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大纽村，观景看风情

我们搭乘的南方航空787客机起飞了，向着遥远的南方飞去。我们将去的地方不仅遥远，而且偏僻清静，远离人口密集的亚欧大陆。那里就是新西兰，当地华人常用稍带调侃的语气称之为“纽村”或“大纽村”。确实，那里就是个大农村，风景优美，清静寂寥。我们这次是去短期居住，也是去旅居游玩。旅游的意义就在于即看美景，也欣赏人文风情，了解当地的历史和文化。

与中国的泱泱大国、人口众多相反，新西兰和它的国民，可以说是小国寡民，国土不大，人口稀疏。国人大多只知道那里畜牧业发达，出产婴儿奶粉，似乎还与魔幻的中土世界有某种关联。

扫一眼世界地图就能看到，新西兰整个国家，包括南北两个岛屿，就像是一叶孤舟在浩瀚的大洋中飘零，似乎被世界主流所抛弃。不过，如果从另一个方面去看，却又不同了。新西兰虽然远在天涯之外，且经济体量小，在国际上并无多少影响力，但它同时却又与世界上最为活跃、引领着世界潮流且掌控着国际主流话语权的美英等国有着最直接的联系，因为从主流社会和主流文化方面来说，这些国家中的主体人群可谓是同文同种，有着共同的民族文化源头。

纽村里生活的华人，和美加等国的华人群体一样，通常对祖籍来自欧洲的白人用“洋人”来标称，以区别于来自其他国家、其他文化的人。这个“洋人”的称呼，与当年满清时的“洋大人”应该是同源，在其中有着比较特别的蕴含，包含了一定程度的崇敬，因为这个社会的主体思想和文化意识是由他们洋人所奠定和塑造。洋人以外，除了土著毛利人，其他的人群都是后来才从万里之外世界各地的故土来到这里“洋插队”的人。他们之所以远离故土前来，绝不是因为这里足够僻静；许多人可能是因为这里的环境，这里的人生机会，而更多的人，是因为这个社会是“洋人”打造的，有着不同于故土的人文环境和社会氛围，有移民们所向往的自由、民主和法制，有兼容的文化氛围和相对平等的人文价值观，当然也有社会安宁人们生活富足等原因。人在这个社会里，会有不同于故土的感受，大多都会有内心和外在的安宁。

按照多数文章和书籍的描述，这里的社会尊重各个种族、民族文化，尊重文化和思想的多样性，崇尚自由民主和平等的理念。除非有恐怖主义言行或违法行为，没人会太在意他人的政治倾向，他人的各种奇谈怪论，以及生活喜好等一切与个人自由选择有关的事情。总之一句话，这里有现代文明，体现了对人的基本尊重，尤其尊重个人的自由选择。这些都是受到人们热爱的原因。

大纽村这里，原本是毛利人的地头，毛利人的文化别具特色。中国人很喜欢说毛利民族原本出自中国，实际上这是误解。毛利民族作为波利尼西亚族裔，确与我们台湾的原住民族有着一定的血缘关系，但把这种关联简单地说成与中国人血脉相关则将关系混淆不清了，似乎世界那端的人们也传承自中国人血缘似的。

来到大纽村，自然少不了会见到许多与毛利人相关的景物，从中可以了解到毛利民族的各种文化特色。我在此游记中有许多小节都与毛利民族的文化特色相关。不过，说实话，我更多地是想深入了解大纽村中占人口大多数的人们的文化和历史。这些占人口多数的不是土著毛利人，而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后代。

约两百年前，许多从英伦三岛来的人移居于此地。从此，这块土地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与世隔绝变成与世界文化和经济中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几乎与世界前沿同步发展。最主要的是，有着现代的理念和现代文明，让许多在故土心有不甘的人们来此之后流连忘返。

现今在纽村占据人口多数的和占据政治舞台正中央的人们，大多仍然是来自英伦三岛的洋人的后裔，与世界上在主流文明前列的其他几个大国、强国，即由英国及其殖民地脱胎而来的美英加澳等国，都是同根同源，都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后裔。

