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墓：蘇聯帝國的末日歲月》第一部第9章：水上書

就在紀念組織在體育館外的示威即將結束時，阿諾德·葉廖緬科乘坐的飛機降落了。葉廖緬科住在馬加丹，那座城市曾經是蘇聯遠東科雷馬地區古拉格集中營的“首府”。旅客們乘坐俄羅斯國際航空公司狹窄逼仄、嘎吱作響的班機飛往莫斯科，歷經10個小時的飛行，大多數人都已疲憊不堪。飛機上提供的餐食只有一杯綠色礦泉水和一個油膩膩的雞翅膀。不知怎的，阿諾德走下飛機時健步如飛，“精神煥發”，他說。他是帶著使命來莫斯科的。

葉廖緬科是馬加丹有史以來第一個非共產黨政治團體“民主至上”的領導人。該團體的成員決定委派他作為“代表”參加党的十九大。“我們認為，如果這個國家開始推行民主，那麼我們的聲音也應該被聽到，”他說。成員們籌錢，為他購買了800盧布的往返機票。

動身前，阿諾德給在莫斯科的我打電話。他說，他在自由電臺上聽到用俄語朗讀我的文章。我們能見個面嗎？當然可以。6,000英里之外的葉廖緬科不僅聽上去令人神往，我也渴望與來自馬加丹的人交談。對我來說，馬加丹一直是個遙遠的地方，一個近乎神話般的前哨站，比莫斯科更接近洛杉磯，那裡的冬天長達10個月，一月份溫和的日子也有零下40度。馬加丹是兩本關於史達林主義最佳著作的背景：葉夫根尼婭·金茲堡的回憶錄《旋風之旅》和她兒子瓦西裡·阿克肖諾夫的小說《灼傷》。阿克肖諾夫寫道，馬加丹“從某種意義上說是俄羅斯最自由的城市”。“那裡生活著特殊的放逐者和特別的先譴隊，其中包括被歸類為社會有害分子（SHE）和社會危險分子（SDE）的人、民族主義者、社會民主黨人、天主教徒、穆斯林、佛教徒……他們認為自己是最底層的奴隸，因此，他們向命運發起了挑戰。”1988年6月，馬加丹仍然不對外國人開放。前往那裡的唯一途徑是參加外交部組織的官方“波坦金村”之旅。1944年夏，美國副總統亨利·華萊士就是在這樣一次訪問中認定，科雷馬是個好地方，而臭名昭著的地區秘密警察局局長戈格利澤將軍“是一個非常好的人，精明能幹，待人溫和，善解人意。”

我在我家附近十月廣場的列寧雕像前見到阿諾德。他50歲出頭，滿頭銀髮，五官如塞薩爾·羅梅羅般精緻，身體像最羽量級拳擊手一樣敏捷而瀟灑。

“你是雷姆尼克？”他說。“嗯，來吧，我有很多好東西給你看。”

阿諾德的英語說得非常好，以至於當我們換成俄語時，我奇怪地覺得他有美國口音。也許他只是為了讓我聽懂，才把俄語說得那麼爛。他告訴我，他的英語是在學校學的，“但主要通過‘收聽敵臺’，”自由電臺、美國之音，尤其是英國廣播公司（BBC）。顯然，馬加丹的干擾系統不如莫斯科那麼有效率。在去我公寓的路上，阿諾簡短地告訴我，他出生於1937年，也就是大清洗真正開始的那一年。他的父親是一名工程師，因為技術專長被派往馬加丹。當時，馬加丹還缺少兵營和港口，不像後來每隔幾天就有從符拉迪沃斯托克駛來的運囚船。

“那是一座新興的古拉格之城，”阿諾德面露詭異的微笑說，“是通往地獄的大門。”即使在暮春，海邊附近的冰層也很厚。正是在這樣的日子裡，運送囚犯的汽船無法駛入碼頭。其中許多囚犯不得不赤著腳，穿著破衣爛衫，在冰上走完最後一英里到岸邊。營地管弦樂隊會在冰面上集合，為新囚犯演奏，通常是進行曲或華爾滋。

從某種程度上說，抵達是一種解脫，因為旅途是如此的艱辛漫長。從莫斯科和歐洲俄羅斯開往遠東的火車使用的是運牛的車廂，至少要花一個月的時間。囚犯們緊緊地擠在一起，據說有些餓死者抵達旅途終點被發現時仍然直挺挺的。在太平洋卸貨的碼頭，檢查人員上上下下檢查奴隸。就像拍賣前的購馬者一樣，檢查員察看囚犯的牙齒和眼睛。他們捏囚犯的肱二頭肌和臀部，看看在牛車裡呆了一個多月後，囚犯的肌肉還剩下多少。20世紀40年代末，在瓦尼諾，內務人民委員部與一些國營企業簽訂了合同，承諾每年提供12萬名囚犯工人。

其餘的囚犯隨後被塞進駛往馬加丹的運囚汽船的貨艙。在三四十年代，隨著清洗成為這個國家的常態，關於海上運囚的傳言傳到了莫斯科和“大陸”上的其他大城市。但任何傳言都無法捕捉到這些航程本身的恐怖。羅馬尼亞囚犯邁克爾·所羅門寫道，當他被趕進向北開往馬加丹的“索夫拉特維亞號”貨艙時，他感到非常震驚。他說，那是一個“戈雅和古斯塔夫·多雷都無法想像的畫面”：成千上萬的男男女女，衣衫襤褸，半死不活，身上長滿了癤子和水泡。“在我們剛剛爬下樓梯的底層，矗立著一個巨大的木桶，在上面站崗的士兵看到清清楚楚，在木桶邊緣，婦女們像鳥兒一樣棲息在上面，姿勢令人難以置信。當她們蹲在那裡小便或大號時，沒有什麼羞恥感，也沒有任何遮掩。給人的印象是，她們是屬於另一個世界、另一個時代的半人半鳥的生物。然而，看到一個男人從樓梯上走下來，雖然只是一個和她們一樣的囚犯，她們中的許多人開始微笑，有些人甚至試著梳理自己的頭髮。”

後來，軍官們又把更多的囚犯——不是更多的“政治犯”，而是殺人犯、小偷、強姦犯和妓女——裝上船：“當我看到這群半裸身體、渾身刺青的野蠻人闖入貨艙時，”葉夫根尼婭·金茲堡寫道，“我以為他們已經決定讓瘋女人將我們殺死。腥臭的空氣中回蕩著她們的尖叫聲、惡罵聲、狂笑聲和喘息聲。她們蹦蹦跳跳，不停地跺腳，儘管似乎根本沒有下腳的餘地。她們一點也不浪費時間，立刻開始恐嚇和欺負“女士們”——政治家們——她們很高興地發現，“人民公敵”是比他們自己更受鄙視和拋棄的生物。不到5分鐘，我們就徹底瞭解了什麼叫叢林法則。”餵食時間到，獄警們把一車麵包扔下貨艙，倒進了這群野獸張開的血盆大嘴裡。

