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悲劇：俄國革命史，1891—1924》第一部第2章第Ⅴ節：民族的囚牢

沙皇政權的崩潰，如同其繼任者的一樣，與帝國非俄羅斯地區民族主義運動的發展密切相關。無論是在沙皇時期還是蘇聯時期，這些運動都不是崩潰的直接原因。相反，它們的發展是對崩潰的反應，一開始提出溫和的自治建議，然後，只有當俄國的軟弱無力愈發明顯時，才會推進到要求完全獨立。但是，在這兩種情況下，舊政權在幾十年逐漸衰落的過程中，由於民族主義願望不斷高漲而被削弱，最終難逃覆亡的命運。

從後蘇聯的角度看，這一切似乎順理成章。今天的民族主義是一股如此強大的力量，以至於我們傾向於相信它是，而且一直是人類本性的一部分。但是，正如已故的歐尼斯特·蓋爾納警告我們的那樣，“民族並不是人類的天然屬性”。直到19世紀最後幾十年，東歐大部分地區才開始出現大規模的民族意識浪潮。它取決於許多與現代公民社會崛起相關的其他因素：從農業社會和政體向城市和工業社會過渡；通過發展學校教育、普及識字和通信，從民間文化向民族文化轉變；以及人口流動性增加，不僅使人們更加意識到自己與世界上其他群體相比的種族差異和劣勢，而且也導致有文化素養的兒子和孫子加入了新生民族的領導層。簡而言之，沙皇政權未能適應民族主義的衝擊，又一次反映了它無法直面現代世界的挑戰。

這些民族運動是如此新穎，以至於19世紀波蘭起義之後，當它們在1905年革命期間作為一種政治力量出現時，大大出乎沙皇政權的意料。俄羅斯兩大主要思想流派都無法處理民族主義興起所帶來的概念問題。保守派和自由派都被俄羅斯在成為國家之前就已經成為帝國的事實所困擾：因為這迫使他們作為愛國者，必須認同俄羅斯的帝國主張。對支持專制主義的右派來說，非俄羅斯的土地只是沙皇的財產。俄羅斯帝國是不可分割的，就像沙皇的權力是神聖的一樣。即使是1917年將向共和國輸誠效忠的布魯西洛夫，也未能放棄俄羅斯帝國的想法，正是這一點使他加入了紅軍，而紅軍政權註定要維護它。此外，在右派看來，東正教是俄羅斯民族的基礎，因此烏克蘭人和白俄羅斯人並不是獨立的民族，而是“小”俄羅斯人和“白”俄羅斯人；同樣道理，波蘭人、穆斯林和猶太人永遠不可能同化為俄羅斯民族，或者享有與俄羅斯人民平等的權利，而是必須以某種永久性種族隔離的方式留在帝國內。因此，專制主義的支持者在概念上沒有辦法處理民族主義問題：因為如果承認非俄羅斯人主張的合法性，就會破壞他們自己統治思想的種族基礎。然而，自由主義者同樣無法應對民族主義的風起雲湧。他們將民族權利置於爭取公民和宗教自由的鬥爭之下，認為一旦實現了這些自由，民族主義問題勢必迎刃而解。一些自由主義者談論籌備䢖立一個俄羅斯聯邦，其中非俄羅斯人將獲得一些自治和文化自由的權利，但他們中沒有人願意承認，非俄羅斯人民的願望可以合法地擴展到要求國家獨立的程度。即使是李沃夫親王也無法理解烏克蘭人對建國的要求：在他看來，烏克蘭人是與北方大俄羅斯人有著不同習俗和方言的小俄羅斯農民。

