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監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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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环卫和回收现状(下) ——需要彻底改变现有制度、生产及消费模式

减废、废物回收与再造,只有针对整个现行体制,才有长远效果。“跨政府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服务平台(IPBES)” 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制定的一个框架,其去年发表的一份报告值得注意。该报告指出,人类活动对海陆空的破坏正在加速摧毁地球支撑生命、自我复原的有效机制。据估计,全球870万个动植物物种中,超过100万个正面临灭绝危机。该报告呼吁,人类必须对生产及消费模式做出“彻底改变”;要达到该平台提出的生物多样性、气候、海洋、卫生、经济及可持续发展目标,需要“转化全球金融和经济系统,构建社会和环境能够承受的可持续经济。”


但改变的阻力在哪里呢?环保人士娜欧蜜‧克莱恩(Naomi Klein)在《天翻地覆:资本主义vs气候危机》一书中提出了“容易摘到的果子” 理论:“策略上,说服政治人物和约束世界最强大的企业,是困难而昂贵的。为避免非常艰辛的战斗,就从容易的事情入手,例如说服消费者购买比较昂贵但没有毒性的洗衣剂。”她批评环保团体只愿改变消费者的行为,却不愿推动制度上的改变——例如推动政府立法、控告大企业违法等。香港一些环保团体也往往放过阎王、专抓小鬼。只从消费者行为入手,因为这显然比向商人及政府施压更容易。例如,关注大型活动后产生大量一次性垃圾的环保团体,不去批评食环署熟食牌照只允许使用外卖餐具装载食物,反而向环保署申请基金资助“绿色年宵”——在年宵场地提供可重用餐具租借服务,意图改变消费者行为。这就是摘果子而非斩草除根的方法。事实证明这种做法成效很低:2019年政府把“绿色年宵”扩展至所有年宵市场,新增免费租借餐具服务,但一次性餐具依旧泛滥成灾;维园年宵餐具租借摊无人问津,首日半小时内仅有一两个人租用。绿色和平年宵首两日观察推算,平均每日丢弃超过30万件一次性餐具,塑料垃圾产生量比去年上升约6%。

2018年年宵后垃圾站情况,回收桶塞满大量一次性餐具和食物包装 (图片来源:Facebook“结束一桶专弃”专页)

要减少香港废物量,保持小区洁净,减缓全球暖化,我们必须向以下4项目标进发:


1. 源头减废,立法限制一次性产品


政府应立法规定生产商必须回收50%以上的产品包装。立法限制使用一次性产品包装、用具,也已经得到香港民众普遍认同。根据世界自然基金会去年公布的一项调查,近八成受访者支持立法规范餐饮业的一次性塑料餐具。一刀切要求禁止所有一次性产品固然是不可行的,故政府更应积极考虑从个别行业或产品包装入手,再逐步扩大监管范围。


世界各国已有许多限制一次性产品的立法。例如欧洲议会去年通过法案,将于2021年起全面禁止欧盟国家使用一次性塑料产品。香港也应跟随世界潮流,从商业源头入手减少废物。同时,针对广告商滥用市场力量鼓励浪费以及制造商“故意短命”的经营策略等,都应立法监管,源头减废。

汇丰银行于香港地铁投放的广告(照片来源:全球化监察)

2. 积极介入回收业


本地回收业在地产霸权、土地不足的情况下经营艰难,所以政府支持回收业是必要的。香港废物三大来源(厨余、废纸、塑料)都亟需本地回收厂接纳,转废为能,否则会给堆填区带来沉重负担。官员常说,政府没有理由补贴私人企业。其实,政府经常这样做,不过不是补贴小企业,而是补贴大企业,迪斯尼就是例子之一。事实上,政府不一定要靠补贴私人企业来达到目的,也可以自己经营回收再造工厂。如果政府可以全资拥有海洋公园,为何不能全资拥有现代化循环回收工厂?如果公营回收纸厂制造纸张供给全港政府及教育机构,岂不是一项有益师生、教育及地球的公益事业?


然而现实是,政府不但没有带头发展回收产业,投入的资源也相当缺乏。


在回收纸业方面,虽然去年有些进展,但政府的支持仍然不足。全港首家纸盒饮品包装回收商“喵坊(Mil Mill)”于2019年10月底开始运营,其经费包括企业投资和政府回收基金。然而,喵坊仍面临很多困难:回收技术仍在测试,连月亏损,需达到产量等目标才能收到政府资助。假如政府在纸厂启用之始便提供充份补贴,不仅能让纸厂在各区更多地方设立回收试点,提高纸盒饮品包装回收率,亦能加强纸厂处理能力的利用率,对于纸厂乃至整个回收产业的发展来说,百利而无一害。


3.取消前线工人外包制度,阻止外包商剥削工人牟取暴利


清洁工身为前线工作者,付出努力最多,但报酬却完全不对等。外包制度无疑是导致众多恶果的制度。其一,在“价低者得”的原则下,清洁工待遇会遭剥削。其二,承办商与清洁工定期重签合同,令后者无法通过累积取得相应的年资和年假。其三,由于成为承办商的门坎偏低,外包商的素质一般较低;外包商不受政府严格监管,工人就会失去就业保障。根据香港天主教劳工事务委员会2019年发布的《政府外包清洁工人工资及待遇调查》,逾七成外包工表示承包商雇主没有安排合适的地点供其用膳,逾四成的值勤室没有风扇或抽气扇等通风设备。从上可见,从待遇到工作环境,工人都因外包制度而受到不容忽视的剥削。


尊重前线工人劳动价值,是环境正义的必有之义。外包制度乃万恶之源,惟有取缔之,才可以改善工人的工作环境,令废物管理不再是厌恶性行业。


4.全面普选,促进公民社会


欠缺民主政治下的公众参与,就难以形成长远的环保运动。香港自回归以来,在环保政策及环保运动上屡屡举步维艰,实际上源于民主政治的发展几乎停滞不前。欠缺民主政治,就意味着欠缺公众参与,从而导致欠缺约束权力的机制。市民普遍没有对公共事务的监管权力,不受约束和限制的政府就容易倒向权贵与大财团,最终轻视环境保护。


日本在上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因工业污染导致熊本水俣病、富山痛痛病等环境公害事件,却在此后十年间逐步成功防治环境污染,关键就是其民主制度及公众参与。譬如说,自六十年代起,受环境公害事件影响的公民不断发起大规模请愿、游行和法律诉讼运动;同时间,媒体一直在查证和公开报导环境公害事件;更重要的是,当时执政的自民党所获选票从1960年的58%下降至1969年的48%,令自民党政府不得不正视环保议题。


由此可见,要改变环保政策长期偏袒大企业、欺负小市民的状况,既需要环保运动的壮大,也需要争取全面普选,以纠正官商勾结,促进真正的环保大业。


本文摘自全球化监察报告《两岸三都垃圾围城的对策(香港、广州与台北减废经验之初步报告)》,如果您对这个议题感兴趣,欢迎查看全文

香港环卫和回收现状(上) ——外包商赚得脑满肠肥,劳动者受尽剥削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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