日復一日，殺戮以各種方式進行著。船隻經常被困在遠離海岸的冰面上，船員們別無選擇，只能等待天氣好轉，把口糧留給自己。這種等待可能持續數周，甚至數月。成千上萬的囚犯死于饑餓和疾病。有時候，衛兵會把屍體留在貨艙裡，和活人一起。有時候，他們把屍體從欄杆上扔到冰面上，任其一天天腐爛，直到冰雪融化，海水把他們吞沒，然後船隻繼續航行，駛向馬加丹。

這就是阿諾德·葉廖緬科成長的世界，是他童年和青年時代的風景。“輪船經常靠岸，”我倆坐在廚房裡喝咖啡，他告訴我。“我還記得看到囚犯們排成長隊，5、6千名男女衣衫襤褸、精疲力竭地從船上被押解上岸，再走到營房。衛兵總是在街上毆打他們，有時你還能聽到手槍聲。有時候，你會在街上看到一個死人。也許沒人來得及把他抬走。”

阿諾德的職業生涯從未真正開始。20世紀60年代初，他學習工程學和外語。但他身無分文，為了賺點外快，他試圖在黑市上做買賣。結果他被捕入獄10年。獲釋後，他不被允許住在莫斯科，於是搬回了馬加丹老家。被捕和入獄帶來的屈辱，以及他越來越強烈地意識到，自己在孩提時代看到的殘酷仍然是蘇聯社會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都促使葉廖緬科成為一個憤怒的人，一個政治家。1981年，他撰寫了一本批判共產黨的書，並以地下出版物的形式發行。為此，他又坐了2年牢。

當改革終於在莫斯科啟動時，阿諾德異想天開地認為馬加丹也應該進行改革。他發起成立“民主至上”。他站在克格勃總部外——和幾個孩子及家庭主婦一起——對著喇叭喊口號。他很快就被建築公司解雇了。當地的黨委和克格勃開始像對待敵人一樣對待這位失業的工程師以及他在“民主至上”的年輕朋友。他們竊聽、騷擾，偶爾還以莫須有的罪名把成員關進大牢。

阿諾德說我應該親自去看看。我告訴他，我一直想去馬加丹，但那裡仍然是一座封閉的城市。

“好吧，你不一定要去，”他說。“我可以放電視給你看。”他從公事包裡拿出一盤錄影帶，問：“你有貝塔或家用錄影機嗎？”他解釋說，“民主至上”的一名成員在阿拉斯加旅行時買了一台攝影機。“這比報紙要好，當然，我們不能辦報紙，”他說。

錄影帶忽閃忽現、或明或暗，最後終於把焦點對準了城市主廣場上聚集的人群，有約2,500之眾。當然是列寧廣場。人們高舉各種標語，抗議該市的主要共產黨官員壟斷了參加莫斯科黨代會的全部名額。阿諾德對著喇叭大喊大叫，要求共產黨作為“這個國家唯一的權力擁有者”——允許來自黨外團體的人代表馬加丹出席莫斯科會議。另一位演講者指著“白宮”（這座外觀相對雅致的建築是黨的總部），質問為什麼“共產黨人總是霸佔著所有的財富”。

“那是黑手黨住的地方！”演講者喊道。“所以才需要警衛日夜看守！他們是罪犯！”

另一位發言者要求把專門接待來訪黨政官員的賓館改建成幼稚園。要聽清楚他們說的話並不容易。員警在示威活動現場附近安裝了一組揚聲器，播放震耳欲聾的蘇聯流行音樂，以淹沒民主的聲音。

最具戲劇性的時刻出現了，當地黨政要員柳德米拉·曼諾娃接受了阿諾德的邀請，向群眾發表講話。這位年輕女性的講話帶著莫名亢奮的情緒，但她一開口全是黨八股的陳詞濫調。她對反黨示威者說，他們的集會“未經黨的適當許可”。但她確實表示，將“邀請”工人參加有關新學校和其他市政改革的討論。

“我們受夠了你的承諾！”“我們不想聽你說話！”一些人禮貌地回答道。

最後，羅曼諾娃一本正經地以一句“蘇聯的合法性”作為結束語。

“你們必須知道，”她說，“根據憲法，人民所擁有的政治權利不能傷害其他人的權利。”群眾對她的暗示不以為然，噓聲四起，把她趕下了講臺。

阿諾德突然笑了。他從椅子上站起身，指著螢幕右上角的一棟建築和一組窗戶。

“看這，”他說。“那座大樓。你可以看到克格勃的人在窗戶裡偷拍我們。”

翌日，阿諾德試圖向黨代會遞交“民主至上”的宣言和請願書。我們站在距離克里姆林宮大約半英里的地方，看著一輛又一輛黑色豪華轎車載著來訪的黨員去參加會議。

“他們不讓我靠近那個地方。”阿諾德說。

他把文件丟在黨代會“接待大廳”，預訂了一張回馬加丹的機票。回到我的住處後，我們在電視上觀看了一會會議。我倆就像超級碗的橄欖球迷一樣。我們目不轉睛地盯著電視機。阿諾德不時發出噓聲，或為自由派喝彩。

“你知道什麼會讓這群人倒臺嗎？”他說。“是尷尬。總有一天他們會灰溜溜地滾下舞臺。”

像莫斯科大多數自由派人士一樣，阿諾德完全支持戈巴契夫創建新立法機構的計畫，但他懷疑這個機構會被操縱，並被党的領導人所把持。他喜歡觀看葉利欽與葉戈爾·利加喬夫對峙，他希望黨吐故納新，他呼籲更快、更激進的民主化改革。葉利欽對眼前的局面有點得意忘形，他昂首挺胸，大步流星地走上台去，他的演講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視為尼古拉·布哈林和其他在大清洗中被槍決的老布爾什維克在戈巴契夫領導下重新回歸黨內：

“同志們，代表們！在一個人死後50年恢復名譽已經成為慣例，這對社會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但我要求的是——在我活著的時候獲得政治平反。”

葉利欽還嚴厲譴責利加喬夫故意刁難他，阻撓改革。利加喬夫抓住時機，在講臺上回答道：“伯里斯，你錯了！”相對於葉利欽這樣膀大腰圓、泰山壓頂似的重量級拳擊手，利加喬夫在電視上給人的印象就像一個街頭強悍的中量級惡霸。他勃然大怒，指責葉利欽在政治局會議上占著毛坑不拉屎。大廳裡的權貴們大聲叫好，而全國大多數人都把葉利欽視作英雄。

