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浦江上的彩虹桥】疾风骤雨中的申请季

自2022年6月下旬结束在芝加哥大学的学业并返回上海居住以来，全年度（按照学院制而言的2022-2023学年，即2022年7月至2023年7月）最核心的议程就是进行北美历史学博士项目（Ph.D. in history）的申请。当然，实际上关于申请本身的只有前半年（2022年7月至2023年2月），之后半年的安排完全有赖于预计在2023 年2月揭晓的申请结果：如果申请成功，那么2023年2月至7月的最主要议程将是在各方面筹备回北美读博，如果申请失败，那么漫长的在北美求学的道路就此终结，将在2023年2月起在中国大陆求职，并且不得不在生活方式、行为模式、社群网络甚至对公共事务的观点等方面进行颠覆性的调整，这也意味着整个人生的路径规划将彻底改变。

在7月解除隔离回家后，我展开的第一项工作是同各个目标学校的老师进行联系，即俗称的“套磁”工作。我的套磁工作遵循“广泛撒网、重点捞鱼”的策略，先根据在既往文献阅读中形成的对本领域相关学者及其任教机构的了解，并结合在加州大学以及芝加哥大学的导师们的推荐，形成申请目标的关注列表，共计有27所学校，其中22所在美国，5所在加拿大；26所是历史系，1所是东亚研究系。在往后的大约1个月中，我按照大体固定的格式，填入具体的内容，向这27所学校的历史系/东亚研究系中我有意师从的教授发信联系。邮件内容大致是这样的：第一段介绍自己是名字以及芝加哥大学历史学硕士的学历、硕士导师的名字、硕士论文的题目、自己简要的学术兴趣，并询问收信者今年是否计划招收博士研究生。第二段则先简要论述为什么自己的学术兴趣和收信者的兴趣相吻合，往往是结合自己阅读过的收信者之前的学术作品来谈；再谈及自己在硕士论文中主要运用的方法和得出的结论，并由此引出自己对博士期间感兴趣的研究项目的设想，以及这二者之间的关联；最后一部份则是提出自己为申请该博士项目而作出的其他努力，例如自己已经先行开始史料搜集工作，或者自己也是该收信人所在的某一社群网络的成员，等等。套磁的过程其实是非常考验申请者对本领域学术文献的熟悉以及对学术圈最新动向的把握的，至少要做到能准确清楚地说出自己所研究的领域及其外延部分有哪些学者在哪些北美的大学任教，并且这些学者分别写过什么有代表性的作品、其主要观点是什么。这些只能通过在之前的学术训练中细水长流地积累精进，以及在各种学术会议、workshop甚至scholar activism中拓展自己的学界人脉。部分学校有多名和自己的研究领域相关的学者任教，因此我总共发出的套磁信有大约40封。可能是因为我的表述相对清晰，本身的学历背景和硕士导师资质也足够过硬，绝大多数收信者都进行了或长或短地回复。虽有部分学者没有答复我的套磁邮件，但至少确保了每一所目标学校至少有一名教授予以答复。

         答复的内容或长或短，大多充满鼓励。坦率地说，套磁阶段最有价值的答复往往是那些明确告知我今年不招收/不愿意指导我的学术兴趣之下的题目，这类否定的答复。因为这些否定的答复可以帮助我迅速清除掉不该申请的候选学校，节省时间精力财力。至于鼓励之词，无论真心还是客套，这都离最终的录取相隔十万八千里：教授在七月是否有招生意向和最终ta在本年度是否招生之间存在大量变数（变数的可能性往往是有意招生的教授最终因为没有满意的申请人或者因为系所的经费/名额限制而在该年度最终不招生），即使教授确实有意录取且该系所有足够的名额，最终是否录取某申请者也必须由多名来自不同领域的教授组成的admission committee（录取委员会）组成，单个教授即使是针对和自己高度契合的申请者的发言权也是相对有限的。Duke、NYU、McGill等若干所学校的老师明确给了否定的答复，理由则各不一致，例如自己今年没有招生，或者我的研究兴趣并不吻合，等等。在套磁结束后，目标学校从27所缩减到了17所，其中16所历史系、1所东亚系。被保留的这一所东亚系在多伦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ronto），有我非常想师从的W教授在那里任教。申请该系的原因是，通常情况下，研究PRC History的教授若在东亚系任教，也往往在历史系挂职，且本职大多在历史系。然而多伦多大学的情况则是特例，W教授仅在东亚系任教并招生，故而申请该项目。此外，另有Cornell、Toronto、UChicago的三位教授在回信中邀请我进行面谈，我且称之为preliminary interview（找不到合适的中文语境下的词汇来描述，总之意思是，作为教授私人行为的、非正式的面谈，用来增加对申请者的了解， 帮助教授对该申请者将要投递的材料进行判断。这并不是系所的固定流程，更非必须，但被邀请preliminary interview往往是正面的信号，至少说明教授对申请者的研究感兴趣）。与此同时，我也开始着手构思第一份SOP（个人陈述）的草稿了。

