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十年：永遠不要互相遺忘

2008年5月13日，因為前一天的巨大地震，成都機場關閉，我和@潔平，@七城等幾個記者在香港機場折騰良久，終於飛到了重慶。在機場門口等候多時的麵包車6小時後送我們到了成都，已是深夜。因為地震影響的受災面積巨大，我們決定先兵分兩路，第二天清早，我和潔平去了都江堰聚源中學。

已經看不出曾經有幾棟教學樓了，實實在在的粉碎性垮塌。警戒線隔開了幾十個紅著眼睛苦苦守候的親屬，天下著小雨，地上泥濘，籃球場上搭起一頂藍灰色帳篷，帳篷下有一片白布，像是蓋住了什麼。人群一陣騷動，說是前面挖出了一個學生，等了一陣，沒有人看到他/她。據當時的家長說，見不人等於還有一點希望，至少還活著，傷者會被直接送上救護車。挖出來就咽了氣的，則會被抬到籃球場那頂帳篷下。白布蓋住的，就是死難者。

每一個死者被抬到帳篷下後，這些熬了一天兩夜，眼淚都哭干的父母會湧上去確認是不是自己的孩子。如果不是，那孩子有可能已經被送上救護車，也有可能仍被埋在廢墟之下。我至今也想像不到還有什麼場景能殘忍過這一刻。

一位家長聽說我下午會回到成都，焦急地遞給我一張紙條，拜託我一定一定要去華西醫院打聽他女兒的下落，紙條上有一個名字——苟菲。

一個在華西醫科大學讀書的老同學幫忙，他遞給我一件白大褂，一張口罩，在聚源中學學生陸續被送進的科室，我找到了苟菲。強烈的地震波襲來時，她正坐在教學樓的第二層教室，這棟偷工減料的教學樓瞬間垮塌，她被埋在地下超過8小時，長時間的壓迫，左眼失明，腿部肌肉壞死，在此後經歷了數次手術。

後來幾天，@潔平和@七城去了災情更嚴重的北川，遇到一位失去獨生子的父親。震後一週，北川縣城已是死寂一片，挖不出來的萬餘屍骨將被永久放棄，疫情隱患，堰塞湖洪峰再次過警戒線，一切風聲鶴唳，所有活著的人被要求儘快遷出。

這位一直沒有找到兒子遺體的父親，提了一瓶白酒去學校道別，跪在地上，對天人永隔的兒子說：爸爸帶不走你了。活著的人，陸陸續續，沈默不語，從僅此一條，只准出，不准進的崩潰山路，挑著僅有的生活物品，緩慢走出來。

苟菲讀的聚源中學是地震中垮塌最嚴重，死亡人數最多的學校之一。學校四周的平房沒有塌，甚至連一個擺放煤炭，臨時搭起來的磚架子都沒有垮。 從廢墟裏參差出來的鋼筋只有成年人單根手指粗細（根據後來調查報導直徑約為1.2cm）。都江堰另一所災情嚴重的新建小學，同樣是粉碎性垮塌，然而，小學旁邊的水電局十幾層的建築連玻璃都沒有掉下來一張。

頭七那一天，我們又回到學校。這時已經聚集幾百位家長，他們手捧孩子的遺像，排著隊，自發清點人數。根據官方報導，聚源中學死難師生280多人，但這個數字根本無法與家長們的統計一致，家長們統計出的死難學生人數是500多人。我無法忘記一位母親，她手捧的遺像上有兩個女孩，是一對雙胞胎姐妹。她跪在教學樓的廢墟前，在照片前面擺上一個蘋果，痛哭一陣，輕聲說：你們倆要好好的，不要爭搶東西，姐姐要讓妹妹。

昨晚，我和苟菲通了一次電話。這十年來，我和她的聯絡支離破碎，一方面在於我自己的心結，擔心每一次和她說話都會喚醒她的黑暗記憶，所以不敢。這一次通話，我們彼此都小心翼翼。她今年26歲，對我講了自己十年來的生活。我試圖從她並不深入的講述中打探到她過得怎麼樣，好幾次，兩邊又同時陷入沈默。她的樂觀讓人稍有寬慰，雖然生活不容易，但她一直過得很努力。她說自己十歲了，遇到任何困難也不再害怕。

講到最後，她問我：「我一次性給你講了那麼多，你消化得過來嗎？」

我想了想，真的消化不來。不僅僅是她，那個五月，我們密集地見了那麼多容顏悲苦的人，活下來又身體殘缺的未成年人，聽新聞不停歇地在宣傳「重建」，「重建」，可我始終想像不到這些具體的，一個一個的人和家庭，在真相毫無寸進，問責仍然缺失的現在，他們又該怎樣重新拼起自己的生活。

因調查死難學生人數而入獄的譚作人前些天接受採訪時說：「當然了，每個人都有遺忘的權利。我不能忘。我無論是情感上，還是道義上，都深深捲入了。」

這一刻，《卡拉馬佐夫兄弟》的最後，阿廖沙說的告別詞又抽打著太陽穴：「最要緊的是，我們首先要善良，其次要誠實。再其次是永遠不要互相遺忘。」

（請各位繼續閱讀下游文章—— 一個地震幸存者的自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