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锢之祸

 读《资治通鉴选讲》第十讲党锢之祸，掩卷之际唏嘘不已，不禁感慨中国历史当真是纷纭复杂，难以把握，什么都可能发生，什么事也都可以一再发生。看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等劝人反思的名言警句，诚然是有些曲太高和太寡吧。选文围绕东汉末年弊政之一的“党锢之祸”展开。各种政治势力各种人物在这一大背景下粉墨登场，主动或被动参与其中，做出了不同的表态。司马温公的这段记叙，在我看来，是充满史德的，没有像中国大多数依附著史权所有者的史家那样肆意涂抹和制造历史。在那样险恶的社会环境下，绝不会像某些人一贯所宣称的，有见识的知识分子们像蜜蜂一样积极为家国天下命运奔走呼号，抛弃妻子舍小家为大家云云，那样的宣传是别有用心和很可怕的。从他的笔下，我看到了中国史书中少见的人，可以并且确实做出了不同选择的人，而不是群体性的选择做永垂不朽的英雄，只能在幽冥中无奈悲叹自己被裹挟的运命。这的而且确是中国历史长河中值得深深反思的一段波澜。

一般到了朝代末期，总会呈现出“夕阳无限好”的瑰丽画面。天地嬗变，风云际会，便容易出人物出事情，能够引起不爱读原著的群众的浓烈兴趣，于是，各种演义的地位绝不是正史们所能窥探的，而演义仅喜欢满足群众娱乐心和帝王将相梦罢了，启示人真正思考为人意义的机会很少。东汉末年，怎么可以错过这班车呢？最知名的《三国演义》便与“党锢之祸”这段历史不无关系。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涌现了诸多人物，如陈蕃、张俭、李膺、范滂、郭泰等（排名不分先后）等。追本溯源，党锢本是汉朝刑罚的一种，是令犯罪者、甚至包括其亲属、门生故吏等“不得仕宦为官”的处罚。从字面上看来，还是比较得“刑不上大夫”这一古训精义的，使士大夫们免于肉体之刑罚，但要关很长时间的禁闭，很可能是终生。同时，更是要剥夺其以及有关人员参与政治活动的权力。这就比较严重了，大夫们将多年时光用于熬长夜读苦经，其主要目的还是一求君王一瞥，希望能够得到一份比较高级的差事，像郑玄那样学得大艺业，而致力于教育的毕竟是少数派。汉桓帝时期还没把事情做到极致，基本上奉行了宗祖家法，只是“党人二百余人皆归田里，书名三府，禁锢终身”。 至于这到底对不对合理不合理，我想和皇帝讲道理不是个好差事，起码形式上还是比较和平的。汉灵帝可能比较年幼，不知道“钩党”是什么，但还是在捕杀党人诏书上签了字。于是“党锢之祸”走向了血腥化和扩大化。

考究这场灾祸，表面上发作于是李膺、陈蕃等人和太学生相互唱合评议鉴品人物谈论朝政，结果“共为部党。诽讪朝廷，乱疑风俗”，遭到禁锢之刑。在其中，我觉得有几点是值得思考的。首先是太学。这一当时中国最高教育机构，是汉武帝时期设置的，其地位就是官员培训班。迈过这道门槛，表示你的一只脚已经踏进仕途，所以其生源质量之高，能力之强那是没得说。自然，这是指其搞政治那一点，其他的不好说，历史上也不一定会记载。据我所知，中国学生是很会做顺民的一群，只喜欢翻着白眼欣赏欣赏台面上人物的表演，好学习借鉴磨炼演技，也好粉墨登场，把社会搞得更坏。 别说评论朝政了，就是能说一句自己的话，就很可贵了。东汉时期的太学，不是这样的，因为她培养了一位好学生，名叫刘秀。东汉光武帝，以王莽时代一太学生，起兵平天下。一时同学之士，驰驱戎马间，策奇勋，列朝廷高位者何限。[1]太学生就不得了了，遇着不痛快，可以在心里对皇帝们自豪得嘀咕一句：我们师兄还是你们的祖宗呢。既然是太学出来的，刘秀对其师资力量人才素质是了然于心自然信得过，对于太学的扶植力度是不证自明的。所以汉桓帝时期的太学生就很牛气很爱说话，还比着说争着说，表达自己对天下兴亡看法。从书中几位大臣的上书来看，那时的士还是很敢有意见的，说话也是比较硬气的。虽没具体统计他们是不是都是太学出身，但受到爱说话的太学风气影响估计是少不了。可惜的是，无论是在中国的哪个年代，言论自由永远是绝对的相对的，只属于最高统治者，指的是他或她那么一个人。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这一秒说的话和上一秒的打起架来，自己依然可以理直气壮再为他们添上几个对手。天子师弟们就这样得罪了人了，主要是外戚、宦官。作为皇帝身边的人，他们凭借天然优势，垄断政治资源，使得太学生们报国无门，就只好更加紧得说话炮轰，表达极大严正的抗议。于是，党锢。人说：不是还有经济资源知识资源等等嘛。好，中国不是个人治国家，政治力量不能左右资源分配，你们赢了。莫谈国事，一条似乎是中国古已有之的训诫。一代代的我们学会了沉默，并且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遗传，作实了沉默的大多数。他或她的话，就成了我们的话。未来会不会改变？在我看来，我是不可能了。

