过去十年所具有的清晰的连续性。

[73] “经济主义”历史的更多细节，这个词如何成为社会主义时代工人抗议的一个方面，如何又被用来贬损骚动，见Sheehan 1998和Wu 2014.

[74] Sheehan, pp.148-151

[75] 同上, p.150

罢工尽管被打压，1976年还是在中国各个城市继续着。之后的9月是毛泽东逝世，抗议浪潮继而被重新用来证明驱赶四人帮的必要（当时四人帮在毛泽东的庇护下刚刚获得权力）。领导层的变更确实受到欢迎，在当时又激起了一次所谓“三空”的集体动员，“商店酒柜，烟花爆竹店，就连医院病床都空了”，人们都去参加“可能是全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自发派对”。[76]不过，尽管领导层变化了，抗议并没有就这样消退。1978年的民主墙运动秉承四五运动的传统，对由邓小平掌舵的新政权提出了许多同样的关切。工资和城市住房短缺是主要问题，此外许多活动家还继续呼吁增进民主化。不过，抗议者破天荒地将中国的发展状态与资本主义国家相对照，包括西方和发展迅速的邻国。随着韩国、台湾、新加坡等国家，甚至香港都在经历迅速的发展（它们在二战后建立基础的条件与中国类似），中国和邻国之间无以计量的差距也明显起来。许多人开始发问，为什么更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没法在生活标准这方面产生同等或者优越的回馈。这个问题要到1980年代才变得突出。[77]但是，民主墙运动没能达到1960年代末所给出的批评的激进程度，最激进的情况也只是要求提高工资和加快发展，同时要求南斯拉夫式的工人自我管理和部分市场化。[78]

[76] 同上, p.154

[77] 同上, pp.160-163

[78] 这一点在王希哲等理论家的作品里尤其突出。见Chan et. al. 1998.

邓小平政权虽然起初表示支持，但到了1980年代头几年就害怕工业骚动将会失控。尤其是同时期波兰团结工会的崛起，似乎表明如果将太多权力转移到工人和新建立的村级选举机制那里，类似的事件就有可能发生在中国。国家的回应是逐步压制加上经济让步。对党抒发不满的自由慢慢被收回，法理上的“四大自由”——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被1980年宪法删除，两年后罢工权也被撤销。与此同时，1977到1979年开始安排一系列加薪，这是十多年以来的首次。工人在地方政治和生产的某些方面也被赋予更大的影响力。[79]这就是改革派展开政治工作的背景，这些早期改革通常是为了直接回应过去几十年累积已久的危机。但是总体来说，这种回应是不完备的。虽然生活水平上升了，官僚化的问题却似乎在加剧，政治精英还开始与技术精英融合，形成越来越贯通的统治阶级。这就证实了文革前后许多异议者给出的批评没错，但是连这些批评者也没有预见到眼下事态的真正重要性。随着市场化的进展和原始无产阶级的规模壮大，已经开始贯通的统治阶级不再仅仅是一群官僚精英，只会随意抽取粮食剩余，而是开始具备逐渐成型的资产阶级的特点。

[79] Sheehan, p.155, p.167 and pp.192-193

停滞、现代化与回归家庭

如果说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城市部门所面临的物质局限导致工人阶级的抗议，那农业生产的瓶颈同样导致城市与农村地区的社会不稳定。大跃进以来的人口增速，使得人均粮食产量还不到1970年代中就陷入停滞。国家在大跃进之后已经减少了粮食抽取，担心与农民早已紧张的关系会有恶化。事实上，国家的粮食收购在1965-1978年间几乎没有增长。[80]1971-1976年，国家收购的粮食还不够城市的粮食消费量。[81]为了应对，1973年，国家实施中止招聘职工的政策。青年人被送往农村，实际上是将他们推到了国家的义务范围之外，而他们的衣食住行从此就由农村生产单位直接提供。即便如此，粮食缺口还是没解决，在整个60和70年代，进口粮食变得越来越必要。[82]有一点至关重要：积累率决定了国家在工业发展过程中可以投资多少，而农业瓶颈则成为积累率一个严格的物质局限。这些不仅是系统性错配和农业生产力停滞的问题，还表明发展模式的一个深层次核心危机。由于这样一个精细的庇护结构建立在城乡割裂的基础之上，维持稳定的粮食抽取就成为维持发展模式本身的第一要义。随着这个核心关系开始解体，裂口就会向外波及，影响生产的方方面面。

[80] 杨大利，Dali Yang, Calamity, 108.