葉廖緬科陶醉在這場解放劇中。與數百萬人一樣，他很高興看到黨終於開始自食其果，在電視直播中揭露黨的腐敗和分裂。但最令阿諾德激動的是，紀念組織在大會上取得了巨大的勝利。通過允許為政權受害者建造一座紀念碑，證明黨在很大程度上否定自己，開始了一段全國性的懺悔時期。

“至少這次會議並非一事無成。”他從機場打電話來說。我告訴他，我還是想去馬加丹。“我們很快會再見面的，”我說。我們都笑了。這種可能性似乎仍然很渺茫。

紀念組織在黨代會上的勝利是甜蜜的，但即使是其領導人也知道，這個勝利來得太容易也太過膚淺。《史達林昨天死了……》是米哈伊爾·格夫捷爾為《別無選擇》文集撰寫的文章的標題，他的意思是史達林主義感染了蘇聯的每樣東西和每一個人。每家工廠和集體農莊、每所學校和孤兒院都建立在史達林主義的好大喜功和鐵腕威權原則之上。在每一種關係中——無論是在貿易、公交汽車上，還是在幾乎任何簡單的交易中——人們都以輕蔑和猜忌的態度對待彼此。那也是史達林主義。直到現在，人們才開始質疑這種生活到底有何意義。直到現在，他們才被允許在報紙、書籍和電視上表達這些質疑。“史達林主義深入我們每個人的內心，”阿法納西耶夫在黨代會後對我說。“擺脫這種精神是最困難的事情。與之相比，建立一座紀念碑根本不算什麼。”

我遇到了一位名叫托菲克·沙赫韋爾迪耶夫的電影製片人，他是亞塞拜然人，曾拍攝過一部名為《史達林永遠活在我們心中》的紀錄片。他採訪了全國各地的史達林主義者：頓河邊的哥薩克、第比利斯的計程車司機、大清洗審判期間看管布哈林的警衛。影片中，一群老兵圍坐在桌子旁，唱著讚美史達林的歌曲。老兵們似乎都被感動了。

我向托菲克講述了我對卡岡諾維奇的癡迷，他沒有一臉不屑，反而笑著說：“我也是。但他就是不開門。”那陣子，《莫斯科新聞》和其他幾家報紙一直試圖通過採訪和民意調查來瞭解人們對史達林的看法。政治輿論的想法雖然新穎，民意調查的方式卻很原始，我認為托菲克會和其他人一樣清楚，現在成為史達林主義者意味著什麼。他們是誰？他們想要什麼？

“公開為史達林辯護、真正崇拜他的人為數不多。”托菲克說。“但如果你說的是那些第一時間熱衷於秩序的人，那麼我認為你是指不少於一半的蘇聯人。你看，我們現在使用‘民主’和‘多元化’這樣時髦的詞彙，但很少有人能真正生活在無序和失控的、完全沒有安全感的狀態下。

“從相反的角度來看，今天的史達林主義者就是持不同政見者和非主流思想者。在某種程度上，我們民主派反而成為昨天的史達林主義者。我們忽視或嘲笑真正存在的東西。但另一方面，史達林主義者正在迎難而上，這種持不同政見者的光環，看似奇怪，卻給了他們某種尊嚴。他們堅信自己的偉大事業，堅信共產主義能夠創造一個理想的社會。在他們眼中，民主和資本主義是富人剝削窮人的工具，而在我們的制度下，我們都是窮人。對他們來說，缺乏紀律就意味著賣淫、愛滋病、移民西方。史達林主義者的自我意識來源於他們對偉人本人的記憶。當奴隸親吻鞭打他的主人的手時，他就獲得了主人的一些力量。一種對主人偉大的信念油然而生。”

在格魯吉亞共和國和其他地方，至少這種精神的實體依然存在。像所有駐莫斯科的記者一樣，我最終去了一趟史達林的故鄉——哥裡。好像那裡能告訴我什麼似的。從格魯吉亞首都第比利斯驅車穿山越嶺到達哥裡大約需要一個小時。

小鎮中心是世界上最宏偉的媚俗建築之一。1936年，哥裡黨委在莫斯科的資助下，將史達林的祖屋——一棟只有兩居室的小建築——搬到了鎮中心。為了把小屋變成奧林匹斯山，共產黨建造了新古典主義的柱子，為這位偉人童年的故居增光添彩。這些房間本身就是為了彰顯史達林列寧主義的謙遜。一個房間擺放著一張簡單的木頭桌子，另一個房間則掛著史達林和他那杏目圓睜、裹著黑紗的母親的肖像。隔壁是圓柱參天、大氣磅礴的史達林博物館，但已經關閉——“等待通知”，警衛告訴我。

參觀完史達林故居的人們坐在外面公園的樹下，吃著香腸和蘋果。與我交談過的遊客中，沒有一個人說他對史達林有意見。他們說，這個國家需要一個像他這樣的人來結束所有的“混亂”。一位工廠工人向我展示了他胸前的紋身。那是列寧和史達林的雙人肖像，令人印象深刻。我問這位工人戈巴契夫的待遇。有他的位置嗎？

“戈巴契夫？”他說，“我才不會把他的名字紋在屁股上呢。”

史達林出生於1879年12月21日，原名約瑟夫·維薩里昂諾維奇·朱加什維利。他的父親是個酒鬼，經常家暴妻子。他很早就去世了。小時候，史達林最喜歡的小說是亞歷山大·卡茲貝吉的《弑父》，講述格魯吉亞的少年英雄科巴復仇的故事。讀完這本書後，史達林要求他所有的朋友都叫他科巴。“這成了他的理想，”一位童年好友寫道。史達林在黨內最親密的同志都稱他科巴——有的直到被他槍斃的那一天。

史達林就讀於俄羅斯東正教神學院。僧侶們說他“粗魯無禮”。他的母親一直希望他能成為神職人員。1936年，當他去看望她時——那時他已經是蘇聯領導人，並在策劃大清洗——她說，“你沒有成為一名神甫，真是太可惜了。”

1895年，史達林寫道：

要知道：像灰燼一樣倒在地上

從未受過壓迫的人

將插上光明希望的翅膀

飛得比高山還高。

1926年，史達林的妻子娜傑日達離開了他。他懇求她回心轉意，同時讓秘密員警跟蹤她。6年後，他們因史達林殘酷對待烏克蘭農民的方式而大打出手。爭吵結束後，娜傑日達離開房間，飲彈自盡。她的女兒斯韋特蘭娜後來說：“我相信，我母親的死，他認為是對他個人的背叛，剝奪了他靈魂中最後一絲人性的溫暖。”

