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从木下惠介到小津安二郎：日本电影中的酷儿路径

原标题：Since the Age of Keisuke Kinoshita and Yasujiro Ozu: The Journey of Japan’s Queer Films

作者：Sho Akita & Yutaka Kubo

译者：覃天

校对：易二三

来源：Japanese Film Festival Plus（2021年7月30日）

【本文首发于《虹膜》公众号】

在日本，「LGBT」一词据说从2015年左右开始被社会广泛认同和理解，当时东京都的两个区建立了承认同性伴侣的制度。大概从那时起，描写性少数群体的电影和电视剧急剧增加。然而在现实中，这并非最近几年才发生的改变。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历史，就会发现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木下惠介和小津安二郎等导演就已开始拍摄那些摆脱异性恋、性别二元论和「正常」概念的影片。

这样的观点在一场名为「内与外：影视作品中的LGBTQ+」的展览中得到了重新的审视。该展览从2020年持续到2021年，回顾了从二战后到2020年初日本影视中这一题材的表现形式。在这篇访谈中，我们和策展人久保丰继续就这一话题进行了讨论。

 问：此次展览聚焦了二战后日本的那些酷儿（社会限定的异性恋之外的一系列性身份和性别身份/表现）电影，你觉得海外观众也了解这些影片吗？

久保丰：松本俊夫的《蔷薇的葬礼》（1969）常常被视为日本酷儿电影的代表之作，然而其他同类影片可能不太为人所知。

问：为何《蔷薇的葬礼》在日本酷儿电影中显得如此重要？

久保丰：我认为这是因为《蔷薇的葬礼》呈现了上世纪60年代新宿「同性恋男孩」的生活，而这在当时的日本被认为是具有开创性、先锋的做法。影片的开头是一个直观的性爱场景，之前的主流商业片中还没有出现过。因此，面世之后，《蔷薇的葬礼》一直被人们视为一部重要的、描述性少数群体生活的影片，且备受赞誉。

问：片中的一名演员池畑慎之介（在2019年之前，他以艺名「彼得」亮相）也出现在许多电视节目中，在日本很有名。用今天的术语来说，池畑会被称为非二元性别者，但在大众媒体没有直接提及他身份的情况下，池畑一直积极从事着演艺事业。

久保丰： 你说的没错，也很重要。不可否认，《蔷薇的葬礼》对其他电影产生了影响，但我想通过这个展览向世界强调，《蔷薇的葬礼》不是日本唯一一部酷儿电影。这也是策划此次展览的原因之一。

问：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策划这次展览的？

久保丰：早在2018年，我就有了做一个以 「酷儿电影和日本」为主题的展览的想法。我当时正忙于完成在京都大学的博士论文——研究导演木下惠介（1912-1998）的电影为何在日本酷儿电影史上有着如此重要的位置。在完成博士的学业后，我觉得我需要进一步研究在整个日本电影史中，近当代电影人对性少数群体、性别身份等主题的表现方式是如何一步步改变的。

问：我在看展的过程中对你的这一策展思路深有体会。在展览的开端部分以酷儿视角解构了小津安二郎（1903-1963）、川岛雄三（1918-1963）的电影，供观众赏析。

久保丰：是的，展览介绍了小津安二郎的电影《晚春》（1949）、《麦秋》（1951）和《东京故事》（1953）。影评人罗宾·伍德和电影研究者菅野优雅分析了这些影片中人物可能呈现的女同性恋倾向。展览也对木下惠介的《惜春鸟》（1959）进行了介绍，电影评论家石原郁子认为它是「日本主流电影中第一部描写男同性恋的电影。」

《惜春鸟》中有一个腿部有残疾的男性角色，但电影清楚地描述了他对一个回到家乡的男同学有着某种强烈的感情。我当时也被这段叙事给迷住了。

即便《惜春鸟》中暗含的同性情感是如此的明显，但木下惠介从未在他的任何一部作品中使用「同性愛」（doseiai）这一日语词。然而纵观影史，早在上世纪50年代，这个词就已经出现在电影中了，例如若尾文子主演的《十代的性典》（1953）。然而，即便木下惠介没有直接使用这个词，但他让观众通过演技、台词、手势和电影语言来推测某些人物可能是同性恋者。

问：将《惜春鸟》称为日本电影史上第一部同性恋影片，这是否存在学术争议？

久保丰：就石原郁子的论著而言，我认为在刚刚提到「日本主流电影」这样范围内界定这部影片比较合适的。木下惠介导演了超过50部影片，在学术上有理有据地提出他电影中的酷儿性本身就是一个重要、有意义的举动。

问：当从同性恋的角度重新评估二战后直到今天的日本电影时，你认为这些作品对女同性恋的描述方式是怎样的？

久保丰：在为展览做案头研究时，我发现在20世纪50年代的日本电影中，描述女同性恋的影片要比男同性恋多。

当时在描写女同性恋者的影片中，总会有一个我们难以忽视的、特别的倾向，那就是男性常常以「入侵者」的姿态出现。例如，两个女人之间的关系往往被一个男人破坏，或者一个女人被一个男人征服，因为「她必须结婚」。和日本国外讲述女同性恋的影片一样，被抛弃的女人的生活一定是疯狂或悲惨的。