[81] 同上，p. 123.

[82] 同上，p. 108.

由于停滞的农业增长拖累工业发展，国家开始重新致力农业现代化，包括以粮食生产为焦点的“洋跃进”。[83]虽然对大寨模式的政治号召和呼吁仍在继续，但是最终使生产出现真正增长的是国家在农业投资方面的“冒进”[84]——1978和1979两年的投资增速尤其接近9%，几乎是其他部门的两倍。[85]与此同时，1979年的积累率也增长至少见的高位34.6%。[86]几百万农村劳动力加上巨量的国家新投资，致使1977年初出现了将近40万个新的农业基建规划，开拓了新田地，改善了旧有农田，建起了新的灌溉和节水基础设施。[87]新资金现在可以投入到机械化和科学的农作技术了。农业现代化还意味着生产规模将会增加，而这又是机械化成功的前提条件。与此同时，许多地区的农民正在试验各种定额制和责任制，生产任务继而被分包到小组头上，在少数地区甚至到了家庭头上。不过，大部分时候分配依然停留在生产队层面，包括采纳责任制的地方也如此。1970年代末前后，党在官方层面依然排斥重返家庭农作（虽然也承认不同地区可以使用不同的核算制），并且只能在条件特别适宜的情况下把核算单位上调至大队一级（即便这曾经是长期目标）。

[83] Zweig 1989, p. 71.

[84] 另见孙来祥 2001.

[85] Frederick C. Teiwes and Warren Sun, Paradoxes of Post-Mao Rural Reform: Initial Steps Toward a New Chinese Countryside, 1976-1981, Routledge, 2015, pp. 203-204.

[86] Griffin and Griffin in Griffin ed. 1984, p. 211.

[87] Zweig 1989, p. 71; 另见China Data Online的Rural Capital Construction数据.

总的来说，这些投资导致粮食增产，全国产出从1977年已经连续三年没变的2.85亿吨，增长到1978年的3.05亿吨（增长8%），再到1979年的3.32亿吨（再增长9%）。[88]即使总耕种面积的下滑趋势一直持续到1984年，还是实现了增产。[89]国家的农业收购价格上升了（1979年上升22%），[90]农业生产的税款则减少了。超出定额的奖励增加了，而定额本身也减少了。[91]再加上农村工业的收入，到1978年底人均农村家庭收入几乎增长了20%。[92]所以，如此的改革似乎暗示一条走出农业瓶颈的道路，故而能使我们一窥未来，看到那条可能拯救衰败的发展模式的路。

[88] CIA, “China Provincial Grain Production,” 1982, <https://www.cia.gov/library/readingroom/docs/CIA-RDP83B00227R000100070005-7.pdf>; Teiwes and Sun 2015, p. 203; Zweig 1989, p. 71.

[89] Li, Yuxuan, Weifeng Zhang, Lin Ma, Liang Wu, Jianbo Shen, William J. Davies, Oene Oenema, Fusuo Zhang, and Zhengxia Dou. “An Analysis of China’s Grain Production: Looking Back and Looking Forward.” Food and Energy Security 3, no. 1 (March 1, 2014): 19–32. <https://doi.org/10.1002/fes3.41>.

[90] Teiwes and Sun 2015, p. 203.

[91] Sicular, Terry. “Grain Pricing: A Key Link in Chinese Economic Policy.” Modern China 14(4), 1988:, p. 486.

[92] Teiwes and Sun 2015, p. 119.

然而，这些农业现代化政策也显著导致了赤字走高，1978-1979的洋跃进政策也因此叫停。不是因为别的，正是这些赤字导致1980年代初回归家庭生产。1979年赤字成为党中央的一个问题，原本较小的国家盈余变成20%的赤字，且在次年变为17%的赤字，[93]而当时要将国家开支削减多少、如何削减等问题并没有共识。赤字还因为通胀上升而复杂起来。主要被归咎于农业投资和收购价格上升的赤字问题，现在引发了一场争论：是否要转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包干）来减少国家的农业现代化成本。正如新任总理赵紫阳在1980年3月所说，“国家的包袱太重，[我们]负担不起。[94]他提倡，依赖国家调拨粮食的农村地区应当转为包产到户。这些政策很快获得邓小平的背书，他在4月表示，如果包产到农户，国家投资就可以减少。[95]1980年，国家对农业投资减少逾10%，而1981年减少近44%，导致粮食产量从1979年的3.32亿吨，减少至1980年的3.2亿吨和1981年的3.25亿吨。[96]积累率从1979年的顶峰34.6%处开始下滑了。[97]

[93] Sicular, “Grain Pricing,” 1988, p. 478.