查有关的资料可知，盎格鲁-撒克逊（Anglo-Saxon）的本意就是盎格鲁（Angles）和撒克逊（Saxons）两个民族的结合，通常用来形容五世纪初到1066年诺曼征服之间，生活于大不列颠东部和南部地区，在语言、种族上相近的民族。他们是日耳曼人中的一支。就是这一支族群的人，在后来的世界文明发展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要了解这一群叫做盎格鲁-撒克逊的人，除了知道他们基因的源流外，真正重要的是要了解一下他们思想和文化的特点。找一本书看看应该是最为便捷的方法了。确实有一本书，可以让我们了解到这些内容。

有一位叫做丹尼尔·汉南（Daniel Hannan）的英国政治家，祖先是英国人，本人生在秘鲁长在秘鲁，在英国受教育，成年后定居于他祖先的国度——英国，并在英国开始他的政治生涯，后来两度当选欧洲议会议员。他原是历史学家，在成为英国的政治家、欧洲议会议员后，写了一本书，2012年在英国出版，书名是《How We Invented Freedom & Why It Matters（我们如何发明自由，以及它为什么如此重要）》。2013年该书又发行了美国版，书名改为《Inventing Freedom：How the English-Speaking Peoples Made the Modern World（发明自由：英语民族如何创造现代世界）》。

2015年正是英国《大宪章》签订800周年，作为英美宪政文化传统与宪法样本源头的“大宪章”，对今天的世界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获得令人瞩目的历史成就。就是这一年，丹尼尔·汉南的那本书，由法学博士徐爽翻译为中文，2015年9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徐博士特别推介这本书，还特意改了个引人注目的名字——《自由的基因：我们现代世界的由来》。

关于书名修改为“自由的基因”的缘由，徐博士做了解释。他认为汉南的一句话是本书的点睛之笔。这句话就是：“所有的国家都是依据它在孕育之时被注入的DNA生长起来的”。对于所谓盎格鲁圈国家来说，自由就是这样的DNA。汉南认为，这些国家的制度和原则，正是基于对这种自由的维护，一点一点地搭建起来的。这套制度和原则的形成和确立，最后变成了一个“英国模式”或者被作者视为是英国成功的关键、秘密。随着这种英国模式在全球不断的扩展，带来了一个新的现代世界。因而，译者从书中提取出“自由的基因：我们现代世界的由来”这样一个基本点，用来做中文书名。

在这本书中，丹尼尔·汉南从南北美洲基本同时开始殖民时代说起，如今，当年富饶的南美和相对贫瘠的北美完全不在一个发展级别上了。他详细叙述了英国和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历史，记述了“大宪章”签订前后的英国历史及“大宪章”如何成为英国乃至英语国家遵从的一项法律与文化传统。有文章推介道：

他更回顾了“自由”的历史起源，认为在事实上它比《大宪章》签订的历史还要悠久。这一来自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自由”传统如何深植于他们个人的记忆中。自由从一粒种子，经慢慢培育、浇灌，如何在世界很多国家成长为一棵参天大树，并成为现代文明的基石。

他用一本书向我们展示了法治下自由的胜利和“仅存在于说同一种语言的民族间的心心相通”。

所有对这本书的评论都提到了作者在书中的一个相当强势的观点，即前面提到过的“所有国家都是依照它们在孕育之时就被植入的DNA生长起来的”。对于英美国家来说，个人自由就是这样的DNA。保卫个人自由的价值观念以及由此基础上形成的各种机制被视为英美民族的独特特性，甚至是将英美两国和世界其他地区区别开来的“例外”之处。

作者在书中说到：“这本书要讲的就是自由的故事，或者说，是盎格鲁圈的故事。”这里出现了一个陌生的概念：盎格鲁圈（Anglosphere）。《牛津英语词典》将“盎格鲁圈”解释为“以英语为主要本地语言的国家组成的集团”。更加让人信服的说法还要加上一句：“核心人口的血缘来自不列颠群岛且具有相似的文化传统”。盎格鲁圈共有五个核心国家：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外围包括爱尔兰、新加坡、曾经的英国殖民地百慕大群岛、法兰克群岛等，以及加勒比海岸的民主国家和南非。印度是否该纳入其中，则有争议。可以看出来，盎格鲁圈的核心正是几个由盎格鲁-撒克逊人后裔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

