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尘：中国的资本主义过渡（2.1）

2 - 边界

综述：断层线

这些国际危机，很快就会为中国加入积累的全球循环创造口子。但这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此前一系列早已切入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和更宽泛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断层线终于出现了裂痕，迫使中国在冷战的时候与对立阵营结盟。我们在这个部分会展开讲述这些逐渐累积的危机，并解释这个曾经妨碍资本主义过渡的发展模式，究竟怎么样最终变成了过渡本身的载体。我们深挖这些危机的具体证据，以及为解决这些危机而作出的各种临时手段。在某些节点，我们很容易丧失掉广阔的理论图景视角，但是这些大问题恰恰是故事的中心。

这些理论关切的中心点，是既存的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问题。我们会在下文强调资本主义制度的本性（以此来正确概括这样的过渡包括什么内容），以及承载这个过程的各种机制。我们的框架特意借鉴马克思对资本的逻辑的理解，还有后来学者受马克思启发，针对资本主义史进行的争论 —— 特别是争论资本在英国的土地根源的“布伦纳之争”（Brenner debate）。更概括地来讲，为了理解工业系统之中发生的变革的本性（这种变革既间歇又渐进），我们引用了几个重要工具，尝试在演化理论的框架内将大规模的系统性变化理论化，其中以史蒂芬·杰伊·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发展的演化理论为主。但是，这个故事不是学术性的解释，而是一个有可读性的叙事，所强调的是历史进程，不是有关历史进程的理论。所以，我们这个叙事不采用互相争论、脱离具体的学术调调那种元历史语言。所有学者的名字和个人性格虽然体现在这些讨论中，但是大多只限定在脚注里，因为他们在脚注中才能够好好地听命于实际创造历史的人民群众，而不是那些只会议论历史的人。

过渡史虽然复杂，但是其中的重大趋势还是可以通过回顾识别出来的。我们会在下文评估发展机制僵化的细节，并说明早期这些有改革偏向的举措只是对深层次社会与经济危机作出的临时回应。故事的中心是大跃进以后农业生产停滞、农村工业增长缓慢的问题。推进农业现代化，施行新的绿色革命技术，将过剩农村劳动力输送到轻工业活动等等，这些做法开始互相连接成自我巩固的动力系统，而这个系统有了加大市场化、加大对外部投入的依赖的倾向，为中国加强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联系敞开了大门。同时，这些情况都发生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危机加深的背景中。因为中苏争端加剧，发展模式失去了最重要的进口和技术训练来源，同时也被卷入全面战争的边缘。由此引发的孤立期使晚期发展模式的独裁与僵化继续恶化，最终深化了危机，迫使国家另谋他处来获得关键的外部投入。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中美开始复交，这个事件左右了冷战进程，为中国进入资本主义经济创造了可能的基石（尽管当时还没确定）。

虽然这个故事里的主要事件相当直白，但是我们用了不同的方法来重新讲述。我们首先要强调，政策决定和政治家的战略很大程度上所依据的，是系统性的动力产生出来的更为根本的历史条件，这一方面包括惯性，另一方面也包括人民群众的动能。伟大领袖不是历史的创造者，他们只不过写下了注解，进行小修小补。正如我们所论述的，社会主义时代并不是“毛泽东的中国”，我们同样认为过渡期不归属于邓小平。改革开放从来就不是市场化的系统性战略，事实上根本不是连贯的战略。“改革开放”如此这般的叙事要到多年后才出现，成为支持国家决定的贺词式叙述。在现实中，改革开放是充满乱象的临时进程，完全偶发的同时还常常失控。也就是说，这个过渡不可能是党内某个派系经受“背叛”的结果。就算存在这样的阴谋，生产的巴尔干化与国家机器的僵化也会保证阴谋无法实行。相反，所有重大改革都是在高度局部的实验开展后官方给予的马后炮印章。

第二，我们依然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不能一以贯之，理解为一种真实的生产方式，中国也不是“国家资本主义”或者“官僚资本主义”国家。用形容词来修饰资本主义不过是烟幕弹，掩盖自身对制度根本动力的理解贫乏。此外，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不是资本主义模式。认为这种过渡最后还是证明社会主义时代早就存在了资本主义本质的人，他们做出了一个怪异的逻辑假设，而神学以外的学科基本都不能容忍这种假设：用此前存在的形式来夸大某个过程的最终结果，仿佛人类这个物种的开端在生命之初就存在了一样。相反，我们提供的理论可以说明，某个不是生产方式的发展模式如何缓慢崩塌，如何被自我巩固的市场化动力系统取代，这个系统又如何最终贯穿到价值规律主宰的生产方式之中。