[94] Teiwes and Sun 2015, pp. 150-151.

[95] 同上, p. 152.

[96] 同上, p. 203.

[97] Adjit Ghose in Griffin ed. 1984, p. 211; Teiwes and Sun 2015, p. 151.

可见，党的领导人对转向包产到户的主要忧虑，是农业现代化对国家收入的负担，并且实际上，回归家庭农作就是回归50-70年代中期典型的低投资农业。1970年代末农业现代化的高投资是短暂的反常。到1980年底，14%的生产队已经转为大包干。[98]但是，无论这个集体制度在地方的效果有多好，大包干要再用一年时间才在所有农村地区获得官方鼓励。[99]到那个时候，超过一半的生产队已经转为大包干，国家也对省份施压，要求农业生产组织转型。这个回归家庭农作的转向，一开始被人们视为解决国家赤字的临时举措，将对农村贫富不均的顾虑暂时搁置，可以激发农民去加大劳动强度的同时，不需要国家去投资农业现代化这个长期政策所必需的资源，就能使产量出现一次性增长。因此，转向大包干最终是发展模式分配资本品的方法所具有内在矛盾的产物——通过国家大量投资农业而产生赤字，试图以此实现农业现代化，因此引发危险的通胀压力，束缚了用于其他工业项目的资金。但是，这样的资本分配不能简单收回，因为资本已经落实为大型厂房布局和设备。所以，不可能回归赤字前的瓶颈。所以为了规避赤字产生的结构性不稳定，大包干即便不被理解为唯一的方案，也被理解为最简单的方案。

[98] Teiwes and Sun 2015, p. 163.

[99] 由此可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贵州等欠发达省份扩散虽然并不意外，但也在集体经济运作好得多的地区获得扩散，比如广州。不过，各省采纳该做法的速度相当不同。见Teiwes and Sun 2015, pp. 159-164.

长远来看，这构成了去集体化的开端。到1983年末，98%的生产队已经实现转向。[100]与此同时，生产的去集体化还有农村管理的去集体化相匹配。公社的建制功能被乡政府取代，大队一级被村所取代。各地主要采纳的生产方式为“大包干”，也就是土地依然归村集体所有，但是家庭只要生产了作物，满足国家给生产队的配额，自己就可以在承包地随意生产。[101]在这个制度下，生产队不再管理农业生产。这样的一个直接后果，是村与村、地区与地区之间的贫富不均加剧。在新制度之下，某户与同村其他户相比表现如何，和家庭的规模与构成有很大关系。不过，经济成功一个更大的因素在于村落的位置，以及某户和当地领导的关系。在临海地区和繁华城市，到市场出售超出配额的多样作物可以使某些农民增收，但也导致地方的贫富不均加剧。村与村之间的不均也和这种村内部的不均相像，因为人迹罕至、远离城市的地区农民，在同一个制度之下获益的机会也会变少。

[100] Jonathan Ung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China, M.E. Sharpe, 2002, p. 102.

[101] 同上, p. 100.

起初，家庭与集体之间的承包合同只有1-3年，但是为了刺激土地再投资，合同时长很快延长到了15年。农业生产一开始在1980-1984年间出现增长，尤其是在化肥使用更广泛、增加劳动投入的动力增加的情况下。对国家而言，新制度的短期收益体现在金融负担减少（农业投资维持在低位），只是农业现代化也放缓了。但是，城市食品价格依然有补贴，并在整个1980年代一直低于农村收购价，因此赤字依然出现。事实上，上述的农业增产迫使了市场改革的深化。现在改革的目标是收购、经销和配额系统。

没有强硬的集体系统去执行配额，许多家庭开始干脆无视配额，转而去生产经济作物。[102]与此同时，当初为了管理农业剩余的短缺而设计的统购统销制度，现在在国家已经保证不论数量都将收购的情况下，却面临生产过剩的新问题。[103]这促成粮食收购的市场进一步改革，因为随着产量增加，担保统购的成本就非常之高。1981年，国家对农作物的补贴占总支出比例增至18%，1984年仅仅微降至14%。故此，1983-1985年间关键农产品的超额奖励被取消了，单一价格制度因此形成。担保价自此替换为协商价，于是国家可以响应时刻变化的市场。最后在1985年1月，国家试图完全结束大多数农产品的配额制度，转而通过合同与市场收购影响生产，同时用兜底价来稳定生产。[104]随着配额制度结束，国家收购某些农产品的担保也一同消失。[105]

[102] Sicular, “Grain Pricing,” 1988, p. 469.