盎格鲁圈的成员国，都遵循着那些构成英语文化核心的基本习俗和价值观，它们包括个人自由、法律之治、注重合同与契约、自由是政治及文化价值的第一追求。组成盎格鲁圈的国家分享着共同的历史记忆：《大宪章》、英国和美国《权利法案》、陪审制、无罪推定以及‘一人之家即他的城堡’等普通法原则。简言之，盎格鲁圈不仅是文化概念，而且更重要的还是政治概念。人们评论道：由于这些国家使用同一种语言，齐唱同一首颂歌，而且拥有几乎同样的观念，它们所象征的政治文明，无论就历史还是现实而言，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力量。

自古老的英国开始，人们内心中就存在着三个相互关联的价值，这个价值观注定要改变全人类。具体而论，就是这样三个价值：第一，个人自治的观念，包含在契约与财产权中；第二，集体决定须由代表作出，代表须向选出他们的共同体负责；第三，法律不仅仅是统治者意志的具化，它作为传自先辈的习惯性权利，约束国王一如约束最卑贱的臣民。

由这种价值观形成的这种自由基因，决定了奠基其上的社会一定会是一个认为个人高于集体的个人主义的，同时也是宽容多元的，还是分权的或地方自治的，并由民众来创造法律的，即实施陪审制度和普通法。

英国哲学家洛克在光荣革命时期前后写了《政府论》，他倡导的那些最基本的政治原则，包括经过同意才能统治，社会契约论，财产权、人权等等，影响了世界几百年。并不是洛克这样的启蒙思想家多么伟大，凭空发明了这样一套观念，然后启蒙大众。实际上，在那之前四五十年就已经很大程度上体现在英国的政治实践和地方自治当中了。是洛克这样的哲学家，把英国这种已经延续了很多年，可能是几百年的理念，总结提炼出来，写成文字，用有逻辑的方式将英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思想表达出来，并由此得到延续并传播到世界其他地域。

英国的自由观念和自由制度是一个历史累积的过程，早在6世纪到10世纪左右英国就有了贤人会议，随后有“大宪章”，有“光荣革命”，之后美国的独立宣言以及立宪过程等等，都不断强化和彰显了由自由基因所产生出的观念和制度，并由此观念和制度的优势，向全球扩展。我们今天的世界和现代文明成果，不能不说正是这自由基因的传承和发展。

人类，从远古丛林中的弱肉强食，到今天现代都市中的商业合作、契约精神，人们摆脱了你死我活的争斗，变成懂得在自由平等的前提下相互妥协，既满足对方，也满足自我。这其中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贡献确实不可磨灭。当然，我相信，世界其他民族也都有着各自独特的贡献，文明进化本身一定是互动的结果，最终才能成功地缔造出眼前这个现代世界。

盎格鲁圈的自由理念也曾受到严重的威胁。我们都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世界大部分地方都在极权专制政权统治之下，几乎仅有盎格鲁圈仍然维持着民主资本主义体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正是法西斯主义对自由的最大挑战。汉南书中写道：

1930年代的人看不到民主的希望；相反，她正被一个又一个国家驱逐出境。法西斯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用相当类似的语言，在谈到议会政权时，老的民主资本主义秩序被斥为“腐朽的”或者“衰落的”。

“资本主义垂而不死”，希特勒在1934年用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完全相同的语言告诉意气风发的墨索里尼。（法西斯）两个集团都视自由主义为自然秩序的颠覆，在这一秩序中，集体从来被认为比个人更重要。

插句多余的闲话，《自由的基因》译者是位法学博士，学识渊博，必然有学者一贯的严谨作风。他在“译后”中说，尽管他并不同意作者看法，但会尽力呈现完整准确的作者观点。当我很愉快地阅读时，却在无意间发现并非如译者所说。上文中有下划线的是英文版中原有的，直接插入或替换前面括号内的字才能恢复为未被删改的原样。中译本其他地方想来应该还有类似的删改。不过，我相信，这并不是译者的错。实话说，那几个描绘资本主义的词汇，包括希特勒那句，我们确实都很熟悉啊。