         9月8日完成了第一次和目标学校教授的线上交流，是Cornell的S教授。交谈预计30分钟，但实际上谈到了1小时，天南海北无所不涉。在结束当天的对谈后我按照原定计划回高中母校访问、并应校长之邀，乘坐校车一个多小时前往崇明岛上新开设的分校，给学弟学妹们以校友身份开设一场人文通识类的讲座。历史学博士申请的preliminary interview之后回到高中母校去讲人文通识，是很耐人寻味的搭配组合，串联起这些年一路走来的风风雨雨。高中母校作为上海唯一一所小学、初中、高中的十年一贯制学校，一直强调的一项理念是“小学讲兴趣、初中讲情趣、高中讲志趣”。我自恃从小是喜欢阅读、喜欢思考的，但把这些兴趣转化成人文社科方面的志趣、并在高等教育阶段去长期钻研并立为为之奋斗的志业，就是得益于高中母校三年的熏陶和启蒙，特别是在无力改变的应试教育大环境下仍然尽力保护住我心中那些理想主义的种子。毕业已经许多年了，跨过太平洋，从圣地亚哥的海岸走到密歇根湖畔的芝加哥大学，磕磕碰碰、不断前进中，故乡也早已经物是人非。讲座完毕，和阔别多年的诸位老师话别时，大家都说祝我申请顺利。哦，天呀，我的下一站会是在哪里呢？如果，万一的如果，不顺利，怎么办呢？

         万一不顺利的结果我不敢去想，不仅仅是对学术道路中断的不甘，更大的原因是，回国后的几个月，我已经被周而复始的核酸检测、扫码登记、楼宇封控折腾得筋疲力尽。假如我的申请不顺利，哪，我在这样的环境中，该去找什么工作？我能忍受这样的环境多久？这样的环境又还要持续多久？……

         这些内容也想不出什么答案，心烦意乱的时候就强迫自己抽离出来去构思SOP的写作吧。SOP是整个博士申请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也是自己最掌握主动权的部分。和SOP同等重要的可能还有推荐信，但推荐信的主动权在于撰写的教授，且教授对自己的评价早在之前已经定格，没有多大的修正空间。SOP则不然，完全取决于自己，通过这篇文书展示出自己是什么样的形象。大约在10月15日，我在实习单位上海外滩美术馆忙里偷闲，完成了SOP的第一稿（first draft），并将之发送给我在芝加哥大学的2名教授（教我方法论的H教授以及我的硕士论文导师R教授）、2名博士生学长，请其提供基于各自背景的参考意见。这两名博士生学长其中一人（且称之为B）是精通汉语的英语母语者，社会学系博士生，在之前的学术活动中相识已久；另一名则是对东亚议题并不了解、但工于批判性写作的哲学系博士生（且称之为U），也是一个非常活跃的学生行动者（student activist），我们在学校的工会活动以及反种族歧视运动中相识并成为好友。