史達林在克里姆林宮鰥居多年。他的一名警衛說，史達林竊聽了他所有幕僚的電話，每天花很長時間監聽他們的談話。史達林的警衛阿列克謝·裡賓是一位秘密員警，他在《社會學研究》雜誌上寫道，史達林喜歡讓他的豪華轎車司機把車停在路邊，搭載老婦人回家。“他就是那樣的人，”裡賓說。

按照荷馬史詩的傳統，《真理報》用無數個頭銜來稱呼史達林：世界工人的領袖和導師、人民的慈父、蘇聯人民的英明領袖、古今中外最偉大的天才、古今中外最偉大的軍事領袖、科學界的領航人、列寧忠實的戰友、列寧事業忠實的繼承者、山鷹、所有兒童最好的好朋友。

有許多西方知識份子非常樂於包庇史達林的殘暴行為。當饑荒肆虐全國時，喬治·蕭伯納在大都會酒店從盤子裡抬起頭，高興地說：“你看到這裡有食物短缺嗎？”後來他又補充說，他向史達林“脫帽致敬”，“因為他送來了食物”。在一次與史達林的會面中，蕭伯納的旅伴阿斯特夫人問道：“你還要殺人到什麼時候？”

“需要多久就多久,”史達林回答。

阿斯特夫人很快轉移了話題，詢問史達林能否幫她為孩子找個好的俄羅斯保姆。

H.G.威爾斯在與史達林會晤後表示，他從未“遇到過如此坦率、公正和誠實的人”。美國駐莫斯科大使約瑟夫·大衛斯在談到史達林時寫道：“孩子們都想坐在他的腿上，連一隻狗也會悄悄靠近他。

史達林身高5英尺4英寸，他希望畫一幅宮廷肖像，展現他偉岸挺拔的身姿和孔武有力的雙手。畫家納爾班迪安奉承他的要求，從一個討喜的角度描繪了史達林雙手交叉、有力地放在腹部的形象。史達林槍斃了其他肖像畫家，並燒毀了他們的畫作。史達林重寫了官方的《史達林略傳》，親自加上了這樣一段話：“史達林從不允許自己的作品被哪怕一點點虛榮、自負或自我吹捧的跡象所玷污。”

史達林於1953年3月5日死於中風。他曾說，那些拒絕將恐怖作為政治工具的革命者都是“素食主義者”。根據羅伊·麥德維傑夫的說法，史達林的受害者有4,000萬人。索爾仁尼琴說這個數字要大得多——可能有6,000萬。爭論至今仍在繼續。

這是本季的一場審判。自戈巴契夫上臺以來，哈爾科夫一位名叫伊萬·謝霍夫佐夫的退休律師以“誹謗史達林”為由，多次起訴各個知識份子和報紙。他以此為職業，迄今已有16起。這一次，他的對手是《莫斯科晚報》。

史達林是我們人民的父親

誹謗是反史達林分子的齷齪武器

“把這些標語弄出去，”法官說。

證人席上，謝霍夫佐夫坐在那裡記筆記。他身穿西裝，佩戴著一排軍功章。戰爭期間，他曾是波羅的海和烏克蘭前線的坦克炮手，在一次交火中失去了部分肺部。現場有6張長椅，全部擠滿了謝霍夫佐夫的支持者。他們大多是上了年紀的男女，幾乎所有人都佩戴著戰爭中獲得的綬帶和勳章。他們對不得不扔掉手中的橫幅感到憤慨，因此更加肆無忌憚地大聲喧嘩。他們對猶太人和亞美尼亞人、對賴莎·戈巴契夫、對紀念組織罵罵咧咧。他們隨身攜帶右派刊物《我們這一代》和《青年近衛軍》，前者是強硬的俄羅斯民族主義，後者是強硬的史達林主義。很多人都在竊竊私語，猜測《莫斯科晚報》派出的代表是否猶太人。當然，他們得出結論：她肯定是。

“我們一輩子都在建設社會主義，而現在這些人——阿法納西耶夫、阿達莫維奇、柯洛季奇——他們想要擺脫社會主義，而且他們正在取得成功，”一位名叫瓦倫蒂娜·尼基京娜的女士在我們等待會議的間隙對我說。

她也是一名榮獲勳章的戰爭老兵。她說她在戰爭中失去了許多親朋好友——“我認識的人中有一半”——改革，更不用說廢除這一制度的想法是不合情理的。“這些人就像1956年的匈牙利人。他們妄圖發動一場反革命。我們大多數人支持史達林，認為他是社會主義的建設者。富農大多是猶太人。波羅的海運河的秘密員警是猶太人。領頭的是猶太人！總工程師是猶太人！只要猶太人肯搬到自治區去，他們就能過上美好的生活！”

我感謝她與我分享她的想法，然後轉向謝霍夫佐夫本人。他看起來倨傲而輕慢。他用手指敲打證人席，確保三位法官在商議時也能看到他的優越感。謝霍夫佐夫沒有請律師。他自己作辯護人。

幾碼開外，代表《莫斯科晚報》的女士終於站起身來，她告訴法官們，她的律師不能參加庭審。她能延期嗎？

“他在休假。”她不確定地說。

謝霍夫佐夫翻了個白眼。人群中發出竊笑和噓聲。法官敲定了下一次開庭日期。

“一堆垃圾！”我的同座嘟囔道。我們都站起身準備離開。此時《莫斯科晚報》的女代表也要離開擁擠的小房間，她低著頭，邁著快速而有堅定的步伐向門口走去。

“誹謗者！”人群向她嘶吼。“你真無恥！”

在外面停車場，謝霍夫佐夫的支持者們展開橫幅，歡呼慶祝。我向謝霍夫佐夫作了自我介紹。

“我想你是要採訪我，”他說。“好的，我可以搭便車去火車站。如果你不介意的話，我也想順道去吃點東西。”

我問謝霍夫佐夫為什麼要這麼麻煩？為什麼他把所有的金錢和精力都花在總是敗訴的官司上？他看著我，沒有生氣，而是帶著一種慈祥的目光。在他眼中，我是個不諳世事的老外。

“我是在還原歷史真相，”他說。“我不認識任何被鎮壓的人。現在報刊上說，每家每戶至少都認識一個被鎮壓的人。在哈爾科夫，我調查了150戶家庭，沒有一戶人家說自己在等待敲門。你聽到的這些數字都是瞎編，純屬誹謗。在1929年集體化運動期間，我的祖父被趕出了家園，流放他鄉。但人們給了我們衣服和食物，6個月後我們又回到自己的土地上。流放期間，我的兄弟死于肺炎，但我母親從未責怪過史達林。責任在當地官員！我母親已經86歲了，她以女人的心靈理解這一切！