最后，我们要表明一点。资本主义不完全是经由农民释放企业家能量的国内产物，也不完全是被地方官僚和国际资产阶级二者联盟强加在中国身上的侵略性系统。价值规律确实已经开始在中国农村孕育，尤其是在农村工业。原始无产阶级也开始在城市成型，就连最大的几家国有企业也开始市场化部分产品，并且最重要的一点，是开始将工作外包给主要在市场内运作的小型的城市和农村工业企业。不过强大的非市场力量还存在着，为农业提供屏障，还把国家工业部门的特权一直完好保护到新千禧年。这种国内价值规律，只能通过全球经济以进口资本设备的形式进行的同步插入、增加国家赤字、开设新的出口区来完成。这种出口经济和推动这种经济的资本网络就是下一节的主题。

资本主义积累的地理特征

上文勾勒的全球环境很快就会与中国发展模式的国内危机聚合。不过在展开描述这次危机之前，先勾勒资本主义之下决定生产地理特征的运动规律能帮助理解。价值的复合积累是伴随空间扩张发生的。从抽象的层面来说，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逻辑从一开端就具备全球性质。资本主义的实际生产基础设施即使受地理的限制，也还是将自己当作全球系统一样指引自己。不过亚洲的环太平洋区域从属于资本主义的过程——开端于日本，完成于中国的过渡——第一次将世界的大多数人口投诸资本的直接统治之下。

资本物质共同体这个概念，虽然往往用抽象构建出来，并且强调自身塑造与驯服文化、社会与非人类世界的能力，但界定共同体的首要标准，还是共同体重新塑造地域来满足自身需求的能力。从一端来看，这包括对非市场生计进行系统摧毁，并且永久维持各种提防非市场生计东山再起、表面上看起来在经济之外的体制。产权法是这些体制当中最明显的，但是同样重要的还有共同决定劳动力价值的“历史与道德因素”，这种因素表明了物质共同体用来重新构建人类存在的根本零件的不同方法，从而依照资本积累的非人类动机来驯服人类。

不过从另一端来看，物质共同体的扩张也导致建构起完全新类别的地域，比如界定了环太平洋资本转移的物流复合体。这些地域-工业复合体的确切性质在每次扩张浪潮中都有变化，但决定性特点之一是空间不均。资本主义生产由工业在地理上的极致集中所定义，这种集中再配合对其他替代性生计形式的摧毁和持续压制，造成了快速城市化，城市本身也从气候、地理与土地肥力等历史局限之中独立出来。因此，环太平洋周边的物流基础设施群岛算是全球资本主义生产的先锋，在占统治地位的霸权势力承担应对危机的任务之时，资本主义生产被世界经济的盈利能力下滑、被美国的地缘政治算计推向东方。我们在上文详述过，从美国、欧洲和以后的日本进口先进资本品触发了环太平洋地区一系列的经济繁荣，而一系列反共冲突带来的战时开支对此繁荣也有助力。这些战争虽然有很多失败了（比如越战）或者陷入僵局（比如朝鲜），但最终打破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阵营分歧的，正是这些战争在经济方面的副作用。

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下的农村

回到国内的情况。一开始先回顾我们在《高粱与钢铁》结束处提到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一般条件，可以帮助理解。这个制度不是生产方式，因为这个制度从来没有在持续的经理式监管之下，发展出一套能够独立地自我再生产的内在逻辑。也就是说，这个制度不能在社会层面维持自身，并由此引发了巴尔干化的社会，此时社会的界限就是各个自给自足的生产单位之间的边界。这还说明，这个制度假以时日无法可靠地保证制度的再生产，导致制度迅速僵化。不过，这种发展模式在僵化的过程中还是形成了自己局部的阶级结构，划定这个结构的首先是对乡村的粮食抽取，其次是与国家中央机关的亲近度。这种阶级结构从发展模式的性质上说是内在偶发的，因此既混沌也注定被快速淘汰。

城乡二分界定了这种发展模式，并受高积累率的制约，在这种制约下消费被压低，以便重工业投资能特别维持高位。消费的增长被持续压制在GDP增速之下，于是工业占GDP的比例在1953年开始的一五计划期间为25.9%，到1975年四五计划结束的时候，这个比例增加至43.2%。[1]还有另一个观察的角度。虽然有80%以上的人口是农业人口，但是1953-1985年间，三十多年内这个部门获得的投资还不到10%，[2]而同期有45%的投资去到重工业。[3]农业哺育了工业。按GDP比例计，到1960年代末工业早就超过了农业。不过，这个战略将会跟随1980年代初的改革一同转变，当时消费率可以增加了，工业化进程因而放缓。[4]从这个意义上说，工业化与农业在中国的关系与苏联相当不同，1920和1930年代的苏联人均粮食产量远高于中国1950年代水平。[5]因此，虽然中国国家试图迅速发展重工业，但农业生产对工业化始终构成严峻得多的限制。国家不得不增加农业剩余的相对份额和总体的农业产出。

[1] Erik Brodsgaard & Rutten, K. From Accelerated Accumulation to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in China, Brill, 2017, p. 4.