只有俄國的社會主義政黨接受了民族自治和獨立的思想，儘管他們自己也傾向於將民族問題置於俄羅斯國內部更廣泛的民主鬥爭之下。因此，民族解放運動成為整個革命運動的核心部分，這並不令人驚訝。事實上，這正是右派迫害他們的藉口：在前者眼裡，只要是波蘭人，甚至更糟糕的，是猶太人就意味著是革命者。民族主義運動的社會主義方面是值得強調的。因為對20世紀末的讀者來說，他們可能會根據共產主義的崩潰和東歐民族主義的崛起，想當然地認為他們一定是反對社會主義目標的。俄羅斯帝國內部的民族主義運動最引人注目之處在於，它們最成功的政治變體幾乎全是社會主義形式的。約瑟夫·皮爾蘇茨基的波蘭社會黨領導了波蘭民族運動；社會主義党成為了芬蘭的民族黨；波羅的海運動由社會主義者領導；烏克蘭社會主義革命黨是烏克蘭的主要民族黨；孟什維克領導了格魯吉亞的民族運動；達什納克社會主義者領導了亞美尼亞民族運動。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主要的民族衝突也傾向於沿著社會路線進行。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農民反對德國地主和商人；烏克蘭農民反對波蘭或俄羅斯地主和官員；亞塞拜然工人和格魯吉亞農民反對亞美尼亞資產階級；哈薩克和吉爾吉斯牧民反對俄羅斯農民；等等。那些僅僅訴諸民族主義的政黨實際上剝奪了自己的群眾基礎；而那些成功地將民族鬥爭與社會鬥爭相結合的政黨，則擁有幾乎不可阻擋的民主力量。從這個意義上講，鑒於民族主義在20世紀受到可以理解的負面報導，有必要在此重申，對於沙皇帝國的被征服民族而言，就象蘇聯帝國一樣，民族主義是人類推翻壓迫和外國統治的一種手段。列寧自己也承認這一點，他引用古斯汀侯爵的話，稱俄羅斯帝國是“民族的囚牢”。

大多數沙皇帝國的民族運動肇始於19世紀中葉文學上的文化民族主義思潮。厭倦了城市生活的浪漫主義作家、學生和藝術家們到鄉間旅行，尋求新鮮和靈感。他們將農民同胞簡單樸素的鄉村生活方式理想化，再在作品中加入民俗主題，試圖創造出一種“民族風格”。這種對本土文化——民歌和民間傳說、當地風俗和方言、農民手工藝和服裝——的移用，絕非一種過時的田園風尚。它是一個新興城市中產階級更廣泛的自覺運動的一部分：創造一套民族符號作為自己本民族精神和民族身份的基礎。這就是所謂的“想像共同體”。城市知識份子與其說是在觀察農民的生活，不如說是在以自己的形象重塑和神話它。他們相信鄉村的民間文化是他們民族古老的起源，但實際上，這不過是他們自己豐富想像力的產物。越來越多的城市中產階級，而不是農民，在去教堂時穿著民族服裝，並在家裡擺滿“農民風格”的傢俱和餐具。正是他們湧向20世紀初風靡東歐各城市的民族和民俗博物館。【1】但如果他們不去這些博物館，而是親赴鄉村實地考察民間文化，可以說，他們會發現它在原生地正迅速消失。在廉價工業的競爭下，古老的手工藝正在消亡。農民越來越多地穿著和城市工人一樣的成衣，購買同樣的罐頭和瓶裝食品，使用同樣的廠制傢俱、家用器具和亞麻布。只有城市中產階級才買得起傳統手工藝品。

這種民族主義本質上的資產階級特徵在芬蘭清晰可見。芬蘭大公國比沙皇帝國的任何其他地區都享有更多的自治權和自主權，因為在1808-1809年從瑞典手中奪取芬蘭時，俄國人承認了更自由的瑞典人給予芬蘭人的同等權利和特權。這些文化自由使一小部分具有民族意識的本土知識份子得以成長，他們從《卡勒瓦拉》等芬蘭民間故事的挖掘中獲得靈感，並且自1860年代起，通過開展芬蘭語與歷史上占主導地位的瑞典語平等的全國性運動，他們變得越來越團結。

在波羅的海諸省，圍繞著在學校和大學、文學出版物和官方事務中爭取母語權利的活動，也掀起了類似的文化運動。這場運動與其說是針對俄國人，不如說是針對德國人（在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或波蘭人（在立陶宛），在18世紀被俄羅斯人征服以前，他們已經統治了這些地區。在這裡，本土語言只在偏遠的農村地區存活下來（本土精英已經被主流語言文化所同化）。它們實際上不過是些農民方言，彼此之間既有緊密的聯繫，同時又各具地方特色，就像愛爾蘭和蘇格蘭的蓋爾語一樣。到19世紀，語言學家和民族學家將這些方言收集起來，使其標準化，形成一套具有固定語法和正字法的書面語言。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即使農民能夠閱讀這種“民族語言”，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也會發現很難理解，因為它通常要麼基於某一主要的方言，要麼是一種人為的結構——由所有不同方言組成的農民世界語。然而，這種文學母語的創造，以及用其散文寫成的民族文學和歷史的出版，有助於開啟國家建設的進程，並使未來幾十年裡用這種新興的民族文化教育農民成為可能。在愛沙尼亞，這一民族復興的文化里程碑是1857年克魯茨瓦爾德的史詩《卡列維波埃格》出版，以及同年創辦了面向農民讀者的愛沙尼亞語報紙《郵報》。在拉脫維亞，還有一份1878年出版的母語報紙《聲音》，該報與拉脫維亞協會一樣，致力於將當時包括拉脫維亞領土在內的利沃尼亞和庫爾蘭兩省的人民聯合起來，形成一個單一的拉脫維亞民族。最後，在長期受波蘭人統治的立陶宛，於19世紀後半葉也發展了一種民族書面語言（為了報復波蘭人，它以捷克字母為基礎），並開始出現本土文學。