[103] 同上, p. 470.

[104] Sicular, Terry. “Agricultural Planning and Pricing in the Post-Mao Period.”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16, 1988: p. 694.

[105] Sicular, “Grain Pricing,” 1988, pp. 470-473.

这些改革的目标，是用市场收购取代国家计划统购。但是，同样强大的结构性力量依然在向反方向推动，因为城市食品价格补贴出现一点减少就会导致城市骚动，侵蚀改革派脆弱的信誉。因此，结束担保价的政策没有充分实施，1985年粮食产量下滑也迫使国家支付更高的市场价格，等于再次增加了食物补贴的成本。[106]尝试将农产品价格完全市场化的做法，在整个改革时期掉入了自我重复的循环：国家预算里食品补贴的成本居高，迫使国家进行收购，某些时候还要进行市场价格改革，粮食产量因此减少，国家对改革的态度又相应有所让步，通常又会上调补贴成本。但是除了粮食产量，动物饲料和其他农业投入（即化肥和杀虫剂）的成本居高，同样有利于把更多的农村劳动力推向农村工业，为蔬菜等次要农产品培育市场。[107]如此看来，尽管存在多轮的改革和回调，市场化总的来看还是有推进的。与此同时，贯穿整个过程的一个关键矛盾，是如何减少食品补贴导致的国家资金负担的同时，避免城市的食品价格上涨太多，导致因通货膨胀引发的城市抗议。正如1989年天安门抗议显露的那样，国家在这个层面失败了。国家只有通过镇压运动才能跨越这个矛盾，最终将农产品市场化。

[106] Sicular, “Agricultural Planning,” 1988, pp. 695-696.

[107] 同上, p. 696-697.

农村工业的黄金年代

随着农业生产蹒跚走向市场，农村工业也经历着复兴。1978年的三中全会成为针对早已进行的地方发展的官方裁决，标志着合作社运动、大跃进、大跃进后的管制、1960年代末以农业现代化为焦点的复苏之后，农村工业的第五个转折点。全会除了向社队企业提供退税和豁免，不但呼吁“宜于农村加工”的农产品由农村集体企业完成所有加工，还鼓励城市工厂将部分零部件加工业务让渡给社队企业经营，“支援设备，指导技术”。[108]1960年代初饥荒之后施加的限制措施终于撤销了，公社和大队可以在任何工业经营自己的企业，不过有四个行业保留给了国家：棉纺、烟草、军武，以及某些钢铁。[109]不过，就连这些限制在施行的时候通常也有地方上的例外，因为不同类别的钢铁工业可以以不同规模运作。同时期的温州非国有棉纺厂就是鲜明的例子。

[108] Byrd & Lin 1990, p. 10. 按Enos (1984, p. 225)所说，社队企业完成这两项工作（加工农产品和为国企生产工业零部件）早在1975年就很常见了。既然那时候没有官方鼓励，1978年前在许多情况下还被禁止，这个观察也应该视作证明了官方政策被迫去追赶地方动力，比如上文提到的，1967-1968年城市消费市场出现干扰，某些社队企业于是重新面向这个市场。

[109] Enos 1984, p. 241.

总的来说，这些改革促成了农村集体企业（很快将重新命名为乡镇企业）互相交接的地区网络逐渐形成，此时这些企业为城市的国有企业供应零部件。这个模型称作“国企–乡镇企业中枢”，并最终为上海等地的资本主义过渡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社队企业一开始还是肩负了促成农业现代化的期望，现在又加上了官方对农村工业传统作用的复兴和扩大。这个在现实中从来没有完全消失过的传统作用就是加工农产品。随着统购统销制度逐渐让步为私有市场，这个功能也变得尤为重要。随着农村集体企业面对部分市场化、农业去集体化、生产力上升和金融去集体化的共同影响，羽翼开始丰满，三中全会之后出现了许多推广社队企业的新政策。结果，1980-1983年社队企业产出值年增速达到了13-19%。[110]增速虽然依然强劲，但与1970-1976年的平均增速25.7%相比是放缓了。尽管动力增加了，但是增速放缓的原因可能是这些年头人们对农业更有积极性。由于1984年开始加大政策激励，加上农业方面的激励减少，比如收购价格下降等，社队企业的增速才开始腾飞。

[110] Byrd & Lin 1990, p. 11.