“說實話，史達林甚至比列寧做得更多。當然，這可能是壽命問題。我經常收到一些人的來信，他們懷念史達林時期的生活——懷念他們對勞動的喜悅和對祖國的熱愛，懷念他們如何昂首挺胸地生活，如何高唱愛國歌曲。現在，我們聽不到任何人唱歌了。並不是因為無歌可唱，而是缺乏信仰。你看，人們忘記了。他們需要被提醒。30年代，當我還在少先隊和共青團的時候，這個國家的愛國主義空前高漲。人們願意為了國家利益而犧牲個人利益。人們心懷偉大的目標和美好的未來，因此他們忍辱負重、堅強不屈。史達林與我們同在，史達林必將到來。這就是一代人的心態。我們喊著他的名字上陣殺敵。他送走了一窮二白的俄羅斯，還留下了一顆原子彈。這樣的人不容詆毀。年輕人應該好好學習歷史。”

在他最著名的訴訟中，謝霍夫佐夫指控白俄羅斯作家、紀念組織的領導人之一阿列克斯·阿達莫維奇在一部名為《淨化》的電影中誹謗史達林。在謝霍夫佐夫看來，阿達莫維奇是“徹頭徹尾的騙子”，是一個“老奸巨滑、詭計多端之人”，他試圖把蘇聯青年引入歧途。

“人們已經失去了自己瞭解真相的能力。”謝霍夫佐夫說。“他們聽信柯洛季奇和葉夫圖申科的話。他們不閱讀馬列主義研究所出版的真實歷史。”

那麼薩哈羅夫呢？畢竟，薩哈羅夫現在是紀念組織的名譽主席。難道他也不可信嗎？

“在勃列日涅夫執政時期，薩哈羅夫被流放到高爾基，這樣他就沒有機會洩露核機密或詆毀這個體制，”謝霍夫佐夫說。“現在，在戈巴契夫的指示下，他被送了回來。但為了報復，薩哈羅夫試圖誣衊我們，他正在領導國內最大的勢力——紀念組織。‘紀念’有朝一日可能會變成另一個政黨。”

謝霍夫佐夫說他認識尼娜·安德列耶娃，並認為她是一個“好戰友”。當他說自己非常確信“大多數誹謗史達林和祖國的人都是猶太人”時，似乎證實了他們之間的情誼。

幾周後，謝霍夫佐夫打電話告訴我，他手上有一些新聞。他贏得了對《莫斯科晚報》的訴訟。並不是說它誹謗了史達林。但法院確實裁定，該報誹謗了謝霍夫佐夫，因為它說他在擔任檢察官時採用了“史達林主義的手段”。報紙刊登了長篇道歉聲明，謝霍夫佐夫表示，他為自己贏得了一場偉大的勝利，最重要的是，為“史達林的好名聲”贏得了勝利。

“我還要繼續打官司，”他說。“生命不息、戰鬥不止。”

在法庭上，我收到一位自稱“史達林的偉大愛人”的女士邀請，共進晚餐。她叫基拉·科爾尼延科娃，是一位年逾五旬的主婦。她身材豐滿，表情嚴肅，戴著一副金絲框眼鏡，頭髮盤成一個髮髻。她看起來像一個專門教作文的老師，從來不給學生們評A。她的公寓昏暗破舊，堆滿了書。她和兩隻長尾小鸚鵡塔什卡與瑪辛卡住在一起。“我的孩子們，”她一邊逗弄鳥籠一邊稱呼它們。她從未結過婚。也從未想結婚。“我想要自由，”她說。“當你和親人住在一起，他們會妨礙你。他們是障礙。我有我的計畫，我正在實現這個計畫。”

如果說她有什麼激情的話，那就是史達林。“我一直愛著他。我把一生都獻給了他和對他的思念。”基拉·阿列克謝耶夫娜是一個不受時間羈絆的女人。她花了無數個日子在列寧圖書館研究西方和蘇聯學者對史達林“可恥”的指控。麥德維傑夫、索爾仁尼琴、阿法納西耶夫、羅金斯基——他們都是她的“敵人”。她想推翻“他們所說的關於史達林如何殺害了數百萬人的說法。他沒有。他只打擊人民公敵。”有時，她會寫信給中央委員會，抱怨自由派報刊上輔天蓋地的文章中這個或那個問題。

“請隨意”，她說，然後把我留在餐廳和鸚鵡們在一起。她去做飯了。房間裡掛著幾十張史達林的照片。史達林小時候。史達林與列寧在高爾基。史達林登上《真理報》頭版。史達林身穿白色軍裝。她的相冊和鞋盒裡還有幾百張照片。她有一遝遝用紫色絲帶包紮的照片。

“我從沒見過這樣的東西，”我說，在大廳裡禮貌地驚呼，仿佛在欣賞女主人的馬蒂斯畫作。

“哦，我有很多！”她從廚房沖我喊。“看，看……”

她跑進客廳，滿臉通紅。她開始在一疊照片中手忙腳亂地翻找。

“看！”她說，把照片一下舉到離我眼前鼻子尖的地方。“每張照片都表現出偉人在各個人生階段，不同的情感。”基拉容光煥發。

就像瓦格納的愛好者每年都會去拜羅伊特一樣，科爾尼延科娃每年都會去哥裡朝聖。她說，有時她一年去兩次：一次是史達林逝世紀念日，一次是慶祝勝利日。“許多人和我的想法一致。1979年，我們聚集在那裡慶祝史達林誕辰一百周年。我想那天有超過3萬人參觀了史達林博物館。那些想為所謂的史達林受害者建造紀念碑的人應該好好考慮一下。沒有必要為被監禁的罪犯建造紀念碑。他們是有一定責任的。也沒有必要為被清洗的富農建造紀念碑。他們應該為共產黨人建紀念碑。叛徒不配有紀念碑。”

基拉端上了烤肉和土豆。順口說道，她有兩個親戚在大清洗期間被送進了集中營。他們的罪名是上班遲到。

“他們受到了應有的審判。”基拉道。我什麼也沒說。塔什卡與馬辛卡在籠子裡嘰嘰喳喳地叫著。基拉氣得拔高嗓門。“我的叔叔們晚上出去喝酒，上班遲到，這難道是史達林的錯嗎？他們必須為此受到懲罰。我是一個熱愛秩序的人。我支持真正的秩序，支持鐵腕或其他形式的手段。我支持人們對自己的行為負責。”

