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十年:永遠不要互相遺忘

曉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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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5月13日,因為前一天的巨大地震,成都機場關閉,我和@潔平@七城等幾個記者在香港機場折騰良久,終於飛到了重慶。在機場門口等候多時的麵包車6小時後送我們到了成都,已是深夜。因為地震影響的受災面積巨大,我們決定先兵分兩路,第二天清早,我和潔平去了都江堰聚源中學。

已經看不出曾經有幾棟教學樓了,實實在在的粉碎性垮塌。警戒線隔開了幾十個紅著眼睛苦苦守候的親屬,天下著小雨,地上泥濘,籃球場上搭起一頂藍灰色帳篷,帳篷下有一片白布,像是蓋住了什麼。人群一陣騷動,說是前面挖出了一個學生,等了一陣,沒有人看到他/她。據當時的家長說,見不人等於還有一點希望,至少還活著,傷者會被直接送上救護車。挖出來就咽了氣的,則會被抬到籃球場那頂帳篷下。白布蓋住的,就是死難者。

每一個死者被抬到帳篷下後,這些熬了一天兩夜,眼淚都哭干的父母會湧上去確認是不是自己的孩子。如果不是,那孩子有可能已經被送上救護車,也有可能仍被埋在廢墟之下。我至今也想像不到還有什麼場景能殘忍過這一刻。

一位家長聽說我下午會回到成都,焦急地遞給我一張紙條,拜託我一定一定要去華西醫院打聽他女兒的下落,紙條上有一個名字——苟菲。

一個在華西醫科大學讀書的老同學幫忙,他遞給我一件白大褂,一張口罩,在聚源中學學生陸續被送進的科室,我找到了苟菲。強烈的地震波襲來時,她正坐在教學樓的第二層教室,這棟偷工減料的教學樓瞬間垮塌,她被埋在地下超過8小時,長時間的壓迫,左眼失明,腿部肌肉壞死,在此後經歷了數次手術。

後來幾天,@潔平@七城去了災情更嚴重的北川,遇到一位失去獨生子的父親。震後一週,北川縣城已是死寂一片,挖不出來的萬餘屍骨將被永久放棄,疫情隱患,堰塞湖洪峰再次過警戒線,一切風聲鶴唳,所有活著的人被要求儘快遷出。

這位一直沒有找到兒子遺體的父親,提了一瓶白酒去學校道別,跪在地上,對天人永隔的兒子說:爸爸帶不走你了。活著的人,陸陸續續,沈默不語,從僅此一條,只准出,不准進的崩潰山路,挑著僅有的生活物品,緩慢走出來。

苟菲讀的聚源中學是地震中垮塌最嚴重,死亡人數最多的學校之一。學校四周的平房沒有塌,甚至連一個擺放煤炭,臨時搭起來的磚架子都沒有垮。 從廢墟裏參差出來的鋼筋只有成年人單根手指粗細(根據後來調查報導直徑約為1.2cm)。都江堰另一所災情嚴重的新建小學,同樣是粉碎性垮塌,然而,小學旁邊的水電局十幾層的建築連玻璃都沒有掉下來一張。

頭七那一天,我們又回到學校。這時已經聚集幾百位家長,他們手捧孩子的遺像,排著隊,自發清點人數。根據官方報導,聚源中學死難師生280多人,但這個數字根本無法與家長們的統計一致,家長們統計出的死難學生人數是500多人。我無法忘記一位母親,她手捧的遺像上有兩個女孩,是一對雙胞胎姐妹。她跪在教學樓的廢墟前,在照片前面擺上一個蘋果,痛哭一陣,輕聲說:你們倆要好好的,不要爭搶東西,姐姐要讓妹妹。

昨晚,我和苟菲通了一次電話。這十年來,我和她的聯絡支離破碎,一方面在於我自己的心結,擔心每一次和她說話都會喚醒她的黑暗記憶,所以不敢。這一次通話,我們彼此都小心翼翼。她今年26歲,對我講了自己十年來的生活。我試圖從她並不深入的講述中打探到她過得怎麼樣,好幾次,兩邊又同時陷入沈默。她的樂觀讓人稍有寬慰,雖然生活不容易,但她一直過得很努力。她說自己十歲了,遇到任何困難也不再害怕。

講到最後,她問我:「我一次性給你講了那麼多,你消化得過來嗎?」

我想了想,真的消化不來。不僅僅是她,那個五月,我們密集地見了那麼多容顏悲苦的人,活下來又身體殘缺的未成年人,聽新聞不停歇地在宣傳「重建」,「重建」,可我始終想像不到這些具體的,一個一個的人和家庭,在真相毫無寸進,問責仍然缺失的現在,他們又該怎樣重新拼起自己的生活。

因調查死難學生人數而入獄的譚作人前些天接受採訪時說:「當然了,每個人都有遺忘的權利。我不能忘。我無論是情感上,還是道義上,都深深捲入了。」

這一刻,《卡拉馬佐夫兄弟》的最後,阿廖沙說的告別詞又抽打著太陽穴:「最要緊的是,我們首先要善良,其次要誠實。再其次是永遠不要互相遺忘。」

(請各位繼續閱讀下游文章—— 一個地震幸存者的自述)

CC BY-NC-ND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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