正如波羅的海一樣，被瓜分後的波蘭，國家只是一個概念，而不是一個地方。波蘭只存在於對歷史上波蘭王國的想像和記憶中，這個王國在18世紀末被東歐列強打敗和征服之前一直存在。它的精神體現在亞當·密茨凱維奇的詩歌中，體現在天主教會的愛國頌歌中，以及——至少愛國者們聲稱（因為他有一半法國血統）——體現在蕭邦的音樂中。這種文化民族主義對波蘭人來說是一種慰藉，也是一種政治的替代。參與公共生活的人很少，公開反對俄國的人更少。審查制度和無時無刻的逮捕危險迫使有文化的人退回到詩歌的世界中（就像在俄國一樣，波蘭的文學是政治的隱喻）。1830年的波蘭起義，甚至1863年的大起義，都是少數民族主義者的傑作，其中大多是學生、軍官、神甫和較開明的貴族地主。這兩次起義都沒有贏得農民的支持，他們對自己是波蘭人幾乎沒有什麼概念，無論如何，他們對從貴族手中獲得自己的土地和自由更感興趣，而不是為貴族和知識份子領導的事業而戰。

這種對民族文化的渴望最初和最主要的表現在烏克蘭尤為明顯，毫無疑問，部分原因是基於這樣一個事實，即在帝國所有主體民族當中，烏克蘭人在文化上最接近俄羅斯人。俄國人稱烏克蘭為“小俄羅斯”，並規定印刷“烏克蘭”一詞為非法。烏克蘭首都基輔是10世紀俄羅斯基督教的發祥地。俄羅斯和烏克蘭之間的文化差異——主要表現在語言、土地權和習俗方面——實際上只是在13世紀至17世紀之間才發展起來的，當時烏克蘭西部處於波蘭和立陶宛統治之下。因此，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竭盡所能，以證明這些差異是民族獨立的文化基礎。

他們從鄰近的加利西亞的烏克蘭民族運動中受到啟發。作為奧匈帝國的一部分，加利西亞獲得了相對自由的自治權。這使得烏克蘭人，或奧地利人所稱的“魯塞尼亞人”（拉丁語中的“俄羅斯人”），能夠在小學和公共生活中推廣自己的烏克蘭語，出版母語報紙和書籍，推進烏克蘭歷史和民間文化的研究。加利西亞成為沙皇時期烏克蘭其他民族運動的一個“烏克蘭的香格里拉”：一處孕育民族意識的溫床，一片民族主義知識份子的自由綠洲。其首都利沃夫，也被德國人稱為倫貝格，俄國人稱為裡沃夫，是一個繁榮的烏克蘭文化中心。儘管是沙皇的臣民，但作曲家李森科和歷史學家赫魯舍夫斯基都在加利西亞找到了自己的祖國。19世紀中期開創了烏克蘭文學語言的民族主義知識份子都從加利西亞方言中借用詞彙，他們認為加利西亞方言是最先進的，儘管後來，當他們試圖通過報紙和書籍接觸農民時，被迫以波爾塔瓦民間俗語為基礎，因為這種方言在烏克蘭中部最為普及。基里爾和梅福季協會於1847年被沙皇當局解散之前，出版了許多復興民族文學的開山之作。其中，塔拉斯·舍甫琴科的浪漫主義詩歌是最重要的，在塑造知識份子的民族意識方面堪比密茨凱維奇的波蘭詩歌。儘管受法律限制，但烏克蘭語出版物如雨後春筍一般，層出不窮。許多作品是由俄羅斯地理學會基輔分會出版的，該分會日益增長的民族主義成員致力於研究烏克蘭的民間文化、語言和歷史。