飯菜很可口，但基拉·阿列克謝耶夫娜沒有吃。她滔滔不絕。她如癡如醉。她欣喜若狂。“我只希望我們能生活在像那時一樣快樂的日子裡。”她說。“當你看紀錄片時，你可以看到人們是多麼激動，多麼快樂。他們的臉上洋溢著笑容。他們的工具很簡陋，但他們勒奮工作，他們熱愛工作。而現在，我們卻認為勞動是‘猴戲’。人們向史達林彙報他們的成績總是那麼美妙。史達林在世時，我只有18歲，但我可以看到母親在那些年是如何工作的。她工作不是因為害怕什麼，而是純粹為了工作的樂趣。紅場閱兵是我們一生中最快樂的日子。”

我問她是否親眼見過史達林。基拉的眼框濕潤了，仿佛突然被一陣記憶的浪潮所席捲，愛意頓時湧上心頭。“我最後一次見到史達林是在1952年。我還記得工人們的心情，一開始，人們看不到史達林站在列寧陵墓上，他們很悲傷。但後來他出現了，你無法想像我們感到有多幸福。那時他年事已高，我們懷著無比喜悅的心情歡迎他。我們都在完成他交給我們的任務。我們已經準備好為他登上月球。我們愛史達林，我們全心全意地相信他。”

當我問基拉對史達林的死有何感受時，她告訴我，並一直在哭。她說，聽到這個消息後，她感覺身體不舒服，好幾天都不願離開公寓。

“葬禮那天，我走到大街上，你可以聽到所有工廠拉響汽笛聲。”她說。“從前，當一個工人永遠離開工廠時都會這樣，而現在他們在哀悼史達林。今天，我們對自己的領袖已經沒有這種感情了。每個人都有工資，但沒有食物。我怎麼能相信這些統治者呢？我只相信真實的東西。”

晚飯後，基拉告訴我，她曾經和史達林的幾個親戚是朋友——“嗯，好吧，不是朋友，是同志”。她甚至去莫洛托夫的別墅拜訪過他。她說，莫洛托夫有一雙“智慧之眼”。直到90多歲去世，莫洛托夫都會告訴所有來訪者，史達林的行為是正確的。他說，曾經有敵人，而我們必須消滅敵人。

難道，史達林從未犯過錯誤嗎？我問基拉·阿列克謝耶夫娜。

“錯誤？”她說。“是的，他犯過一次。他死得太早了。”

我還想採訪一位史達林審判的旁聽者：史達林的孫子葉夫根尼·朱加什維利。有4個史達林的孫輩仍然住在莫斯科：一個家庭主婦、一個外科醫生、一個戲劇導演和朱加什維利。前兩位請求取消會面。我在蘇聯軍事劇院的辦公室裡與這位名叫亞歷山大·布林丹斯基的，身材修長、沉默寡言的導演進行了交談。他一生都在竭力與史達林保持距離。他改了名字。(“我覺得布林丹斯基比史達林好聽，你同意嗎？”）他從軍校退學，一直試圖“以藝術家的方式”看待史達林。

“我不得不背負重擔，但我不應該因為有這樣一位祖父而受到指責。我像普通人一樣思考和行動。我對史達林沒有極端的看法。我試著把他當作一種現象來理解。莎士比亞的《理查三世》幫助我瞭解史達林。與其說那是出戲劇，不如說是理查的傳記。理查天生駝背，但天資聰穎，思維敏捷。因此，他想證明自己有權與其他人平起平坐。”

如果說布林丹斯基並沒有把史達林推向思想的邊緣，那麼他當然願意認為自己做到了。我從未見過有人在談論史達林時會帶著如此無聊和空虛的表情。“從文明的角度看，”他很專業地說，“在史達林被大家描繪成各族人民、兒童和動物的朋友，時代最傑出的人物等等之後，如果還把他視為純粹的邪惡，那就太天真了。我認為他正確地將馬克思的思想轉化為生活。唉，這是唯一能讓他們渡過難關的方法……”

布林丹斯基確實曾有一次引發公憤——在電視上，他明確表示鄙視自己的祖父。這激怒了史達林家族中的史達林主義者。當我給葉甫蓋尼·朱加什維利打電話時，他說：“只有一件事。別跟我提我那個同父異母的娘炮哥哥。他背叛了史達林，背叛了他的祖父。”

朱加什維利是雅科夫的兒子，雅科夫被納粹俘虜，當史達林拒絕或未能爭取到釋放時，他被處決了。我見到朱加什維利那天，他正準備從莫斯科國防部的工作崗位上退休，以55歲的高齡回到第比利斯養老。開門的人長得和史達林一模一樣：也許瘦一點，他的鬍子更像鉛筆線而不是梳子，但是，這種酷肖之處仍然讓人不寒而慄。他一身戎裝，起初還像政治局委員一樣正式。我們走進一個房間，牆上掛著幾幅史達林的肖像，書櫃裡塞滿了史達林時代出版的黨史和軍事史。房間裡有一張簡單的桌子，上面放著一疊嶄新的紙和幾支削好的鉛筆。

“那麼，第一個問題是什麼？“他一邊說，一邊隔著桌子死死地盯著我。這不是一個天真的人。他不會愚蠢到認為一個美國記者來訪是為了做一些人畜無害的事情——在這一點上，我想他是對的。但與他對峙毫無意義。我只是問他如何看待他的祖父，如何看待新聞界和黨內的攻擊的。這是他預料之中的問題。

“我一直很崇拜史達林，”他說。“任何大會，任何書籍或雜誌文章都不會改變這一點，也不會讓我對他產生懷疑。他首先是我的祖父，我崇拜他。”

索爾仁尼琴是“一個下流的敗類”，至於戈巴契夫，“党的權威已經垮臺，這是顯而易見的。人們說，魚是從頭部開始腐爛的。魚爛了，人們就會把它扔掉。一切都在朝著這個方向發展。最後，我認為黨將被解散。”

朱加什維利對所有顯而易見的人——沙特羅夫、阿法納西耶夫、薩哈羅夫、葉利欽和“紀念”組織領導人——都惡語相向。他還喋喋不休地數落了一番最近那些誹謗他祖父的戲劇和電視節目。顯然，他一直在關注著這一切。唯一能讓他心情舒暢的似乎是自己最近在格魯吉亞的一部電影中扮演史達林。

“他們說我是個真正的老頑固！”然後他停了下來，再次盯著我。有那麼一瞬間，我真的感覺史達林就在眼前。但朱加什維利打破了這一魔咒。

“夠了！”他說，把手重重地拍在桌子上。他的臉上突然露出詭異的笑容。“我喜歡你！我已經決定了！現在我要讓你成為我真正的客人！”