[2] 孙来祥, Aggregate Behaviour of Investment in China, 1953-96: An Analysis of Investment Hunger and Fluctuation, Palgrave, 2001, pp. 209-210.

[3] 同上

[4] 不过，投资驱动型增长在改革前和改革中都是典型，对制造业投资占GDP的比例相比其他国家一直处于极高水平。

[5] Anthony Tang, “Agriculture in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Communist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Journal of Farm Economics 49(5), 1967: pp. 1118-1134.

发展模式初年进行的土地改革，将有能力与国家争夺农业剩余的农村消费者，也就是农村精英（包括地主、地方官员、商人和相对富足的农民），消除掉了。1953年末，国家采用了一套机制来抽取这个剩余，名为“统购统销”。这个系统使得国家完全控制作物市场，将所有私商挤压出去。当时人们认为这是几种不完美方案当中的最优选择：如果发展模式要继续独立于美国牢牢掌控在手上的战后全球市场，就有必要这样做。正如主持起草一五计划的陈云解释国家控制粮食的逻辑所说：“有无毛病？有。妨碍生产积极性，逼死人……个别地方暴动，都可能发生。但不采取这个办法后果更坏，那就要重新走上旧中国进口粮食的老路。”[6]实施国家垄断以后，1955-1980年间的政治争论就转移到如何发展农业生产、产生更大剩余的问题上。尤为重要的，是在发展农村市场的过程中如何避免资本主义局部过渡死灰复燃的危险。

[6]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p. 263

1958-1961年间的大跃进是回答这个问题的尝试之一。透过农村过剩劳动（尤其针对农闲季节劳动，但也针对利用效率不足的再生产劳动）集体参与农业基建，自力更生和农村动员就能弥补国家投资农业生产的不足。同时，这样可以在实现高积累率的同时排除农村市场复活的风险。这样的发展政策要依赖大规模的快速集体化、平均主义、成功的农村工业化，还有政治激励。从这许多方面来看，大跃进显然是失败的。相反，另一个农业现代化的政策方案，就是更依赖国家发出的高额投资，为科学、机械化、大规模农业创造条件。只是这样在起步阶段会拖慢工业化进程，因为国家的农业投资会比原来高得多，限制了重工业可用的资金。最终，在频频出现热战的冷战背景下，快速工业化的压力将领导层推向了前一个方向，不过异议声没有消失。

大跃进中的性别与农村工业

农村工业在这段时间内的变化为观察中国经济整体的转变提供了重要的透镜。在晚清帝国经济那里，农村手工业，比如纺织和造纸等，一般发挥着“种植和加工农产品之间的有机联系”的功能。[7]手工业生产通过集镇的广泛系统，将农民家庭或亲族的“家长企业”（patricorporations）[8]和地方地区性的消费者网络配套起来。19世纪帝国主义入侵势不可挡，在之后带来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和持续一个世纪的内战，使这个系统遭到沉重但不是致命的扰乱。

[7] 巴里·诺顿，《中国经济：转型与增长》，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p. 242和第2章。另见万志英，《剑桥中国经济史：古代到19世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第7章和第8章.

[8] Hill Gates, China’s Motor: A Thousand Years of Petty Capitalism,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29.

1949年发展模式方兴为艾，农村“副业生产”（主要是传统手工业）的产出价值如果以1957年价格计，总值为11.6亿元。[9]土改运动使这些工业稍有复苏，甚至在家庭层面上出现增长，在1954年，就有超过1000万的农民业余制作商业手工品，产出价值22亿元，几乎在1949年基础上翻了一番。1953年引入统购统销体制后，这些副业里农业生产与加工农产品销售之间的“有机纽带”就被切断了，造成此前以手工业生产为专业的农村地区收入下降。[10]国家对农产品建立起买方垄断市场，农村加工行业与供应的关系切断也就成为必然。谷物、棉花、丝、花生和大豆——这些用于非农业行业的必需品一经收获马上被国家收走。事实上，1950年代农村地区出现了去工业化。[11]

[9] William A. Byrd and Qingsong Lin, China’s Rural Industry: Structure, Development, and Refor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9.

[10] “Sorghum & Steel,” p. 79.

[11] 诺顿，《中国经济：转型与增长》, p. 242.