在帝國的非歐洲地區，這一民族運動文化階段的起步要慢得多。1827年俄國擊敗波斯後，亞美尼亞知識份子對沙皇統治擴展到他們國家的東半部表示歡迎。他們現在有了一位基督教統治者來保護他們免受土耳其人的傷害，而且，他們希望能夠解放仍屬於奧斯曼帝國的另一半亞美尼亞人。亞美尼亞的文化保護仍以格裡高利教會及其學校為中心，至少在1880年代俄羅斯化運動之前，這些教會將亞美尼亞人與俄羅斯人聯合起來，作為基督教同胞共同抵抗土耳其人。相比之下，在鄰國格魯吉亞，語言而非宗教才是民族認同演進的關鍵。與亞美尼亞教會不同，格魯吉亞教會已經與俄羅斯東正教合併；而格魯吉亞的社會制度作為一種特殊的封建主義歷史產物，儘管並不完善，但在1801年被吞併之後的半個世紀裡，已經被俄羅斯的莊園制度同化。19世紀60年代的農奴解放運動，摧毀了統治知識界的格魯吉亞貴族。他們發展出一種懷舊民族主義：恰夫恰瓦澤和巴拉塔施威利的浪漫主義詩歌哀歎著中世紀格魯吉亞王國昔日的榮光。最後，在19世紀被俄羅斯征服的亞塞拜然，民族意識的出現因伊斯蘭教的統治而變得複雜，伊斯蘭教傾向于政教合一的國家形式，阻礙了世俗文化和大眾書面語言的發展。諷刺的是，正是俄國人率先鼓勵亞塞拜然人發展世俗文化，推廣有“韃靼莫里哀”之稱的阿洪紮達的戲劇，並委託編寫亞塞拜然民間文化和語言的歷史，以此來抵禦穆斯林勢力對帝國南部的侵蝕。

在此，初具規模的民族主義知識份子發現自己影響農民群眾的能力受到社會普遍落後的掣肘，這一點比其他地方更甚。這是整個沙皇帝國的問題。絕大多數農民被孤立在偏遠的村落，沒有學校，也沒有與更廣闊的世界的交流，他們對自己的民族沒有任何概念。他們的文化是一種由傳統和口語主導的地方文化。他們局限於一個狹小的世界裡：村莊及其田地，教區教堂，地主莊園和當地市場。除此之外，就是外國了。例如，在愛沙尼亞，農民簡單地稱自己為“鄉下人”，而他們對“德國人”一詞的理解僅僅是指地主或主人；直到19世紀末，當塔林知識份子把他們的影響力擴展到村莊時，這些詞語才獲得了新的民族含義。波蘭的情況亦然。“我不知道我是一個波蘭人，直到我開始閱讀書籍和報紙，”一位農民在1920年代回憶說。他所在地區距離維斯瓦河畔的華沙不遠，當地人稱自己為馬祖利亞人，而非波蘭人。

在白俄羅斯和烏克蘭北部，有相當多的種族和宗教混雜在一起——區區劍橋郡大小的地區，可能就有白俄羅斯人、烏克蘭人、俄羅斯人、波蘭人、猶太人和立陶宛人的村落——所以除了局部地區，民族認同很難在大眾意識中紮根。一位英國外交官——儘管他無疑是一位大帝國主義者，因此對像烏克蘭這樣的小農國家的要求有些蔑視——得出結論說，直到1918年，情況依然如此：

如果有人問一位烏克蘭普通農民的國籍，他會回答說自己是希臘東正教徒；如果有人問他是大俄羅斯人、波蘭人還是烏克蘭人，他可能會回答說自己是農民；如果有人堅持要知道他講什麼語言，他會說自己講的是“當地語言”。也許有人會讓他用一個合適的國名來稱呼自己，說他是“俄羅斯人”，但這種說法毫無意義，因為他不懂這個詞與“烏克蘭人”的區別；換言之，他根本沒有用知識份子熟悉的術語來看待國籍問題。同樣，如果人們試圖找出他希望屬於哪個國家——他是否希望由一個全俄政府或單獨的烏克蘭政府來統治——就會發現，在他看來，所有政府都是討厭的，最好是讓“基督教農民”自己管理自己。

在高加索的穆斯林地區（包括車臣人、達吉斯坦人和亞塞拜然人）以及中亞大部分地區，這種當地語系化的身份認同形式甚至更加明顯，儘管沙皇的行政機構名義上管理著這些地方，但封地部落仍然占主導地位。

