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主义催生民族主义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将美国的芬太尼危机归咎于瘾君子自身，另外再加上政府监管不力。同样的逻辑如果用到1839年，那么结论将是鸦片战争之所以爆发，原因在于中国人对鸦片上瘾，再加上清政府监管不力。

事实和史实当然并非如此。耶鲁大学老一辈历史学家史景迁(Jonathan Spence)的学生、马萨诸塞大学教授Stephen Platt的著作《帝国暮色：鸦片战争与中国最后盛世的终结》( Imperial Twilight: The Opium War and the End of China's Last Golden Age, 556页，2018)并未颠覆对战争爆发背景的传统阐释，但对知识主要局限于胡绳名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我来说显然开卷有益，英国角度与中国角度的对照尤其有趣。

英国对两国交往不平等的怨气由来已久，自1793年马戛尔尼面见乾隆皇帝以后，他们一直认定清廷漠视文明世界的规矩，系统性地羞辱外交使节，拒绝正常通商。接下来的几十年，英国无法通过其他商品的出口来平衡从中国的茶叶进口，鸦片交易成为道德上可疑但操作上可行的替代方案。当时中国人口约3.8亿，Platt认为吸食鸦片成瘾者最低限度为30万人，但其他数据显示应该这个数字可能高达850到1250万，清政府不得不痛下决心禁烟。

两国之间的冲突一定程度上缩微至两人之间的冲突: 钦差大臣林则徐和英国驻华商务总监义律。我不清楚林则徐本来的样子，每次遇到这个名字的时候，脑子里都会出来演员赵丹在电影《林则徐》中的形象，一位刚直不阿、大义凛然、有勇有谋的民族英雄。Platt书中的林则徐在中国根本无力开战的时候莽撞地将中国推向战争，他是位儒家斗士(militant)和卫道士(moralist)。这两个词在英文中的含义并不算特别正面。义律同样严重误判大局，他一度寄望于清政府将鸦片交易部分合法化并由此赢得全面通商机会，所以才积极与林则徐合作，主动上交鸦片，并承诺赔偿英国商人的经济损失。等到林则徐扣押商人作为人质以后，义律被迫转而全力主张开战，他知道双方军事实力存在机器轰鸣与男耕女织之间的代际差异，英国必赢。Platt认为，中英双方在经济与文化交流等关键领域欠缺寻求共识的愿望，温和派在各自的政府内无法取得主导权，最后只能走向战争。

作者的研究功底以外，写作能力同样突出，不少历史场景和角色刻画之引人入胜已经接近电影剧本。当然书中的描述以详实准确的史料为依据，绝非二月河式的信口开河，对乔治斯当东(George Staunton)的再现格外突出。斯当东曾随马戛尔尼访华，与乾隆有过短暂交谈。1800年以后他到广州为英国东印度公司工作，随后开始系统研究中华文化，并将清政府的法典《大清律例》翻译成英文。他认为中国是基督教世界以外最文明的国家，但他的译著在读者中引发截然不同的反应，英国人普遍认为《大清律例》无法适用于文明社会。凌迟、枭首、戮尸等酷刑显然不可能获得基督教新教徒们的理解，这也是以后英国等西方列强在上海、武汉、天津等租界区寻求“治外法权”的重要原因，他们反对将本国公民送交给中国法律处置，如同19世纪版本的反送中。

英国议会关于是否开战的辩论中，斯当东作为广受尊重的中国事务专家完全有能力阻止、至少延迟战争的爆发，但他最终却支持派出远征军。他认为，只有通过鸦片战争才能阻止鸦片交易，只有打仗才能让清政府懂得谦逊有礼，进而给予英国对等待遇，签署正常的贸易协定，开展正常的双边交流，并允许基督教福音在中国的传播。此时，斯当东已经抛弃早前伏尔泰等欧洲知识分子对中国开明专制、开明君主产生过的幻觉。

Platt对鸦片战争的研究很难跟胡绳一样，得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科学”结论，而是大致符合英美左派历史叙事的主要脉络，即帝国主义催生民族主义，其中包括排外仇外的成分。从目前的发展来看，肇始于西方的社会主义理念之精髓已经更多地体现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作为舶来品，其重要性将从根本上被毛泽东思想超过。只要以弘扬国学为名，装神弄鬼的过错远远小于地下基督教会敬拜耶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