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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力,香港藝評人、劇場策劃人、監製、插畫師。獲2015香港藝術發展獎「藝術評論」新秀獎。主要書寫香港、台灣、歐美藝術及電影評論、事件、文化現象。

《Paisajes para no colorear》,智利的青年也在抗爭,在荷蘭藝術節看香港反送中

今年有幸獲邀成為荷蘭藝術節的媒體及評論嘉賓,可惜時間有限,能看的演出很少,加上整個行程也在關注香港反送中的情況,確實很難投入。曾冒昧致函給藝術節,希望可以給予一節時間來演說香港的嚴峻境況,但還是因時間表太滿而被婉拒,但同事卻願意與我見面,及把資料發給當地媒體,也很感謝。確實整個歐洲都在看事情發展,大家都很擔心六四再現,即便在快餐店看到新聞,也有居民跟我說加油,實在很感動。

回說藝術節,今年主題為「The World on Stage」,明示了要將不同國家的政治及社會問題搬到舞台,而我選看的所有節目,都很巧合地與後殖民這個主題有關,更加多是節目都談及被壓迫者的問題,邊緣身份,以及對當前政府的失望。而且,2019年的後殖民議題,已不再是身份迷失,重構文化等被動式討論,而是如何自主獨立,抗拒被定型,質疑當權腐敗政府的主動出行。或者藝術在政治體制前還是一種消極的表達手段,但這種手段,即使還在劇院發生,還是以故事與隱喻迂迴行走,但也有其爆發激烈能量的時候。

最值得一提的,就是深具力量的智利演出《Paisajes para no colorear》(Landscape without colour),中文翻譯可以是「不修飾的現象」,一個由九位13到17歲智利女生演出的節目。厲害的是它的高質素,高能量,以及議題的衝擊性,完全顛覆了我對青年劇場的想像維度,看後會深深地反思,一直以來青年劇場的低質素藝術水平,及至以低質來自許為活力、青春、欣賞青年的坦誠等定位,都全是成人的政治正確下,及社會對青年的有形及無形壓抑及固有形象所造成。例如,不只香港及台灣,甚至我很難想像歐美國家會像演出一樣讓13歲演者在台上坦言自己已懷孕、墮胎、被強姦、校園覇凌、家庭對女孩的極端約束、性別定型、政府對女性的歧視,以及政府的無能等。原因是當涉及青年上舞台,就會牽連到藝術節、教育部、學校、家長集體嚴正關注,以生怕影響表演者的心理,是否向青年正確灌輸概念,及以保護青年心靈不受傷為由,而加了很多很多重的約束,而更重要的是青年自己也可能怕下台後不知如何面對家人及朋友,而自我審查,最後出來的一定是正面的,以塑造社會大眾認為的正面的青年形象,好讓教導觀看的青年,縱然青年表演者及觀者都知道那並不反映真實。當然,在反映真實這個話題上,劇場永遠都沒辦法還原真相,正如導演在文稿說:「當有人說對我作品感到震撼,我都會很震驚。因為我們都知道現實世界中的情況,在媒體看到的都遠比台上的震撼很多倍,舞台根本沒辦法呈現現實的荒謬的十分之一。」然而,演出的強大力度在於,它通過青年,特別是少女的身體、語言、咆吼,來呈現社會真實的被害致死亡的大量少女故事,也包括社會如何迫害演者自己的最純粹想法(對,我還是說是呈現),她們看似沒有上述的要事前或事後向社會及家長交代的包袱,而盡情批判身邊所有的人物及單位,正如女生對演出中的重要道具,作為第十位「女性」的成人吹氣娃娃說,她一直是成人的發泄對象,是被定義為某種女孩形象,口一直要張開,卻沒辦法反抗或發聲,她只能是精液的儲藏室;而最後,同性戀女生說她們作為智利的未成年女孩,生下來就要面對被家庭、學校、社會、政府歧視、被定型、被侵犯、被懷孕、被看輕、被侮辱等的重大危險中,而且是無處不在。這些對社會不尊重青年人,特別是不尊重少女的制度,演出並不是學者、編劇、成人等借青年的身體來批判,而是全由青年自行設計及自白,才致有劇名「不修飾」的意義,當少女逐一讀出十年來被害致死的智利少女名字時,觀眾必須剝下高姿態的身份,不論年齡,而去正視身為人的尊嚴。