很明顯，要讓農民接受這種以城市為中心的新興民族文化，並讓他們以國家的方式思考問題，取決於他們狹隘的鄉村文化能否向外部世界普遍開放。正如歐根·韋伯在其傑作《從農民到法國公民》一書中所表明的，那是19世紀後半期一個在歐洲廣泛存在的現象。它取決於國家教育在農村的推廣，取決於農村機構的發展，如俱樂部和社團、市場和合作社、農民協會和有廣泛群眾基礎並在全國範圍內進一步整合的政黨，也取決於公路和鐵路、郵政和電報、報紙和雜誌向偏遠農村地區的滲透。

例如，在波蘭，隨著農村學校和農村合作社等農村機構的普及，以及農民越來越多地湧入城鎮，廣大農民的民族意識得到了發展。在格魯吉亞，大眾民族主義的興起與類似的進程相關。格魯吉亞農民越來越多地融入市場經濟，向亞美尼亞商人出售穀物、水果、葡萄酒和煙草，而第比利斯，一個曾經以亞美尼亞人為主的城市，也從較貧窮的移民農民中發展出了一個格魯吉亞工人階級。在巴庫，就像第比利斯一樣，亞美尼亞商人和工業家的統治成為20世紀最後幾十年湧入巴庫石油工業郊區的亞塞拜然移民農民日益增長的民族意識和階級意識的焦點。在伏爾加河的韃靼地區，泛突厥民族主義的起源可以上溯至紮吉德運動，該運動提倡對當地群眾進行世俗教育，以反抗穆斯林宗教領袖提供的舊式精英學校教育。到1900年，紮吉德派控制了伏爾加河1,000多所小學。與此同時，在喀山師範學校和喀山大學，出現了一個本土的、越來越反叛的韃靼知識份子群體，儘管喀山本身主要是俄羅斯人。

在烏克蘭西部（加利西亞），農民民族意識的發展與讀書會、信用社、合作商店、合唱團、保險機構、志願消防隊和體育協會等農村機構網路的形成齊頭並進，這些機構都與民族運動有關。烏克蘭語報紙《祖國報》是民族主義者進入鄉村的主要管道：它通過密切關注當地事務，並結合巧妙的民族事業宣傳，吸引了大量農民讀者。《祖國報》的讀者，像讀書會和其他民族運動基層機構的成員一樣，主要是新一代、“有覺悟”的農民——風華正茂、好學不倦、勤儉節約和滴酒不沾，最重要的是，追求進步——20世紀初，他們從教區學校中脫穎而出，與當地的神甫、唱詩班成員和教師們一起組成了民族運動的農村大軍，慢慢地從當地市長及其在鄉村的黨羽（主要是猶太人）手中接管了地方政府，後者大多是由波蘭地主任命的。在這個意義上，民族運動是徹底的民主：它把政治帶到了田間地頭。

在奧地利和沙皇統治下，烏克蘭民族運動最了不起的地方是，它始終以農民為基礎。大多數民族主義運動都以城鎮為中心。在1917年11月立憲會議選舉中——該國歷史上第一次民主選舉——71%的烏克蘭農民投票支持民族主義者。當然，最終還是被1917-1921年赤裸裸的權力鬥爭碾軋，這揭示了民族運動根本的弱點：幾乎每個國家的歷史都表明，農民在政治上太孱弱，如果沒有城鎮的支持，無法維持一個革命政權。但在早期，當民族運動的主要關注點是建立一個民眾基礎時，這種獨特的農民特徵是力量的源泉。90％的烏克蘭人生活在農村地區。烏克蘭的城鎮被俄羅斯人、猶太人和波蘭人所控制；就連居住在那裡的少數烏克蘭人——大部分是專業人士和管理人員——也很容易被俄羅斯化。因此，成為一名烏克蘭人實際上意味著成為一名農民（即處於雙重劣勢的地位）。一個具有象徵性的事實是，“公民”這個詞，在其他所有歐洲語言中都來源於“城市”，而在烏克蘭語中則以“村民大會”為基礎。烏克蘭民族運動最初是作為反對“外國”城鎮影響的農民運動發展起來的。民族主義鼓動者將農民與城鎮有關的全部罪惡——國家的壓迫、貴族的財富和特權、高利貸者和商人的貪婪與奸詐——歸咎於居住在那裡的俄羅斯人、波蘭人和猶太人。他們把烏克蘭鄉村純樸的生活方式與這個陌生的城市世界的腐敗作對比；隨著資本主義、工廠製造的商品和城市生活方式對烏克蘭鄉村的侵蝕，後者的影響力越來越大，以至他們將其描述為對“民族生活方式”的威脅。他們表示，越來越多的傳統手工藝將被製成品所替代。“誠實”的烏克蘭店主將被“狡滑”的猶太人店主所取代。合作社運動成為烏克蘭農村民族主義組織的支柱，它的發展目的——用他們的話說——是保護樸實的農民免受猶太商人和財主的剝削。