1955年，合作社运动开始将手工业整合到农业合作社之下的“副业生产队”里去。运动一开始强调农业，副业因此遭到进一步的破坏，实际上所有制造业都被国企接管了。但是到1957年底，农村工业已经复苏到1954年产出值之上，占当年农业产出的4.3%。[12]之后的1958年，大跃进对以村为基础的副业生产队和超过30000个以镇为基础的手工业合作社进行融合和再组织，将它们归到“公社与大队企业”（社队企业）之下。那些熬到1980年代的社队企业就会继续转变为“乡镇企业”。这是社会主义制度出现资本主义扩展适应的一个鲜明例子：社队企业从大跃进描绘的“共产主义过渡”之中一个中心环节，变成资本主义过渡的首批私人企业和关键载体。但即便在这个分水岭之前，社队企业也在初期经历了多次变化，这反映了国家经济政策的调整。

[12] Byrd and Lin 1990, p. 9.

创建社队企业标志着国家第一次系统性尝试改善农村工业。如果说，手工业此前已经通过加工农产品的方式将农民的家庭经济纠缠在地方的地区市场之中，那社队企业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村工业，使得这种工业隶属于时时变化的国家政令，而国家政令又要对时时变化的国际状况作出相应回应。起初在大跃进期间，政策的中心是转移农业当中的“过剩”农村劳动，直接为“超英赶美”这场重工业中（尤其是钢铁工业中）的全国性竞赛加力。这还附带了一个目标，就是在进口所需资本品之外，为农业现代化另寻一个自力更生的方案，因为当时与苏联关系紧张，前一种传统做法难以实现。随着1961年整体放弃大跃进，超英赶美这第一个目标也一同被抛弃，自力更生第二个目标则成为优先。[13]

[13] 原先还有第三个目标，后来和第一个目标一同放弃了，就是增加新的农业“人民公社”的生产能力，在“共产主义过渡”阶段更加自给自足，不仅能为军队和城市工人生产钢铁和粮食，还能生产农村内部使用的消费品。毫不意外，后一个目标在动员的时候，更多是修辞的动员而不是现实动员：这个目标要等国家发展的头两个目标实现了，才能更多地强调。但是，这并没有妨碍后来的亲市场意识形态家引用该政策的失败，当作是乌托邦政治的鲁莽所带来的教训。

在实际当中，将“过剩劳动”转到非农业生产意味着将主要是年轻男性的农民，从农田转移到1958年新设的750万个新工厂里，而更常见的情况是转移到山里修路、购买开垦不足的新地、布下铁路路基，还有挖矿和挖灌溉渠。[14]到1958年底，新成立的社队企业已经雇用了1800万人，产生的产出大约是1954年的三倍多，到了下一年就增加至五倍多。[15]结果，农业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比例，从1950年代初到年代中的90-93%下降至1958年的71%。[16]将主要是男性的农村劳动力突然转移到非农业活动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同时将女性拉出家庭，成为农业劳动力的主要来源，逆转了数个世纪以来占据人们记忆之中的“男耕女织”传统性别分工。这种逆转起初能够进行，是因为女性本该在农活之余在家里完成的再生产工作完成了社会化。新建立的村级“生产大队”开设了公共食堂、儿童与老人的养育设施，还有“其他集体福利措施，将女性从厨房的杂务里解放出来，很快男女都开始按劳动获得工资，还有诸如米、油、盐、酱油、醋和蔬菜等免费供应的补足”，此外还有免费衣服、药物、托儿，甚至包括理发。[17]

[14] Carl Riskin,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 The Quest for Development Since 1949,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125-126. 若要考察某个四川公社的详细情况，见Stephen Endicott, Red Earth: Revolution in a Chinese Village, I. B. Tauris, 1988, chapter 6.

[15] Byrd & Lin 1990, p. 10.

[16] Dong, Qi and Murakami, Tomoaki and Nakashima, Yasuhiro, “The Recalculation of the Agricultural Labor Forces in China” (July 14, 2015). 也可见SSRN: https://ssrn.com/abstract=2630513 or http://dx.doi.org/10.2139/ssrn.2630513, p. 11-12.

[17] Endicott 1988, pp. 52 & 57.