所以，这十年对农村工业来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早年是1978-1983年，社队企业开始试验各类所有权架构、财务安排和雇佣关系。尽管官方称呼是“社队企业”，但许多其实属于生产队（这是大队一级之下最小的行政单位），甚至属于个体户所有，或者是个体户与集体混合所有。1981年，一队外国研究者观察到，存在着“家庭或多个个人，又或者家庭加上同社或不同社的队、大队而联合创立的社队企业；同社或不同社的队或大队联合创立的企业；公社加上国企联合创立的企业”等。[111]这既展现出最终成为主流的私人企业趋势，也展现出经济层面明显多样化的可能性，而后者绝不是现在可能以为的那样，是在必然大步迈进资本主义。如此开放式的多样性，很快就会在中国内外引发一场关于“市场社会主义”可能性的广泛政治争论，而社队企业/乡镇企业的试验性质将会在其中发挥中心作用。

[111] Griffin and Griffin, in Griffin ed. 1984, p. 216.

不过早在1980年代初，这种试验实际上出路何在的迹象就已显现。虽然这些所有权架构的合法性依然在灰色地带，但是社队企业一旦完成了注册，就可以获得相当的国家援助，包括贷款（来自政府、银行或者为之生产零件的国企）和指派的技术人员。这些技术人员不是“集体”企业的一员，所以本质上属于雇佣劳动。即便前一年已经开放四个经济特区，但中央的政策要在多年以后，才允许特区外的私人企业招聘雇佣劳动者。[112]在金融层面，这种关系也在变化：实际层面的联合股份所有人正成为普遍的贷款接收方，此前社队企业要拿到公共品和服务的融资，必须向公社或者大队上交几乎所有利润，现在这个要求也在缩减了。譬如说，1980年有一家四川的社级“联合公司”创立，负责管理28家企业，其中大多数就是原来的独立社队企业。这家公司一开始“向村里（以前是大队）和合作社（以前是队）发放免费股份，公司由此诞生”，然后出售新股份用于财务投资。这些新股份包括村和个人在内所有人都可以买卖。虽然1981年私人股东只占这家公司的1%资本，但是“原则上个人可以在中国的集体企业获得股份，这个事实代表了政策出现令人诧异的变化。”[113]这还表明了巨大的新贫富差距的增长：四川另一个地方的大队级公司管理了四家企业。经过几年的发展和重新组织，那五个生产队里的201户当中，有25个一点股份都没有，60多个各自拥有10多股，1个拥有20股。观察者的结论是，“这种企业组织的新形式以及筹集资金的方法，可能会导致在农村相当快地出现一个‘小资产阶级’（penny capitalists）。”[114]

[112] 同上，p. 217.

[113] 同上

[114] 同上，p.218.

和往常一样，现在国家急于赶上雨后春笋般的地方动力，希望能给予他们方向。因此十年农村工业复兴的第二阶段启动了，这一阶段以更迅猛的增速为特征。1984年首日，党中央发布《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呼吁各级政府“鼓励农民向各种企业投资入股”，并且“鼓励集体和农民本着自愿互利的原则，将资金集中起来，联合兴办各种企业”。[115]几个月后，党的另一份通知将社队企业的官方称呼改为乡镇企业，因为在那时候，几乎所有公社都已经重新组织为乡，大队也组织为村，许多队级、户办和联户办企业也已在农村地区出现，所以需要一个范围更广的范畴。[116]通知还宣布，对乡镇企业和国营企业要一视同仁，包括国家援助。官方承认的乡镇企业数在1983-1985年间增至原来的十倍，就业翻一番以上，产出值增长270%。[117]其中一个原因，可能要归于“乡镇企业”这个新范畴纳入了已有的企业，但是行业迅猛增长的速度依然前所未有。1986-1988年间企业数增长50%，就业同期增长了27%，使得1989年产出值比1983年高出八倍。[118]在这些乡镇企业之中，私人企业的增速比集体企业快，服务业的增速比工业快，那些“经济落后”地区的企业比“经济发达”地区的快。[119]

[115] Byrd & Lin 1990, p. 11.

[116] Byrd & Lin 将乡镇企业相应翻译为“rural nonstate enterprises” （农村非国企），不过我们沿用更普遍的“Township and Village Enterprises” ，以防人们以为我们在指代其他东西。要注意这个范畴同时包括县政府一级以下生产队所有，以及农村集体和个人混合所有的企业，因为社队企业在1980年代初已经非正式普及开。要到1990年代中，农村私人企业才正式与集体企业分离，前者是所有权的优先形式，而后者被认为效率低下、裙带关系等等的可能性更大。

[117] David Zweig, “Internationalizing China’s countrysid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exports from rural industry,” The China Quarterly 128, 1991, p. 719.