在格魯吉亞，一個好主人通常會帶客人參觀他的農場和農舍。史達林的孫子給我看了看他的廚房，然後是浴室的架子

“這些都是我親手做的！”他一邊說，一邊充滿愛意地撫摸這些家俱，仿佛它們是遊戲節目中的獎品。

“這裡是臥室……這邊是……客廳！……順便說一句，你知道，我從來沒有因為是史達林的孫子而得到過什麼。但是，當然，當我需要一套公寓時，我給勃列日涅夫寫了一封信。他們給了我這個地方。他們還把我排在了等車名單的前面。所以，這並不全是壞事。

“而這裡，”他走進廚房說，“則是廚房。”

朱加什維利從桌子底下猛地拽出一個油桶。“這是恰恰，”他舉起私釀酒說。然後他把一個西瓜放進我懷裡，我們大步走回客廳。

“來兩杯恰恰，”他說。朱加什維利用一把弧形小刀把西瓜切成小瓣，然後撒上鹽。他站起身，舉起酒杯等待著。我站了起來。

“讓我們為兩國的友誼乾杯！”他說。我想，這很公平，於是我倆都喝下了第比利斯自釀的恰恰。第一口喝下去，感覺這酒似乎沒有俄羅斯伏特加那麼容易上頭，也沒有那麼濃烈。

朱加什維利又站了起來。“在格魯吉亞人家裡，”他說，“主人會為所有客人敬酒，而在我家，第二杯酒總是敬史達林！”

我感到一陣噁心，膝蓋發軟。但我還是把酒杯高高舉起，眼睛緊緊盯著主人。“蘇聯在戰爭中功勳卓著，而史達林是這一切的領導者。”他繼續說：“他把一個愚昧落後的、一窮二白的國家變得偉大。但我們仍然詛咒他。這些人應該受到懲罰，他們的謊言應該被揭穿！我認為總有一天，蘇聯人民會給予他高度的評價。所以……敬史達林！”

“敬史達林，”我說。願上帝寬恕我。

到1988年底，紀念組織已經在蘇聯200多個城市設立了分會。一場辯論不可避免：一些成員希望將“紀念”的注意力集中在史達林時代的鎮壓，而另一些成員則認為應該將範圍擴大到從列寧時期的第一次逮捕和處決，到1986年12月持不同政見作家安納托利·瑪律琴科死在勞改營中的所作所為。也就是說，一些紀念組織成員不僅討論“史達林的暴政”，而且開始討論一個罪惡的政權。

《新世界》、《涅瓦河》等雜誌開始發表文章，不僅批評史達林，而且批評列寧，甚至批評革命。1989年1月，尤裡·阿法納西耶夫主持召開了為期2天的“紀念”協會大會。政治局常委瓦季姆·梅德韋傑夫試圖在會議開始前夕，以“許可”和“制裁”等含糊其詞的理由關閉會議。薩哈羅夫打電話給梅德韋傑夫，告訴他政治局無權干涉。“如果你們不讓我們進入會議大廳，我們就在莫斯科各地的公寓裡舉行大會。”他說。梅德韋傑夫妥協了，大會繼續進行。共產黨開始失去對歷史的控制權，而一個無法確定自己對過去的控制的黨，不得不對自己的未來感到緊張。

但是，即使紀念組織擴大了其對過去的定義，其根本目的仍然未變：紀念逝者，為他們正名。一些年輕的歷史學家和志願者自己動手，積累了更多關於逮捕、處決和流放的資訊。還有一些人對現存的歷史教科書進行了仔細研究，並在黨決定改寫教科書、取消高中思想品德考試、將馬列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作為像編籃子一樣的大學選修課上取得了一系列關鍵性的勝利。

沒有人比亞歷山大·米爾恰科夫更能從字面上理解紀念組織的使命。作為一名記者，米爾恰科夫的父親曾擔任共青團總書記和工業部長，他在堤岸街大院長大。小時候，他看到院子裡衛兵隨身攜帶似乎是小提琴的箱子。“實際上，那是機關槍，”他告訴我。“他們隨時準備戰鬥。”

我認識米爾恰科夫時，他已經50多歲了，還住在童年時的公寓裡。作為紀念組織的領袖之一，他決定將自己的新聞報導範圍縮小到一項專題調查。根據羅伊·麥德維傑夫的《讓歷史來審判》一書，在上世紀30年代末大清洗高潮期間，每天約有1,000人被殺害。米爾恰科夫想知道莫斯科的死者埋在哪裡。

米爾恰科夫自己的父親也曾被捕，並流放國內15年。“在大搜捕期間，我只有八九歲，但我是個好奇的孩子，喜歡在院子裡閒逛。我看到了其他男孩在父母被帶走時的反應。那時候，你可以聽到高筒鞋踩在樓梯上的迴響。員警的習慣是從來不用電梯。我清楚地記得他們是如何把我父親從樓梯上帶走的，而不是電梯。因此，我們每天晚上都會聽見腳步聲。

“大多數父母真的相信黨內有敵人，一場嚴肅的政治鬥爭正在進行。當有人被捕時，他們總是感到驚訝。但令他們驚訝的是，一個他們認為正直的人竟然成了叛徒。當我父親被逮捕，我們的財產被沒收時，我還記得我們這些孩子是怎樣被趕出自己的公寓的，我們坐在院子裡的木雪橇上，沒有一個人，包括我們的老朋友，願意靠近我們或和我們說話。與人民公敵的親屬交談是最嚴重的罪行。”

米爾恰科夫利用西方和蘇聯出版的資料，開始研究莫斯科地區最大的萬人坑所在地：頓斯科伊修道院、克格勃在布托沃村的屬地、市寵物市場附近的卡利特尼科夫斯基公墓、建於14世紀的救世主新修道院、莫斯科-伏爾加運河沿岸。

一大清早，我和《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的朋友傑夫·特林布林在堤岸街大院外與米爾恰科夫碰頭，然後前往頓斯科伊修道院。身著藍色帆布外套的賣花女坐在入口處附近兜售康乃馨，5盧布一束。米爾恰科夫帶我們走向墓地的主樓——火葬場。我們繞到主樓後面，一位老服務員正在那裡焚燒一小堆垃圾。地上躺著幾塊破碎的墓碑。

“看到這扇門了嗎？”米爾恰科夫說。“嗯，每天晚上，滿載屍體的卡車都會開回到這裡，把死者扔成一堆。他們已經在盧比揚卡監獄或軍事學院被一槍擊中後腦勺——那樣流血會少一些。他們把屍體裝在舊的彈藥木箱裡。工人們把地下焚屍爐——就在那扇門後面——的溫度燒到1,200攝氏度左右。為了把事情辦得漂亮而正式，他們甚至請來了專業證人，在各種檔上會簽。屍體被焚燒後，只剩下灰燼和幾塊碎骨頭，也許還有一些牙齒。然後他們把骨灰埋在一個大坑裡。”