这样的实验没有真正挑战既有的性别分工，因为这样的社会化再生产劳动主要由年长女性进行，不过年轻女性确实解脱了出来，用更多时间为集体进行农活。这个短暂的安排在突发饥荒、大跃进许多建制解散之时崩溃，解散的建制包括社会化再生产工作的设施和大多社队企业。因此，年轻女性就被寄望肩负集体农活（她们获得的工分比男性少）和家务活（现在成为无酬无形的工作）的双重负担。讽刺的是，这个实验的目标之一，就是减少性别角色之间、城乡之间、工农之间的差异（至少在修辞上是），最后就将这些区别的现代版本破天荒地强加在农村社会身上。原定的减少并最终消灭所有性别差异，甚至消灭家庭本身的社会主义目标，就被绝对抛弃了。“女性的手工劳动在先前曾经为家庭带来金钱，现在变得从来没有这么隐形过”，而这种隐形的无酬劳动成为“国家积累战略的基础”。[18]

[18] “Sorghum & Steel,” p. 80, 另见贺萧，《记忆的性别：农村妇女和中国集体化历史》，人民出版社，2017，pp. 204-205，376-378. 译注：简体中文版在376-378页部分有删改，但大意尚存，全译可参照https://gailhershatter.sites.ucsc.edu/translation/。

1959年后的三年里，饥荒席卷全国，中央领导认为灾难的本质原因不仅在于公共食堂和后院炼钢的高炉，还在于总体转向了非农业活动。即便饥荒的迹象已经显露，他们也认为国家持续没收粮食和出口苏联并不是原因。1960年，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开始叫停更多的社队企业并禁止再设，企业数字从1960年的11.7万下降至1963年的1.1万，[19]全国农业外雇用劳动力比例还跌到1957年的水平以下。[20]农业劳动力占总农村劳动力的比例从1958年的71%增加至1962年的97%，到1973年一直维持在96-97%之间。[21]农村工业化这接近十年长的逆转过程，在1961-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的“农业六十条”（《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当中获得稳定的政策表达。条例表示，“公社管理委员会，在今后若干年内，一般地不办企业。”两个月后，党中央又有进一步通知，公社和生产队不仅禁办新企业，还禁办新副业队。[22]尽管如此，社队企业还是会在未来十年里逐渐恢复，到1970年就会迎来一次突然的推动，而这一次，推动只关注农业现代化。

[19] 许成钢，张晓波,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Entrepreneurial Firms: Township-Village Enterprises Revisited, 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2009, p. 2.

[20] Chris Bramall, Chi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 Routledge, 2009, p. 269.

[21] Dong, Murakami, and Nakashima 2015, pp. 11-12.

[22] Chris Bramall,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Rural Chin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9.

农业复苏的徒劳

到1960年代初，生计状况变得严峻，关注点于是被放在了恢复农业生产上。但是在不增加国家的农业投资的条件下，增加农业生产的唯一办法就是加强劳动投入。虽然大跃进后公社有更灵活的组织形式，再加上农村人口增加，这两个因素给劳动投入和亩产量带来了增长，但是农业劳动生产力增长还是十分缓慢，一直到1970年代末国家的农业投资终于开始显著增加为止。换句话说，农业现代化在60和70年代再次被当作未来的目标而延后了。当时与苏联的关系逐渐紧张，农业现代化的目标成本太高了，而迅速工业化——以及因此引起的对工业投资的关注——则被视为具有战略必要性。贯穿整个时期，前后出现了各种方法，试图通过地方实验和中央的国家政策鼓励加大农村劳动投资。每种方法最多也只能获得短暂的成功，这在《高粱与钢铁》里已有讨论。这个过程开始的时候，国家想尝试重建大跃进时期已经崩塌的基本农村建制结构。

1961和1962年采纳了新公社结构。如果对大跃进考察到公社层面的话，谁都很难弄明白公社自身的劳作是如何影响消费的。公社原本包含了许多村庄的上万人，而大跃进后的新结构刚好相反，在组织生产的时候削弱了公社的重要性，生产大队（以村为规模，包括几千人）的下层和生产队（通常包括25-40户）成为生产的决策中心。在这个新制度之下，公社就成了各个大队的“联合体”，要承担大型计划就需要征得下层同意。大队要对集体盈亏负责，并扮演农村土地基本“所有人”的角色。但是，大队也不能在下属的生产队那里强制平均主义，要和生产队对资源进行谈判才能开始大型计划，生产队也可以拒绝为大队或更高的组织劳动。生产队成为核算、生产计划和小规模基建的基本单位，可以决定报酬率和管理机器农具。总之，这种做法是在大跃近之后试图防止农村建制迅速解体。当时将基本核算单位转移到生产队被视为临时做法，而农业现代化这个在当时延后了的长期目标寓示要增加生产规模和劳动组织。什么时候将核算单位调回大队一级的争论在党内领导层反复爆发，但是由于缺少支持，争论在大多数领域都没产生效果。[23]

[23] Anita Chan, Richard Madsen and Jonathan Unger, Chen Village: Revolution to Globaliz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9; David Zweig, Agrarian Radicalism in China, 1968-1981,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56-57.