其次，是李膺、陈蕃等人，属于党人中的大帅主将级人物。司马温公对他们欲以口舌救国之举，表现出不甚认可的态度。我不敢苟同这一点。救国之道并不是一定“文死谏武死战”，抛头颅洒热血。再说，国家和朝代不是一回事。灭亡一二十个朝代在中国这片大地上实属正常，都不过是人类的一个历史时期，过去是迟早的事情。难道宋朝不是前面的朝代亡出来的？也注定是亡在了后来皇朝手上的。想着千秋万代，既不可能也不必想，估计司马温公还想向皇帝表示自己认为本朝就是中国终极状态了，坚决的。谁都这么想，结果谁都也没做到。李膺等人议论国事品评人物，是在对这个生养自己的朝代尽一份责任。当然，没必要避讳自身利益考量，除非你能吃烟喝风餐铁珠饮铜汁。他们发表的是个人意见，在极大的政治压力下，这一胆气就不简单。在我看来，中国还是有人敢说点啥的，即使他们的出发点可能是一朝一代的兴衰存亡，但其意义在于激励后来人敢于发出个人声音，认识到自己所处的世道并不是一点批评不得，古时候尚且可以的，这就让民众可以看到一点微弱的光，纵然是在极黑极暗的世界。一个连言论自由都不能保障的国家，你还能要求士人做什么呢？遑论普通人呢？言论真的不能救国么？那造物主就不该给人类留一张嘴，只是吃饭之用，辜负了他的良苦用心。

有的人要为自己的信念牺牲生命，这自然无可厚非，因为那是他们自主自愿的选择，在这个缺乏个人选择的历史中难能可贵，值得敬佩。李膺从容赴死，范滂与母生别，张俭亡命塞外等，在我看来，当得“肝胆相照两昆仑，一片冰心在玉壶”。好在，这次没有一窝蜂得加入到这场政治斗争中，郭泰选择了不发表“危言核论”在浊世中保全自己和家人，夏馥破坏面容隐居山林不累兄弟，申屠蟠舍身为佣人避祸于世等等。这同样也是出于他们个人选择的自由。生命毕竟只有一次，比什么都珍贵。死了的话，别人往天上捧也好，往地下踩也罢，都与自己无甚关系。总得为自己活，哪怕一次呢。能够做到这一点，这些人物都是值得我好好认识的。

“党锢之祸”的扩大化，也是在情理之中。这么好的机会，是最高权威支持的，还不来报报私仇。平时看某人不顺眼，见了面不和咱打招呼，便欣喜得到有关部门举报之。反正上面有硬邦邦的指标，地方上也正愁抽不出那么多和太学生一样高素质的党人，何乐而不为呢？至于禁锢党人数代不能从政，也不是东汉特色。“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一度是圣旨。又觉得有点过，就加了句：基本如此，便满脸充满了政治智慧。这句话是诞生于较近时期的较大规模的一次党锢之祸中，可谓是意义非凡。闲读《西游记》，看到猪八戒沙和尚在宝象国玉阶上掼杀奎木狼和百花羞的两个孩子，觉得惨然。有人说：他们是妖怪，是要吃人的，将来总会的。是嘛？说重点，人不是都要死的吗，将来总会的？那他们刚才不是在仅仅在玩耍么？许宣和白娘子的儿子不是半个妖怪么？只是，包括孙大圣不也曾被视为妖怪？贤兄弟们不也是吃人的么？血统论。

往事越千年，这种灾祸一点也不古老，也不感到新鲜，都是十常侍们玩剩下的。

可惜的是，民众擅长的是遗忘，不想面对，不想揭露，不想反思，不想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