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从来不是一个人渣与色狼的问题

• 本文于2018年7月27日首发于公众号“south南國”（微信号：hongdou9521）
• 旧文发布时正值国内Me Too运动进入到朱军事件，是各个圈子的一个运动小高峰，也是国内舆论开始转向责备女性的节点，主要的责备在于两点——高学历却不懂得保护自己、事发后不立刻发声。遂撰文，重提2017年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旧事。
• 文章在微信公众号上发布过两次，均在12小时内被删除了。事情又过去一年，选择重新发到网上，回头看虽然当年撰文相当潦草，却真正帮助了自己正面面对，与走出困惑。共勉。

其实我知道这次的事情和大多数这个国家的事情一样，终归只能成为一场狂欢。但即使我灰心如此，我还是愿意尽量让这场狂欢的时间长一点，再长一点。

说出自己的故事的初衷不是为了赶运动之大潮流，一方面是想达成一次对自己遭遇的正面倾诉和解决，另一方面是想从一个遭遇者的角度还原大多普通人遇到骚扰事件时的普遍反映。

2017年秋季我初到香港求学，10月24日下午我离开学校赴约一次线下采访。我的访谈对象是香港民主党党员，屯门乐翠区的社区主任，金钟的银行从业者，基督教徒，兼幼儿钢琴教师。我与他结识是在当年9月的伞运三周年纪念日活动，他作为曾经的参与者亦在活动现场有所发言，彼时我们聊得投机，遂交换了Facebook与联系方式。

结识当晚道别后，我们还在手机上简单而客气地闲聊了许久，谈陆港两地的政治、社会运动和我未来的学业。我尊敬他是个愿意帮助学生记者的新朋友，并从认识起便保持礼貌。随后的一个月里我们联系不多，偶尔在Facebook上留言与赞好，中秋节时道声节日快乐，他偶尔给我发短讯，分享近期他出庭旁听的案件，也鼓励我保持好奇、专心学业。24日采访日之前，我们所有的交流基本只限于此，大家都遵守着理智而客套的距离。

我约他做访谈对象时他答应得非常爽快，并主动与我分享采访资料，沟通意见。他日常生活非常忙碌，除了正常工作外还持续参与社区与社会活动，我们口头约定了访谈的大致时间，我却一直没等到他的正式确认，23日夜间，他才与我商定访谈时间地点。因为工作安排的关系，他希望约我24日下午到他家附近进行，当时与我约定的地点是下午茶餐厅。

因为需要单独与男性访谈对象见面，次日我特意留了心眼，着长袖长裤，自认为没有失礼或不妥之处。可能他真的太忙了，直到我中午离开学校，他才发给我具体的见面地点，我顺着他的指示从兆康地铁站出站，我一路走进了花园小区，并进入了单元楼内。

没有下午茶餐厅，进入楼宇内时我才意识到，他指示我去的地方可能是他家。虽然他之前从未与我说要去他家，但反应过来后我并未顾忌太多，初来乍到的不熟悉和担心失去访谈对象，使我混沌地相信自己一贯的幸运，自然地与他见面了。

他家只有他一人，我的采访很顺利，双方亦很客气，大约四十分钟全部结束后我准备告辞，他却突然邀请我去听他弹钢琴。彼时我心想，既然他配合我完成了访谈，全程也并没发生任何不礼貌的事情，我再拒绝听琴而着急离开，未免过于不给面子，一首歌的时间而已，听完便走。

进入琴房时我坐在钢琴旁边的沙发上，听完一首歌后我客套地表示了一下夸奖，准备起身告别，他却突然拦住我，热情邀请我坐到琴凳上来，问我愿不愿意让他教我弹几个简单的音符。

从进单元楼开始，我便保持了警惕与提防心，尽量预设了坏事情的发生。但其实困境就在这里，无论如何警惕和预设，一旦进入强势一方的控制范围内，很多事情便由不得自己的理智了。

我明白我应该立刻离开，可我也明白我似乎无法一时间便客气离开，我半推半就地在琴凳上坐了下来。我坐下后他把一只胳膊搭在我肩膀上，另一只手握住我一根手指在钢琴上摁键盘。

其实，他把胳膊搭上来并握住我手指时我已经慌了，我明显感到他超越了我们之间的安全距离，可当时我并界定不出这是性骚扰，我的脑子一片空白，所有学过的东西一个都冒不上来，我只能尴尬地附和他，希望尽早结束这首曲子我立刻告辞。

可一首歌结束他并没有放我走，反而将搭在我肩膀上的胳膊慢慢下移，从肩到背，最后他直接揽过我的腰抱住我，一边抱我还一边说着“大哥哥的暖心话”，如同他曾经在短讯里与我说的一样，新闻学习不易，所以要保持本心，坚持梦想。当时我已经完全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了，他每一个在我耳边吐出的词汇都变成散落的笔画，此时我已经意识到他在骚扰我，我知道自己碰到了坏事了。