农业生产经历了两年（1959和1960年）的急剧下滑后，从1961年起重新恢复增长，当时国家的农业采购价上升了足足不止20%，刺激了劳动投入。不过从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国家尝试了一个又一个劳动报酬制度，试图维持提高收益所必需的高强度劳动投入。但是，因为地方自力更生的政策在60年代和70年代初牺牲农业现代化的代价之下保持强劲，国家对农业的投资以及农田基建（capital construction）大体保持停滞，只有1964年一年的投资有明显增长。1962-1966年，劳动动员加上新类种子的引入确实导致农业增速相对较高，[24]但是这种增速无法在60年代末持续，1968年还录得下滑。劳动生产力在这个时期也没有显著增长。

[24] 杨大利（Dali L. Yang）, Calamity and Reform in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05; Kenneth R. Walker, Food Grain Procurement and Consumption in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在60年代初到年代中流行起来的本土绿色革命技术，尤其是新类种子和杂交水稻，提升了农业生产，但这些技术需要更大的化学投入，尤其需要在当时一直短缺的肥料。到了70年代初，许多新种子一开始带来的益处开始消退。只有到了70年代末国家的农业投资显著增加以后，这些技术才真正开始收获红利。类似的还有平均主义的报酬系统，当时也已经开始出现掣肘的迹象。乡村研究表明，人们开始轻视按工分决定报酬的月会，本应经由小组评估最后决定的工分，由于农民不再来开会，现在几乎变成了固定工资。对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至关重要的意识形态鼓舞的效果正在消减。工作的质量和强度都受挫伤，收益也是如此。

60年代末开始到70年代初，增长率下滑导致农村政策迅速转变，此时国家希望不太过度增加国家投资的同时增加农业生产。虽然农化品尤其是肥料生产在70年代有所增长，但是增速的最大值要到70年代末才出现。所有这些问题致使70年代农业现代化进程缓慢不均，带来了绝对农业生产受挫的结果。国家粮食生产从1971年的2.4亿吨不平均地增长至1975年的2.84亿吨，又在未来两年出现停滞。[25]如下文所述，农业政策要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以后才走上清晰得多的方向，来应对70年代中的停滞。

[25] Joshua Eisenman, Red China’s Green Revoluti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Under the Commun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8, p. 262.

大跃进以后的农村工业

尽管大批社队企业被关闭，饥荒之后十中全会也作出限制，但是农村工业在1964年还是开始逐步复苏。现在农村工业的焦点更集中体现为服务于越来越必要，却依然不是优先的农业现代化目标 —— 此时的观念是农村企业可以发挥这个作用，而国营企业应该继续关注重工业。一方面，这反映了（国家）越来越承认一点：纯粹重新布局劳动加意识形态动员的做法，正失去增加农业产出的能力（尤其是现在大跃进过后，许多农民对党失去了信心）。另一方面，因为中国与苏联及其盟友的关系恶化，为农业现代化进口资本品已经变得几乎不可能。充满敌意的国际环境也意味着，依靠中国现有不多的工业中心完成这个农业现代化的任务太冒险，因为这些中心要么与苏联边境接壤，要么在容易受美国军事力量影响的沿海。随之出现的解决方案是农村工业化的一种特殊形式：（1）重工业新基地建立在中国欠发达的西南省份各地，即“三线建设”战略；（2）将生产现代农业投入和机械，以及水泥、铁和能源的社队企业和县级国企进行恢复和扩张。第二点尤其为乡村市场化的条件助力，成为此后几十年农村迅速工业化的预示。

随着对饥荒和推广农村工业之间存在联系的恐慌情绪消退，社队企业发展的第二轮发展逐渐起步。1964年（三线建设也在同年启动），党中央构思了一个政策，推广他们认为对农业现代化至关重要的“五小工业”：电力（小煤矿和水电站），小钢铁厂，小化肥厂，小水泥厂和小农业机械厂。[26]起初，五小工业中有三个（钢铁、化肥和水泥）被限制在县级企业运作，也就是官员受中央政府直接任命的国家机器当中的最低一级。另外两小工业可以在公社一级运作，但是不能在更低一级的大队或者队级运作。这是大跃进以来，农村政府首次受权设立自己的独立工业部门。[27]

[26] J. L. Enos, “Commune- and Brigade-Run Industries in Rural China,” in Institutional Reform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Chinese Countryside, edited by Keith Griffin, M.E. Sharpe, 1984, pp. 240-241.

[27] Bramall 2007, p. 19.

