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annie.chan

90後,現職香港蘋果日報專題記者。 家,心之所在。

【六四30】五個世代說六四

發布於
( 刊登於香港蘋果日報 2019.05.09) #六四

人生中,總會發生一些刻骨銘心的事。對於某些人來說,六四是一件驚天地泣鬼神的事,當年回歸在即,一切美好幻想瞬間被打破;但對於另一些人來說,那個死傷枕藉的晚上,只是一個口耳相傳的傳說,比海市蜃樓更難觸摸。歷史客觀地存在着,但如何解讀,卻因人而異。五個世代,五種看法,沒有哪個比較正確,卻訴說着六四在他們心中的意義和份量,孰輕孰重,是忘記還是毋忘,只是一種選擇。

記者︰陳芷昕、梁嘉麗

攝影︰何家達、王心義、董立華、許頌明

六十後 何森宏

29年過去,何森宏——還是一個守信用的人。每年的6月4日,除了參與由支聯會舉辦的燭光集會外,他會自行禁食。他也不再到大陸遊玩,「我未放得開,沒有這個心情遊覽祖國的山水」。帽子下偷藏了幾根白頭髮的他欷歔說着。

過了57次生日,28歲那年對何森宏來說,依舊沉重。1989年5月19日,在他生日過後一刻,他從電視得悉李鵬宣佈全城戒嚴。5月20日,很多香港人上街聲援北京學生,何森宏也是其中之一,他還記得當日風雨交加,一如北京時局陰霾密佈。一直至6月,香港人仍然心繫那場既遠且近的學生愛國民主運動。當時在金鐘地盤擔任職安主任的何森宏,也與其他地盤工友和同事一同罷工上街。6月4日,義憤填膺卻又不知如何是好的他終脫去帽子:「之前上街都會戴帽,六四就直接不戴,很激憤。」

成長於60年代,身為「香港人」是一件讓人糾結的事。父母在1949年從廣東逃難至港,何森宏在香港「雞寮」出世。他從小就想:「為甚麼我這個中國人,會在一個英國的小小殖民地成長?」讀中學時,他開始看中國歷史,一看就忍不住哭,「真的是百年恥辱、內憂外患」。兄長看到他讀簡體字,就大罵他:「千萬不要信那些『馬列毛』。」但他始終相信,就算人不理政治,政治還是能影響每一個人。他真切地盼望着:中國人也能擁有自由和民主,中國不用再被人欺負。

然而,六四就像一大盆冷水,把何森宏的「中國夢」給澆熄。直至今時今日,這個大男人仍然在哭:「像劉曉波的死和709律師被捕,對受逼迫的一群,我會覺得很大負擔。」特別是在雨傘運動後,他再次疑惑:「到底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下的人民,還是中華文化下的華人?」甚至,面對外國人,他不敢再自稱中國人。

但當同代人選擇遺忘,新一輩選擇漠視,何森宏選擇傳承。近年,他成為支聯會義工,為「天安門母親」造曲奇、月餅。作為父親,十幾年前他推着嬰兒車參與燭光集會;直至現在孩子已長大成人,他也堅持帶同他們上街遊行。「至少在我有生之年,繼續說着這個故事。」

30年了,對於何森宏來說,毫不特別。「只是做29年來慣了的事情,我會一直依循這個軌迹,不會改變。」訪談時值四月初春,輕風送暖,何森宏也泛起和藹的笑容:「現在有飄零落葉,但春天到時會開花結果。季節有更迭,我覺得中國人都可以有民主、自由,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七十後 莊梅岩

劇名《5月35日》,就如過去的三十年那些為了不被「河蟹」而出現的各種密碼,在國內,這是一個不能宣之於口的日子。而這組密碼訴說着的,是一段令人感傷的歷史,更是一些無法被撫平的傷口,直至今天,傷口依然淌着血,那些孩子被輾過、槍殺的父母親,每年到了這個時刻,沒有拜祭的權利,還要被旅遊、被軟禁。這些風燭殘年的老人,只能緊握老伴那雙早已皺紋滿佈的手,懷着悔疚、無奈、悲慟,等待入土。