[118] 同上

[119] Byrd & Lin 1990, p. 11.

如此企业在没有国家鼓励和监管的情况下早就开始成型，但是官方承认和国家援助加速了这一进程。为什么国家在这个时候，突然自由化和推广这样一类农村企业？为什么集体和个人农村企业家这么主动响应，特别是在1984年之后？如上文所说，1984年后收购价格下滑，投入成本增加，土地肥力减少，其余类型的工作机会（包括迁徙和农村工业）增加，因此农民投资农业的动力也随之下滑。“离土不离乡”这个愈发普遍的决定（在当时也就是去农村工业干活的意思），最终会成为国家问题，只不过一开始的时候没有将其视作对粮食安全的威胁或者通胀的风险。社队/乡镇企业的员工，理应在空余时间继续耕种去集体化了的土地，但是这些企业当中有一部分同时支持农业持续现代化，提升农田收益所必要的劳动量因而减少，由此产生的过剩劳动本来需要国家创造其他岗位来吸收。推广消费导向型的农村工业，与国家转向更受消费驱动的增长、增加轻工业对重工业的比重等战略是一致的，推广农村企业为国企制造零件和加工材料也是这样。这种推广已经发展到连国企自己也在生产消费品的程度了。中国在几十年“短缺经济”后出现消费品稀缺，意味着在城市消费经历前所未有的增长的情况下，两种类型的农村企业在1980-1990年代都有许多市场机会去实现迅速增长。[120]

[120] Daniel Buck, Constructing China’s Capitalism: Shanghai and the Nexus of Urban-Rural Industries,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这一点下文关于国有企业-乡镇企业枢纽的部分会有更多讨论。

虽然农业部门面临的直接局限鼓励了乡镇企业发展，但是这些企业为经济创造了相应的新动能和新问题。企业生产消费品、为国有企业提供投入、为农村人口产生可支配收入消费等等，有助于刺激消费，但也相应导致了通胀，在1980年代末引发城市动荡，迫使国家调整经济战略。与此同时，政策更迭在地方层面激发了农村干部去帮助创立和扶持这样的企业。财政去中心化迫使干部规划新方法去创收，也使他们得以获得更大的回扣（不论合法与否），如此一来，腐败就将成为1990年代中期中央将集体乡镇企业私有化的理由之一。评估干部的升迁从意识形态指标转为更纯粹的经济指标（比如销售量和就业数），而乡镇企业对这些的贡献比农业自身要大。或许最重要的是，中国第一批私营企业正是诞生自1978年社队企业这种新类别的爆发，并且从此开始小心试验所有权和就业的新架构，而1984年之后的第二批在这方面就更大胆些。长远来看，这其中有些企业还会在中国成为经济特区之外第一批接受外国投资、进行出口生产的私人企业。

国家为外壳的市场

工业改革在城市也在进行。大陆起初融入全球市场的时候，并不是以改革的名义层层剥掉国有工业的过程。这样直接解体掉社会主义时代的阶级结构既不可取也不可能，因为融合其中的依赖与庇护网络十分精细。相反，受计划支配的部门产出大部分维持在改革前水平，在许多时候实际上只有些许增长。早期的时候，就连党内最极端的改革派也还相信，巨型的国有行业仍是经济核心，而市场化的目的更多是减少大型工业企业的外部成本和增进农业生产力。但是，国家固定投资从重工业到轻工业，从生产品到消费品、住房与服务业，以及进行厂房与设备更新等等的重新导向，进行得既缓慢又不全面。在改革早年，国家总固定投资出现下滑，原因之一是国家赤字上涨，1981年达到最恶劣程度以后在1980年代中略有复苏。赤字的构成也变化了：对新生产的投资占总体投资比例从1978年的过半，跌至1980-1988年的平均三分之一。新生产当中，纺织和食品加工投资占基本建设的比例从1978年的7%增至1981和1982年的13.5%，到1980年代末，通常由地方政府与小企业控制的整建基金花销比例也增加了。[121]