不过，一直到1970年，四五计划才明确将重心转移到公社和大队级，提倡社队企业发展所有五小工业。当年的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和次年的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首次提出这个概要，宣布“发展农村工业的一个关键目的是在十年时间里深化农业机械化，使农村工业符合银行贷款和财政扶持的要求”。[28]并且，现在强调五小工业应该按照“三就地”原则运作：就地使用投入，就地进行生产，向就地市场销售产出（就地加工、就地生产、就地服务）。国家政策这个方向在当时获得某些欠发达省份的吹捧，比如湖南省就直接启动“十年内建成工业化省份”的运动，并在1972年成立省级部门，专门支持社队企业。[29]到当年年底，社队企业已经超出县级企业的范围，成为全中国农村工业化的主要引擎。社队企业的产出值从1970年的92.5亿元增长至1976年的272亿元，平均年增速25.7%。[30]到1978年，中国几乎一半的工业劳动力大军都要被县级、公社级或者大队级的农村企业雇用。[31]

[28] 何康主编：《中国的乡镇企业》，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4年，第28页。译注：由于找不到原书，引文系译自英文。

[29] 湖南省农业区划委员会编著：《湖南省农业区划》，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第23，82页。注：由于找不到原书，引文系译自英文。

[30] Byrd & Lin 1990, p. 10.

[31] Bramall 2009, p. 270.

除了艰难的国际环境以及产出停滞这个持久问题以外，另一个导致社队企业在1970年前后扩张的因素就是文革。1967-1968年的大规模批斗严重扰乱了中国许多地方的城市生产，为某些社队企业生产的商品创造了需求。大城市附近某些公社的干部率先更新社队企业的生产设备，在城市生产被罢工和不断的政治动员扼杀的时候满足他们的市场。[32]之后从1968年起，许多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开始被“下放”到农村，他们都对社队企业发展发挥了作用。[33]同时，地方投资结构的变化也支撑了这些改变。比如说，如果新的社队企业没有收到地方银行的慷慨资金（这些银行在当时严格说来都是中国人民银行的分部，在一些情况下，也包括不接收个人储蓄的地方合作储蓄社），那这一切都会落空。比如在四川的绵阳，“对集体工业的借贷在1970年增加了58%，1971年再增加75%。1969-1978年间，借贷一共翻了5.7番。”[34]反过来，这之所以可能也是因为70年代初中国金融去中心化，部分农村地区逐渐开始演练投资基金的市场分配。[35]

[32] 同上

[33] Bramall 2007, p. 21.

[34] 同上

[35] Bramall 2009, p. 269.

尽管有国家、有时候还加上省份的推动，但是广义上的农村工业或者狭义上的社队企业与饥荒之间久久不去的联系，在许多场景妨碍了它们自身的发展。受饥荒打击最严重的四川安徽两省尤其如此，这两省的社队企业产出水平一直到1978年和1980年才恢复到大跃进的水平。[36]相反，大多省份在60年代末就重回1958年的顶峰，甚至早于国家在1970年开始推动农村工业。事实上，全国公社企业在1962-1971年间平均增速达到16%，比中国总体工业增长率11%还要高。[37]这意味着地方干部不顾中央政府的禁令，率先支撑上述的企业。不过，国家在1978年之前一直禁止公社和大队涉足大多工业，“任何公社若被发现涉足的工业超出公社规模就会受罚。”[38]。四川一名农村干部，曾报出自己在60年代末因为开设公社级砖厂被罚，此后运作熬过了大跃进的少数公社企业的时候，申请贷款和授权都屡屡被拒。[39]官方政策早已开始偏离工业增长的现实，这也促成农村政策从1978年开始大转向。

[36] Bramall 2007, p. 22.

[37] 同上, p. 23; Bramall 2009, p. 270.

[38] Enos 1984, p. 241.

[39] Endicott 1988, p. 88.

晚期发展模式中的阶级与危机

在60年代和70年代前后，中国与其他邻国的发展差距已经开始扩大。总体来看，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在大跃进之后，仅仅能够保证迟缓的增长爆发和总体生计的边际性改善。初级教育和公共医疗途径在这整个时期出现改善是毋庸置疑的，但这些胜利的背后是无处不在的停滞。城市和农村的收入都进入实质的平台期，这一点不论用工资、工资加非工资的补贴之估值总和还是卡路里消耗衡量都可以证明。[40]同时，城市化已经完全停止。在发展模式的最后二十年里，城市居住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一直压制在20%以下，1960年左右开始，每年只有平均1.4%的增幅，而这几乎全是自然增长所致。[41]但是有增长已是万幸了，因为50年代的新一代人口潮要找工作，开始涌入饱和的城市就业市场。结果文革时候出现了辞退潮和下乡潮，把更多的人口输送到农村和城市周边地区。

[40] Mark Selde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ese Development, M.E. Sharpe 1993, pp.174-175

[41] 陈金永（Kam Wing Chan）, “Fundamentals of China’s Urbanization and Policy,” The China Review, Volume 10, Number 1, Spring 2010, pp.63-94