问：我想知道当时性少数群体是如何看待这些电影的。因为在主流媒体中无疑很少有机会展示同性恋者的存在，所以肯定也有一些人希望看到为他们这个群体拍摄的影片。另外，据你所知，大约从什么时候开始，描写性少数群体的影片数量有所增加？

久保丰： 在日本，据说女性杂志《CREA》1991年1月刊上的一篇专题文章成为了导火索。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同性恋热潮」，包括杂志和广播在内的各种媒体都报道了同性恋者的情况，并有很多描述同性恋的电影和电视剧。1992年还举办了第一届「东京国际男同性恋与女同性恋电影电视节」。到了2000年代后半期，以男性之间的同性恋关系为主题的漫画，即所谓的「耽美」漫画，被频繁地改编成电影。

然后，在2010年代，主流媒体开始使用「LGBT」一词作为商业策略。而在日本社会，所谓的「LGBT热潮」在2012年左右开始兴起。鉴于这种情况，描写性少数群体的电影数量也急剧增长，但重要的是，描写性少数群体的电影并没有以线性方式持续增加。在很多情况下，描写同性恋者的电影数量有增有减，影响它的因素有很多，比如电影业的状况、性少数群体在社会中的地位以及他们争取权利的运动。

问：即使电影的数量增加，也并不意味着性少数群体的生存状况在「进步」吗？

久保丰：是的，在筹备展览时，我也强烈地感觉到，描述性少数群体的电影数量的增加并不等同于「进步」。

不幸的是，今天有一些关于性少数群体的电影项目，只是因为 「他们可以抓住流行的热潮」。虽然我不认为有必要询问制片人对性取向或性别认同的看法，但我认为对性少数群体的话题是被利用的，因为一部电影「将成为热门」，但它却没有关注到或支持社会上关于性少数群体的平等权利和生活的实际情况，这一点令人叹息。

更不用说，在这个时代，观众可以轻易地在YouTube或其他流媒体平台看上电影。我不太鼓励年轻人，尤其是青少年，可以轻易地看到这样的影片，这些影片可能以悲剧或贬低的方式描述性少数群体，让他们变得萎靡不振。因此，我认为我们的电影研究者和影评人必须以批判的眼光来认真审查这些电影。

问：也就是说，在你看来，正是因为电影如何描述LGBTQ+的主题和这一群体的人权和生活直接相关，所以应该用冷静而非猎奇的眼光来为这一群体发声，并且创作电影，同时还应该保持批判的目光吗？

久保丰：是的， 我认为这一点尤为重要。在办展时，各路媒体都问我他们能做什么。我告诉他们，请提供全面的批评意见。因为想要批判，他们首先要学习。

我认为，不能让「LGBT热潮」仅仅因为性少数群体代表的增加而被赞美结束。我希望能够考虑这股浪潮背后的历史，以及不应该轻视历史的原因。

问：回顾历史时，「想象」的能力很重要，不是吗？是不是因为人类没有能力完美地记录历史，所以我们的意义是通过想象力来填补这些空白？

久保丰：没错。我认为这种方法在90年代初的「酷儿电影新浪潮」中也是有意义的。在国际电影节上，那些毫无顾忌地、有时是强烈地描述性少数群体的欲望和故事的电影受到了赞扬，并被称为「新酷儿电影」。这使得重新发现和研究90年代以前的各种非规范的性和性别表现为「酷儿」的影像成为了可能。换句话说，正是这个重新发现的过程，帮助我们从酷儿的角度重写日本电影的历史。

而在尝试重写历史的过程中，我相信需要的正是是你刚才提到的那种想象力。就像石原郁子写到《惜春鸟》是「第一部描写同性恋者的电影」一样，对木下惠介作品评判的视野一下子就被拓宽了，今天的观众需要想象，当时可能有什么样的历史影响了他的创作。这就是我想通过这次展览达到的目的，也是我在自己的研究中重视的一个角度。

最后，我想补充一点，在准备展览的过程中，我觉得有一件事是真正伟大的。在展览现场有一个空间，参观者可以自由地写留言。其中有一名观众没有写任何东西，而是直接与工作人员交谈。这个人说，自己是LGBTQ+群体中的一员，在年轻的时候经历了很多事情，显然他想象这次展览应该也「只会呈现一段悲伤的历史。」

但是在逛完展览后，那个人说：「我很高兴自己能这样生活着。」我非常重视年轻人的感觉，他们可以「过自己的生活。」在日本，性少数群体的情况相当糟糕，但我相信，更多的人可以从优秀作品的创作中获得勇气。最近日本出现了一些此类题材的优秀电影，比如东海林毅导演的短片《片袖之鱼》（暂译， The Fish with One Sleeve ，2021），其中一个跨性别者试镜并本色出演了一个角色，所以我希望会有越来越多的电影和戏剧作品面世，越来越多的人会谈论它们。

 文章来源：https://jff.jpf.go.jp/read/interview/queerfilms/