我們在一排排墳墓之間上上下下走了幾分鐘，這些精緻的墓碑放在巴黎拉雪茲神父公墓也不會顯得突兀。最後，我們在一座墓前停了下來，墓碑上寫著“無名屍體之墓，1930-1942”。地上插著四朵白色的塑膠鬱金香花，還有一束腐爛的康乃馨，聞起來像打翻的葡萄酒。有人還在墓碑底座附近放了一個小小的聖喬治像。米爾恰科夫說，這個坑有5碼深，20英尺見方，當它被灰燼——“成百上千磅的灰燼”——完全填滿後，秘密員警就用瀝青把坑鋪平。他說，有傳言說布哈林被葬在頓斯科伊，但他並不確定。

“大清洗最嚴重的時候，”他說，“焚屍爐通宵工作，這裡教堂的圓頂和房屋的屋頂都被灰燼覆蓋。雪地上落滿細細的塵埃。”

我們驅車前往卡利特尼科夫斯基公墓，那裡是成千上萬具屍體的拋荒地。附近有一家香腸工廠，臭氣熏天，米爾恰科夫說：“在大清洗期間，城裡的每條狗都到這裡來。你現在聞到的那股氣味以前要難聞3倍；空氣中彌漫著血腥味。人們整夜趴在窗邊嘔吐，犬吠聲一直嚎叫到天明。有時候，他們會發現一條狗，叼著一隻手或一條腿，在墓地裡走來走去。”

在救世主新修道院，米爾恰科夫帶我們參觀了池塘附近陡峭的河岸，內務人民委員會就在那裡掩埋外國共產黨人被打得彈痕累累的屍體：美國共產黨員約翰·彭納；1938年4月被捕的842名德國反法西斯人士的領導人赫爾曼·雷梅勒、弗裡茨·舒爾特克、赫爾曼·舒伯特和利奧·弗雷格；匈牙利共產黨員貝拉·昆和萊奧什·馬迪爾；南斯拉夫共產黨員弗拉基米爾·喬皮奇；羅馬尼亞共產黨員馬塞爾·保克爾和亞歷山大·多布羅紮努。

“河岸兩旁曾經種有蘋果樹。”他說。“被他們燒光了。他們把囚犯帶到修道院的教堂，進入一個他們稱之為‘浴室’的房間。他們剝光囚犯的衣服，稱體重，然後朝後腦勺開槍。在記錄中，這被稱為‘醫療過程’。他們讓囚犯坐著被槍殺。犯人頭後面會打開一扇小窗戶，劊子手伸手進去開槍。他們使用這種方法是為了避免中風、心臟病和歇斯底里。他們把屍體像鉛筆一樣壘在箱子裡，然後用馬車運到火葬場。”

米爾恰科夫不斷與克格勃鬥爭，以獲得在所有這些遺址進行挖掘的許可。弗拉基米爾·克留奇科夫領導下的克格勃推行“公開化”改革，開展了一系列非同尋常的公關活動。克留奇科夫試圖使秘密員警人性化，他向媒體宣稱自己非常熱愛戲劇、狗和兒童。與此同時，克格勃竭力打擊象亞歷山大·米爾恰科夫這樣的人。他們拒絕了他查閱檔案的要求，不允許他進入布托沃，並趁他在實地考察時進行跟蹤和騷擾。但是，隨著米爾恰科夫的知名度越高，他在《莫斯科晚報》上發表的系列文章也越多，他取得的成就越大。克格勃既不幫助他，但也不阻止他。

幾個星期後，我們一起來到城市的最邊緣，靠近莫斯科-伏爾加運河岸邊的一個汙水處理營地。1932年，史達林下令修建這條幾乎毫無用處的運河，於1937年完工。這些工人全是被拉來當奴隸的囚犯，其中大多數是農民，僅僅因為擁有一匹馬或一頭牛，就被宣佈為富農並遭到逮捕。當時的秘密員警頭子亨裡希·雅戈達把他們活活累死。

米爾恰科夫說，約有50萬名囚犯在開鑿運河時死亡，其中大多數人死於寒冷和疲勞。即使在冬天，他們也只能穿一件薄棉襖。囚犯們住在建築工地旁邊簡陋的營房裡。他們用鐵鍬、鎬頭和獨輪手推車建造了這條127英里長的運河。他們的飲食非常糟糕。科學家對囚犯的牙齒進行了分析。從琺瑯質磨損的情況來看，除了分得的麵包和稀粥，許多囚犯靠吃樹皮、樹根和雜草充饑。

米爾恰科夫並不迷信，但為了找到運河沿岸的墳墓，在缺乏目擊者和可靠推測的情況下，他不得不求助於占卜棒。他安排我們在一排白樺樹附近與一位專業的占卜師見面。米爾恰科夫向我們保證，過去他曾在此人的幫助下，挖出過幾個長長的亂葬坑。就這樣，接下來的幾個小時裡，我們默默地看著占卜師在樹林裡踱來踱去，一群松鴉在樹上啁啾鳴囀。

“還有其他人也在這裡等我們，”米爾恰科夫說。他帶我來到樹林裡一座紀念碑前：一個用帶刺的鐵絲網包裹的、高高聳立的十字架。這是紀念組織建立的，為了緬懷那些在修建運河時罹難的囚犯。紀念碑旁站著一位脊背佝僂的老叟，他自我介紹說“謝爾蓋·布羅夫，養老金領取者”。

他說，當他還是個10歲或11歲的孩子時，就住在勞改營附近。每天早上，他從商店買東西回家，走在路上，工人們會叫住他，希望能給他們幾片麵包。

“我會用報紙把麵包包起來，然後扔給他們，”他說，“有時我看到看守抓住他們，毆打他們。我還看到了埋葬隊。他們是囚犯，工作時會得到幾瓶伏特加，讓他們喝個酩酊大醉。我記得我天真地跑來跑去玩耍，看到這些穿囚服的人把屍體丟在地上。我的父母跟我們談起這些事，他們會說：‘那裡發生了一些野蠻的事情。’他們一無所知。他們不想知道。”

布羅夫說，運河竣工多年後的一天早上，他走在河邊，看到岸上有幾戶人家。他們都在哭泣。他們把卡片、信件折疊起來，裝進瓶子裡。然後他們把瓶子蓋上木塞，扔進河裡。

“我問他們在做什麼，他們告訴我，他們在給死在運河上的人寄信，”布羅夫說。“他們說，希望將來有一天，人們撿到這些瓶子，讀了這些信，會記起他們。他們說，他們要把親人的名字寄給未來。他們把那些名字寫在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