发展模式的阶级结构成型于50年代，在接下来的十年得到强化，界线就是城乡之间的差距。界线的一边是粮食生产者的农民阶级，另一边是粮食消费者的城市阶级。城市人本身按照获得粮食剩余的渠道级别再细分，这显然除了体现为吃得更多以外，还有数量庞大并且是实质性的特权。这些渠道的级别按照政治地位、以及身处各种规模、重要性不一的国有工业企业之中的雇佣状态来进行排序。但是到70年代中，发展模式的阶级结构开始出现掣肘。工业生产在持续增长（虽然在文革最动荡的年份出现短暂探底），但是这种增长带来的回报还是投入到了更大的投资驱动。在农村，初等教育扩大和明显的医保改善（两者都是通过熟练的城市青年下乡来推动的）有助于压制进一步的动乱，但是农村人依然在发展模式的阶级系统底层，没什么向上流动的机会。在城市，副业生产的限制正在放松，口粮和肉类消费得以略微增加，但是收入（包括补贴）依然停滞。这个模式尽管有无处不在的自给自足和地理上的不平均，但一般特点依然是城乡差距在这些年越来越大：城市的粮食消费阶级统管的收入大概是生产粮食的农村人的3-6倍之间。[42]

[42] 这个数据的范围，大多取决于衡量的时候是否纳入补贴一项。如果只比较名义工资，那么城乡差距就在2:1到4:1之间，如果纳入补贴一项（我们认为应该纳入），那衡量总消费能力的时候这个“收入”的真正差距就接近5:1到6:1。若要参考不同的衡量法，见Selden 1991, p.170

随着国家僵化和生产愈发军事化，黑市也早已开始成长。1969年动荡以后，军队就介入直接管理工业，而干部数量早在1965年就开始飙升。到1980年，干部总数将达到1800万的峰值，将近总人口的2%，总劳动力的4%。[43]在城市，粮食消费阶级内部的次级差距随着腐败而成倍增加，不仅干部，就连许多国家工人都在屯积粮票，侵吞企业基金，闲时运营非法的私人业务。[44]在这个城市等级制度底层的，是由低酬临时工、返城知青、“农民工”、“里弄工”和学徒组成的原始无产阶级。他们在小集体企业分包大型国有企业的业务，干着朝不保夕的活。到70年代，这个原始无产阶级已经增长至1000万人以上，占总劳动力3%左右。这种工人中年轻人与女性多得不成比例，并且大部分集中在上海和广州等城市，在这些城市比例失衡还更严重。[45]

[43] 吴一庆（Yiching Wu）,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he Margins: Chinese Socialism in Crisi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25, Figure 1

[44] Michael Frazier, The Making of the Chinese Industrial Workplace: State, Revolution and Labor Managem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255

[45] Selden 1993, p.175

发展模式后期的几年出现了持续去中心化和地方自给自足化，还有1969年动荡后启动的三线建设所带来的投资驱动。这种投资驱动由本身带有孤立主义色彩的军事逻辑所定义：三线建设强调，要在中国内陆省份的山区建设大型工业规划，目标是在沿海建成能抵御美国从海路入侵、苏联从北部边境陆路入侵的工业结构。[46]这次新发展井喷尽管在规模和性质上与大跃进类似，却没有从农村调度无法持久的大量资源，而是将紧缩政策更平均地分配到全体人口当中。工资停滞了，物质激励（奖金、计件率等等）被压低了，而生产的自给自足，就意味着那些规模更大、设备更好的企业，又或者风调雨顺的农村集体的表现就能比其他地方好。有许多文革（或者更广泛地说整个社会主义时期）日常生活的宣传画就出自这个时段，这时候意识形态奖励（红领巾、毛泽东画像、小红书）替代了物质激励，应对稀缺的则是本质上带有神灵色彩的号召，呼吁人们为建设社会主义而牺牲。

[46] 诺顿，《中国经济：转型与增长》, pp. 65-67.

但是，这个时代的稀缺和大跃进之后直接体验到的稀缺有显著差别。大跃进后复苏的一个特征是相对低水平的投资。大跃进前，投资占GDP比例一直为25%左右，大跃进后就久久陷于15%。不过在这之后，投资不仅出现复苏，并且再也没跌入过这般严重的低谷。投资占GDP比例尽管在文革期间有短暂的下探，但从大跃进之后的低谷一直到今天，还是经历了周期性的增加。[47]持续的扩张性投资驱动这个“巨大推手”将成为中国发展的中心特征，还会在社会主义时代之后一直延续。“维系这些驱动来避免绝对稀缺的风险”，这种在发展模式初年就体验到了的需求，事实上也为经济开放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