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從「滿洲大鼠疫」到新冠肺炎，歷史教會我們的防疫二三事

中文原文見於 2020/02/27 "The News Lens", 英文原文見於 2020/02/12 "The Diplomat"。

文：孫世倫（美國Vassar College）、莊嘉穎（新加坡國立大學、哈佛燕京學社）

病情的消息起初零零散散外傳：在中國有不尋常的病疫，而有不少人受感染。接著新聞媒體開始報導，沿著主要交通管道，有多人染病、死亡。事發幾個月，將近六萬人會因病身亡後，疫情才逐漸受控。以上不是今天的武漢、湖北，而是1910年至1911年冬天的滿洲。這場被稱為「滿洲大鼠疫」的大型傳染病事件，是現代化防疫手法首次被用在中國公共衛生危機上。當年透明度和國際合作的經驗和教訓，在一個多世紀後，依舊對中國和世界在防疫上提供不少可以學習的地方。

二十世紀初的滿洲，雖然名義上屬大清江山，不過多年的外來勢力介入和競爭，造成日、俄、英、法、德、美等多國在當地角逐的局面。鼠疫據說是先從土撥鼠傳染給人類，跟著再進化成人傳人直接染病。強國當時怪罪清廷，認為疫情的擴散是因為朝廷不願意主動防疫。為了鎮住局勢，清廷委任了一位英屬檳榔嶼生長、之前在劍橋大學受訓的華裔醫生兼公共衛生專家，僅三十歲出頭的伍連德（Wu Lien Teh；Goh Lean Tuck〔閩南〕；Ng Leen Tuck〔粵〕），為東三省防疫全權總醫官，負責防疫工作。

伍氏與他的中外防疫同仁接任後，實施了一系列今天許多人熟悉的防疫措施。他們很早就對檢疫和隔離產生共識，認為這是控制疫情的最佳辦法，也採用了一系列其他防疫方法，包括一些相當威權的手段。他們堅持前線醫護人員工作時，務必面戴口罩、火化屍首、在疫區限制人流和外出、設立新檢疫設施、以及強制要求可疑病患進行嚴格自家檢疫。官員甚至利用車皮當街兜捕路人，將他們強行關押，直到顯然無症狀才準釋放、還對有可疑病例的房屋進行強制消毒殺菌、迫使可疑病患住院檢疫等。

對中國政府今天處理COVID-19新型冠狀肺炎有少許瞭解的人，會對伍氏與他的團隊處理「滿洲大鼠疫」所採用的防疫手法感到有些熟悉。十天內完工特殊照護醫院、利用無人機監控市民，以確保市民減少外出、強制出門要戴上口罩等作法，原則上與伍氏的出發點相同。這些政策確實侵害到個人權益，但是很可能受到多年前參與「滿洲大鼠疫」防疫工作的前線醫護人員的肯定。但是，除了嚴酷的檢疫和隔離，控制「滿洲大鼠疫」疫情也包括其他要數。伍氏和他的夥伴們在關鍵的時刻堅持防疫工作開放、透明及國際化，甚至在有必要時，願意暫時放寬大清對主權的要求。

在清廷的授權下，伍氏當時決定全面公開鼠疫的流行病理資料以及其他相關醫療資訊，還邀請國際專家參與自己籌辦的「萬國鼠疫研究會」，踴躍討論「滿洲大鼠疫」的病因、流行病理、治療、防疫策略和公共衛生效應。清政府當時對待防疫的開放政策，在一個帝國主義興起、大國角逐，多方張力的政治環境下，奠定了國際互信的基礎和跨國合作的框架。因此，中國在1920年代面臨多次瘟疫威脅時，各國政府仍然願意不顧中國內部政治動盪，大力支援伍連德所負責的東三省防疫處，使疫情受到有效治理。

今天的中國政府在處理COVID-19新型冠狀肺炎事件，大可效仿伍氏當年面對公共衛生危機時，公開、自信的精神和作風。病疫是跨國問題。必須以跨國手法解決。病毒、細菌和載體不會辨識國界或其他行政劃分。中國衛生部門主動分享COVID-19新型冠狀肺炎病毒的基因資料是明確地選擇，也是正面的發展。這讓各地的科學家和醫生能夠同步進行偵測、治療以及發明疫苗等重要工作，加大早日找到有效處理方式的可能。不過，面對公共衛生問題，不能單靠科學途徑。伍氏的經驗凸顯防疫工作上，人為因素、組織能力和制度反應的不可缺少。