但如果說民族主義者對農民的吸引力僅僅是基於仇外心理和對城鎮的憎惡，那是不公平的。例如，農民的土地鬥爭與烏克蘭的民族主義運動交織在一起，那裡四分之三的土地所有者要麼是俄羅斯人，要麼是波蘭人。1902年，這片土地上的農民革命首先在波爾塔瓦省周邊地區爆發，而那裡的烏克蘭民族主義運動也是最激進的，這絕非巧合。民族運動激化了農民與地主的衝突並使之政治化。它把一個村莊的鬥爭與全體烏克蘭人民反對外國地主和官僚階層的民族解放運動聯繫起來。民族主義者是如何建立這種聯繫的？讓我們舉兩個他們誇耀的例子。一個是農民與地主關於森林和牧場土地的衝突。在烏克蘭農奴解放運動期間，地主將森林和牧場圈起來作為他們的私有財產，從而剝奪了農民根據農奴制賦予的，在這些土地上伐木和放牧的傳統權利。通過幫助農民為恢復這些權利所進行的長期艱苦卓絕的鬥爭，民族主義者得以讓他們參與到自己更廣泛的政治運動中來。事實上，這一時期許多浪漫的民族主義民間文化都以森林和牧場為主題，將其作為祖國土地的原始象徵：沒有什麼比這更能激發農民的熱忱和情感了。第二個例子是關於農村貧困的原因。民族主義鼓動者把他們的貧困放在烏克蘭半殖民剝削的大背景下作解釋。他們說，烏克蘭一半以上的農業剩餘產品被出口到俄國或國外；烏克蘭農民之所以貧窮，是因為俄國對進口商品——如煤油、伏特加和火柴——課以重稅，迫使他們不得不出售大部分食品，以滿足家庭的基本需求。在一個獨立的烏克蘭，農民會過得更好。通過傳播這些觀點，烏克蘭農民越來越多地在更廣泛的國家背景下解釋自己的經濟鬥爭——他們由此獲得了力量和團結。例如，最近一位學者發現，農民會在整個地區協調他們的投票方式，以確保在地方政府選舉中擊敗實力強大的波蘭-猶太或俄羅斯候選人。

民族主義者爭取語言權利的鬥爭也是農民的解放運動。除非農民能夠聽懂政府和法院的語言，否則他們無法直接獲得政治或公民權利。除非農民能夠用自己的語言閱讀，否則他們就沒有改善社會的希望。除非農民能夠理解他們的神甫，否則他們沒有理由為自己的靈魂擔憂。然而，公開使用自己的母語不僅僅是必要的，更成為了每個烏克蘭農民自豪感和尊嚴的問題，這為民族主義者提供了深厚的情感基礎。正如托洛茨基本人後來在回顧1917年革命時所承認的那樣：“農民的政治覺醒不可能發生在其他地方……除了通過他們自己的母語——以及隨之產生的學校、法院、自治等一系列後果。誰反對這一點，誰就是試圖抹殺農民的存在。”

民族主義運動的興起不一定意味著俄羅斯帝國的滅亡。在最後一位沙皇統治之前，即使其中最狂飆突進的運動也沒有發展成大規模的群眾政治運動。它們中的大多數仍然主要局限于文化目標，而這些目標與帝國統治的存廢並不一定相抵觸。沒有任何歷史規律證明，這種文化民族主義必然發展成為一場反對俄羅斯的、全面的民族獨立運動。事實上，許多民族主義領導人清楚地看到，維持與俄羅斯的聯盟最符合他們國家的利益，儘管這種聯盟比較鬆散，自治性更強。但沙皇的意識形態不會容忍這種自治——它的統治天條“專制、東正教和民族”意味著非俄羅斯民族必須服從俄羅斯的文化統治。更重要的是，最後兩位沙皇越來越多地推行俄羅斯化政策，使民族主義運動政治化，並把它們變成了俄羅斯的敵人。到1905年，民族主義政黨已經成為大多數非俄羅斯人邊境地區主要的革命力量。由於未能與民族主義達成妥協，沙皇政權創造了另一個自我毀滅的工具。1905年之前，它對自由主義運動的拙劣處理也是如此：通過鎮壓溫和的反對派，它幫助創造了一個革命的反對派。約翰·梅納德爵士作為一個在大英帝國末期寫作的英國人，能夠深刻理解殖民地民族主義的危險，他甚至說，俄國革命一半的原因在於最後兩位沙皇對其非俄羅斯人民的政策。

