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电影简史之20世纪60年代的电影

如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一样，20世纪60年代是瑞典电影史上有意思的十年和经历各种变化的十年。在电影工业体系上的变化包括：1963年瑞典电影学院的成立并得到强有力的财政支持；电影税被取消；电视更加普及导致电影院的观众人数极速下降。在电影技术上的变化有：原来用以拍摄纪录片的16毫米胶片设备的改进，使得其他类型的电影也开始使用这种胶片进行更为灵活的拍摄，也让很多年轻导演更有可能早早开始拍自己的处女作。此外更主要的是思潮的变化 ，既有法国新浪潮（New Wave）的影响，也有当时社会和许多电影人的政治意识的提高。

上世纪60年代，出现了不少电影人的处女作。这些导演中的许多人在拍摄第一部电影时都缺乏行业经验。但也有例外，如维尔戈特·斯耶曼（Vilgot Sjöman），他曾是英格玛·伯格曼的助手，而梅·扎特林（Mai Zetterling）曾是一名成功的女演员。这批导演的背景也各不相同。博·维德伯格（Bo Widerberg）曾经是作家，Jan Troell是老师，还有不少来自斯德哥尔摩新设立的电影学校，比如Jarl, Lindkvist和罗伊·安德森（Roy Andersson）。但无论缺乏哪类经验，他们都试图用热情和表达自己想法的冲动来进行补足。作为新导演，他们的电影即使在开始缺乏广泛的观众，票房无法收回成本，但仍然会得到瑞典电影学院所设的专项基金的支持，直到他们到慢慢成长为成熟的电影导演。

从业余爱好者和普通电影人成功地转变为著名的电影人，这是瑞典电影行业60年代的一个重要特点，也颇能反映出当时的电影氛围。但这种转型不是天上掉馅饼，而是电影人为自己发声，多方争取的结果。博·维德伯格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962年，他在《每日快报》（瑞典当时较有影响力的报纸）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后来收录在Visionen i Svensk film《瑞典电影面面观》一书中。在这些文章里，他挑战了以往影评人和电影人的不少论点，这为瑞典后来的电影制作方式和途径铺平了道路。博·维德伯格在其中一篇文章《多棱镜》 （Den grumliga spegeln）中，提出当时在瑞典只有两个导演可以自由地拍摄他们想拍的电影，即英格玛·伯格曼和阿恩·萨克斯多夫（Arne Sucksdorff）。这一状况非常有问题的，因为在一个需要 “横向电影 ”的时代，这两个人都只拍了 “纵向电影”。也就是说，伯格曼只拍了关于人与上帝（以及恶魔与死亡）之间关系的电影，萨克斯多夫则只拍了关于人与动物和自然关系的电影，但这两个人都没有真正拍出关于当下动态社会中的人与他人关系的电影。而这一点对博·维德伯格来说很重要：“今天的瑞典社会应该可以提供多元视角，人们也已进行了许多观察。我认为，允许有人拿着一面多棱镜子去照照此时、眼前、丰富的社会至关重要”。博·维德伯格认为，其他的电影制作人无法拍出真正的个人作品，因为他们只被要求重复拍摄毫无新意的类型片。新一代的电影人应该有其他的可能性和能力拍出更多的个人化电影。其中两个重要的因素是：新技术和新的拍摄方式，使他们能够拍摄出低成本电影，加上瑞典电影学院相当慷慨的基金支持，专门用于“叫好不叫座”的电影。

当时瑞典电影改革的推动者之一， 也是电影学院的第一任常务理事哈里·谢恩，以及其他有影响力的人都偏爱这些刚刚入行的电影人和他们拍摄的电影。但由于他们的影片不同于以往的表达方式，对于它们的评价在开始时多少会显得含糊其辞。

后来他们逐步达成一些共识，认为评价一部电影极为重要的几个因素：如电影表达方式和风格的新颖性，电影信息的相关性，对现实或社会批判的客观性，心理洞察和精神层面的准确性，编剧、导演和表演的技巧性，以及电影的其他艺术元素与影片本身的契合性。虽然这些标准并不能保证选出好影片，但确实发现了不少高质量但并非名导演的作品。

1967年至1973年这段时期的瑞典经常被称为rekordåren（创纪录的年代），社会繁荣，福利国家体系稳步发展。然而，当时的电影制作人认为没有理由拍“歌颂瑞典是一个完美和谐社会”的电影，因为电影人不是吹鼓手（对比当下某国没完没了的主旋律电影，实在能看出电影人价值观的反差）。相反，他们的电影会涉及一些挑战性话题，如对阶级制度、性自由、女权主义等问题，对此都进行了相当坦率的表达。另外也有导演愿意从普通瑞典人的视角去表现他们的生活和对社会的感受，如罗伊·安德森的《瑞典爱情故事》（En kärlekshistoria，1970）。

而以梅·扎特林为代表的女性导演也成为这一时期一个亮点，她们在女权和性平等、性解放等社会问题的表达上更有自己的特色，也让瑞典电影有了真正的女性电影概念。

女演员转型做导演在上世纪60年代极为少见，而梅·扎特林向来就是特立独行的，在英国拍了5部短片后，她对自己的导演能力有了信心，于1964年拍摄了长片《爱侣》，片中大胆的性爱表达在戛纳引发了很大争议，她虽然没有获奖，但反而因此有了自信。之后，她不但当导演，还自己写剧本，无论是《夜戏》（Nattlek，1966），《格拉斯博士》（Dr. Glas，1968），还是《女孩们》（Flickorna，1968），扎特林都以自己独特而鲜明的女性视角打破了以往男性导演镜头下的女性，表现了女性对自我、社会偏见、政治、性别角色的讨论和探索，成为那一时期女性电影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