[121] Naughton 1996, pp.80-82, Figure 2.2

然而还有另一个重大转变，就是资源输送从生产环节完全转移到应对城市危机那里。这场危机正值婴儿潮一代开始成年，许多知青回城更是令情况雪上加霜。1978-1982年，住房占国家固定投资的比例虽然依旧不高，但也已经翻了一番。与此同时，“这些年企业自留利润有一大部分流入了住房建设：城市总住房可能有60%的资金来自企业。”[122]这本身就是投资逐渐去中心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钱涌入现有的企业与地方政府，让他们有更多的权力分配这些资金。国有企业可以自留的总利润比例增加了，也可以在规定生产目标之外控制产出了，这些做法，大多需要长期处在计划与社会主义晚期黑市之间的“去中心、半市场的交易”来实现。这种包括以物易物和市场采购的交易现在得到了政权的积极鼓励。[123]因为这样可以增加灵活性，增加地方对计划经济的了解，所以改革派支持这种转向。因为这一转向支撑了现存的国有企业等级制度，将更多资金分配到技术升级上，所以保守派也支持。因为这个时期没有大规模裁员，企业内部的工人自己大部分也支持这种投资转向。他们在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阶级等级之中的地位，还没有受到显著的撼动：虽然农村人的收入快速增加，城市工人的份额却没有减少，实际上还在1978年之后略有增长。[124]

[122] 同上，p.82

[123] Gary H. Jefferson and Thomas G. Rawski, “Enterprise Reform in Chinese Industry,” in Ross Garnatu and Yiping Huang, eds., Growth Without Miracles: Readings on the Chinese Economy in the Era of Refor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246.

[124] Naughton 1996, p.83

但是，虽然国家行业保留了下来，总体投资的转向和农村生产的增长也已经使总工业产出的构成开始显著变化。总体来看，国有企业在随后几十年的重要性将会下降，1980年代前后乡镇企业的总产出值比例将增加，此外还要算上1990年代的内资私人企业、个体户企业、外资企业和混合制企业（见表3，后面积累区分为“私人”和“其他”）。到1992年，国有企业的总产出值已经不到一半，而农村的乡镇企业刚刚到达三分之一不到。到1996年，内资私人企业和个体户企业已经增至19%，而外资企业比例为12%左右。[125]

[125] 诺顿，《中国经济：转型与增长》，p. 268, 表13.1

不过，城市国有企业这个50%有误导性质，因为这些企业在过去十多年早就自己开始缓慢转型，越来越像市场化程度更充分的农村与经济特区的竞争者。在计划所分配的固定商品数之外，工业材料的灰色市场也可以公开运作，这最终创造出了双轨价格制。这个制度与生机勃勃的农村市场相联系，而乡镇企业就是核心。批发贸易和运输业不受监管，企业有更多的余地雇佣临时工和合同工，而他们就构成了壮大之中的原始无产阶级。[126]与此同时，即便非工资福利基金出现了增长，国有企业正式雇佣的工人工资还是开始愈发依赖计件率和奖金。[127]城市的失业问题一部分靠消灭国家商业垄断，让贸易和零售得以大规模扩张和多样化的方法来解决。所谓“劳务公司”（大多数在零售销售和餐饮业内经营）从1979年开始吸收“每年100-200万的劳动力市场人才”。除了这些集体之外，到1982年底，“略超100万个私人小贩已经在城市地区开始营业”。[128]这样的趋势在上海和广州等沿海城市尤其强劲，而这些城市开始在这样的小规模商业与轻工业生产之中重新获得历史性主导地位。

[126] Jefferson and Rawski 2001, p.247

[127] Naughton 1996, pp.101-103

[128] 同上，pp.117-119

所有这些使得总生产由市场分配的份额越来越大，即便几乎所有大型企业在形式上依然国有化，依然要向国家履行计划规定的生产目标。与此同时，国有企业开始越来越依赖自己交易当中的市场部分，因此，同行的其他国有企业以及新建立的乡镇企业与外企，就成了自己的竞争对手。[129] 自给自足的社会主义时代工业结构曾经希望在各个省内创造完整的供应链，如今这一结构成为冗余，进一步激发了企业间竞争。就连国家投资（现在平均占国民生产总值20%左右）也越来越依赖企业自己的自留资金而不是中央预算分配。至于和地方政府合作的企业，它们就根据传统上哪些方面有竞争力来决定投资去向，因为投资获利就能获得更多自留资金，也就能上调工资，抬升奖金，增加管理层和干部的回扣。“自负盈亏”政策最终将这些做法正式化了，从本质上承认企业间竞争是工业制度的本质要义。[130]