之前已經有不少觀察者指中國官方起初資訊管控過度，減低了衛生部門第一時間對病毒蔓延的因應能力和速度，以及公眾對於病情的警覺意識，使中國錯過了更有效控制疫情的幾會。民眾全國上下對於吹哨者李文亮醫生的哀悼，更表現了中國官方在處理潛在的長期公共衛生問題上，手法仍然有待加強。李氏在病疫開式傳染的時候，因為企圖警告同仁，分享了資訊，而受地方政府調查，還被迫收回言論，甚至公開道歉。他後來因為工作時染上病毒而過世。

因為短暫的政治考量，而對重大公共衛生問題處理不當，確實是需要檢討的嚴重議題。不過，深入研究人類與不斷在變化的自然生態如何互動、怎樣在複雜的社會結構下相處、國家機制、社會以及個人對危機和複雜資訊的不同反應，對瞭解新病毒的產生和擴散，以及如何策劃最恰當地因應措施，也相當重要。有關公共衛生危機如何影響公共互信、施政和經濟的精準數據收集、分享和分析，也有待更進一步的進行。要有效地掌握這一系列議題，需要的不單是醫學和科學上的資料，對公共衛生、政策和社會組織的知識方面，同樣需要投資精力和資源。

Photo Credit: AP / 達志影像

即便官方大力鼓催「中國夢」，中國政府要在決策方面達到更深一層的透明度和包容性，仍然不易。在全球氣候變化、人畜接觸增多的情況下，突發病疫的可能性只會越變越高。在COVID-19新型冠狀肺炎緊急事件當頭，中國政府不但阻擋台灣直接參與世界衛生組織（WHO）的相關討論，還被指對WHO施壓，減低對中國的負面報導。如此的態度和行為，會形成和擴大防疫漏洞，提升公共衛生風險。

在COVID-19新型冠狀肺炎事件之前，中國已經在2002至2003年面臨SARS的衝擊。當時疫情導致全世界將近八百人因病身亡，幾千人遭受感染。至2018年起，中國又正面臨非洲豬瘟全國性的爆發。最近在湖南省發現禽流感流傳，位置也正是在COVID-19新型冠狀肺炎疫情最嚴重的湖北省旁邊。

面對這樣的局勢，防疫和公共利益不可缺少國際上公共衛生和醫療組織的相互合作和公開交流。國內外醫療物資和科學數據的分享，不足以取代對公共衛生和社會氛圍的詳細資訊和深入理解，特別是這些機制一旦遇到嚴重流行感染，所產生的種種反應。這類工作需要國際合作下，徹底的在地調查，才可以完成。缺乏這方面的資訊只會導致如全面封關、停止人流往來等，更強硬和劇烈的防疫手法和政策。

COVID-19新型冠狀肺炎感染爆發後，世界許多地方開始見到對華裔或東方人的恐懼。允許中國公共衛生和醫療專家自由參加相關的國際討論，可以讓中國分享和展示防疫經驗、手法和風險。如此的因應方式，不但可以提升世界對疫情和病毒的瞭解，還可因此緩衝資訊不足而造成地無知和恐慌，可望減低無謂猜測所造成的種族和其他歧視。相反，過度保密反而可能引發社會信任失衡，甚至崩壞。面對公共衛生危機最好的政治手法或許就是閣制政治，盡量一切公開。

伍連德一個世紀多前，放下對外界專長和協助的疑慮，放軟官方、國家的身段，開放公共衛生資訊和相關社會資料的務實態度，其實建立了有效防疫的最佳實踐和典範。公開合作可以讓防疫工作者分享和吸取各國和地方處理如SARS和伊波拉等不同傳染病的經驗，應用在COVID-19新型冠狀肺炎和其他病疫上。中國政府這次在疫情擴散後，畢竟也靠讓當年負責SARS防疫的醫務人員出面公開發言，才開始稍微穩住民情。信心、開放度和真心合作的意願，對防疫工作的重要性不會少過捐贈如口罩、防護衣或藥物等醫療物資。

中國政府可以以伍氏當年的作法為參考，考慮更公開處理這次COVID-19新型冠狀肺炎危機，不但開放各種科學和社會資料，也允許更多如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CDC）的國際專家到中國進行研究和專業合作。在疫情好轉後，還可以招開跨國研討會，歡迎不同領域的專家參與討論和檢討。同時，也可以讓台灣重返世界衛生大會（WHA），填補現有的防疫漏洞。表明願意不分政治色彩，與世界站在同一個陣線上面對全球性威脅，更能充分顯示對防疫的決心，從建民眾與世界對中國醫療系統的信任。況且，以上幾個步驟，其實在技術上並不困難，需要的是足夠政治意願。

原文以英文出版於The Diplomat，獲授權刊登於此。文章僅代表個人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