随后的2周中，一方面是收到了来自四位阅稿人细致的反馈，细致到对许多具体用词的斟酌拿捏。我慢慢打磨出了SOP的第2稿直至第9稿，也就是最终稿。在此过程中，我又拜托若干位在其他北美高校任教、但在之前的套磁中同我建立了良好关系的教授、之前的各种活动交流中结识的若干位其他欧美高校人文社科在读博士生、以及我在芝加哥大学的同学W帮我审阅了SOP的后续版本。还是和套磁阶段一样，我最欣赏和期待的不是客套的鼓励和恭维，而是单刀直入地指出潜在的问题，好让我在下一稿改进。在各种直率的批评和修改建议中，历时大约一个月，在11月15日前后，SOP在第九稿得以定稿。从第一稿的2400字硬生生缩减到了1300字。砍掉的部分包括一大段在SOP中出现并不合适的文献综述，略显多余的对UCSD的毕业论文的描述，以及画蛇添足式地描述自己本科的政治学训练如何可以在政史结合的层面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历史学家（事实上这在很多研究文化史和社会史的教授看来反而会引起不必要的疑虑）。在删节精简内容的同时，每一稿的语言也都比之前的版本更加淬炼。用多伦多大学W教授的话说，SOP就必须是一个精雕细琢的工艺品。

在打磨SOP的这一个月中，另有一项成就得以达成，就是我在芝加哥大学的毕业论文被AAS（全美亚洲研究年会）收录。作为一个尚未进入PhD项目的MA Student，能通过投稿individual paper被AAS入选，对于即将到来的申请毫无疑问是积极正向的信号。AAS的投稿在8月截至，需要提交500字左右的proposal。所有投AAS需要的材料我都在离开芝加哥之前定稿毕业论文的时候完成了，主要就是从introduction和conclusion两章节中摘取一些核心信息并作语言的理顺疏通。此外，芝加哥大学为我撰写推荐信的四位教授：执教方法论的H教授，两位研究modern China的R教授和E教授，以及研究晚清民初思想史的汉学泰斗A教授，都已经在我离开芝加哥之前同我谈妥许多关于推荐信的细节，而不需要我在11月再有更多的催促和操心。其他的申请材料诸如cv（简历）和writing sample（写作样本），也都已经在回国前水到渠成地落定了。特别一提的是，写作样本就是我的硕士论文，无须另起炉灶（写作样本应该代表该申请者在本领域迄今为止的最高水平）。但是，我的硕士论文长达150余页，显然不可能全部提交。不同的学校对写作样本的长度要求不一，但不外乎15页、20页、25页、35页、50页这五种规格，除了UC Berkeley只允许提交10页。因此我在11月初花一天的时间，基于硕士论文原文，摘取、拼接、分别定制了以上六种规格的writing sample。

11月22日至27日，我停止所有在实习单位的工作、给媒体的约稿以及其他对外联络，在家闭关，投递申请材料。真正填写申请材料，无非是面对冗长的表格，注意细心罢了。在美求学多年，无论是申grad school还是申各种grants，形式其实大同小异。我把一些关键信息（比如所有的学校都要填写的推荐人的个人信息、邮箱、头衔等等）提前写在word文档里，复制粘贴即可，降低了打字失误导致不良后果的风险。

整个12月至1月间，等待录取结果的过程总显得漫长而无力。北美的人文社科博士项目基本不实行滚动录取，一般在2月至3月公布录取结果。对于被录取者，则可能在正式通知下达之前会经历来自意向导师和/或委员会的面试。此类面试往往并非在项目网站上明列的固定流程，而是会在项目审阅了申请材料之后对进入该流程的申请者进行邮件预约。一旦受到面试邀请，至少意味着这名申请者进入了非常前列的shortlist。由于仍活跃的社交圈大多在北美，考虑到时差的缘故，在上海每天早上醒来习惯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查邮件，看海外是否有找我接洽的事宜。自1月10日起，每天都期待会收到来自心仪的项目的任何形式的联系，当然最好是热情洋溢的面试邀约。焦虑，紧张和烦躁逐渐占据个人的日常生活：周围环境已经足够糟糕了，若是不能按照我既定的学术道路进行下去，那面对的就是个人蓝图中断、加之无法再回到北美发展的双重几乎无解的困境。可是除了等待又能有什么办法呢？