汉南在书中第一章的最后自问道：这群被敌人嘲笑为垂死的、物质主义的、失去了所有对信仰或荣誉追求的人又是如何战胜他们所有的敌人的？盎格鲁圈的秘密到底在那儿？

汉南用书后面的篇幅回答了这个问题。他的最基本观点就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自由基因将这个世界从专制、法西斯、军国主义手中拯救出来。由此可知，盎格鲁圈的特征除了个人自由、普通法系、代议制政府之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即必要之时不惜使用武力来保卫这些价值。“保卫自由是悠久而丰厚的遗产”。

“用武力来保卫”，在一个野蛮和文明同时存在的世界上，从来都是维护一种价值观必然的选择。而武力保卫自由，我相信，是维护人类文明朝进步方向发展不得已的措施。美国罗文大学一位印度裔的机械工程教授Tirupathi R. Chandrupatla，写过一首名为《自由》的英文小诗，其最后一小节里有这样的文字：

Freedom's precious         自由如此珍贵

Let's not forget                       我们千万牢记

Protect thy freedom         保卫您自己的自由

Also protect others'…    也要保卫他人的……

这种观念，也许可以解释盎格鲁圈近百年来大规模参与了一些原本事不关己的战争的原因。外人或者难以理解，甚至有许多的误解或被敌对一方有意曲解，但历史终将证明其必要性。

印度曾经也是英国的海外殖民地，不同的是主体民众并非盎格鲁-撒克逊人，因而被置于盎格鲁圈的边缘。按照汉南的说法，英国的确留给了印度一份珍贵的遗产，即是盎格鲁-撒克逊文明的核心观念：财产权、市场经济、法治意识。印度国父圣雄甘地当年能够用非暴力不合作取得独立的成功，与英国的文明也是密不可分的。人们评论说，假如殖民者不是英国，而是德国或苏联，那么甘地发起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绝无可能成功，印度更难独立自主，并渐渐走向民主制度。这种观点也许并无大错。

对于中国人来说，也许也可以类推出一个观点：如果我们当年的对手不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结果也会大不相同。满清当年在鸦片战争时面对的是大英帝国；庚子事变爆发，清廷幼稚鲁莽地向全世界宣战之后，面对的是有英美于其中的八国联军；朝鲜战争时，新生红色中国派出的志愿军面对的是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如果我们面对的并不是盎格鲁圈中的势力，而是面对像日本帝国、苏俄帝国等其他强权势力，甚至如果世界文明由盎格鲁圈以外的势力所左右，战争和事变的结果一定会更加惨痛，我们未必还能是一个领土与行政基本完整的国家，今天的世界也许也是另外的样子了。

汉南书中“结语”起始处有一段话，我估计，会让中国的读者对自己民族的历史颇为感叹。这段话是这样的：

“我们从公元之初薄雾冥冥的日耳曼丛林一路走来，已经走过了漫长的征途。我们看到，英语民族的历史就是人民如何将他们的意志加诸于他们的统治者的历史。”

汉民族有更加悠久的历史，当盎格鲁-撒克逊人还在丛林中摸索的时候，我们的祖先已经开始供奉孔圣人了，并奉几乎所有中原统治者所尊崇的儒家学说为圭臬。在我们这里，应该是与汉南书中结语所述完全相反：我们的历史，就是统治者如何将他们的意志强加于全体人民的历史。

有时我会想，如果世无盎格鲁，今天的中国或许完全四分五裂，又可能相反，影响力无人可及。若是后者，中国人一定会非常自信，汉民族的文化基因将成为世界文化的基石，整个世界或将不得不仰中华之鼻息；大中华在世界范围，就像当年的大唐在东亚东南亚那样，享受最尊崇的目光。