可以說,九位青年演員的身體不算專業,但其實比很多很多演員都好,原因是我確實從沒見過這種坦承的,要耗盡所有精力去哭泣、咆哮、大駡、破壞物品的力量,那份坦白,完全地提升了演者的自信到極限,她們突破了一切的牆,那些真實家庭及社會給予的禁忌,終於把力量收回到劇場,像爆炸一樣炸開觀眾的思緒。

我不能說這才是真正的青年劇場,而是會問我們一直建築的青年劇場是什麼?目的又是什麼?或者導演確實沒有做什麼震撼的演出,但他肯定在掌摑了那麼一堆站在道德高地,包括團體及青年自己也在構築青年的某種社會形象,旨在為青年發聲的演出。回看香港,老師朋友出文說德國小學會讓學生討論政治議題,但香港學校一邊視政治題材為禁忌,一邊又說要學生多了解(成人假定的)社會,那是多麼矛盾。以致,青年一直活在有很多東西不能說,又同時面對其中的那些危機,包括政治、性議題、暴力、侵犯、反對權威,以及獨立思考(我指的是不同於學校及家長的見解),以使青年當真正面對這些危險時,他們首先會想及的不是如何保護自身或回避危險,而且怎樣不被責難,即使他們才是受害者。反過來說,這可能也是為什麼香港社會運動能夠動員那麼多青年的反彈原因之一。在香港由社會、學校、家長共謀的超高密度的壓抑底下(我猜我不用再說明吧?),青年受盡極大量從社會乃至家庭的虛偽資訊及教育,當他們從其他地方知道世界不一定如此時,來到無數臨界點的集合時間上,在他們及至香港人覺得沒什麼可以再輸的情況下,就會有大規模的能量釋放,去挑戰權威。當然你可以套用那些學術用語,公民覺醒,新生代轉型,社會範式轉移,後革命年代等。但我更關心的是,人的內在情緒成長,以致我還是會傾向以劇場的角度出發,去思考呈現真實及情感的力度。正如這個演出,當我看到那九位女生在台上拿着麥克風大叫,不斷打擊四周的物件,嚎哭,在房內瘋狂唱歌及吃忌廉,我便會把她們的身影,與百萬遊行,催淚彈及子彈前的香港學生身影重疊。在地球的另一邊,我一個人,可能是劇院內唯一的一個香港人,一邊看着,一邊痛心,淚水不斷地流,我看到年輕肉身的內在,有着那麼純粹想反抗不公平制度的靈魂,然而一直以來都被成年人辜負,無視,侮辱,扭曲,侵犯,毒打,甚至被青年自己的情感壓住,然而即使他們滿身傷痕,內心還是要吼叫,在掙扎,去爭取本來屬於他們的世界之中,一些不被認同的正義,那些在不正常的常規之外的公義。

不少藝術朋友都說在廿一世紀很難找到沒人做過新的點子及觀點,然而當我看過這個演出,以及二百萬香港人走出來,我會回應說,我們沒辦法突破,那是因為我們沒有看清自己的界限,也沒有勇氣去面對所謂的常規之外的真實而已,正如我們從來沒想過要13–17歲青年在台上赤裸地談他們的性經驗及性取向,我們永遠預設他們是脆弱及純潔,必然會因為演出而受傷,然而我們從來沒反過來思考,真正令他們受傷的更可能是有禁聲,失去言論自由,及有屈不能伸。故此,倘若某件事是對的,非做不可時,那新的形式,新的世代就會出現,而其力量是難以想像的。

觀賞場次,2019年6月14日,20:30,阿姆斯特丹市立劇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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