[129] Jefferson and Rawski, 2001, p.249

[130] Naughton 1996, p.106, Figure 3.2

乡镇企业之为国际化的载体

乡镇企业发挥的关键作用，不仅体现在国内出现资本主义关系之上，还体现在中国重新融入全球经济的过程中。这个时候，乡镇企业迅速成为联系农村地区与外贸的关键部门。到1985年，乡镇企业所得按外汇计达到23.8亿美元，占中国出口所得的4.5%。1990年这一比例迅速升至125亿美元和20.8%，相比之下同年县级国企只有4%左右。[131]原因之一，是农村企业生产的初级产品与轻工业商品符合了全球需求，并在同一时间符合了地区利基：中国还没能和日本与四小虎产出的资本密集型产品竞争，不过跟其他上升中的制造业国家（大多在东南亚）的劳动密集型市场，已经可以一争。与此同时，这个时候恰逢国家政策两个重要变化，就是外贸管控去中心化和沿海发展战略，两者都意在追赶地方已经在进行的发展形势，而后一个战略还给沿海地区的地方官员造成压力，促使他们改善自己辖区内的出口。沿海地区的出口导向型乡镇企业的发展早就快过其他地方，原因很简单，就是地理上临近全球航道。一旦中央政策也朝这个方向推进，乡镇企业就出现了一个与众不同的沿海模式，这在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最为突出。

[131] Zweig 1991, p. 717-718.

也正是在广东，农村经济国际化早在1978年就踏出了第一步。除了主持首批四个经济特区（1980年建立）中的三个以外，全省上下的地方官员还开始将农业，然后将农村工业，更广泛地重新指向香港市场。[132]他们鼓励农民从保证中国粮食安全的粮食种植，转为向港英殖民地的富裕消费者生产水果、鱼类、禽类和猪肉。不久之后，地方政府开始和香港资本家签署协议，以社队企业生产工业产品为条件，换取对方的设备供应。到1981年，广东农村地区已经如此依赖向香港出口，以至于当时殖民地受美国衰退影响了以后，广东经济也开始受打击。此后的1984年，赵紫阳总理对这一方法给了官方背书，呼吁从沿海几个“农村出口基地”开始，向全国推广广东模式。他强调，生产应该根据外贸的特性进行转型，“不是你种什么，就加工什么，加工什么就出口什么，而是要倒过来，看国际市场需要什么？就考虑加工什么，种植什么。”[133]三年之后，赵紫阳开始推进乡镇企业在中国的外贸发挥更大作用，因为乡镇企业与国企不同，他们“经营灵活，架子小，具有应变能力”，可以成为“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转上外向型轨道……的新的生力军”。[134]其实，赵紫阳并不一定提出了一份受国家指引的全国市场化计划，他只不过说清楚了已经大白天下的明显事实。

[132] 同上， p. 721.

[133] 引文出处同上, p. 721-722，译文以《赵紫阳文集（1980–1989）》第二卷“关于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几个问题”582页为准

[134] 引文出处同上, p. 722，译文以《赵紫阳文集（1980–1989）》第四卷“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问题”348-349页为准

所以说，乡镇企业的总体发展以及他们外贸的具体情况，不仅仅是企业家农民终于可以随意行动之后的自发动力，而是由一系列中央的政策更迭、地方政府规划和“旧动员技术”所推动——比如“配额，接受优惠待遇的试点，在媒体里要求效仿的模式，所有这些都是政治化了的经济决策”，全都试图指引地方动力。这些动力当初混乱地涌现出来，是要回应时间更早、规模显然更小的改革。[135]这些“试点”理论上是要成为实验性行为的试行地，如果实验成功就可以在别处采用。但是，这些试点在现实里助力塑造了中国发展不均的新地理特征。深圳等试点获得最优惠的待遇，就有趋势成为出口导向型的乡镇企业新中心，获得其他农村地区劳动力的助力，而那些地区自己的工业化已经不为地理因素和国家所青睐，将来还会被经济和政治发展进一步打击。比方说，1988 年深圳可以保留出口所得的全部外汇，广东省全省可以保留30-100%（按产品来分），而四川已经很低的25%自留率被下调至21%。在越来越依赖国际贸易的背景下，如此偏向也暗含了一条发展的螺旋线：仅仅拥有港口通道这么个简单事实，就能增加沿海地区领导人的政治分量，他们又能因此进一步改变国家政策来偏向自己。由此，广东的出口导向型乡镇企业繁荣带来的代价，就是数个内陆地区“为了自己省份出口的商品可以出口而竞相压价”。[136]

[135] 同上，p. 727.

[136] 同上，p. 7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