俄羅斯化政策了無新意。沙皇帝國哲學的核心目標，一直是將非俄羅斯民族同化到俄羅斯的文化和政治體系中，使他們成為“真正的基督徒、忠誠的臣民和優秀的俄羅斯人”。只是不同的沙皇對這一政策的三個原則有不同的強調。在沙皇的統治體系中，存在一個與社會等級平行的民族等級制度，根據不同民族對沙皇的忠誠度進行排序，並給予每個民族不同的法律權利和特權。位居榜首的是俄羅斯人和波羅的海地區的德國人，他們在宮廷、文官和軍事部門中佔據著主導地位。他們下面是波蘭人、烏克蘭人、格魯吉亞人、亞美尼亞人，等等。帝國的500萬猶太人處於民族等級制度的最底層，受到全面的法律限制和歧視，到19世紀末，這些限制和歧視包括大約1,400種不同的法規和條例，以及數千項次要規則、規定和司法解釋。在所有民族中，只有猶太人被禁止擁有土地、進入公務員隊伍或在軍隊中擔任軍官；對猶太人就讀高等學校和大學有嚴格的名額限制；除了少數例外，法律強迫猶太人居住在烏克蘭西部、白俄羅斯、立陶宛和波蘭等15個省的“柵欄區”內。這是沙皇版的印度教種姓制度，猶太人扮演著賤民的角色。

然而，到19世紀晚期，隨著沙皇政權對民族主義愈發恐懼，其俄羅斯化政策也逐漸加強。恐懼的一個原因是，由於帝國向亞洲擴張領土，特別是高出生率和人口過剩，俄羅斯人正在失去其人口優勢。1897年的人口普查顯示，俄羅斯人僅占帝國人口的44%，更令人震驚的是，他們是增長最慢的民族群體之一。負責為最後兩位沙皇制定俄羅斯化政策的斯拉夫民族主義者認為，在這個民族主義和帝國競爭日趨激烈的時代，除非採取措施保護俄羅斯人在文化上的主導地位，否則俄羅斯帝國必將解體。簡言之，他們認為，應該將俄羅斯民族主義動員起來，形成一股政治力量，進一步鞏固沙皇統治的核心體系，以制衡非俄羅斯民族的離心力。

與宗教迫害一樣，禁止非俄羅斯人在學校、文學作品、街道標識、法院和公共機構中使用母語，是1881年後俄羅斯化政策推行的最刺眼、最強制的措施之一。語言禁令尤其惡劣。其影響之一是阻斷了日益增長的本土知識份子在教育系統和官僚機構中晉升的道路，使他們越來越多地捲入民族主義和革命反對派之中。對非俄羅斯人來說，試圖扼殺母語不僅是一種高傲自大、卑鄙無恥的政策，而且也是荒謬絕倫的。例如，華沙大學的波蘭學生不得不忍受用俄文譯本學習自己母語文學的荒唐羞辱。正如布爾什維克領導人和契卡創始人菲力克斯·捷爾任斯基所發現的那樣，高中生可能會因為在宿舍裡說波蘭語而被開除。就連未來的白軍領袖安東·鄧尼金，他在19世紀80年代中期作為華沙地區高中的一名俄羅斯人，不得不監視其波蘭同學的談話，也認為這個政策“過於嚴苛”，總是寫下四個字——“無可奉告”。但是，如果禁止中學生用波蘭語交談只是嚴苛的話（至少他們已經學會了用俄語交談），那麼對鐵路搬運工（他們中大多數人從未學過俄語，作為“公職人員”，他們被命令說俄語）採取同樣的做法，則是一種殘酷的超現實主義行為。這並不是官僚主義唯一的瘋狂之舉。1907年，基輔省醫療委員會拒絕用烏克蘭語發佈霍亂疫情通告，結果導致許多不懂俄語的農民因飲用受污染的水而死亡。