1月20日，除夕夜的前一天，即俗称的小年夜，收到了Cornell的S教授的邮件。邮件标题标注了代表紧急事项的红色感叹号，单刀直入地邀请我在三小时后进行zoom面试。当天的面试持续了四十五分钟，具体的内容非常私人化，细节在此就不公布了。S教授明言，面试我的目的是ta在看申请者的材料，想和我确定一些关于研究方法、研究领域的调适空间、个人对某些可能遇到的困难的处理方式以及一些涉及三观的问题的看法和态度，更多属于确认性质，待确认无误后，就会将我的材料列在ta向admission committee提交的录取名单第一位。虽然admission committee进行最终录取，但是作为教授对自己领域的PhD student录取的意见也是非常重要。当天的面试非常顺利，隐隐约约感觉自己被录取的可能性大增。我甚至猜想，这位同样是亚裔的老师，是否特意在小年夜来联系我，想让我在比较积极的暗示中度过春节。纵然如此，在没有最终敲定录取之前，我的忐忑是无法排解的，毕竟，谁知道还有什么变数呢？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北美的文社科博士录取就变得竞争异常惨烈，而经过2020年新冠疫情的后遗症，elite programs的缩水更加雪上加霜。几百名申请者中录取十余名，这样的录取比例早已是新常态。

这场漫长的剧目在1月26日划下句点。1月26日也是我多年前收到母校UC San Diego（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录取的同一日期。1月25日从我的老家：位于上海南部的海滨小城金山出发，同家里长辈一起驱车去无锡旅行。次日清晨6时，被爆竹声惊醒的我收到S教授的邮件，告诉我昨日系内开了admission committee meeting（caucus meeting），我的材料顺利得到了所有历史系教授的一致认可，已经被录取为PhD student，只是以文件形式下达的录取通知书需要走再一步的上报、大约3周后由学校的文理研究生院（Graduate School of Arts and Sciences，GSAS）下达。在GSAS下达包含奖学金信息的正式录取通知书之前被录取者由教授和/或系所进行非正式告知是惯常做法。收信的那一刹那，喜悦的心情溢于言表。我显然不认同唯结果论的功利思维，但此时此刻对自己说一句：至少一切的努力终究值得。2月14日收到了来自Cornell的正式offer，附上的funding package也差不多是北美高校的最高一档水平。这并非是什么值得欣喜的，反倒是有一种多吃多占的愧疚。许多学术上未必差强人意的公立大学，因为资金的短缺以及随之产生的重理轻文的做法，导致其人文社科专业的博士研究生的funding package只有Ivy School的大约一半，很多人文社科的博士生特别是国际生处在官僚主义、资本主义以及针对国际生和新移民的排斥性规定背后的种族主义的多重压迫下，长期处于赤贫状态。2022年秋天UC（加州大学系统）的大罢工就是这类问题积重难返的结果，可惜作为UCSD校友我未能直接在现场参与支持。往后在学校里，我会更加尽我所能地支持和参与研究生工会。毕竟平等应当是一切价值的基础。我时常认可的一句记不清出处的话是：读书的目的不是为了做人上人，而是为了去消灭人上人。总之，从2月开始，随着和Cornell可能发生竞争关系的另外若干所Ivy Plus Schools相继发来不录取的结果，申请季就进入了垃圾时间的状态：虽然名义上没有结束，但最终的结果不会再有改变。

2月17日，AAS2023的remote session召开（in-person的会议则在3月于波士顿召开，由于去年投稿的时候不知道出入境政策会放开，故而选择了remote session，无缘今年线下的会议），我根据北美时间设定闹钟，在上海时间的凌晨2点30分起床，在zoom会议室里分享了我的硕士论文以及在博士阶段可能作出的延伸拓展。AAS 2023也是毕业后第一次又回到熟悉的话语体系和社群中参加活动，也远程见到了许多熟悉的面孔。会后一个奇怪的问题映入脑海：上一次开闹钟半夜里起来、靠一大杯venti coffee提神是什么时候呢？应该就是2022年6月27日，结束UChicago的硕士学业、测核酸、赶飞机回国的那天。两次凌晨闹钟之间的距离，就是整个漫长而终有所获的申请季。离开已有大半年了，是该回到学校和社群中去，继续做我该做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