編劇莊梅岩,讓自己成為亡靈,想像自己在三十年前的那個晚上被殺害,母親想疾呼平反,卻被父親抑壓着,三十年來被人監控,直至行將就木,人生最大的鬱結依然未解決,兩名老人,到了晚年才決定起一場遲來的革命。《5月35日》的故事或許平凡,卻正是這種平凡才能讓人感到切膚之痛。身為女兒的莊梅岩,每當想起若受到這種非人對待的是自己父母,就會無名火起,於是奮筆疾書,在六四30周年之際,寫起了舞台劇《5月35日》。

訪問未入正題,她說有一件事不想說太多,就是寫此劇時,有人「接觸」過她,叫她不要寫,但現階段她不想說,並非因為害怕,只是不想把重點轉移到這方面,「將來我一定用自己的方法說出來!」而其實,劇場中人「被接觸」過的亦不是少數,邀請她編劇的「六四舞台」成立十年以來,工作人員當然受過不少騷擾。

但她沒有害怕,把輕柔的長髮往後撥,眼神堅定地閃爍着,說穿了,寫一個故事,其實也是一場抗爭,「沒有平反,沒有正面的調查。作為市民,連發問的權利也沒有,這是甚麼社會?當我們每天依然被同一個政權統治、影響,我們如何能說不關自己事?」她生於七十年代的中國,三歲時跟家人來港,父母在文革時期遭迫害,惟有南下逃難。自小,她對自己「中國人」的身份毫無懸念,但六四事件,卻是成長中一段無法磨滅的記憶。

那年,莊梅岩11歲,6月4日那夜凌晨,她和父母坐在電視機前,看着那些搖晃的鏡頭、不絕於耳的槍聲、流淌於廣場上的鮮血,歷歷在目的還有父母臉上的淚痕、師長的義憤,而這些,都成了她長大後待人處事都要忠於自己的後盾。大約兩年前,《5月35日》開始在她腦內醞釀,她說香港在創作上,還算自由,而六四事件就是一個值得寫的題材,「作為以舞台為家的創作人,一定要確保台上的自由度能發揮到最大」。

劇場是很誠實的,她如是說。寫六四,並非為了證明甚麼,但自由的氛圍,卻要由整個界別一起建立的,她相信,即使有人要阻撓,若然每個人都不畏懼說出真相,就沒有人能打壓創作,但若有些人噤聲,剩下的就是少數,就變得危險。

當年義正詞嚴的人,今天選擇站在政權的一方,有長輩勸她不要說太多,但藝術家體內流着的,都是反叛的血液,「為了錢,要我放棄自由表達藝術的權利?這個犧牲未免太大了吧,我們經歷過文化多元、言論自由的文明時代,怎能倒退回去?」那個見證六四屠城的一整代人,大概也回不去了。

八十後黃慧妍

對於藝術家黃慧妍來說,最深刻的六四,不是三十年前那一夜,而是2013年,因為那天是兒子關問來到這個世界的日子。

六年前,孩子出生後,她躺在床上,睡不着,只因腦袋不斷轉動。房間內還有幾個剛生完孩子的母親,都在討論孩子的生日,在這樣的一個日子降生世上,該如何處理慶祝生日這件事呢。「我們說笑,難道要拿着生日蛋糕到維園去?這班孩子的母親,好像背負了一些無形的東西,生日到底應否開心?但想深一層,其實沒理由剝奪孩子的快樂。」

這個問題,一直讓她糾結,直至孩子四歲,可能因為看見其他孩子有生日會,他也要求想要生日會,於是她買了蛋糕,點起「MAN」字樣的蠟燭,孩子在蛋糕前,合十許願,她拍了照,在社交媒體上分享,寫着「remembering what we need to remember」。「MAN」是孩子的名字,更是「人」的意思,燃燒着的燭光,紀念了一個生命的誕生,同時亦是祭悼那些失去了生命的人,而兩者,她都沒法遺忘。

