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上）- 巴黎/柏林

是時候需要寫下一些了。在下一個旅程啟程之前，趁我還沒有把記憶和夢境搞混之前。

四月發生了很多讓我開心的事情。比如第一次看到一位朋友穿彩色衣服。說出來都覺得好玩，但在我們一年中斷斷續續的所有會面中，他只會穿黑色的衣服（偶爾搭配白色）。我覺得他很了不起，一位從五十年代默片出來晃蕩的角色，堅守他自己的原則。那也是他第一次來我做義工的咖啡店拜訪我。隨後我們去了我最愛的電影院，取了從立陶宛Jonas Mekas Centre寄來的巨大海報。分別之前，我跟他說，下次見面的時候我一定會變成另一個人了。我要用一整個月的時間旅行，撿拾過去的記憶。

第二天我坐上火車去了巴黎。不知從何時開始，去巴黎的旅程不再令我感到傷心。可能是有朋友在的緣故，我不再需要寄住陌生的地方，呼吸陌生的空氣。晚上到達了朋友在蒙蘇里公園旁的住處。在我沈重無比的膠片錄像機和行李之間，她興奮無比仔細查看了一番我的相機。我說這一捲錄影帶我已經有一年沒有碰過了，可能這次旅行會繼續拍一些東西。她送給了我收集已久的，巴黎院線獨家發放的Aftersun拍立得，「蘇州河」明信片，和Louis Malle回顧展海報。第二天我去了蒙蘇里公園，和盧森堡公園旁有三家影院的小徑，看了兩部電影。幾乎是在我返回她家，等待微波爐加熱從超市買回來的葡式焗雞饭的同時，我們決定半小時後再去看一部電影。她提議說：我們要不要去看Aftersun。我說：好啊，走吧。她不知道這是我第六次看。我也不知道我需不需要再看這一遍。但我還是出了門。在天要黑的時候，步行小半個城市，來到電影院旁邊的家樂福與她碰面。她說，要喝什麼嗎？我們在果汁貨架旁面面相覷。然後我買了一大瓶綜合果汁，她買了石榴汁。她說這款石榴汁喝起來像酒。我們進了影院，坐在第二排。這是一家我從未進過的影院。旁邊有許多餐廳、酒館。看完電影她騎車返回，留我在電影散場後一路聽歌一路消化淚水，再次，散步小半個巴黎城平復心情。

第二天從巴黎，坐上了十幾個小時去柏林的火車。在漫長的車程中，我被安排到了兒童車廂。車廂桌子上印著彩色的草原牧場，四個並不相識的成年人面面相覷。我沒有睡著，也沒有開口跟他們講話，只是從餐車買了幾瓶啤酒，一瓶又一瓶把自己喝醉。火車在法蘭克福轉乘，記得上次來法蘭克福，在這停留了不到兩個小時，因找不到吃飯的地方，便沿著萊茵河散步，想通了許多事。火車再次停在了一個很小的德國村鎮，我買了一包菸，頭已經開始疼起來。晚上十點到了柏林。熟悉的車站，熟悉的一切，我卻不知道如何思考了。二月份的電影節是一場幻覺，一切都被撤走了，城市變得空蕩，冷清，安全感蕩然無存。像小時候騎的四輪小單車，突然在學會騎車的時候被家長卸掉變成只有兩個輪。有些令我感到不安，但好在我已經學會如何對抗這挑戰。

醒來伴隨頭痛，眼睛不知為何腫了起來，幾乎睜不開。步行熟悉的東柏林小巷，天氣陰鬱，我去到aldi，觀察旁人使用切麵包的機器，直到一位爺爺過來問我需不需要幫忙。再晚些的時候去了廢棄機場，趕上突如其來的大雨與突如其來的天晴。我的病愈發嚴重，好像被打敗了一樣。在沒有任何事情可以做的情況下，我一時不知道如何把自己放置在這座城市。處處都是記憶，好像在街上走著一不留神就會被某個記憶軌道帶走，帶回過去。我只好哪也不去，在床上反覆看那幾部於我來說很重要的電影。有個人說過，孤獨感是令人嗜睡的。這句話總結了那幾天我在柏林的感受。一天內我可以一句話也不說，只是看著Angela Schanelec無比慢節奏的電影看到睡著，醒來再把沒有看完的部分看完。要離開前的那個星期六，我見了老朋友。一年未見，她已經要結婚了。我讓她猜測了我現在的職業，很好笑她第一個猜的是uber driver。隨後我們去了一家很難吃的日料店，還去了她的公司偷了兩瓶酒，一路走一路喝。她邀請我明年一定要去她的婚禮，和八月份在東柏林小鎮的techno派對。

那天，可能是在來柏林的這幾天來狀態最好的一天。晚上我又把自己喝得很醉，決定waltz in一家畫廊的閉幕活動。門口放著幾筐啤酒，我很開心地拿了一瓶，拿打火機（附帶開瓶器）準備進去。突然身邊圍了一圈人管我借打火機，我順便與他們聊起天來。Wolfgang Tillmans見到我們在門口站著抽菸，邀請大家進來，遞給我一個椅子，讓我隨便找一張桌子坐下。可能因為喝得太多，我並沒有感覺他作為我最喜歡的藝術家之一有什麼特別，也沒有任何上前跟他說話的念頭。活動繼續，見到自由的柏林人唱歌跳舞，我幾乎是要醉到（開心到）失去知覺了。活動結束後我與先前在門口聊過天的一位女士繼續聊著。她的名字叫Voila，是Wolfgang Tillmans的老友，也是他的工作室檔案員。她說我講話有英式口音，我說不要啊，這讓我很難過。她隨即補充：其實仔細聽，你也有美式口音。她問我為什麼來柏林，我說，一時很難回答，但我愛這座城市，過去兩年都會來這裡參加電影節。我和她聊起我最愛的Berliner Schule，千禧時期的電影風潮，說因為喜歡許多那時期的電影，以後想來這裡學習電影。我們又聊了一個多小時，聊到最後房間只剩幾個人。她很認真的說，她會幫助我找實習機會。我們交換了聯繫方式，她說她願意在我離開之前再見我一面。

在我離開前一天的中午，我們約好在Kottbusser Tor旁邊的一家傳統土耳其咖啡店見面。她花了午休的時間騎車來見我，讓我很感動。我給她看了我之前在大學時旅行拍的一些攝影作品，她說有一張甚至讓她想起Andrei Tarkovsky的Mirror。之後她誇我的話我幾乎都沒有聽進去，因為這可能是我平生收到過的最大的稱讚了，也是最重要的一個。我感謝她抽出時間跟我見面，這對我來說很重要。她也謝謝了我們因為一個打火機的偶遇，說保持聯繫，無論如何都要堅持創作下去。然後我便又充滿了力氣。

離開柏林的前一晚，我又前所未有過地感到難過。在廢棄機場旁邊冒著雨騎車，喝了大概有六瓶啤酒。我沒有辦法說我還是如此愛這座城市，我什麼都不能說了，只知道自己在今年不會再回來。那晚的落淚我會記得很久，毫無原因或是有無數原因的落淚。到底是因為絕望還是發自內心的開心，難以分辨。可能這是道別的眼淚，一種難以形容的情緒，最激烈的一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