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天祥在日本

文天祥（端平三年（1236年）～至元十九年（1283年）），初名云孙。字宋瑞，或履善。号文山。江西吉安庐陵人。宝祐四年（1256）状元，授承事郎，升任浙西、江东制置使兼知平江府，再任右丞相兼枢密使。人称“状元宰相”。他任官时间不长，奉命赴皋亭山，与元丞相伯颜议和被拘，逃归后聚兵抗元。但是，“奔波江海竟南回，一木难支大厦摧”，抗元活动终归失败。祥兴元年（1278）十二月，文天祥被俘，蒙元惜才，屡次劝降，但文天祥宁死不屈，书《过零丁洋》诗以明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句诗脍炙人口，流传天下。元至元十九年（1283），文天祥于元大都就义。

系狱三年，尽管环境恶劣，土牢阴湿不通风，水气、土气、日气、火气、米气、人气、秽气数气交杂，但他善养“浩然之气”，无所畏惧。“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为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廷。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正气歌》表现了他耿直如铁的爱国之心，至今广为流传。

崖山一战，南宋命运巨轮沉入海底。多年后，钱谦益感叹道：“海角崖山一线斜，从今也不属中华。”屈大均谓：“乾坤于此尽，海底有中华。”蒙满异族统治带给了汉族文人深深的文化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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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大家可能想不到，文天祥在日本也是鼎鼎大名，甚至可以说他对日本精神史都有很大影响。

譬如，曾在江西师范大学任教的森野昭说，自己在赴任前，对江西可谓一无所知。但他知道景德镇是陶器的有名产地，婺源是中国最美村庄，鄱阳湖是周瑜训练水军的基地，庐山是佛教名山，九江是陶渊明的出生地，吉安则诞生了一代忠烈文天祥，后者对吉田松阴的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日本流传一个传说。文天祥系狱大都，身上浮肿。大夫开的药方完全没有效果，大家都以为没治了。文天祥本人也以为大限将至，对狱友说：“死倒没什么抱怨的。只是号子里老鼠多，我死了，尸体最好用绳子吊在屋梁上，让它们咬不到。”

第二天，不知从哪儿出来一只猫，就是赶它不走。神奇的是，浮肿也日渐一日地消退了，四十多天后大病痊愈，猫也不见了踪影。文天祥这才没有死于狱中。

这个故事的流传大概受了文天祥《正气歌》的影响吧。

在日本某BBS论坛，论及名字最帅气的中华英雄，有人会举出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的名字，说明日本人对于中国古代历史的谙熟。此外，有人将文天祥作为游戏角色，还有人将他的《正气歌》作为降妖除魔的咒语。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像文天祥这样恪守臣节的人物都颇受欢迎。关羽过五关斩六将，孔明北伐而上《出师表》，是日本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场面。如作家德田秋声在作品中写道：“我在孩子时，在乡党的汉学塾，爱读文天祥的《正气歌》和诸葛亮的《出师表》等，年轻的热血为之沸腾。”

论及忠义，日本人会说到“忠臣藏”，那是大石良雄等47个武士（赤穗藩士）为主君报仇的故事。在明治时期，“白虎队”也被作为忠君之鉴。会津藩的少年兵因战败在饭盛山集体切腹自杀。日本尚义的文化，在如今的师徒关系、“亲分子分”（老大和喽啰）关系中仍有体现。

相比东方，西方这类忠义故事则比较少，可能是因为西方文化更重视个人实际利益。西方的封建制度背景是罗马的法律主义，是崇法的，这也为后来的民主制度做了铺垫。而日本的封建制度，背景是中国的儒家思想，强调伦理上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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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献遗言》是儒学者浅见絅斋（1652～1711）的著书，为江户前期的重要作品。本书收集了中国屈原、孔明、陶潜、颜真卿、文天祥、谢枋得、刘因、方孝孺等八名忠臣的遗文、略传，此外还辑录日本的忠臣、义士行状。书中收录的文章分别是：屈原《离骚怀沙赋》、诸葛亮《出师表》、陶渊明《读史·述夷齐章》、颜真卿《移蔡贴》、文天祥《衣带中赞》、谢枋得《初到建宁赋诗》、刘因《燕歌行》、方孝孺《绝命辞》。

天祥被捕，护送元都之途，到故乡。

痛恨难耐，绝食，遣人至祖庙曰：

乌乎，古来危乱之世，忠臣义士、孝子慈孙，其事两全不能者久矣。

吾生不辰，罹此百凶，求仁得仁，抑又何怨。

幽明死生一理也，父子祖孙一气也，冥漠有知，尚哀监之。（引自 浅见絅斋《靖献遗言》卷5“衣带中赞”）

浅见絅斋，初名顺良，后为安正，号絅斋。此絅斋取《礼记·中庸》“衣锦尚絅”之意。浅见写作《靖献遗言》，原本是准备以日本人物为中心写的，但考虑到当时是幕藩体制，实际权力在将门，本书的中心也就换成了不失忠节的八位中国历史人物。

浅见絅斋向门生讲授，另成《靖献遗言讲义》。他在当时很受学生尊敬。据门生稻叶迂斋在《迂斋先生学话》中回忆，（浅见）先生出来时，弟子都跪倒在地下，没一个人敢抬头。

土佐的谷秦山、京都的竹内式部都曾讲授《靖献遗言》。竹内式部给公卿讲学，传授神书、儒书、兵学等内容，提倡“大义名分”，批判当时的幕府政权，力图“皇权回复”，终于酿成了1758年的宝历事件，相关人员被处分。

