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电影简史之1960年代女性导演的电影语言：以梅•扎特林的作品为例

1968年，曾经相当成功的女演员梅·扎特林（Mai Zetterling）改行当导演后所执导的第四部电影《女孩们》（Flickorna / The Girls）首映。该片讲述了三位女演员随一部希腊舞台剧《吕西斯特拉忒》在瑞典巡演的故事。三位女演员的扮演者都是通过英格玛·伯格曼的电影出名的，她们是比比·安德森、哈罗特·安德森和古纳尔·林德布鲁姆。故事中她们三人在舞台剧中光彩照人，但在生活中却与各自男性伴侣的关系都产生了问题。第一个已婚，没有孩子，她的丈夫希望她离开演艺圈，以支持他的事业；第二个与好心、乐于助人但又无聊的丈夫有好几个孩子，生活乏味之极；第三个与她的情人有一个孩子。和扎特林的所有电影一样，《女孩们》这部影片的特点是高度的精神主观性，内心戏占了影片的大部分。舞台剧、现实的生活以及三个女性的超现实主义幻想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矛盾不断的叙事框架。这部影片上映时完全不受影评人欢迎，主要原因是影片公开的女权主义在当时显得特别具有挑衅性，有影评人说影片中的男性形象过于“低矮”，而那时瑞典的影评人界几乎全是男性。

这种负面讨论使得影片的票房十分惨淡，只上映三周就被撤下。这也导致了梅·扎特林的导演职业生涯因此中断了18年之久。此外，影片中的女权主义宣扬似乎成为梅·扎特林的标签，在1970年至1997年期间撰写的所有关于瑞典电影的标准版本著作中，只要提及梅·扎特林，那一定会和女权主义绑定在一起。

尽管在扎特林的影片中，尤其是在《女孩们》这部电影里，肯定是有鲜明的女性主义色彩和性别视角，但她的电影中一个更为普遍的特征是对现代社会的异化和目标丧失的现代主义批判。性别视角往往表现为反复出现的两性之间极为对立的观念。

《女孩们》中对当时社会的现代主义观批判，实际上是对瑞典社会民主福利国家制度的批判，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这种批判并不是来自于更偏向于社会民主主义政治的左翼立场，反而是从一个有些偏保守主义的视角出发。

《女孩们》上映时恰逢瑞典社会民主福利制度推进的高峰期。在长达36年的时间里，社会民主党一直处于政府的主导地位。从50年代起，该党实施了一系列改革，以改善下层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通过了关于工作时间、病假、退休计划、保健和休假的法律，在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又将教育、文化和住房列入福利议程。长久以来，瑞典住房一直紧缺，政府决定在1965年至1975年的十年间建造100万套新房——即所谓“百万房屋计划”，这成为社会民主福利制度理想的具体体现。此外，建筑业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因此大规模建造大型公寓楼的成本相对较低。当瑞典各地大小城镇的城市中心被拆毁时，百万房屋计划的建筑雨后春笋般在城市中心周围的郊区拔地而起。但这种突飞猛进的建房计划在其第一阶段就已经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尤其是对老城区建筑的拆除。

一些建筑家自认为别具一格的新建筑纷纷想成为城市新地标，这时瑞典民众中出现两种对立的声音，最终，保留古建的声音占据上风，今天人们去斯德哥尔摩必去的老城内的建筑便是这期间抢救下来的。

但这时也有另一派建筑家，他们是支持新居计划的，但新居不应代表丑陋和快速，而是要有远见——即建筑应该适应环境和气候，要有品味和品质。其中之一是1939年以年轻建筑师身份移居瑞典的英国建筑师拉尔夫·厄斯金。梅·扎特林在《女孩们》取景时，便将镜头对准了厄斯金设计的建筑，主要是两处，分别是在北极圈内的基律纳市的高楼和北部城市Luleå的购物中心。这种建筑确实融合了实用、新颖、美感以及可持续性。

而扎特林之所以选中这两座建筑，是认为可以它们很好地表现她影片的某一主题。因为这两座建筑象征着福利国家的一切物质享受，但这种享受又是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殿堂，而且吊诡的是，它们似乎又在呼应社会民主主义的理想，因为建筑内外部都是那么有条理、有框架。

扎特林影片中的建筑无疑是男性主导社会的象征，剧中三位女性常常出现在这些建筑里，似乎很迷恋这种舒适和安全。这便是扎特林的巧思，她把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放在更大的生活空间里，女性的女权意识再强，彻底逃出多年来男权社会无处不在的有形的、无形的社会环境都是需要长时间的理性认知。

《女孩们》的票房失败更证明了她的思考是有远见和深度的，这部影片如果在现今正在经历女权浅层面讨论的社会中再次放映，或许仍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