单你以为那个时候人人都能像教学里的一样厉声喝止吗？

我想说，大多数的普通人，尤其是第一次正面遭遇此类事情的普通女孩子，做不到。

我脑子里想了两种措施，第一种是我激烈反抗并斥责他；第二种是只要他没采取进一步措施，我便不要激怒他，敷衍后及时离开现场。

当时的情况是在现场只有我们二人，且在他熟悉的环境下，如果我采取第一种措施，或许会引起对方更激烈的情绪而导致事态失控，于是我本能脑子空白地选择了忍气吞声。

期间他抱了我数次，用头贴近我的耳侧，揽腰和抓手，并全程伴随“大哥哥的打气暖心话”。时间过去了多久我不记得了，只知道每一分钟都是煎熬，好几首曲子过后，我才抓住空隙，借口朋友等吃饭一定要离开了，他才起身放我走。

临行前他说接下来还要去给小朋友教钢琴课，于是要同我一起出门，我在玄关已经穿好鞋准备开门前，他却过来把我控制在墙角，再次抱我且多次试图吻我。我当时已经很生气了，用力推开他告诉他不要这样，可被我推开后他却依然笑嘻嘻地说对不起，问我那是否可以再抱抱。

走出单元楼后我觉得自己像吃了苍蝇一样恶心。

我马上给当时的男朋友打电话，心里感觉憋满了委屈与害怕，但所有的理智和曾经的教育在那一刻都没有起作用，我的脑子一片空白，徒有愤怒。接通男友电话的一瞬间，我说不出口自己刚刚到底具体经历了什么，只草草告诉他我被毛手毛脚了，现在很生气，即使他追问，我也没说出具体发生的事情。

不说不是因为害怕男友评价我，而是我莫名其妙不自知地自己责怪了自己，以至于我只想赶快告诉他我的委屈情绪，然后便能立刻自我安慰和强制遗忘，暗示自己没有受到性骚扰没有受伤害。

那天回到家后我写了个便笺发了朋友圈，极简地叙述了今天的遭遇，回复我的朋友普遍表示了对咸猪手人渣的谴责和对我的关心，告诉我以后要注意防狼等等，但也没有一个朋友直接提示我被性骚扰了。

去年Me Too尚未如此盛行，不仅我的朋友，甚至连我自己都没主动想到“性骚扰”一词，我们观念里最先行与最持久的对此类事件的认知都是“色狼”、“咸猪手”、“恶心”、“女孩要注意自爱”等十分世俗的口语表述，就像大多数女性遭受到不公的恶意时一样，我们基本没有制度层面的意识，只有世俗与道德上的口头谴责。

这是我很想这次提出来，也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一个地方。

即使这次Me Too最终只会是一场狂欢，我都希望能在尽量长的狂欢时间内，看到并关注狂欢的所有普通人能更科学地认识一次真实困境。

这个科学包括认知性骚扰，面对性骚扰，和性骚扰后的正面恢复。

这个科学不是简单地谴责施害者的“人渣、垃圾、咸猪手”，而是明确知道他在犯违反现代人类社会规则和法律的错误。

之所以我同时提到了规则与法律，是因为众所周知的这个国家目前的法律并不完善，从普法到司法都是帝王家的议事折子，而倒逼制度的进步，才是Me Too最值得推崇的意义。

最后，我想为所有幸运的从未遭遇过伤害的女孩和男孩，从遭遇者的角度总结一下性骚扰面对和恢复。

首先，对所有第一次遭遇正面性骚扰的普通人来说，面对骚扰（此处特指除了插入式性交之外的所有边缘接触行为）时我们都很难即刻做出教学上的理智反应。大多数人是三个阶段：尚未意识到这是性骚扰，只是感到被对方跨越了安全距离且不适；意识到这是性骚扰但脑子一片空白；事后强迫自己遗忘刚刚的经历。

其次，不是只有插入式性交才是性骚扰，非插入式往往让人更难察觉、防备和取证，也更容易发生，除此之外语言也是性骚扰，这个便几乎无处不在了。而一旦意识到自己被性骚扰了，不要强制性选择性遗忘，伤害已经造成，选择合适的对象展开正面倾诉，有可能的话即使留证和报案。

最后，一年来直到今天之前我都回避倾诉的原因之一，是我害怕我的详细倾诉会造成对方对我的评价：你既然知道是单独见面，为什么还要去他家，这不就是自己没保护好自己吗？看，我也陷入了这个优先自我责备的受害者怪圈。

我想说，受害者没有错，他/她们的所有遭遇，都只是因为遇上了魔鬼而已。

2018年7月26日

香港，西九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