汉民族有自己独特的文化、独特的观念传统和人性特征，通常的描述都是勤劳勇敢、聪明智慧之类，还有自称我们是所谓礼仪之邦等等的说法。这些词汇似乎也常用在其他民族身上。现实中，现今的国人所体现出的，以及从满清以来近代史的各个大事件中的表现来看，国人，似乎正如有人所描绘的那样，既不是勤劳，也不能说勇敢，更谈不上礼仪，反而常常是活得忍辱负重、卑躬屈膝，而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近几百年来在国际事务以及为人类发展做出发明创造等方面都毫无建树。唯一能令世人感叹的，则是汉民族具有极强的生存能力，可比野草，同时又都具有强烈的攫取财富的本能冲动，如海绵吸水。在国家权力等公共事务方面，无论权势者还是最卑微的贱民，都一样崇拜权力，尊崇权力的大一统，并对所有其他方面，例如地理版图、思想意识等，都遵从大一统的观念，尤其是思想意识方面，任何正统以外的思想定将被斥为异端邪说，莫不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甚至身在底层的人，似乎更加具有深厚而强烈的大一统观念。有时，人们会对那些时常忧国忧民的草民调侃道：“你是吃地沟油的命，操中南海的心。”这份所谓的“地命海心”，真是国人最形象的描绘。

或许是因为中华文明，在与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文明较量之后落入衰微，现今人们才会变得如此不自信，甚至有些无所适从。

按照汉南的说法，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价值观DNA是“自由”，我们也可以问一声，什么是汉民族价值观DNA呢？从上面简单罗列的情况来看，难道会是“权力崇拜”，所谓赢者通吃之类？或是“财富”，人人向往荣华富贵，并为此不择手段？这种话题还是留给专家学者去慢慢研究吧。当中国也有学者出一本类似的书时，例如《权力崇拜的基因》《财富的基因》或《勤劳勇敢的基因》之类，并得到广泛的认同，我们便有了基本的答案了。

中国民众对于所谓“自由”似乎并不十分看重，那么走出去的中国人是否会有不同？中国人走出国门也是有历史了，海外多地都有华裔，经过几代人之后，那些完全西化的华裔，都被称作“黄皮白心”。这称呼里，却是含有某种鄙视和贬低。国内也有许多人有留洋经历，近年更有不少人移民，可以说他们大都浸泡在盎格鲁圈的文化氛围里。但我个人觉得，留洋归来的也包括走出去的第一代移民，依然保持着最纯正的中华民族的传统观念，可见将现代文明植入到自身的基因中绝非易事，或者说我们的基因本能地抗拒外来侵略者。我们随时都可以从这些第一代移民的华人身上看到各种陋习，包括保守、偏执、狭隘、意气用事，完全不懂得妥协，而且还以意气用事当作原则性来自我安慰，自我陶醉。他们中的大部分忠实地传承了中华价值观基因，虽然感叹英美社会的自由和进步，但依然崇拜权力和财富，仍坚持大一统观念，以大中华而自豪——普天之下，中华之外，俱是蛮夷。

由此可知，改造文化并非像改个名字那么容易，有人曾说，或许需要几代人在欧风美雨中充分浸润。这里自然产生一个疑问，我们的文化和观念确实有必要改造吗？我相信这才是更根本的问题，而答案估计又是见仁见智了。说实话，虽然不愿承认，世上所有国家和几乎所有人都已经被迫改变了许许多多。从国家政权组织形式、宪法等等到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无不受到极大影响和改变，已与祖辈极不相同，至少在外观或名义上是如此，只是最深层的内核多数依然故我而已。

也正因为如此，对于并没有打算进入盎格鲁圈国家主流社会的人来说，在自己人的圈子里，还是完全依照老祖宗的传统观念行事为好，不显得那么另类。那些对近代历史、国际政治等有些许兴趣的人，在有机会时切实了解一下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历史和他们的社会现实，对于理解世界应该会不无帮助。

大纽村是盎格鲁圈中的一员，有与美英相同的社会特征。借这次来大纽村的机会，我们也许可以进一步了解这个依然陌生的社会，从厚重的历史，到生动的现实，去观察，去体验所谓盎格鲁圈的具体文化和社会内涵。当然，我不懂政治，不熟历史，只是顺便找点闲事来消磨，看看能有什么收获。人们都说像新西兰这种地方是“好山好水好寂寞”。这样一来，我们此行就不会过于寂寞了。（201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