在所有非俄羅斯民族當中，猶太人在沙皇統治的最後幾年遭受這種大俄羅斯沙文主義的壓迫最為嚴重。猶太人被千夫所指——儘管是錯誤的——為1881年亞歷山大二世遇刺事件的罪魁禍首。那一年，烏克蘭地區發生了數百起針對猶太人的大屠殺。與歷史悠久又深入人心的神話相反，這些大屠殺——還有很多（如1903年在基希訥夫和1905-1906年在整個帝國）——沒有一起是由政府煽動的。的確，當局恢復秩序的行動遲緩，很少有大屠殺者受到審判。但這不是陰謀的一部分，只是反映了當局的軟弱無能和對猶太人的普遍敵視。19世紀80年代，當德意志帝國和奧地利帝國都開始取消對猶太人的法律限制時，沙皇政權卻繼續在制度化反猶太主義上登峰造極。最後兩位沙皇都是公開的反猶主義者——他們把猶太人與城市現代化、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威脅聯繫在一起——在官方圈子裡，重複他們的種族偏見成為一種時髦。特別是尼古拉二世，他越來越傾向將其統治時期的反猶太大屠殺視為“善良淳樸的俄羅斯人民”忠君愛國的行為。事實上，在1911年至1913年的貝利斯事件中，一名猶太人因捏造的邪教獻祭謀殺罪名被帶上基輔法庭，尼古拉顯然希望利用廣大民眾中普遍存在的反猶主義——這種情緒是由極端民族主義團體煽動起來的，比如他自己鍾愛的俄羅斯人民聯盟——作為團結群眾的一面旗幟，反擊顛覆其政權的叛逆者。

由此，猶太人在革命運動中扮演如此重要而顯著的角色，也就不足為奇了。【2】在1903年基希訥夫大屠殺發生後，就連維特也不得不承認，如果猶太人“在革命党成員中占50%左右”，那麼全是“我們政府的錯，猶太人受到的迫害罄竹難書。”猶太工人總聯盟（簡稱“崩得”）是俄國第一個有廣大群眾基礎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它成立於1897年，到1905年有35,000名成員。它宣佈猶太人是一個“民族”，並要求他們在俄羅斯聯邦內享有完全的民族自治權，以意第緒語為官方語言。這些要求遭到了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包括本身就是猶太人的尤裡·瑪律托夫和列夫·托洛茨基）的拒絕，他們將階級利益置於民族利益之上，無論如何，他們對猶太人聯盟的猶太民族主義懷有深深的敵意（格奧爾基·普列漢諾夫指責他們是害怕暈船的猶太複國主義者）。結果，這兩個馬克思主義運動分道揚鑣。還有一個大規模的猶太複國主義運動，沙皇政權在1880年代初以後允許其發展，因為它主張猶太人移民以應對大屠殺；不過1903年，該運動也被禁止了，理由是它在俄國境內成為猶太民族主義的工具。

到20世紀初，不僅猶太人轉向民族主義，以反抗日益嚴重的種族歧視。在整個帝國範圍內，俄羅斯化運動也驅使非俄羅斯人紛紛加入新的反沙皇政黨。1899年後，幾乎所有芬蘭人都擁護芬蘭青年党、社會民主黨和積極抵抗黨，反對俄國的統治和徵兵，這侵犯了芬蘭的自治權。在波羅的海諸省，當地民眾支持社會民主黨，以抵抗沙皇帝國，捍衛他們的民族權利。在波蘭，人們轉向波蘭社會黨，該党認為波蘭問題只能通過社會革命和民族革命相結合來解決。在烏克蘭，1902年成立，曾在1902年農民起義中發揮關鍵作用的烏克蘭革命黨，在早期民族革命和社會革命中極為活躍，儘管它很快被烏克蘭民族黨和烏克蘭社會民主黨蓋過了風芒。在格魯吉亞，社會民主黨領導了1904-1906年的民族革命，既反俄、也反社會主義。甚至連一向最忠於俄國主子的亞美尼亞人，在1903年後也聯合達什納克黨人，反對他們當地學校的俄羅斯化。總而言之，到1905年革命前夕，整個沙皇帝國崩潰的時機已經成熟。眾叛親離，難以濟矣。

【1】 1888年，華沙建立了第一個民族學博物館。隨後，1888年塞拉耶佛、1893年赫爾辛基、1895年布拉格和利沃夫、1901年貝爾格勒、1902年聖彼德堡和1905年克拉科夫也相繼建成。

【2】 當然，我們決不能忘記，雖然許多革命者是猶太人，但相對來說，很少有猶太人是革命者。所有猶太人都是布爾什維克，這是反猶主義者的一個神話。事實上，從1917年立憲會議的選舉中可以看出，大多數猶太人贊成猶太複國主義和民主社會主義政黨。正如莫斯科首席拉比曾經說過的，不乏他一貫的猶太式幽默："托洛茨基家族製造革命，布朗斯坦家族支付帳單。"（摘自梅拉米德的《聖保羅和列夫·托洛茨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