儒者山片蟠桃在《梦之代》中激赏栗山潜锋的《保建大记》和浅见絅斋的《靖献遗言》。他写道：“日本书籍虽多，无涉世教。庆长以降，武德炽也，文家亦不少，大儒数辈所著之书，说孝弟仁义颇多，其中栗山先生之《保建大记》及浅见先生之《靖献遗言》冠之也。……乌乎，浅见氏真髓在此书，读此书不落涕人，其人必为不忠。”

吉田松阴好读本书，他在《野山狱文稿》写道：“《靖献遗言》一书令读者忠义之心勃然沛然而兴起。”很明显，本书对近世勤王思想（尊王倒幕）的勃兴产生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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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立藩主水户齐昭的学者藤田东湖（1806～1855）在“天保改革”失败后，被迫软禁。他在幽闭期间，仿作《正气歌》，抒发忧国之思。1853年的“黑船来航”事件后，东湖重获登用，致力于海防事业。但两年之后发生安政大地震，本已逃生的东湖为救母亲不幸被房梁砸死。

他的《和文天祥正气歌》历数日本的忠烈，分别是：排斥外来佛教的物部尾兴、中臣镰子、大连；挫败妖僧道镜夺权计划的和气清麻吕；杀元使者的北条时宗，“元寇”时“神风”护国；掩护后醍醐帝撤退的藤原师贤；代替护良亲王切腹的村上彦四郎义光；被囚土牢的护良亲王；誓死护主的楠木正成；殉死的武田胜赖；战死的鸟居彦右卫门；为主复仇的赤穗义士四十七人。他在诗中高呼“忠诚尊皇室，孝敬事天神”“死为忠义鬼，极天护皇基”，因为尊皇思想，他的《正气歌》在明治、大正、昭和初期广为吟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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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田松阴（1830～1859），是幕府末期的思想家、尊王论者。他开设松下村塾，培养了高杉晋作、伊藤博文等人才，推动了明治维新。吉田松阴也写了《正气歌》。这首汉诗中，他提到菅原道真、毛利元就、赤穗四十七士、和气清麻吕、平敦盛、楠木正成、丰臣秀吉、坂上田村麻吕。诗中写“从墨夷事起，诸公实不力。已破妖教禁，议港州南北。”吉田松阴主张尊皇攘夷，批判幕府对基督教宽容、开港的政策。

如下文字摘自吉田松阴绝笔《留魂录》，是寄给高杉晋作书信的一节。

“贵问曰，丈夫所死如何。仆去冬以来，死一字大有发明。李氏《焚书》功多，其说甚长，约之则为，死非所好，亦非所恶。道尽心安，便是死所。世有身生心死者，有身亡魂存者。心死，生无益也；魂存，亡无损也。所谓死生，吾久齐之者乎？又一种有大才略人忍辱为事，妙（如明徐楷助杨继成）。又一种无私欲者，不妨偷生（如文天祥不死崖山，偷生燕狱四年是也）。死当不朽，随时可死。生可望大业，随时可生。（人生目的在不朽，人业所志，成其不朽而已。）”以仆所见，措生死于度外，言其当言而已。

文天祥的“偷生”，不过是选择了抗战这条路。朋友劝阻，他说：“第国家养育臣庶三百余年，一旦有急，征天下兵，无一人一骑入关者，吾深恨于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徇之，庶天下忠臣义士将有闻风而起者。”

在五坡岭被张弘范拘捕后，文天祥也一度被送到崖山，但他拒绝跪拜元人，也没有劝降张世杰，相反留下了《过零丁洋》，以表洁白。德富苏峰评论吉田松阴道：“慷慨赴死易，从容就死难。彼处难而安详静肃、意长神远,殆如有冥化于无极精神者也。”吉田松阴从李贽看到“道尽心安，便是死所”。在文天祥这里，“道”就是忠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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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面所述三位思想家以外，日本的藩士、武夫，乃至明治维新后的军人也受文天祥的忠君思想影响。譬如，日俄战争时，广濑武夫也有自己的《正气歌》，这是后来被吹捧为“军神”的人。他在这首七言诗中称赞赤穗浪士、楠木正成、西乡隆盛、月照、桥本左内、吉田松阴、菅原道真，表达自己“七生人间报国恩”的心愿。这里不再赘述。

前一阵，《镰仓殿的13人》火了，坂东武士的矜持令人印象深刻。学者丸山真男认为，传统的坂东武士之习由“强烈的名誉感和自负心”及“主从之契（或情分）”二要素组成。在江户时代，天下太平，武士不再是战士，他们新的定位是完成政治支配的官僚。武士也就是士大夫，其正统的伦理思想就不是战国时代前的“武”的伦理，而是以“五伦五常”为中心的儒家的士道。江户时代虽然还讲“文武两道”，但更侧重于“文”。在此背景下，对于“义”的崇尚也就成了基本的武士性格，诸葛亮、文天祥等忠臣，也就和赤穗义士、楠木正成等人一起成了日本藩士乃至庶民的精神偶像了。

参考：

《宋史·文天祥传》

德田秋声《一隅より》

早稻田大学近藤一成《つまるところ文天祥は何のために死んだのか》

李斌瑛《幕末期における武士階級の倫理思想——幕末の社会情勢との関連を中心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