島民

人類學博士生。

說吧,香港——在台北詩歌節聽到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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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名字叫香港
她只是恰巧不是你家鄉。
——節選自《二零一九年,我們都是無名氏》
出自《說吧,香港2020(詩劇組詩)》,廖偉棠

將近一個月前,2020年9月26日,我結束防疫隔離的第三天。在台北中山堂,我一個人去看了台北詩歌節的開幕詩演出《說吧,香港》。台上的黃衍仁也從香港特地趕來,跟我一樣隔離了14日。

時隔許久聽到粵語詩的我,坐在第一排,要很強烈地抑制自己擰頭周圍望的衝動。因為除了台上發生的一切,我也急切地想要探知,周圍的台灣觀眾是否感受到同樣頻率的呼吸。我不知道台北詩歌節歷史上是否曾有這樣一齣幾乎全以非國語、台語演出的開幕詩歌劇。但我想起那些曾在台灣獲得文學養分的香港人(什麼是香港人?從上海走難到香港的作家,算不算香港人?),也許對於台灣,香港從來不是一個遙遠他者。

香港的故事,當然有許多版本。而離散香港的故事,又更多元雜糅。例如茶餐廳的一杯奶茶,在北美、大馬和台灣,就全然不同(當然,全球化背景下,黑白淡奶可以是同一牌)。2020年已有超過2萬香港人移民到台灣,香港的「被看見」,已然不可避免。而在被不少港人視為小確幸與烏托邦的福爾摩沙島嶼上,白色恐怖的記憶其實還未淡去,轉型正義仍在發生,軍機的轟鳴雖然還沒有頻繁到猶如地震,可是也不能讓所有人全然的安睡。對尋找新家園的港人來說,這座小島,真的是他們可以倚靠的嗎?對自己土地上突然湧入的來客,小島的住民們,又如何理解,能否接納呢?

正是因為如此,在2020年的時空下,這一個對著台灣人訴說的香港故事,是這樣美麗而哀愁,試圖使人明了,卻又不想捨棄某些屬於香港的暗語。曖昧模糊,進一步,退三步,所以是詩,是音樂,是劇。

移居台灣的香港詩人廖偉棠撰寫了組詩的文字,包括引子和尾聲在內,共15首,從1810年開始說起,以2020年及其後的未來做結尾。

兩小時的時間很短,卻要講兩百年的故事,實屬不易,必然要取捨。與人們這幾日忙著告別的香港歷史博物館「香港故事」展不同,廖偉棠選擇的歷史節點和意象,是另一種香港。始於大嶼山、石香姑,女性麾下的島嶼。由海國圖志的殘喘大清,到一個女人此生經過的鬼佬、秀才。40年代後,東北的蕭紅、上海的張愛玲,戰爭將時代的浪打向香港。然後北方又震動,六七暴動、紅寶書、保釣,無不與北京牽動,直到1984。

一九八四,北京與倫敦決定了香港的命運。盲婚啞嫁。詩歌回到大嶼山,一種半人半魚的古老生物不被理解地死去,婚書不屬於她。

就在一九八四,一場命案事先張揚
就在香港,人們把香港遺忘
就在大嶼山,人們把所有船期都錯過

——節選自《一九八四,盧亭的告別》
出自《說吧,香港2020(詩劇組詩)》,廖偉棠

此後數年,直到1997,太多香港人離開香港,浮城的每個人,好像都有一個小學同學、鄰居、舊愛人,一覺醒來就登上了離港的飛機。香港是什麼?人們問著。也斯寫下詩集,名為《City at the end of time》。Ackbar Abbas 看到人們急於在消逝之前定義出一個「香港」:Hong Kong: Cul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Disappearance。許鞍華北上拍了許多金庸武俠,然而這十年的最佳作卻是香港故事,《客途秋恨》、《千言萬語》。

「不是左就是右嗎?不跳螃蟹卡農就要跳忠字舞嗎?」香港在擺蕩,而城市自己的聲音呢?他們在找。在語言中找,在影像中找,在音樂中找。然後香港人迎來煙花特別多的一年,有時你以為那是槍聲,可其實是煙花。

台上的詩歌劇進入後半,開始講述1997年至今的歲月。我們都知道,香港巨變,而廖偉棠選擇的事件,卻不一定都與中港政局和社會運動相關。這些詩裡沒有提到SARS,沒有七一遊行,沒有天星皇后,沒有水貨客與自由行。有的是對哥哥的紀念,2003年,他一躍而下。「十年前我已窮盡繁華,就如這座化城鬼市。」

重生要等到2014,雨傘運動。有人擺滿黑色的傘。然後是2019,2020,傷痕累累的城市。這時台上的人念出了一連串的日期,612、721、831……白色蠟燭與白花,像小小的墓碑,憑吊。

是在這裡我終於紅了眼睛。沒有周梓樂的名字,沒有陳彥霖的名字,沒有血,沒有流亡的船隻,這一切都沒有出現,這一切都是香港的暗語。

好像歎息聲最大的是我,我看看左右,結伴而來的台灣女性們奮力看著字幕解釋的粵語。她們懂了多少呢?我們的詩歌,我們希望她們讀懂多少呢?這首長詩要唱給誰聽?是在香港無法說,無法唱,才借了這一晚的台北來哭一場嗎?

說吧,香港,我在聽。我們都在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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