莫失莫忘,不是空洞的口號。很多人或會選擇不再記起那個晚上,但大部份人,都沒法忘記。生日是一組永遠存在於生命中的數字,你沒法跟這組數字割裂。因為孩子於六四出生,黃慧妍在每年餘下的364天,都感受到這事的餘震,「無論是在學校抑或是任何需要填表的時候,別人收到表格,都總會輕嘆:孩子六四出世啊。所以其實沒有人能夠忘記,大家心裏都知道六四的重量」。

那年她才7歲,只記得媽媽對着電視哭,但小學會每年舉辦悼念活動,日漸長大的她開始理解六四是怎樣的一回事,她說自己小時候對中國是非常抗拒的,現在已為人母,卻會從另一種角度看事情,「我會反思暴力這個問題,國家與人民關係中,甚麼狀態才能夠執行暴力?普遍的家長認為自己對孩子有行使暴力的權利,就如政權以為自己有權以暴力對待人民」。她形容政權就如一個「神經質」的父親,經常處於繃緊狀態,「你越是要爭取,他就越不想給你」。

中學時,她的老師會帶同學們去集會,長大後,因為難以忍受形式化的唱歌與喊口號,已逐漸少去,縱使未必認同形式,卻認為悼念六四是絕對必要的,尤其是近年在大學內教書,眼見不少內地生只知道「祖國美麗的一面」,「起碼讓他們知道有六四這件事,形式是次要,重要是讓我們不斷去反省,讓政權知道我們沒有忘記」。

她感慨,八十後這一代人,都有強烈的無力感,好像甚麼都做不到,「明明親眼看見,卻沒辦法做點甚麼。雨傘運動時,感覺就是不能繼續舒服下去了,良知要你做,去到某一刻,就要行」。六四時,六、七十後已是青少年和成年人,但八十後還是懵懂小孩,說不上有深刻的印象和經歷,一切反思,都在長大後,回望昨天的人和事。他們介乎於深刻與抽離之間,似乎經驗過某種躁動不安的情緒氛圍,卻又感到模糊。站在洪溝之中,或是踏向遺忘的彼岸,或是毋忘的此岸。

九十後鄺穎欣

2012年,就讀中大社工系一年級的鄺穎欣(Winnie)在頭上繫上紅布,穿起印上「六四報哀音」的黑衣,來到紛雜街頭。有中年漢喝罵她是「反中亂港的漢奸」,着她不要搞事;有路過的內地旅客力陳己見:「吾爾開希穿着睡衣與李鵬開會,是學生不尊重政府在先。」有街頭藝人以結他為她伴奏《自由花》;也有負責巡查的督察離開前,偷偷向她舉起大拇指……

在隨後兩年大學生涯,Winnie仍然是「六四報哀音」的一員。他們不只於6月4日齊集於銅鑼灣東角道,高唱《民主會戰勝歸來》;早在五月中起,各大專院校的社工系學生,已組成不同隊伍,分散到香港各區,藉唱歌和話劇等街頭表演向港人傳遞六四真相。

Winnie也是在約莫10歲的時候,得悉這個真相。當時,她的母親突然神秘兮兮的在家中播放錄影帶。Winnie就坐在電視機前,看着母親當年錄下有關六四的新聞片段。年幼的她仍懵懵懂懂,只見螢幕上的年輕人不斷被槍殺,便問母親:「這些人死了嗎?會不會很痛?」直到中三,她終於在中史課上,得到完整答案。自此,六四對Winnie來說,不再是單純的數字,而是一場政治啟蒙與覺醒,「第一次認識民主、自由、反貪污……其實當年的學生跟我們現在所追求的都差不多,為甚麼如此簡單的事情都要死呢?」在好奇心驅使下,Winnie開始跟着父母參與燭光集會。雖然她「覺得蔡耀昌的哭腔好煩好假」,但置身其中,看着點點燭光,仍覺沉重且震撼:「原來真的有這麼多人沒有忘記這件事。」

