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卡尔的沉思
笛卡尔的沉思

未曾写下的,都终将被遗忘。

城市放宽摆摊限制,不应只是权宜之计

近些天来,网上关于摆摊这一话题的讨论,愈加趋向娱乐化。比如PS各类明星的摆摊照、各行各业的摆摊分析,以及出售摆摊秘籍和培训课程等等现象,层出不穷。

摆摊这一话题之所以变得娱乐化,一方面与人们有着自我娱乐的精神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人们对摆摊存在浪漫的想象有关。在许多人看来,所谓摆摊,就和自己大学毕业时,把宿舍里四年攒下的东西,拿到操场上去卖一样轻松、简单。

但是,如果我们想要更深入理解摆摊这一话题背后所凸显的问题,那么,我们就不能只满足于自我娱乐和浪漫想象。

我们必须认识到,城市决策者允许民众摆摊,不应只是一个权宜之计。


一、如何看待摆摊成为当前的热议话题? 

5月28日,李克强总理在新闻发布会上关于地摊经济的谈论,是摆摊成为热议话题的直接原因。但在这直接原因背后,则是更为迫切的现实:我国当下正面临严重的失业问题。

正是因为失业问题在当前十分严重,所以李克强总理才会特意提及成都开放摆摊的例子。据相关的报道称,成都设置了3.6万个流动商贩的摊位,一夜之间有近10万人就业。

 因此,在李克强总理的“表态”下,近期中央文明办表明占道经营、马路市场、流动商贩等,不再将其列为今年文明城市测评考核的内容。而各地政府也纷纷推出相应举措,划定摆摊区域暂时开放给需要的摊贩。

 这些措施对于应对失业问题无疑会有一些帮助。但我们必须看到,当前政府的所有相关措施,都只是一种权宜之计。

 也就是说,当前政府所有关于开放摆摊的措施,都只是为了应对当下的失业问题。等熬过这段时期后,各地城市很显然会重新禁止民众摆摊。

 但是,城市里以低收入者群体为主的普通民众,在城市摆个地摊,真的只能奢望决策者的“恩赐”吗?普通人就没有在城市摆地摊的权利?而只能天天和城管们“玩”猫捉老鼠的游戏?

 

二、我国各地城市为何要禁止摆地摊?

今天,《北京日报》一则题为《北京城管执法部门:依法严格查处占道摆摊设点违法行为》的报道,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

 在这则报道中,北京市城管局表示:“针对当前本市个别地点出现的摆摊设点、占道经营等违法行为,市民反映强烈”。同时,该局要求:“本市各级城管执法部门要加强执法检查,依法处理这类扰乱市容环境秩序的违法行为”。

 从这则消息中我们不难看出,北京市城管局认为摆地摊这种现象,扰乱了市容市貌以及社会秩序,因此是一种应该处理的“违法行为”。

事实上,我国各地城市之所以要禁止民众摆地摊,总结起来无非以下几个原因:1、破坏市容市貌;2、食品安全难以保障;3、影响城市交通秩序;4、噪音扰民;5、破坏城市卫生环境等。

而北京市城管局今天通过《北京日报》所传达的这则消息,无疑也主要是和这几点有关。

 

但是,这几点说法是否可以成为禁止民众摆地摊的合理理由呢?

 

三、城市是否应该禁止民众摆地摊?

 我的看法是,上文中提到的这些理由,不能成为城市禁止民众摆地摊的合理理由,城市也不应该直接禁止民众摆地摊。

 理由如下:

1、当前我国相关的城市管理条例,主要是将“整洁”“美观”作为市容市貌的治理目标。然而,常识告诉我们,判断是否“整洁”“美观”的标准,实际上存在很大程度的主观性。而在现实的操作中,城市执法部门也往往习惯于一刀切,把流动摊贩直接轰走;

2、流动地摊潜在的食品安全问题,确实需要引起重视,但这完全可以通过个人信息登记来颁发营业执照的方式解决。其次,由于流动地摊的食品制作过程相对简单和公开,消费者自身其实就可进行直接监督,这比监督毒奶粉和毒疫苗的生产可要容易得多;

3、个别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的行为,确实会严重影响到城市交通的秩序。关于这一点,可以通过引导的方式来解决,比如划定可能会严重影响到交通秩序的区域,在这一块区域内禁止占道经营,其它地方则视具体情况而定;

4、至于噪音扰民,可以通过限制民众摆地摊的时间,以及尽量远离居住区来解决;

5、流动地摊在一定程度上会破坏城市环境,但其是否会严重到城市的环卫系统无法解决而必须禁止的程度?这是需要打一个问号的。

 

四、禁止摆地摊背后的实质问题是什么?

 2017年11月18日,北京大兴西红门镇发生火灾事故,19死亡,8人受伤。随后,北京市政府下令开展为期40天的专项行动,清理排除城市中的安全隐患。

 在这场专项行动中,成千上万的农民工于寒冬中被迫搬迁,并在这座“伟大的首都城市”流离失所。许多人也因此质疑官方看似是为预防安全隐患,实际上是在驱赶“D端人口”。

 当时,北京市安全生产委员会相关负责人回应说,这次专项行动的目的,就是为了人民生命的安全,政府有责任采取必要的措施制止违法经营,消除严重安全隐患。

但问题是,在这事发生之前的几年里,北京的一些专家们,就开始在探讨靠政策驱逐D端人口,而当地政府的一些公开文件中,也赫然将“D端人口”这一类的词语写入其中。

 其次是,当地政府在采取这样的措施之前,其实也没有充分考虑被迫搬离的民众的后续安置。

之所以提起四年前的事,是因为它与城市禁止民众摆地摊是同一性质的问题:一座城市该如何对待低收入的普通民众?

 很显然,以摆地摊为生的人,大多都是因为没有本钱去租店面,同时又没有其它渠道来维持生计。对于他们来说,摆地摊是一个能够获取收入且成本相对较低的渠道。

 禁止民众摆地摊,所表明的无非是我们的城市对底层民众的包容度,有点小了。

 就像北京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告诉《北京日报》的记者,如果现在放松摆摊限制的话,“街道脏乱、假冒伪劣、噪音扰民、游商满街、堵塞交通、不卫生不文明等曾经的城市顽疾就会卷土重来,这不利于树立良好的首都形象和国家形象,不利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对此,许多人可能会忍不住问:难道维持首都和国家的形象,能比保障低收入国民的生计更重要吗?难道民众摆个地摊,就会阻碍所谓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摆个地摊和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一定是冲突的?

 

结语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许多人应该都知道,这是狄更斯在《双城记》的开篇所写的话。我想,这句话可能也适用于我们当下所生活的这个时代。

 我们赶上了共和国最快速发展的一段时期,似乎也开始进入最为艰难的时刻。

但尽管如此,我们伟大首都的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却依旧傲慢地认为,民众摆个摊,就会毁了首都和国家的良好形象。

而更多的城市决策者,则只是因为形势所迫,才极其不情愿地同意暂时放开对民众摆摊的限制。

然而,即使在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后,我们也必须承认,城市中依然还会有人数众多的低收入者群体,他们需要摆摊来维持生计。

 面对这一群人,政府的决策者们,实在不应将当前放开摆摊限制的措施,只视作权宜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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