Winnie之後再參與過幾次燭光集會,但雨傘運動後,她終在2015年缺席。而即使那年她仍然是系內「六四報哀音」的骨幹成員之一,她卻很清楚自己已找不回昔日對六四的執着。「雨傘過後,有很重的無力感,甚麼都沒有了,甚麼都爭取不了。就會覺得:為甚麼要去集會呢?好像沒甚麼作用。」她決定先想清楚再決定,「不想自己不知為何而去」。

最後Winnie想通了。「到底行禮如儀是不是一個問題?我想了很久,突然『叮』一聲。像美軍在二戰時向日本投入兩枚原子彈,每年到了那個時刻,廣島和長崎的政府官員、士兵和死傷者家屬都會默哀和致上花圈,你不會覺得這些儀式有問題的對吧?」更重要的是,仍然關心六四,是因為要延續真相。「當中共刻意想去竄改和抹去這段歷史時,一定要有人站出來,直至這個真相被肯定,成為被人傳承的事實。」2016年起,她又重新參與燭光集會。

休息片刻,Winnie抖擻精神再上路,她發現無力感不一定是壞事。「我反而覺得放鬆了。當你認清了現實,再去接受現實,信念反變得更強。」不論是還原歷史真相,還是爭取民主,Winnie都不覺得是九十後一代人可以完成的事,但她仍抱有阿Q精神。「很多事情不是可不可以,是應不應該,應該做就要做。我們一代完成不了,就傳承給下一代去做囉。即使我未贏到,但至少對我自己來說,我沒有輸過。」

00後梁皓媛

六四30周年,你會做些甚麼特別的嗎?記者問。出生於2001年的梁皓媛沉默半晌,像是恍然大悟:「其實……我沒有留意已經是三十周年,好像過了很久,但都是老樣子。」

六四年年如是,因為燭光集會。「你去坐幾個鐘頭,拿着燭光,聽着台上的人說話,叫口號,完。」這位17歲的少女從未參與過燭光集會,但她嘗試以同理心理解參與者的心態。「六四是上一代人的政治啟蒙,像雨傘運動對我們這一代人的意義一樣,所以我會體諒他們。」但體諒不代表支持,「坐完之後又沒有任何行動,沒有參與的人也像outsider一樣。」即是圍爐取暖,她說。「我反而想,為甚麼支聯會不主動去接觸不關心六四的人呢?」

梁皓媛選擇從自身做起,再推己及人。七年前的6月4日,老師在課堂上播放六四的紀錄片,讓10歲的她大為震撼。升上中學後,中史教科書上對六四只有片面解說,她想要更深入探討六四,便自行閱讀中國革命一類書籍。將近6月4日之時,梁皓媛便會主動與身邊的同學討論對六四的看法。「首先,你知道六四是甚麼嗎?如果對方完全不理解,我就會解釋:『1989年時有群學生為了中國民主化而付出很大的代價』。如果對方已經有基本認識,我就直接問:『你覺得中國打壓學生對嗎?』」

可惜,就算同學對六四有片面認識,多數也漠不關心,梁皓媛也忍不住直呼這些同學做「港豬」。「每當講起六四,他們就說:『不要說這些啦』。一講新聞,他們就想轉話題。他們不關心社會和政治,問他們幾日前發生的事,他們已經完全不知道。」

就連事隔僅四年半的雨傘運動,她的同學也快要遺忘。要求年輕一代繼續關心彷彿已變成「口耳相傳」的六四傳說,未免太強人所難。梁皓媛卻覺得,香港人記住六四,與記住傘運同樣重要。「六四與雨傘一樣,引發很多香港人上街,雖然之後香港依然未有民主,也讓人產生無力感,但同樣令更多人關心社會。」對她來說,六四經過多少個周年,應不應該去燭光集會,這些問題都並不重要。「一日未平反六四,它都依然有被記住的價值。只要大家繼續記住,就已經好好。」

喜歡我的文章嗎?
別忘了給點支持與讚賞,讓我知道創作的路上有你陪伴。

CC BY-NC-ND 2.0 版權聲明
4

看不過癮?

一鍵登入,即可加入全球最優質中文創作社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